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整个世界，像一个被熊孩子猛力摇晃的玻璃雪花球，我就是那个球里被固定在底座上的小人，无能为力地看着周围的一切都在疯狂翻滚、颠倒、模糊。

那一天，眩晕是在清晨七点准时找上我的。

不是那种没睡醒的昏沉，也不是低血糖的虚弱。

是一种天旋地转。

整个世界，像一个被熊孩子猛力摇晃的玻璃雪花球，我就是那个球里被固定在底座上的小人，无能为力地看着周围的一切都在疯狂翻滚、颠倒、模糊。

我正准备出门，钥匙插在门锁里，转了一半。

手，停住了。

我靠在冰冷的防盗门上，闭上眼睛，试图让翻涌的内脏和颠倒的视野重新找到平衡。

耳鸣声像一群秋蝉，在我脑袋里声嘶力竭地嘶吼。

我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身体在用最激烈的方式，对我发出最后通牒。

连续四台高难度颅内手术，七十二小时里，我真正合眼的时间不超过六个小时。

最后一台手术，是在凌晨四点结束的。

当我脱下那身被汗水浸透的手术服时，感觉自己像一具被抽干了灵魂的躯壳。

镜子里的人，脸色灰败，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得起了皮。

那不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

那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病人。

我给科室主任，张主任，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背景音嘈杂，有锅碗瓢盆的声音，还有他老婆催他吃饭的吆喝。

“喂？谁啊？”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耐。

“张主任，是我。”我的声音很轻，像一缕即将熄灭的烟。

“哦，有事快说，正吃饭呢。”

“我想请个假，身体有点不舒服。”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眉头紧锁，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神里全是审视和怀疑。

“不舒服？哪儿不舒服？年轻人，别有点小毛病就娇气。”他的声音冷了下来。

“头晕，很严重。”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还有耳鸣，站不稳。”

“你今天还有两台手术排着呢，你知道的，都是点名要你做的。你现在撂挑子，让我去哪儿找人顶？”

他的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心，只有质问。

仿佛我的病，是故意为了给他添麻烦才生的。

“我现在的状态，进不了手术室。”我一字一句地说，“这是对病人不负责。”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他伪装的平静。

“负责？你跟我谈负责？”他冷笑一声，“全科室就你手术做得最漂亮，技术最好，这时候谈负责？你的责任就是拿起手术刀，不是躺在家里哼哼唧唧！”

我没有再说话。

争辩是无用的。

在他眼里，我们这些一线医生，不过是他手术台上的一把把刀，是科室业绩报表上的一个个数字。

刀，是不该生锈的。

数字，是不能减少的。

“我需要休息。”我最后说了一句，然后挂断了电话。

没有等他咆哮。

我靠着门，缓缓滑坐在地上。

冰凉的地板透过薄薄的裤子，传来刺骨的寒意。

但这种寒意，却让我混乱的大脑有了一丝清明。

我就这样坐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光从鱼肚白变成灿烂的金黄。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短信，来自医院的行政系统。

【通知：因您临时无故缺勤，影响科室正常工作安排，根据医院相关规定，扣除本季度绩效奖金百分之五十，共计陆万叁仟贰佰元整。】

六万三千二百块。

那是我用无数个不眠之夜，用透支的健康，用几乎与世隔绝的社交换来的。

我看着那串数字，忽然就笑了。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原来，我的身体，我的极限，我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在他眼里，就值这么点钱。

甚至，连这点钱都不值。

因为这笔钱，不是给我的补偿，而是对我的惩罚。

惩罚我，竟然妄图当一个会生病的人，而不是一台永不宕机的机器。

我关掉了手机。

世界，终于彻底安静了。

接下来的三天，我过上了这几年来最“奢侈”的生活。

我睡到自然醒，醒来时，阳光已经洒满了整个卧室。

空气中没有消毒水的味道，只有楼下花园里飘来的淡淡花香。

我慢慢地起床，给自己煮了一碗白粥，配一碟酱菜。

很久没有这样安安静G地吃一顿早饭了。

胃里暖暖的，很舒服。

我甚至有闲心，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的小孩子们追逐打闹，看老人们遛狗散步。

那些再寻常不过的市井画面，于我而言，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风景。

我有多久，没有在白天看过这样的太阳了？

我有多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缓慢流淌的时光了？

眩晕感在慢慢消退，耳鸣也变成了若有若无的背景音。

身体，像一棵被暴雨摧残后的小树，正在缓慢地、固执地、一点点地舒展自己的枝叶。

第四天，手机开机了。

几十个未接来电，大部分是张主任的，还有几个是科室同事的。

微信里，信息已经爆炸了。

我点开，最上面的是我们科室的年轻医生小李发来的。

“哥，你没事吧？张主任快疯了。”

“哥，你到底怎么了？生病了吗？严重吗？”

“哥，你快回个电话吧，科室里现在一团糟。”

我能想象得到那副画面。

张主任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同事们战战兢兢，手术安排被打乱，病人家属在外面焦急地等待。

而这一切的源头，是我。

一个“不负责任”的我。

我没有回复。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文字，心里没有愧疚，也没有愤怒。

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就在这时，张主任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犹豫了几秒钟，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你还知道接电话？！”

电话一接通，他的咆哮就冲了出来，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

“你以为你是谁？啊？闹脾气？玩失踪？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医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他吼完。

“张主任。”我的声音很平静，“我生病了，需要休息。”

“你那点破病我不知道？不就是累着了吗？谁不累？全院上下，哪个医生不累？就你金贵？”

“我不想再争论这个。”我说，“我已经决定了，这个月，我不会再进手术室。”

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足足有十几秒，他才像是从震惊中反应过来，声音压得极低，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你再说一遍？”

“我说，这个月，我不会再接任何手术。”我重复道，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

“你……”他气得好像要从电话里钻出来，“你这是要造反吗？你信不信我让你在整个医疗圈都混不下去！”

“随你。”

我淡淡地吐出两个字，然后，再一次挂断了他的电话。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请假，这是宣战。

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对那个庞大、冰冷、无情的系统，发出的微弱但坚决的抗议。

我可能会输。

输掉工作，输掉前途，输掉我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一切。

但至少，我不想输掉我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出乎意料的平静。

张主任没有再打电话来。

科室的同事也没有再发信息。

我就像一颗被机器吐出后遗忘在角落里的螺丝钉，无人问津。

我开始整理我的房间。

这个我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堆满了医学书籍、病例报告和各种学术期刊。

我把它们一本本地擦拭干净，码放整齐。

在整理一个旧箱子的时候，我翻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了。

那是我大学毕业时，和我的导师，林教授的合影。

照片上的我，穿着学士服，笑得一脸灿烂，眼睛里闪着光。

林教授站在我身边，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笑容温和而慈祥。

他是我们神经外科领域的泰斗，也是带我走上这条路的人。

我记得，在我正式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前，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

“记住，我们握着手术刀的手，首先要握住的，是人性。永远不要让你的手，比你的心更冷。”

人性……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再想想如今这个疲惫不堪的我。

这些年，我做了上千台手术，从死神手里抢回了无数条生命。

我的手，越来越稳，越来越快，越来越精准。

可是我的心呢？

它是不是，也在日复一日的疲劳和麻木中，变得越来越冷了？

我摩挲着照片，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傍晚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有些意外，这个时候，会是谁来找我。

打开门，门口站着的是小李。

他看起来有些局促不安，手里还提着一个果篮。

“哥……”他挠了挠头，憨憨地笑了笑，“我，我来看看你。”

我让他进了屋。

他看着我干净整洁的房间，有些惊讶：“哥，你这……收拾得真干净。”

在他的印象里，我的住处大概永远都是乱糟糟的。

我给他倒了杯水。

他捧着水杯，欲言又止。

“有事就说吧。”我淡淡地开口。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

“哥，科里……来了个很棘手的病人。”

我没作声，静静地听着。

“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拉小提琴的，很有天赋，马上要去参加一个国际大赛了。”

“她脑子里长了个肿瘤，位置……很刁钻。”

小李的声音低了下去。

“就在脑干附近，紧贴着控制左手精细动作的神经束。”

我端着水杯的手，微微一顿。

脑干。

那是人体的生命中枢。

方寸之间，密布着呼吸、心跳、意识等所有关键的神经核团。

在那个地方动刀，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走钢丝，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任何一点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病人要么下不了手术台，要么醒来后，半身不遂，甚至变成植物人。

“张主任组织了好几次会诊，请了院里所有的专家，都觉得风险太大了。”小李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手术成功率，评估下来，不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这是一个近乎宣判死刑的数字。

“没人敢接？”我问。

小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也不是没人敢接。张主任说，他可以主刀。但是……但是家属不放心。”

“家属打听过了，知道咱们科，不，是咱们整个省，这种难度的手术，做得最好的人是你。”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刺了一下。

“所以，张主任让你来当说客？”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

“不，不是！”小李连忙摆手，“张主任不知道我来。是我自己想来的。”

他看着我，眼神无比真诚。

“哥，我见过那个小姑娘，叫安安。她特别懂事，也很坚强。她跟我说，她不怕死，她就怕以后再也不能拉琴了。”

“她说，她的那把小提琴，就是她的命。”

小李的声音有些哽咽。

“哥，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张主任那个人，就是那样，嘴上不饶人，其实……其实他心里也急。科里离了你，真的不行。”

“你别误会，我不是来劝你回去上班的。我就是……我就是觉得，那个叫安安的女孩，太可怜了。”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救她，那个人就是你。你要是不出手，她这辈子就真的完了。”

小杜走后，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了下去。

城市的灯火，像散落一地的星星，次第亮起。

我的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小李的话。

“她的那把小提琴，就是她的命。”

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叫安安的女孩。

她坐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眼睛里一定还闪着光。

那是对音乐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

而现在，一团阴影，正笼罩着她的生命，试图夺走她的一切。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

看着楼下车水马龙，人间烟火。

我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因为这里是离死亡最近，也离奇迹最近的地方。

每一次成功的手术，都是一次生命的重生。

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可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忘记了这份初心？

我只记得做不完的手术，写不完的病历，还有张主任那张永远紧绷的脸。

我累了，倦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

我救了那么多人，却好像唯独弄丢了自己。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

是小李发来的一段视频。

我点开。

视频里，一个穿着病号服的清瘦女孩，正坐在病床边，怀里抱着一把小提琴。

她的左手指法还算灵活，但右手拉弓的动作，已经明显有些迟滞和不协调。

悠扬的琴声，从手机里流淌出来。

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

那琴声，圣洁，宁静，带着一种超越生死的安详。

女孩的脸上，没有痛苦，没有恐惧。

只有专注和虔诚。

仿佛她不是在拉琴，而是在向上帝做最后的祈祷。

视频的最后，她抬起头，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

那一刻，我的眼眶，毫无征兆地湿了。

我关掉视频，拿起手机，拨通了张主任的电话。

这一次，电话几乎是秒接。

“喂？”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急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安安的病例资料，全部发给我。”

我的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电话那头，长久地沉默着。

我能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

“你……你这是答应了？”他试探着问，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我只看资料，做不做，等我评估完再说。”

我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

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我不是为他，也不是为医院。

我是为那个叫安安的女孩。

也是为我自己。

为了找回那个，曾经手握手术刀，也握着人性的自己。

“好！好！我马上！我马上让人给你送过去！”

张主任的声音，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挂了电话不到半个小时，小李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

他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交给我，里面是安安所有的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

“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的。”他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我没有说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关上了门。

我把所有的片子，一张张地插在窗户上。

傍晚的霞光，穿透那些黑白的影像，在我的客厅里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就着这最后的天光，开始研究那个盘踞在女孩生命中枢的“恶魔”。

那是一个不规则的、边界模糊的胶质瘤。

它像一棵邪恶的树，根系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脑干的复杂结构里。

它的周围，环绕着数条纤细如发丝的血管和神经。

其中一条，就是支配左手运动功能的皮质脊髓束。

肿瘤和神经束，几乎是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想要完整地切除肿瘤，又不损伤到神经，难度堪比在米粒上雕花。

不，比那还要难上千百倍。

因为手术刀下，不是没有生命的米粒，而是一个鲜活的、跳动着的生命中枢。

零点一毫米的偏差，都可能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我看着那些片子，一看，就是一夜。

大脑，在高速运转。

无数个手术方案，在我的脑海里生成、推演、又被否决。

传统的开颅手术，视野暴露有限，操作空间狭窄，对周围脑组织的牵拉损伤太大。

神经内镜技术，虽然微创，但对于这种与神经、血管粘连紧密的肿瘤，同样力有不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窗外的天色，又开始泛白。

新的一天，来了。

而我，还没有找到那个通往希望的万全之策。

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

医学，终究是有极限的。

而我们医生，不过是在这极限的边界上，与死神进行着一场又一场胜算不大的博弈。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我的目光，落在了其中一张核磁共振的血管成像图上。

那是一张从特殊角度拍摄的影像。

我看到，在肿瘤的下方，有一条极细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静脉窦。

它像一条天然的隧道，从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蜿蜒着，一直通向肿瘤的核心地带。

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瞬间成型。

如果，我能利用这条“隧道”呢？

如果，我能将显微镜和特制的微型手术器械，通过这条静脉窦，精准地送达肿瘤内部呢？

这样，我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周围正常脑组织的损伤，直捣黄龙。

这个方案，在神经外科领域，从未有人尝试过。

它对术者的解剖学知识、空间想象能力和显微操作技巧，都提出了近乎变态的要求。

这是一场豪赌。

赌赢了，女孩的人生，将重获光明。

赌输了，我将亲手把她推入深渊。

我的手心，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又响起了那段圣洁的《G弦上的咏叹调》。

还有女孩那个浅浅的笑。

我睁开眼，眼神，重新变得坚定。

我拿起手机，给张主任发了一条信息。

“准备手术，我需要一个复合手术室，术中神经电生理监测，还有全套的显微神经外科器械。”

“另外，告诉安安，让她放心。她的手，不会有事的。”

信息发出去后，我走进浴室，打开花洒。

冰冷的水，从头顶浇下。

激得我打了个冷战，但也让我的大脑，彻底冷静了下来。

我知道，从我按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将要面对的，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也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当我重新踏入医院大门的时候，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空气中，依然是那股熟悉的、混杂着消毒水和病痛气息的味道。

走廊里，依然是行色匆匆的医生护士，和满面愁容的病人家属。

一切，好像都没变。

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了。

我没有回科室，直接去了手术室。

张主任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袋很重，头发也乱糟糟的。

看到我，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所有东西，都按你的要求准备好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拜托了。”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废话，转身走进了更衣室。

换上那身熟悉的绿色手术服，戴上帽子和口罩。

当我站在镜子前，看着那个只露出一双眼睛的自己时，一种久违的、掌控一切的感觉，又回来了。

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手术室里，灯火通明。

各种精密的仪器，闪烁着冰冷的光。

麻醉医生、器械护士、巡回护士，都已经各就各位。

他们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疑惑，但更多的是一种信任和依赖。

我走到手术台前。

安安已经完成了麻醉，静静地躺在那里。

她年轻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我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脸颊。

冰凉的。

“别怕。”我凑到她耳边，轻声说，“睡一觉，醒来后，一切都会好的。”

“你会重新站在舞台上，拉着你最爱的小提琴，让全世界都听到你的声音。”

说完，我直起身，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吧。”

我的声音，不大，但异常沉稳。

手术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各种监护仪器发出的、有节奏的“滴滴”声。

那声音，像是我胸膛里，那颗正在为生命而战的心跳。

我拿起手术刀，稳稳地，划开了女孩的头皮。

接下来，是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在刀尖上的舞蹈。

我的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显微镜下的方寸世界。

我的双手，操控着纤细的手术器械，在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神经和血管之间，小心翼翼地穿行。

分离，剥离，电凝，切除。

每一个动作，都必须精准到微米级别。

汗水，顺着我的额头，滑落下来，浸湿了口罩。

后背的衣服，早已湿透，紧紧地贴在皮肤上。

我的脖子，我的腰，我的手臂，都开始变得僵硬、酸痛。

但我的手，依然稳如磐石。

我的心，依然静如止水。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失去了意义。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显微镜下的那个小小战场。

我和那个盘踞在女孩生命里的“恶魔”，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殊死的搏斗。

我能感觉到，肿瘤在我的器械下，一点点地被瓦解，被清除。

我也能感觉到，那些脆弱的神经和血管，在我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神经电生理监测仪上，代表着神经功能的波形，始终平稳如初。

这给了我巨大的信心。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切下最后一小块肿瘤组织时，我的助手，小李，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如释重负的欢呼。

“切干净了……哥，全切了！”

我缓缓地抬起头，离开了显微镜。

眼前，一阵发黑。

巨大的疲惫感，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

我晃了晃，差点摔倒。

小李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

“哥，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撑着手术台，站稳了身体。

“我没事。”

我看向监护仪。

安安的生命体征，一切平稳。

我再看向神经电生理监测仪。

那条代表着她左手功能的生命线，依然在那里，平稳地跳动着。

我赢了。

我们，赢了。

我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走廊里，站满了人。

安安的父母，张主任，还有科室里所有没在手术的同事。

他们看到我，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在我身上。

安安的母亲，一个看起来很温柔的女人，嘴唇哆嗦着，想问什么，又不敢问。

我摘下口罩，对着她，露出了一个疲劳但安心的微笑。

“手术很成功。”

我说，“肿瘤全切，神经功能，保住了。”

一瞬间，走廊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安安的母亲，再也忍不住，捂着脸，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那是喜悦的泪水。

是绝处逢生的泪水。

张主任走到我面前，他看着我，眼圈红红的。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

但最终，他只是伸出双手，紧紧地，紧紧地抱住了我。

“谢谢你。”

他在我耳边，用沙哑的声音说。

“对不起。”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他会跟我说对不起。

我拍了拍他的后背。

“进去看看病人吧。”

我说。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甘，好像都随着这一场手术的成功，烟消云散了。

我没有回科室，也没有回家。

我走上了医院的天台。

清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吹在我的脸上，很舒服。

朝阳，正从地平线上，一点点地升起。

金色的光芒，洒满了整座城市。

我看着这座我生活和战斗了十多年的城市，忽然觉得，一切，都值了。

三天后，安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回了普通病房。

我去查房的时候，她已经醒了。

她的父母，正守在她的床边。

看到我进来，他们立刻站了起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感激。

我走到床边，看着安安。

她还很虚弱，但精神很好。

“感觉怎么样？”我问。

她冲我笑了笑，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抬起了她的左手。

她张开，握紧。

再张开，再握紧。

动作虽然还有些生涩，但五个手指，都能活动自如。

“谢谢你，医生。”

她的声音，像羽毛一样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在了我的心里。

“不用谢。”我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又问：“还想拉琴吗？”

她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想。”

“那就好好恢复。”我看着她，认真地说，“你的舞台，在等着你。”

从安安的病房出来，我在走廊上，遇到了张主任。

他叫住了我。

“这是你的。”他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我的银行卡号，和一笔六万三千二百元的转账记录。

“奖金，给你补上了。”张主任说，“是我不对，我不该……不该那么对你。”

我看着他，他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

这个一向强势、霸道的男人，此刻，竟然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医院那边，我已经打过报告了。”他又说，“以后，科室会严格执行轮休制度，绝不允许再出现医生过度疲劳的情况。”

“还有，我已经向院里申请，成立一个专项基金，用来奖励和补助那些在重要岗位上，带病坚持工作的医护人员。”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我没想到，他会做出这么大的改变。

“为什么？”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安安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面，等了整整十六个小时。”

“那十六个小时，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漫长，也最煎熬的十六个小时。”

“我一直在想，如果，如果那天你真的不来，如果这台手术失败了，我该怎么去面对那个女孩，怎么去面对她的父母。”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你那天在电话里跟我说的话。”

“你说，你现在的状态，进不了手术室，是对病人不负责。”

“我以前总觉得，只要技术好，只要能把手术做下来，就是对病人负责了。可我忘了，医生，首先是个人。”

“是人，就会累，会病，会有情绪。”

“一个疲惫不堪的医生，他的手，再稳，也可能会有失误。而我们的失误，代价，就是一条人命。”

他抬起头，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

“是你，给我上了这一课。”

“所以，谢谢你。也对不起。”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

“钱，我不要。”我说，“这是我应得的，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至于你说的那些改变，我希望，不是只说说而已。”

说完，我转身，离开了。

我没有再回那个让我身心俱疲的科室。

我向医院，递交了辞职报告。

很多人不理解。

张主任亲自来找我，劝我留下。

他说，只要我留下，副主任的位置，就是我的。

我拒绝了。

小李也来找我，他红着眼睛问我，为什么要走。

我说，我想换一种活法。

离开医院的那天，天气很好。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只是像往常一样，走出了那扇我进出了无数次的大门。

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白色的、高耸的建筑。

那里，有我的青春，我的汗水，我的荣耀，也有我的迷茫和伤痛。

再见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半年后。

我在一个江南小镇，开了一家小小的私人诊所。

诊所不大，就在一条安静的老街上。

我不再做那些惊心动魄的大手术。

我只是看看头疼脑热，处理一些小小的外伤。

来找我的，大多是街坊邻里。

他们会跟我聊聊家常，说说烦心事。

我的生活，变得缓慢而平静。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去旅行，去感受那些被我错过的风景。

我的眩晕和耳鸣，再也没有犯过。

有一天，我正在给一个小孩包扎磕破的膝盖。

诊所的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颁奖典礼。

当主持人念出金奖得主的名字时，我愣住了。

“安安。”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个曾经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的女孩，此刻，正穿着一身洁白的晚礼服，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她的脸上，洋溢着自信而灿烂的笑容。

聚光灯下，她像一个真正的天使。

她举起奖杯，然后，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这里，我最想感谢的，是一个人。”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是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医生。”

“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保住了我的梦想。”

“是他，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奇迹。”

“如果，您能看到的话，我想对您说一声，谢谢您。”

“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她说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而我，坐在我的小诊所里，隔着千山万水，早已泪流满面。

那个膝盖磕破的小孩，奇怪地看着我。

“叔叔，你为什么哭了呀？”

我擦了擦眼泪，笑着摇了摇头。

“叔叔没哭。”

“叔叔是眼睛里，进了沙子。”

是的。

那不是泪水。

那是穿过漫长黑夜后，终于见到的，最温暖的光。

来源：蔡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