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和，你那辆飞鸽牌的自行车，链子是不是又掉了？那‘咔啦咔啦’的声响，隔着半个村子都能听见。”

“进和，你那辆飞鸽牌的自行车，链子是不是又掉了？那‘咔啦咔啦’的声响，隔着半个村子都能听见。”

我爹蹲在院门口，手里拿着根旱烟杆，眯着眼看我推着车子，从村东头那条满是黄土的路上，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夏天，空气里都是晒干的麦秆和泥土混合的味道。知了在老槐树上叫得没完没了，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嗯了一声，把车子靠在院墙上，拍了拍手上的油污。

“掉了。轴承好像也坏了，蹬一圈，响三下。”

我爹没再说话，只是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二十二岁了，没考上大学，也没个正经手艺，整天就在村里晃荡，帮家里干点农活，剩下的时间，就是琢磨这辆除了铃铛不响、剩下哪都响的破自行车。

在我们这个小村子，我这样的人，叫“闲人”。

我的生活就像村口那口老井，平静，古板，一眼能望到底。每天早上被我娘的吆喝声叫醒，吃两个玉米面窝头，然后跟着我爹下地。中午回来，听村里的大喇叭广播新闻，下午修修补补，晚上就着昏黄的灯泡看书。

书是我唯一的慰藉。我喜欢看那些书里写的外面的世界，有高楼，有火车，还有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

但那些都离我很远。

最近的，是邻村的林淑雅。

我见过她几次，在去镇上赶集的时候。她总是扎着一根乌黑的长辫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安安静静地跟在她娘身后。她不像村里其他姑娘那样爱笑爱闹，总是低着头，眼神清澈，像山里的一汪泉水。

我没跟她说过话。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村子的距离，隔着我那不争气的名声，也隔着我那点说不出口的自卑。

我以为，我的日子就会这样，像我爹的旱烟一样，一天一天，不紧不慢地烧到尽头。

直到那天，我从镇上回来，路过邻村的打谷场。

我听见几个妇女在树荫下纳鞋底，一边干活一边闲聊。她们的声音不大，但有几个字，像小石子一样，清清楚楚地蹦进了我的耳朵里。

“……林家那小儿子，怕是不行了……”

“听说是热病，烧得人都糊涂了，县里的医院都让拉回去了。”

“淑雅那丫头，真是可怜，整天熬药，眼睛都熬红了。”

我推着车子的手，一下子就停住了。

林淑雅。

那个名字在我心里轻轻地转了个圈。我想起她那双清澈的眼睛，如果熬红了，会是什么样子？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几个妇女的话，还有林淑雅低着头的样子。

我只是个“闲人”，我什么也做不了。这种无力感，像一张大网，把我牢牢地罩住。

第二天，我照常去地里干活，心里却像长了草。我爹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我摇摇头，没说话。

又过了两天，我那个在城里制药厂上班的表哥回来了。他回家探亲，给我家带了两瓶罐头。

吃饭的时候，表哥说起厂里最近研发了一种新药，专门治小孩的热病，效果很好，就是贵，而且市面上很少见，得有门路才拿得到。

我心里“咯噔”一下，端着饭碗的手都停了。

我看着表哥，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了。我算什么人？我凭什么去管人家的闲事？

可是，林淑雅那双熬红了的眼睛，总是在我眼前晃。

一顿饭，我吃得食不知味。

送走表哥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直到月亮升起来，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我做了一个决定。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冲动的决定。

我得去一趟城里，找表哥。

我跟我爹娘说，我想去城里看看，找个活干。

我爹愣了一下，然后默默地从炕头的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递给我。

“省着点花。”他说。

我娘在旁边抹着眼泪，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让我路上吃。

我捏着那包沉甸甸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这是家里大半年的积蓄。

去城里的路很长，客车摇摇晃晃，像个快散架的铁皮盒子。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不再是一个“闲人”了。我正在做一件事情。

找到表哥，比我想象的要顺利。他听了我的来意，皱起了眉头。

“进和，这事不好办。这药是处方药，管得严。”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爹给我的那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把里面所有的钱都推到他面前。

“哥，我知道这让你为难。但是，这真的是救命的。”

表哥看着那些毛票、块票，沉默了很久。最后，他叹了口气，把钱推了回来。

“钱你收着。我想想办法。”

我在表告别处住了两天。那两天，我坐立不安。第三天傍晚，表哥下班回来，递给我一个小纸包。

“省着点用，就这么多了。”

我打开纸包，里面是几排白色的药片。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包好，揣进最里面的口袋，感觉那里揣着千斤重的东西。

我连夜坐车往回赶。

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不敢回家，怕我爹娘问。我推着自行车，绕到村后的那条小路，直奔邻村。

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药给林淑雅。

直接去她家，肯定不行。一个大小伙子，无缘无故跑到人家姑娘家里，村里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我只能等。

我在她家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从天亮等到天黑。蚊子把我咬了一身的包，我又饿又渴，但心里却很平静。

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我看到她家的院门“吱呀”一声开了。

林淑-雅端着一个木盆走出来，看样子是去倒水。

我心跳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我从树林里走出去，尽量让自己的脚步声轻一点。

“林淑雅。”我小声地喊她。

她吓了一跳，手里的木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看清是我，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你……你干什么？”

“我……我没有恶意。”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囫囵，“我听说你弟弟病了，我……我给你带了点药。”

我把那个小纸包递过去。

她没有接，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全是怀疑。

“药？你哪来的药？”

“我表哥在城里制药厂，这是他……他给我的。”我不敢说实话，只能撒谎。

就在我们僵持的时候，一个尖细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传来。

“哎哟，这不是林家的闺女吗？这么晚了，跟谁在这拉拉扯扯呢？”

是村里有名的长舌妇，刘婶。

我心里一凉，知道坏事了。

林淑雅的脸“刷”地一下就白了。她看着我，眼神里从警惕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

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药包，看也没看，转身就跑回了院子，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站在原地，像个傻子。刘婶打着手电筒，光柱在我脸上一晃一晃的，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我知道，我闯了大祸。

第二天，整个邻村，甚至我们村，都传遍了。

说林家的闺女不检点，大半夜在村外跟野男人私会。

话传得越来越难听，版本也越来越多。有的说我给了她钱，有的说我们早就好上了。

我成了我们村的耻辱，她成了她们村的笑柄。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敢出门。我爹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整个屋里都是烟味。我娘坐在炕边，不停地叹气。

我心里又闷又堵。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想帮个忙。

第三天下午，我正坐在院子里发呆，我们家的院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是林淑雅。

她手里拿着一根洗衣服用的木棍，眼睛红红的，但里面没有一滴眼泪。她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小兽。

她身后，站着她爹，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此刻满脸通红，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村里好多人闻声都围了过来，对着我们指指点点。

我爹我娘赶紧迎上去，想解释什么。

林淑雅没说话，她绕过我爹娘，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我站了起来，看着她。

“对不起。”我说。

我的声音很小，但我知道她听见了。

她举起了手里的木棍，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朝我的肩膀砸了下来。

一下，两下，三下。

木棍打在骨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很疼，但我没有躲。

我知道，这一棍子，不只是打在我身上，也是打给那些围观的人看的。她在用这种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我娘哭了，想上来拉她，被我爹拦住了。

我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林淑雅打累了，把木棍一扔，转身就走。从头到尾，她没再说一个字。

她爹跟在后面，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人羣散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人。

我肩膀火辣辣地疼，但我心里，却好像有块石头落了地。

这顿打，我该挨。

那之后，我病了一场。

不是因为身上的伤，是心里的病。我整天躺在炕上，看着房梁发呆。

我做了一件自以为是的好事，结果却把一个好好的姑娘推到了风口浪尖，让她和她的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的那点善意，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可笑和无力。

半个月后，我能下地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邻村。

我没有去林淑雅家，我去了村长家。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跟村长说了一遍。包括我怎么去的城里，怎么找的表哥，怎么拿的药。

村长是个明事理的人，他听完，抽着烟沉默了很久。

“孩子，你的心是好的。但是，做事太莽撞了。”

我点点头，“我知道错了。村长，您能不能帮我跟村里人解释一下？所有的错都在我，跟林淑雅没关系。”

村长答应了。

但我也知道，流言这种东西，一旦传开了，就很难收回来。解释，有时候只会越描越黑。

从村长家出来，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林淑雅家门口。

我没敢进去，就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看着。

她家的院子很安静，甚至有些萧条。我看见她娘在院子里洗衣服，腰弯得很低，好像直不起来了。

我没看见林淑雅，也没看见她弟弟。

我心里又开始不安起来。

我的药，她到底用了没有？她弟弟的病，好了没有？

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我开始变得不像以前的我了。

我不再整天琢磨那辆破自行车，也不再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书看。

我开始跟着我爹，早出晚归地下地干活。我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农活上，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心里的那份愧疚减轻一点。

我爹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只是每天吃饭的时候，会多给我夹一筷子肉。

有一天，我在地里干活，听见路过的人聊天，说邻村林家的那个小子，病得更重了，送到县医院，又给送回来了。

我手里的锄头，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难道是我的药有问题？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狂地长。

我再也坐不住了。

我扔下锄头，不顾我爹在身后的喊声，一路跑回了家。

我换了身干净衣服，从床底下翻出我攒了很久的几十块钱，揣进口袋，然后推上那辆破自行车，就往邻村冲。

这一次，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害怕。

我直接冲到了林淑雅家的院门口。

院门是虚掩着的。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林淑雅正在熬药。小小的炉子上，一个黑色的药罐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弥漫在空气里。

她比上次见她时，又瘦了一圈，脸色苍白，嘴唇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她看见我，愣住了。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愤怒，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

屋里传来一阵阵压抑的咳嗽声。

“你来干什么？”她问，声音沙哑。

“我……”我看着她，心里准备了好多话，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几十块钱，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

“这个，你拿着，给你弟弟看病。”

她看了一眼那堆零零散散的钱，没有动。

“我弟弟的病，跟你没关系。”她淡淡地说。

“不，跟我有关系。”我急了，“是不是我给你的药……”

“你的药，我们没敢用。”她打断了我，“我们拿去给镇上的赤脚医生看了，他说，这种来路不明的药，不敢给孩子吃。”

我愣住了。

原来，她根本就没用我的药。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一方面，我松了口气，她弟弟的病重，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另一方面，一种更深的无力感包裹了我。

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冒了那么大的风险，结果，只是一个笑话。

“那……那他现在怎么样了？”我问。

她摇了摇头，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医生说，让我们准备后事。”

我的心，像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看着她单薄的肩膀，看着这个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快要垮掉的姑娘，我突然觉得，之前我所纠结的那些名声、误会，都变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不再想“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想“我能做点什么”。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去省城。去省城的大医院，肯定有办法。”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但很快又黯淡了下去。

“省城？我们哪有钱去省城？”

“钱，我来想办法。”我说。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一个穷小子，我能有什么办法？

但话已经说出口了，就像泼出去的水。

我看着她，眼神坚定。

那一刻，我好像才真正地长大了。

我回到家，把我这个疯狂的想法跟我爹娘说了。

我爹听完，一句话没说，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他拿着家里那张积攒了半辈子的存折出来了。

存折上，只有三百多块钱。

“都拿去吧。”他说。

我娘在一旁，眼泪掉得比谁都凶，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回屋，开始给我收拾行李。

我知道，这三百多块钱，是我家的全部。

钱，还是不够。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事。

我挨家挨户地去借钱。

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我敲开了一家又一家的门。我低着头，一遍又一遍地跟人解释，跟人说好话。

我遇到了很多白眼，听了很多闲话。

“陈进和，你疯了？为了个邻村的姑娘，把家底都掏空了？”

“你跟她家非亲非故的，你图什么？”

我什么也不图。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这么做。我搞砸了一切，我就得负责到底。

我的脸皮，在那一天，被磨得比城墙还厚。

最后，我借到了一百多块钱。加上我家的，一共五百块。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我拿着这笔用我的尊严换来的钱，再次去了林淑雅家。

我把钱放在她爹面前。

“叔，带小伟去省城吧。钱不够，我再想办法。”

她爹看着我，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眼圈红了。他没说话，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林淑-雅站在一旁，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我们之间，悄悄地改变了。

去省城那天，是我和她爹一起，用门板抬着她弟弟小伟去的镇上。

小伟已经烧得有些迷糊了，小脸通红，嘴里说着胡话。

林淑雅跟在旁边，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停地用湿毛巾给他擦脸。

到了镇上，我们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那是我第二次去省城。

第一次，是为了拿药，心里怀着一种天真的、想要当英雄的幻想。

这一次，是为了救人，心里只有沉甸甸的责任。

到了省城的大医院，挂号，排队，检查。

医院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和渺小。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来来往往，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术语。

我们就像三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最后，检查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是急性肺炎，很严重，但只要及时治疗，还有希望。

听到“有希望”三个字，我们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住院需要交押金，五百块钱，一下子就去了一大半。

她爹留下来照顾小伟，我和林淑雅负责在外面跑腿。

为了省钱，我们没住旅馆，就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过夜。

晚上的医院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脚步声和咳嗽声。

我和她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我们还是很少说话。

有时候，我会给她买个热乎的馒头。她会接过去，小声地说一句“谢谢”。

有时候，她会把她爹从家里带来的水，分我一半。

我们之间，没有那些风花雪月，只有这种最朴素的、在困境中相互扶持的默契。

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感觉有人给我盖了件衣服。

我睁开眼，看见林淑雅正把她的外衣，轻轻地盖在我身上。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我看见她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晶莹的东西。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

她很快就转过头去，假装看别处。

我的心，却在那一刻，跳得很快。

小伟的病，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带来的钱，也一天天少下去。

为了挣钱，我白天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工地上，找了份扛水泥的活。

那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累的活。一天下来，我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肩膀被水泥袋子磨得血肉模糊。

晚上回到医院，我总是骗他们说，我找了个看仓库的清闲活。

有一天，我领了工钱，给小伟买了点水果，也给林淑雅买了一瓶她最爱喝的橘子汽水。

我把汽水递给她的时候，她看着我满是伤痕的手，什么都明白了。

她没喝那瓶汽水，只是看着我，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

那是从我认识她开始，第一次见她哭。

她没有发出声音，就那么无声地流着眼泪。

我有些手足无措，想安慰她，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我只是笨拙地递给她一块手帕。

“别……别这样。”我说。

她接过手帕，擦了擦眼泪，看着我，很认真地说：“陈进和，谢谢你。”

那三个字，比我扛一百袋水泥，都有分量。

一个月后，小伟出院了。

虽然身体还有些虚弱，但已经没有大碍了。

我们回村那天，天气很好。

回去的路上，我们的话，比来的时候多了起来。

她爹跟我聊起了庄稼，聊起了天气。林淑雅偶尔也会插上一两句，说起小伟在医院的趣事。

车厢里，充满了阳光的味道。

回到村里，一切都变了。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不再是鄙夷和嘲笑，而是一种……我该怎么说呢，是一种敬佩。

那些曾经拒绝借钱给我的人，见到我，会主动跟我打招呼。

我们家的门槛，也开始被人踏平了。

来的人，都是来还钱的。

“进和啊，这钱我们不能要。你是个好孩子，有担当。”

我爹娘，在村里，终于可以抬起头做人了。

而我和林淑雅的事，也成了村里人嘴里的一段佳话。

他们不再说她不检点，而是说她有眼光，说我陈进和，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用肩膀，一袋一袋水泥，扛回来的。

我和林淑雅，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太多的交流。

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会经常去她家，帮她家挑水，劈柴，修补漏雨的屋顶。

她会给我送来她自己做的布鞋，鞋底纳得又厚又密实，穿着特别舒服。

我们的感情，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誓言，就像我们村头那条小河，安静，绵长，一点一点地，流进了彼此的心里。

又过了几个月，秋天的时候。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修那辆破自行车。

林淑雅来了。

她穿着一件新做的红格子上衣，长长的辫子上，系了一根红头绳。

她走到我面前，把一个用新手帕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双崭新的布鞋，鞋面上，绣着两朵小小的、很精致的鸳鸯。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脸颊微微泛红。

“我爹说……”她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蝇，“一个男人，能扛得起自己犯下的错，那就能扛得起一个家。”

我的心，在那一刻，被填得满满的。

我扔下手里的扳手，站起来，看着她。

“淑雅，”我叫她的名字，“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抬起头，眼睛里亮晶晶的，像落满了星星。

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五个月后，我娶了她。

婚礼那天，我们村和她们村的人都来了，把我们家的小院子挤得满满当-当。

没有豪华的轿车，我用那辆修好了的飞鸽牌自行车，把她接回了家。

自行车没有再“咔啦咔啦”地响，我给它上了最好的油。

我穿着我爹最好的那件中山装，她穿着那件红格子上衣。

我们俩，成了那天，全世界最好看的人。

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不再是那个游手好闲的“闲人”，我包了村里的果园，靠着自己的双手，把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她也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姑娘，她变得爱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天上的月牙。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

有时候，我们会坐在院子里，看着孙子孙女们追逐打闹。

她会笑着问我：“进和，你后不后悔，当年为了我，吃了那么多苦？”

我握着她那双已经不再细腻的手，看着她眼角的皱纹。

“不后悔。”我说，“那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因为那件事，我才明白，一个男人真正的担当，不是说多少豪言壮语，也不是做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是当事情搞砸了的时候，当所有人都指责你的时候，你敢不敢站出来，说一句：“我来扛。”

那根打在我身上的木棍，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但它留给我的，却是一辈子的财富。

它让我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

来源：顽强青山mkX4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