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0年代末，在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之后，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发源地之一以及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再次被寄予厚望。
1970年代末，在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之后，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发源地之一以及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再次被寄予厚望。
中共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决定将广东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试验田”，把广东当做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要求广东“先走一步”，“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自然承担了极大的压力。
不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新旧思想之间发生了激荡的碰撞。
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广东，多次亲临广东指导工作，在给广东带来强大政治支持的同时，曾一度因看不惯广东的新气象，或碍于强烈的社会舆论，险些作出了错误的指导。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8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要求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管管广州的“奢靡之风”，任仲夷却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正常现象，而非所谓的“资产阶级腐朽风”，不愿强力干涉、扭转。
这起看似不大的事件，因揭露了许多的问题，成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标志性瞬间。
在执掌广东之前，任仲夷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在辽宁干过几次大事。
首先，任仲夷有相当强的党性，过人的胆识和果断的魄力，在许多人“求自保”的特殊年代，他敢于踩雷区甚至是绝对“禁区”，坚持要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张志新是当时辽宁省宣传部的一名干事，遭到了那4人等的敌意针对乃至残酷迫害，在1975年被秘密处死。
任仲夷知晓这一冤案之后，一再强调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他冲破了重重阻力，坚持推进了张志新的平反工作。
张志新最终在1979年3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恢复了名誉。经此一事，任仲夷的党性和魄力更得到了彰显。
事实上，任仲夷还凭此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
要知道，任仲夷此举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很容易就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
任仲夷能在这一危险时刻、关键时刻没有丝毫胆怯、犹豫和徘徊，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是相当难得的。
他发表的《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也被时赴辽宁视察的邓小平所看到，两人有了第一次直接的接触和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谈“富”色变的时候，任仲夷也是辽宁第一个站出来响应邓公“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的号召的人，积极开始了“抓富”工作。
他在辽宁全省开展了“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他的主张和推动下，辽宁的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而在个体经营被获准后，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更是被推上了日程。
值得提到的是，任仲夷还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为数极少的省委第一书记。
彼时是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主持了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提出了将“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支持包产到户”的建议，面向一众省委书记征询意见。
在许多省委书记激烈的反对的时候，任仲夷是少数公开赞成中的一员，而且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此事也能证明任仲夷的经济眼光和政治嗅觉。
事实上，任仲夷一直认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对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在他看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之所以能够完成156项重点工程，取得比较快的发展，就是因为大规模地利用了来自苏联的外资和技术。
他坚持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应该得到复制和推广。
因此，他早早就萌生了把大连建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特区的想法，上报给了中央，一定程度启发、促进了中央作出创办经济特区的决定。
不过，中央领导委托谷牧到大连考察创办特区的条件之后，还是认为大连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相较之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特区的条件更为优越，中央决定先在这4个地区进行试验。
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就要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领军的人选。
任仲夷在几次事件中表现积极，展露了思想解放、会“变通”、党性强、胆识过人、行动力强等优点，也就被认为是执掌广东的最佳人选。
于是，1980年11月，在万众瞩目之下，任仲夷前往广东赴任。
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政治任务，就如老战友杨易辰所说，“此去广东，你不是立个大功，就是犯个大错”。
离开沈阳时，任仲夷曾被同事开玩笑说到了广东，吃香蕉就方便了。然而，到了广东之后，任仲夷才发现买香蕉很是困难。
任仲夷和时任惠阳地委书记、后来成为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的杜瑞芝讨论了这个问题，发现广东买香蕉困难，是因为政府规定了香蕉的价格，价格太低导致农民不愿意种植，流入市场的香蕉的数量自然极少。
两人也是因此事更加坚定加快推进联产承包，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来丰富市场供应，果然较好地鼓舞了当地的生产种植，改善了广东的市场供应情况。
然而，这样一件小小的好事放在那个全国还实行严格计划经济的年代也是十分超前的，没过多久，任仲夷就受到了指责，被说：“你们广东收入水平高，吃得起，北京还要吃香蕉呢。”
任仲夷成为了被枪打的“出头鸟”，却不肯让一切退回原点。他表示“有些农副产品我们宁可贴钱供应北京”，也绝不能再收回已经放开了价格。
经此一事，任仲夷更加意识到开展工作的艰难——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过分敏感的年代。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都再次验证了任仲夷这一认识的正确性。
1981年，在广东旅游部门开放了内地公民香港游之后，香港歌星也首次获邀来到了广州演出。
按照过往多年的模式，歌星只能端庄地站在舞台上，像作报告一样，对着固定的麦克风唱歌。
这位获邀来到广州的著名歌星罗文事先也受到了叮嘱，只是，中间唱到兴奋处，他就忘了所谓的“规矩”，抓起了麦克风，拉起了电线，游走在舞台的各个角落，边唱边跳，同时还摇头摆尾，很是陶醉。
放在现在，这是调动听众情绪的一种正常表现，但在当时，罗文此举却立时引得舆论大哗。
内地的各大报刊纷纷对准广东开炮，痛斥此为“资产阶级腐朽台风”，并就广东开设的营业性音乐茶座、街头巷尾处处飘起的港台流行的抒情歌曲、广东青年男女烫的卷发、穿着的喇叭裤、迷彩服、高跟鞋、超短裙等等进行了一一批判。
一时间，广东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甚至，一些外地干部和老将军还为此痛哭一场，称“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一定要收回广东这一‘失地’”，并给中央写信控诉了广东。
彼时，中央也被惊动，正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到广州督导疏港，就给任仲夷带来了中央的意见，表示：“仲夷，还是管一管吧，北京议论也很大啊。”
任仲夷则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立场。他说：“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
他向万里举了例子，称广东人留胡子是学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穿喇叭裤是学唐朝的老祖先，跳迪斯科是因为有延安跳交谊舞的先例，每一件事看似出格却都在规则之内。
正因为任仲夷对改革开放有深刻的理解，也有“排污不排外”的开放理念，他才能对这所谓的“奢靡之风”抱有包容的态度，不因他人错误的评价而试图干预、破坏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新气象。
1985年，任仲夷从省委领导岗位退了下来，还感叹：“我安全降落了”。
参考文献：
李炳银主编. 《时代长镜头》 2020
凤凰卫视 改革先驱任仲夷 反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
中新网 追忆任仲夷：对继任大胆放手 即使老了也不保守
来源：朱竟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