摘要：“这里头，有国家的计划，有城市的肚子，还有咱自己的饭碗。你小子在部队是个好兵，到了这儿，也得当个好工人。”

“卫东，这粮站的活儿，可不是扛麻袋那么简单。”

王站长把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缸子推到我面前，水汽氤氲，里面飘着几根茶叶梗子。

“这里头，有国家的计划，有城市的肚子，还有咱自己的饭碗。你小子在部队是个好兵，到了这儿，也得当个好工人。”

我点点头，腰杆挺得笔直，像营房前的水泥旗杆。一九七七年，我从部队转业，脱下穿了五年的军装，换上了一身蓝布工装。胸口的大红花还在眼前晃，转眼就闻上了一鼻子的粮食霉味儿和麻袋的草腥味。

但这味道，我闻着踏实。

我叫陈卫东，二十三岁。在那个年代，我的人生算得上是顺风顺水。当兵保家卫国，是荣耀。转业进了粮站，捧上了铁饭碗，是安稳。更重要的是，我还有一个快要过门的未婚妻，李娟。

李娟是真好看，眼睛像秋天的葡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是街道纺织厂的播音员，声音跟百灵鸟似的，每天中午厂里的大喇叭一响，那清脆的声音就能传遍半个家属区。

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彼此都满意。她喜欢我当过兵，说我身上有股正气，让人安心。我喜欢她有文化，说话细声细气，不像我们部队大院里那些咋咋呼呼的姑娘。

我的转业费，一分没留，全存了起来。我盘算着，给她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再添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剩下的钱，就用来办一个体体面面的酒席。

那段时间，我每天上班都像踩在云彩上。粮站的活儿累，几十斤一袋的粮食，从车上卸下来，再码到仓库里，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汗水能把工服浸透好几遍。可我心里不觉得苦，一想到李娟，一想到我们未来的小家，那麻袋好像都轻了几分。

下班后，我会绕远路，骑着我那辆永久牌的二八大杠，从纺织厂门口过。有时候能碰上她下班，她会坐在我的后座上，两只手轻轻抓着我的衣角，头发被风吹起来，带着一股淡淡的洗发膏的香气。

我们聊的都是未来的事。她说，结婚后要把家里窗帘换成带碎花的。我说，我要在阳台上给她盘个花架子，种上她喜欢的月季。

一切都那么美好，稳定得就像我们粮站仓库里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粮垛，坚实，可靠，一眼就能望到几十年后的安稳日子。

我以为，这就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直到那个星期天，李娟的父亲，纺织厂的后勤科科长李国福，让我去他家吃饭。

我心里挺高兴，以为是要商量我们婚事的具体细节了。我还特意去供销社，凭票买了二斤槽子糕和一瓶西凤酒，把一身半新的工装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抹了点蛤蜊油，梳得整整齐齐。

可我一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对。

以往总是热情招呼我的李娟妈，那天只是勉强笑了笑，就躲进了厨房。李娟坐在沙发上，低着头，手指使劲地绞着衣角，就是不看我。

李国福倒是很客气，给我泡了茶，还递了根烟。他没让我叫叔，而是称呼我“小陈”。

“小陈啊，最近在粮站工作怎么样？还习惯吧？”他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隔着烟雾看我。

“挺好的，李科长。王站长很照顾我，同事们也处得来。”我规规矩矩地回答，心里有点打鼓。

饭菜很快就上齐了，四菜一汤，有鱼有肉，在当时算得上是顶好的招待。可这顿饭，吃得我如坐针毡。饭桌上，只有李国福一个人在说话，说的都是厂里的大小事，说哪个大学生被分到了宣传科，写的文章上了报纸，说厂里准备引进新的机器，以后都是技术工人的天下。

他说的那些，离我的世界很远。我的世界里，只有麻袋的重量，账本上的数字，和机器的轰鸣声。

我闷头扒着饭，心里那点不安越来越大。

终于，一碗饭见底，李国fen放下筷子，清了清嗓子。

“卫东啊，”他又改了称呼，听起来亲近了些，却更让我心慌，“我们家李娟呢，从小就喜欢读书，是个有想法的女孩子。”

我点点头，等着他的下文。

“你也知道，现在国家恢复高考了，形势不一样了。知识才是未来。我们做父母的，总归是希望孩子能有个更好的前程。”

他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但又不敢相信。我抬起头，看向李娟。

她还是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我们家娟儿，最近在跟厂里新来的那个大学生学文化，准备参加夜校，以后说不定还能考个文凭。”李国福的声音很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她未来的路，应该是在办公室里，是拿笔杆子的，而不是……而不是每天围着锅台转，担心下个月的粮票够不够用。”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

“李科长，我……”我想说点什么，想说我能让她过上好日子，想说粮站的工作很稳定，想说我也在努力。可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李国福把我的窘迫看在眼里，他叹了口气，像是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卫东，你是个好青年，踏实，肯干，我们都清楚。但是，感情这个事，不能勉强。娟儿和你，可能……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他终于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我们觉得，你们的婚事，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爸！”李娟终于抬起了头，眼睛红红的，声音带着哭腔。但她也只是喊了一声，就又把头低了下去。

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我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在为我这段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感情倒计时。

我没去看李娟，而是直直地看着李国fen。我当了五年兵，在训练场上流血流汗，在边防线上顶风冒雪，从来没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可现在，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当众剥光了衣服，所有的自尊和骄傲，都被踩在了脚下。

我慢慢地站起身，挺直了因为扛麻袋而有些酸痛的背。

军人的骨气，不允许我在这里低头，更不允许我乞求。

“我明白了。”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觉得意外。

我对着李国福和他妻子，微微鞠了一躬，说：“谢谢叔叔阿姨今天的招待。”

然后，我转身，没有再看李娟一眼，拉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风有点凉。我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那条平时载着李娟，充满了欢声笑语的路，此刻变得那么长，那么安静。

我口袋里还揣着准备给李娟买手表攒下的钱，那几张“大团结”被我的手心攥出了汗，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退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就飞遍了我们这个不大的生活区。

第二天我去粮站上班，一路上都感觉有人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那种目光，不是恶意的，而是充满了同情和好奇，但对我来说，比刀子还难受。

到了单位，平日里爱开玩笑的老刘他们，也都变得小心翼翼。他们会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卫东，想开点”，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换上工装，拿起角落里的铁钩子，开始干活。

那天，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一百斤一袋的玉米，我一个人从卡车上扛下来，稳稳地码在仓库里。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涩得发痛，可我连擦都顾不上。

我只想把自己累垮，累到没有力气去想那些让我难堪的画面，累到没有精力去感受心里的那片空洞。

王站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递给我一张报纸，指着上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市里办的财会夜校班，招生的。粮站可以推荐一个名额，我觉得你去挺合适。”

我看着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字，脑子里一片空白。

“站长，我……我就是个扛麻袋的，哪是学习那块料。”

“胡说！”王站长眼睛一瞪，“你在部队不是当过文书吗？我看过你的档案，字写得不错，脑子也灵光。怎么，让人家姑娘瞧不起了，自己也就瞧不起自己了？”

他最后一句话，像一根针，狠狠地扎在了我的心上。

是啊，李娟和她父亲，不就是觉得我没文化，没前途，一辈子就是个出苦力的命吗？

一股说不出的劲儿从我心里涌了上来。那不是怨恨，而是一种不服输的倔强。我在部队的口号是“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现在，我人生的队伍，才刚刚开始，我不能就这么掉队了。

“站长，我去。”我抬起头，看着王站徒，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王站长欣慰地点点头：“这就对了。人活一口气。这口气，不是为了争给别人看的，是为了争给自己看的。”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两点一线。白天，在粮站，我比谁都干得卖力。那些麻袋，那些粉尘，那些汗水，都成了我磨练意志的工具。晚上，吃过饭，我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点上一盏昏黄的台灯，开始啃那些财会课本。

底子薄，学起来很吃力。很多年没碰过书本，那些公式和概念，对我来说就像天书。有时候，一个问题能琢磨大半夜。宿舍的窗外，是同事们打牌聊天的喧闹声，而我的世界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累，是真的累。有好几次，我学着学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时，脸上印着书本的压痕，脖子僵硬得动不了。

可我心里憋着那口气。

我把李国福说的那些话，翻来覆去地想。他说知识才是未来，他说拿笔杆子的才有前途。这些话，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也激励着我。

我不再去想李娟，不再去想那段被否定的感情。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和工作中。我发现，当我专注于一件事的时候，心里的那些伤痛，好像就没那么明显了。

在粮站，我也开始留心观察。我不再仅仅满足于把麻袋从A点搬到B点。我开始琢磨，怎么码放粮垛才能更节省空间，更利于通风。我开始跟着老会计，学着看那些入库、出库的单子，学着打算盘。

我的变化，王站长都看在眼里。他没多说什么，但偶尔会把他看过的《财会通讯》杂志递给我，或者在业务上，有意无意地指点我几句。

日子就在这种忙碌和疲惫中，一天天过去。我的手上，扛麻袋磨出的老茧还在，但指尖，也因为长期握笔，生出了一层薄薄的新茧。

这两种茧，一个代表着我的过去，一个指向我的未来。

几个月后，我参加了夜校的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三。

拿着成绩单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了半瓶白酒。酒很辣，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不是在为失去的感情流泪，而是在为一个不肯认输的自己，感到一点点的骄傲。

我的人生，好像正在从那个被推倒的谷底，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上爬。

转眼到了七七年冬天，一个消息像惊雷一样，炸响了整个社会——国家恢复高考了。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既遥远又切近。遥远的是，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和“大学”这两个字扯上关系。切近的是，李娟，她不就是因为这个，才和我分道扬镳的吗？

纺织厂家属院那边很快就传来了消息，说李娟报了名，她那个大学生“老师”也在帮她辅导。据说，李国福放了话，只要李娟能考上，他就想办法把她调到厂里的宣传科，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干部了。

这些话，像风一样，总会或多或少地吹进我的耳朵里。我听了，心里没什么波澜。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她的路，是阳关道，我的路，是独木桥，各自走好就行。

我的重心，依然在粮站的工作和夜校的学习上。

因为我在夜校的成绩不错，加上平时在站里也爱琢磨，王站长开始有意识地让我接触一些管理上的事务。比如，仓库的盘点，车辆的调度。

一开始，站里的老同志还有些不服气。他们觉得我一个毛头小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有一次，站里来了一批紧急调拨的救灾粮，要求在两天内全部装车发运。当时正好赶上站里一半的装卸工被派去支援秋收，人手严重不足。大家都有点犯愁，觉得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仓库的平面图和人员名单，琢磨了小半天。然后，我画出了一套流程图。我把所有人员分成三组，卸货组、转运组、装车组，流水线作业。我还建议把仓库的两个门都打开，一个进，一个出，避免拥堵。

我的方案，简单，但是高效。

王站长看了，当场拍板，就按我说的办。

那两天，我跟着大家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嗓子喊哑了，身上被麻袋磨破了好几处。但当我看着最后一辆卡车满载着粮食驶出粮站大门时，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成就感。

这件事之后，站里再没人拿我当毛头小子看了。那些老师傅们，见到我，也会主动递根烟，喊我一声“陈组长”。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尊重，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来的。

我的生活，似乎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工作上的认可，给了我学习更大的动力。而学习到的知识，又让我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出色。

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扛麻袋的陈卫东了。我开始思考，如何优化粮站的管理，如何减少损耗，如何提高效率。我写的几篇关于仓库管理的建议，被王站长交到了上级粮食局，还得到了表扬。

就在我以为生活会这样一直平稳地走下去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我面前。

那天下午，我正在核对一批新入库大豆的账目，听见门口有人喊我。

我一抬头，看见了李娟。

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时髦的格子呢装，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一年不见，她好像变了些，又好像没变。还是那么好看，但眉宇间，多了几分说不出的疲惫和憔悴。

她身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文质彬彬的，应该就是她那个大学生男朋友。

我愣了一下，随即站起身。

“有事吗？”我的语气很平静，就像对待一个普通的来访者。

李娟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口。她身边的男人推了推眼镜，上前一步，带着几分倨傲地开口：“你就是陈卫东？我们是来找王站长的。”

“站长出去了，要下午才回来。”我淡淡地回答。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他。”男人说着，就自顾自地拉着李娟，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好像这里是他家一样。

我没再理他们，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继续低头算账。算盘珠子在我手里噼里啪啦地响着，清脆，利落。

办公室里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沉默。

我能感觉到李娟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那目光里，有好奇，有惊讶，还有一些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也许，在她和她家人的印象里，我陈卫东，应该还是那个在仓库里扛麻袋，满身汗臭和灰尘的苦力。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坐在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里，从容不迫地拨着算盘，处理着他们看不懂的账目。

这种沉默，被那个男人不耐烦地打破了。

“喂，我说，你们这儿连杯水都没有吗？”他敲了敲桌子，对我颐指气使。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搪瓷缸子，走到墙边的暖水瓶前，倒了满满一杯热水，回到座位上，自己慢慢地喝着。

我的态度，显然激怒了他。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市文化局的！我来你们这儿，是看得起你们！”他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

李娟急忙拉住他：“少说两句吧。”

“我说错了吗？”男人甩开她的手，“一个破粮站的，牛气什么？要不是为了你爸那点事，我才懒得来这种地方！”

他这句话，信息量很大。

我心里一动，但脸上依旧不动声色。

正在这时，王站长回来了。他看到办公室里的情景，愣了一下。

“小张，李娟，你们怎么来了？”王站长显然认识他们。

那个姓张的男人一看到王站长，立刻换上了一副笑脸，迎了上去：“王叔，我有点事想请您帮个忙。”

接下来的谈话，我听得断断续续。大概意思是，李国福在厂里犯了点事，好像是采购上出了问题，被人给举报了。现在厂里正在调查他，他被停了职。他们来找王站长，是想请王站长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把事情压下去。

王站长是个老党员，原则性很强。他听完后，只是摇着头，说自己就是一个管粮食的，哪有那么大本事。

姓张的男人磨了半天，见王站长不松口，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他把目光转向了我。

“王叔，我听说你们站里这个陈卫东，现在挺厉害的，粮食局的领导都表扬过他。要不，让他去帮忙说说？”

我差点气笑了。这是把我当成什么了？

王站长也沉下了脸：“小张，这是我们站里的内部事务，卫东的工作也很忙。”

眼看两条路都走不通，姓张的男人终于失去了耐心。他拉起李娟，嘴里不干不净地骂咧着，摔门而去。

李娟被他拽着，临出门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复杂。有祈求，有悔意，还有一丝绝望。

我看着她被那个男人粗暴地拉走，心里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反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这就是她当初放弃我，选择的“前程”吗？这就是那个能带给她“文化生活”的“拿笔杆子的人”吗？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不是在为李娟感到惋惜，我是在思考我自己的路。

李家的变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世事无常。所谓的铁饭碗，所谓的好前程，原来都这么脆弱。真正能依靠的，不是一份工作，一个职位，而是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我学习财会，钻研管理，不仅仅是为了争那口气，更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强大到可以抵御生活中的任何风浪。

从那天起，我学习得更刻苦了。

我不仅看财会的书，还开始看经济类的报纸，看政策文件。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遍神州大地。我隐隐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就要来了。

在粮站，我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做好分内的工作。我开始利用我学到的知识，对粮站的成本进行核算，提出了好几项节约开支、堵塞漏洞的措施。

比如，我发现粮站的电费一直居高不下。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计算，我找出了问题所在——几台老旧的传送带电机，效率低下，耗电量却极大。我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建议更换新型的节能电机。

一开始，很多人反对，觉得是多此一举，浪费钱。

我没有争辩，只是把我的数据和计算过程，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桌面上。更换新电机，一次性投入是多少，每年能节省多少电费，几年能收回成本，一目了然。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最终，我的建议被采纳了。半年后，站里的电费，果然下降了近百分之三十。

这件事，让我在站里的威信，又上了一个台阶。连那些最老的老师傅，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说我“这小子，脑子是真好使”。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的人生，迎来了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加上我的财会专业知识，市粮食局决定，破格提拔我为粮站的副站长，主管业务和财务。

任命文件下来的那天，王站长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满是欣慰。

“卫东，好好干。你的路，还长着呢。”

我拿着那份红头文件，手微微有些发抖。

一年前，我还是那个因为被嫌弃“没前途”而被退婚的穷小子。一年后，我成了这个区最年轻的副站长之一。

我没有骄傲，也没有自满。我心里很平静。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用一滴滴的汗水，在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一个字一个字啃出来的。

我的世界，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我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虽然不大，但很明亮。我不再需要每天去扛麻袋，但我每周还是会抽一天时间，去仓库里转转，和工人们聊聊天，帮他们搭把手。

我不想忘了，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以为，我和李娟一家的故事，到此就该画上句号了。

没想到，生活这个编剧，总喜欢写一些出人意料的续集。

提拔我做副站长后不久的一天，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是李娟的母亲。

她比我上次见到时，苍老了许多，两鬓已经有了白发。她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些苹果和罐头，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

“陈……陈站长。”她小心翼翼地喊我。

我站起身，让她进来坐，给她倒了杯水。

“阿姨，您找我有事吗？”

她搓着手，欲言又止，眼圈先红了。

“卫东啊，阿姨……阿姨是来给你赔不是的。”她说着，声音就哽咽了，“当初，是我们家老李……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对不住你。”

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她断断续续地，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遍。

李国福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要严重。他不仅被停了职，还可能要承担经济责任，甚至……有更严重的后果。纺织厂的效益本就不好，出了这个事，更是雪上加霜。他们家一下子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而那个姓张的大学生，一看到李家失势，立刻就和李娟撇清了关系，连面都不见了。

“娟儿她……她高考也没考上，受了打击，现在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班也不去上了，人也瘦得脱了形。”李娟的母亲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卫东啊，阿姨知道，我们没脸来求你。可是，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你现在有出息了，认识的人也多，能不能……能不能看在过去的情分上，帮我们家老李说说情？他要是真出了事，我们这一家子，就真的完了。”

她说着，就要给我跪下。

我急忙扶住她。

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恨他们吗？

好像也谈不上。当初的难堪和屈辱，早就在这一年多的奋斗中，被磨平了。我现在回想起来，甚至还要感谢他们。如果不是他们当初的决绝，或许，我就不会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陈卫东。

我看着眼前这个为丈夫和女儿奔波操劳，一夜白头的女人，心里生不出半点报复的快感，只有一声叹息。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反之亦然。

“阿姨，您先起来。”我扶着她坐下，“李科长的事情，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一个粮站的副站长，人微言轻，实在是说不上话。”

我看到她眼里的光，瞬间就黯淡了下去。

我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据我所知，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李科长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主动把事情说清楚，把该退的退了，争取一个宽大处理，应该是最正确的做法。”

这番话，是我能给出的，最中肯也最善意的建议了。

李娟的母亲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最后，她站起身，把那个网兜放在我的桌上。

“卫东，谢谢你。是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你。”

她说完，失魂落魄地走了。

我看着桌上的苹果和罐头，许久没有动。

这件事，很快就有了后续。

不知道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还是他们自己想通了。李国福主动向厂里的调查组交代了所有问题，退赔了全部的违规所得。因为态度好，加上问题本身没有触及底线，最后，厂里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行政降级的处分。虽然科长的位置没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但总算是保住了工作，没有走到最坏的那一步。

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又过了几个月，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看一份业务报表。王站长推门进来，脸上带着一种古怪的笑容。

“卫东，门口有人找。”

我抬起头，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心里咯噔一下。

门口站着的，是李娟。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就是纺织厂最普通的女工穿的那种。头发剪短了，素面朝天，人比上次见更瘦了，但眼神，却比上次平静了许多。

“陈站长，我……我能和你说几句话吗？”她轻声问。

我点了点头。

我们一前一后，走到了粮站后面的那条小河边。河水静静地流淌，岸边的柳树已经抽出了新芽。

“我爸的事，谢谢你。”她先开了口，声音很低。

“我没帮上什么忙。”我说的是实话。

她摇了摇头：“你肯见我妈，肯和她说那些话，就是最大的帮忙了。不然，我们家可能就真的散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我回来上班了。”她看着河面，像是对自己说，“不在广播室了，在车间里，挡车工。很累，但是……心里踏实。”

我能想象，从万众瞩目的播音员，到嘈杂闷热的车间女工，这中间的落差有多大。

“挺好的。”我说。

“好什么呀。”她自嘲地笑了笑，“我现在，成了全厂的笑话。大家都说我，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不，连芝麻都没捡到。”

她的坦诚，让我有些意外。

“以前，我总觉得，女人的幸福，就是要找一个有本事，有前途的男人。我爸妈也是这么教我的。”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清澈的东西，“我看着你，从一个……一个普通工人，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才明白，我错了。真正靠得住的，不是别人，是自己。”

她看着我，继续说：“陈卫东，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后悔的，不是当初没能跟你在一起。而是当初，我根本没有真正地去了解你。我只看到了你的工作，你的家境，却没有看到你骨子里的那股劲儿。我配不上你，以前配不上，现在，更配不上。”

说完这番话，她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整个人都轻松了。

她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不起。”

然后，她直起身，对我笑了笑。那笑容，没有了当初的甜美，却多了一份历经风雨后的释然。

“我走了。祝你……一切都好。”

她转身，沿着河边的小路，慢慢地走远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百感交集。

那一刻，我对她，对她的家人，所有的心结，都彻底解开了。

我没有赢，她也没有输。我们都只是在生活的洪流中，被推着，被裹挟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渡口。有的人，中途迷了路，但只要能找回方向，就不算晚。

太阳快要落山了，金色的余晖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

我转过身，向着粮站的方向走去。我的脚步，坚定而从容。

我知道，属于我的那条路，才刚刚开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风雨，但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一把撑得起任何风雨的伞。

那把伞的名字，叫作“自我”。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