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对于为什么要了解“女性主义”，以及与女性恋爱、结婚、生育、工作所遇到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太多的疑问以及善意的与缺乏善意的揣测和讨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打着“女权”旗号的“田园女权”开始在舆论场上“登堂入室”。

近些年，女性议题不断地进入大众视野。

然而，对于为什么要了解“女性主义”，以及与女性恋爱、结婚、生育、工作所遇到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太多的疑问以及善意的与缺乏善意的揣测和讨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打着“女权”旗号的“田园女权”开始在舆论场上“登堂入室”。

不过还是回来，尽管这些人大肆鼓吹“女性解放”或“女性独立”，但一直依靠制造网络暴力、挑动性别对立来博取眼球、赚取流量和收入，因此被网友们形象地称为“田园女权”。

那么问题来了，“女权主义”究竟从何而来？“田园女权”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危害？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男女对立”，已然成为大问题

女权主义的思潮，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的法国，随后逐渐扩展到英美等国，进一步影响世界各地。

一般认为，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理念，为女权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大革命为妇女运动走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

1789年，一批勇敢的巴黎妇女向国民议会提出诉求，要求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合法权利，这一行动被视为近代妇女运动的开端。

1791年，法国女权先驱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权宣言》，明确提出了“废除男性特权的17条主张”，系统性的女权思想正式形成。

法国女权先驱奥兰普·德古热

次年，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女权辩护》，强调女性应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工作权与选举权，该书也被誉为英美女性主义的重要奠基之作。

伴随着资本主义革命浪潮的推进，女权思想在欧美国家广泛传播，成为了19—20世纪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力量。

从“女权”的概念形成至今，西方女权主义大致经历了三次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浪潮。

第一波女权主义扎根于国家政治生活，核心目标是争取女性作为“人”的解放和作为“女性”的解放，主张女性应该在经济、政治和职业领域获得与男性一样的权利，扫除阻碍女性全面发展的制度性与社会性障碍。

进入19世纪中期，女权主义逐渐发展为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1848年，美国纽约州塞内加瀑布市召开首次女权大会；1909年，纽约爆发了首次有组织的劳动妇女示威。

1919年，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承认女性享有选举权；1921年，德国女性革命家克拉拉·蔡特金在莫斯科推动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

学界普遍认为，上述事件共同构成了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的重要节点。

克拉拉·蔡特金主题宣传邮票

在女性获得选举权之后，欧美思想家们又开始反思女性遭遇压迫的根源，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解放路径。

1949年，法国思想家波伏娃出版《第二性》，深入探讨女性作为社会“他者”的处境，为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起埋下种子。

进入6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第二波女权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思潮呈现出了多元流派并存的局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包括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

简单地说，自由主义女权主张政府应该保障女性平等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女权认为“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关键，激进女权主义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父权制”，认为性别压迫是人类最古老的压迫形式，必须从根本上将之推翻。

法国思想家波伏娃

在第二波思潮不断分化的背景下，第三波女权主义即“后现代女权主义”在80年代以更加激进的姿态登场。

其激进之处在于，它不仅质疑所谓“普遍知识”的客观性，还提出了“没有统一的性别，只有个体的差异”的观点，主张从具体女性的真实经验出发，重构权利与身份认知。

当然，后现代女权主义尽管也会关注父权制问题，但更注重对前两波女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它不再将女性受压迫的历史视为统一整体，而是将女性置于具体的文化、阶级、种族等语境中，分析不同群体所受压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但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在不断强调个体差异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当共同叙事被解构以后，性别平等的整体目标可能会被淡化；过度强调差异性，也很容易被曲解为权利相对主义，甚至削弱女性团结的基础。

加入游行的女性示威者

总的来说，活跃于网络空间的极端女权思想基本上都是从西方输入而来的，其支持者往往通过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来赚取流量并完成变现。

但我们想说的是，尽管这些“田园女权”自诩为“女权代言人”，但她们根本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女权精神。

纵观女权运动的发展历史，女权主义从未形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教派或拥有绝对的“教主”。尤其是在20世纪末期，女权主义的发展正是以多元文化思想为前提的。

反观我国的这些“女权代言人”，在不断鼓吹西方价值观的同时，大多都表现出了一种“唯我独尊”的倾向——任何对她们的质疑或不盲从，都会被恶意贴上“女权主义敌人”乃至“爱男”的标签。

我们可以不客气的说，“田园女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极端女权的“畸形种”。

关于“田园女权”的讽刺漫画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田园女权”几乎完全丧失了女权主义的精神内核。

女权主义和“田园女权”尽管都起源于欧美女性发起的社会运动，但二者有本质区别。

古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一直主张推翻性别压迫、追求男女平等、实现妇女解放，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

而冠冕堂皇地使用“女权”标签，挪用女权主义的部分理念，形式上看似激进的“田园女权”，只是将这些目标当作手段而非目的，不仅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与保守旗帜，对“女性文化”和“性别政治”的理解也极为狭隘。

她们高举“标榜个性”的旗帜，为了反对而反对，本质上就是通过宣泄情绪和制造对立来追求利益交换，完全抛弃了女权主义“让女性变得更好”的初心，从而在现实中造成了对女性权益的忽视乃至损害。

“田园女权”绝不等于“女权”

其次，“田园女权”是激进女权主义的畸变，而非继承。

当今的“田园女权”，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但二者绝不能划等号。原因很简单：

流行于上世纪60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不仅在历史上曾构建出一套女性主义理论体系，还对欧美社会改革产生过积极影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反观“田园女权”，几乎不具备理论建设的能力，一味崇尚语言暴力和行动对抗，通过蛊惑群众、煽动对立、制造不公来换取“群体特权”，其实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已。

除此之外，她们不断鼓动女性拒绝社会责任、敌视男性、仇恨社会，也对社会稳定和性别平等均造成严重危害。

“田园女权”，几乎毫无进步价值

第三，“田园女权”已经造成了社会的认知割裂。

结合当下的舆论场看，“田园女权”极力鼓吹“资本主义优越论”，已经致使利己主义、民粹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化大肆泛滥：

近年来，活跃于中国的极端女权势力，一方面在网络上通过制造对立吸引流量并变现获利，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受到某些境外势力的资助，企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田园女权”根本不在乎女性全体的核心利益

与欧美极端女权组织通过制造社会矛盾来获取资金支持的做法类似，我国的一些“田园女权”们，也非常热衷于编造煽动性故事、收割流量并从中牟利。

虽然具体制造的内容有所不同，但他们依靠“打拳”获利的基本手法可以说大同小异。

总的来说，无外乎就是以下三点：

首先，制造焦虑，将自己打造成为“女权大V”。

这些账号或通过撰写“爽文”和虚构的“男权压迫案例”，或大肆恶意嘲讽、贬低和侮辱中国的青年男性，或通过对“离婚冷静期”等政策的片面解读，或鼓励女性不劳而获、自我物化，宣扬“外貌即资本”，可以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吸引百万粉丝，成为舆论场上“呼风唤雨”的“网络意见领袖”。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田园女权”账号，之所以会选择争议性话题进行炒作，目的往往不是为了争取支持，而是通过煽动情绪来炒热话题、收割关注度。因此，即便是她们的反对者，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其吸引流量的的工具。

关于“独立女性”的另类解读

其次，变现流量，赚取“粉丝”的利润。

这些“田园女权”的账号，一旦具备了不错的网络号召力之后，会迅速将流量转化为实际收益。

比如一些“田园女权”自媒体，可以开出数百万元的广告报价，账号的主要运营者不仅是内容撰写者，还担任着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或高管，业务触角甚至延伸至影视制作、付费教育等多个领域。

还有一些不断挑动性别对立、鼓吹不婚不育的“田园女权”博主，要么从事电商带货，要么向女性推销高价“情感培训课”，尤其是一些所谓的“高端课程”，售价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

可以说，这些树立极端人设的“田园女权”，将“黑红”带来的流量效应榨取到了极致，可谓“赢了面子也得了里子”。

令人眼花缭乱的“爱情课程”

第三，一些“有想法”的“田园女权”，还会插手严肃的社会议题。

比如有些“田园女权”，恨不得将所有的社会负面新闻归结于“中国男人不行”；还有自媒体账号公然将中国男性比喻为“中国女性的殖民者”，荒谬地将之与“日本侵华”相提并论。

甚至有账号针对慰安妇等沉重历史问题，抛出了“虽然被强暴，但至少活下来”的“性别优势论”，严重伤害了民族情感。

对此，有观点认为，这些与逆向民族主义思潮“合流”的“田园女权”，背后很可能与境外势力存在勾连，我们应该予以高度警惕。

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论

前面提到，女权主义是一种跨越阶级和种族界限的社会运动，它的核心目标是推翻对妇女的压迫、争取女性合法权益、消除全球范围内的男女不平等，最终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

“田园女权”则完全不同，她们更看重政治利益和群体边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女性特权，它不仅无法消除男女不平等，反而加剧了性别对立，使妇女解放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

可以说，“田园女权”根本与“女权”不沾边，其“核心目标”就是在个人、家庭和社会各个层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视同通过强调女性身份和宣扬女性特权来争名逐利、逃避责任，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坦诚说，以上种种不仅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完全背离，更更容易让人对真正的女权主义产生误解，甚至是敌视情绪。

田园女权，真的不是“女权”

纵观这些“田园女权”的身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人“极致”追求个人利益至上，几乎不具备固定的是非观。

当有利可图时，她们会夸大女性权益，占领道德高地，要求男性无条件照顾自己，比如流传的"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等说法，就是利用女性身份将不合理要求合理化。

当遇到不顺时，她们又会以性别歧视受害者的姿态出现，将个人不满归咎于重男轻女或社会压迫。

这种“既要特权又大打悲情牌”的做法，不仅破坏了社会已经形成的性别相对平等的大环境，还引发了“一切群体权益都应让位于女性群体”的错误思潮。它混淆了群体利益和个人需求的界限，使真正遭受不公的女性无法得到关注和帮助。

与此同时，“田园女权”还强化了人们对女权主义的刻板印象，让真正的性别平等运动被污名化，甚至可能导致社会对女性压迫现象的漠视。

讽刺“田园女权”的绘作

其次，大肆挑战家庭伦理道德。

纵观我国的舆论场，挑战家庭伦理的“田园女权”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以“恐婚症”、“恐育症”自居，每当出现家暴、出轨等社会新闻，就全盘否定恋爱、婚姻和家庭的意义，鼓吹不婚不育是避免冲突的唯一方式。

另一类则大肆宣扬“开放式婚姻”，虽然承认家庭形式，却漠视一夫一妻的法律制度，鼓吹出轨是“性解放”，对伴侣不忠诚，对子女成长漠不关心。

事实上，西方女权主义早就有过对"母亲职责"的讨论，但她们强调的是育儿责任应当得到全方位的尊重，无论是双亲抚养还是单亲抚养。而“田园女权”对家庭的漠视态度，恰恰暴露了其“非女权”的面纱。

一言概之，“田园女权”根本就没有打算改变甚至消灭“父权制”传统，她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逃避家庭责任和义务而已。

“田园女权”不等于“女权”

第三，拒绝承担社会责任。

活跃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虽然主张建立独立的女性空间，但她们关注的是重构社会文化、重塑社会责任和重新分配社会利益；反观“田园女权”，只关心利益分配，却回避责任担当。

在社会文化重构方面，她们简单地宣称"女性至上"或"女性特权"，这实际上是对"性别歧视"的复制，主张的是与"男权制"无异的"女权制"。

在社会责任方面，她们惯于逃避和推脱，用"我是女性，你必须让着我"、"我是女生，所以这个工作我干不了"等借口推卸责任，这不仅伤害到了相关男性，更通过性别特殊化扰乱社会秩序，损害集体利益。

田园女权，这会让更多的普通女性远离职场

第四，鼓吹“洋人至上”，沦为逆向民族主义者。

“贬低本国男性”与“仰视白人男性”，可以说是“田园女权”的一大“特色”。一方面，她们大肆散播“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等言论；另一方面，却不断鼓吹“不婚不育，女性不限人种，但只交欧美白人男性”的价值观。

与此同时，一门“与洋人交友”的生意悄然开启，一些非法中介和个人充当“情感掮客”，为被“洋人至上”迷惑的中国女性提供与外国男性建立关系的机会。

但我们想说的是，这种“洋人至上”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关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以及颠覆中国的战争，受境外势力资助的中“田园女权”，假借妇女解放之名，鼓吹性别对抗，煽动民族对立，不断挑战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女性权益，需要全体女性来捍卫！

面对当前网络上不断蔓延的“田园女权”思潮，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深入分析其产生原因和表现形式，揭露其真实意图和最终目的。

一方面，要大力帮助公众明确区分真正追求平等、促进和谐的“真女权”；另一方面，对那些制造对立、谋取私利的那些“田园女权”做出的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应该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当然，我们更要坚决消除社会中存在的针对妇女的种种偏见、歧视和暴力行为，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认可并自觉践行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追求。

女性撑起半边天

最终，让我们携手共建一个真正平等、和谐、进步的社会，让性别平等成为我们时代最亮丽的风景线，让每一位女性都能享有出彩的人生。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