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宏义：1234年一场引爆宋蒙大战的仓促战役——“端平入洛”再审视（下）

摘要：“端平入洛”是南宋与蒙古战争初期的一场关键战役，这场发生于1234年的军事行动，是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为收复旧都汴京、洛阳而发起的主动北伐。它标志着宋蒙之间短暂“蜜月期”的彻底终结，将双方直接推向全面战争。

“端平入洛”是南宋与蒙古战争初期的一场关键战役，这场发生于1234年的军事行动，是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为收复旧都汴京、洛阳而发起的主动北伐。它标志着宋蒙之间短暂“蜜月期”的彻底终结，将双方直接推向全面战争。

此次行动因南宋准备不足、后勤不继而惨败，不仅充分暴露了宋军的虚弱，也为蒙古大举南侵提供了最直接的口实。

“端平入洛”是宋蒙长达四十余年战争的导火索，奠定了此后蒙攻宋守的战略格局，成为南宋由苟安走向败亡的起点。

《两宋烽烟录》第四卷全景式展现了十三世纪宋蒙两大政权的军事对抗与政治博弈，本期特摘编书中“端平入洛”一节，此为下篇。

《两宋烽烟录：第四卷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

1234年（宋端平元年）五月，宋廷以赵范为两淮制置大使，屯驻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之间“以张声势”，由全子才率领淮西兵万余人为先锋，直取汴京开封，由赵葵率主力五万人，自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渡淮西上，随后接应；诏京湖帅史嵩之“筹画粮饷”，保证军需；以张嗣古权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守护长江，应接河南；并命令川蜀地区的利州制置使赵彦呐出兵陕西牵制关中蒙军，以响应“入洛之役”。

六月初，宋廷发布“抚谕东京等处官吏遗黎”的檄文，宣称宋军北上“收复三京”的军事行动是兼爱南北赤子的正义之举，是尽君父之责。因京湖帅史嵩之反对用兵，所以与上次配合蒙军合围蔡州的是京湖制置司所属部队不同，此次参与收复中原行动的全为两淮制置司之军。

十二日，全子才率宋军自淮西制置司驻地庐州出发，收复三京的行动正式开始。十八日，在寿州附近渡过淮河，二十一日抵达蒙城县，城中除数十名伤残者外，已空无所有。二十四日，宋军来到亳州城下，城内降蒙金兵六百余人转而归宋，并引导宋军经魏真（今河南鹿邑县东）、太康（今属河南）等县直插汴京。月底，全子才部收复了归德府，并于七月二日来到汴京城外二十里处扎营。

此时汴京城中仍属蒙古所立的傀儡崔立掌控，崔立为人残暴荒淫，困辱部将，激起城内军民的愤怒，但畏于崔立背后的蒙军势力而不敢发难。当宋军抵近开封的消息传入城中，不满崔立的原金将领李伯渊等人密谋杀死崔立及其党羽，并枭其首级以祭金哀宗，待宋军一至，即率残兵六百余人出降。

五日，宋人整军进入开封城，总算收复了沦陷已有百余年的汴京。但昔日繁华的开封城内，此时已成一片废墟，止存居民千余家。同时，宋军以偏师攻击郑州、陈州、蔡州等地，为蒙古守城的原金降将纷纷望风归附。

《武经总要》中的宋代城池图

因南宋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认真做过收复中原的军事准备，对宋、蒙双方力量对比也缺乏清醒认识，想当然地认为蒙古人不会因宋军北上恢复三京而做出强烈反应，便仓促上阵，只想侥幸一时，迫使蒙古人承认既成事实，故宋军北上之后，立即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久经战火破坏的河南各地城市，皆残破不堪，人烟稀少，田畴荒芜，难以从当地筹集粮草；加上蒙古人为阻止宋军行动，事先决寸金堤，引起黄河水泛滥，故自寿州至开封的途中，多处水深至腰甚至及颈部，宋军在盛暑炎日之下，涉水行进，十分困难，只是因前无敌兵阻拦，才得以抵达汴京城下，但粮饷转运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及时跟上。

宋理宗原先命令京湖制置司筹集粮饷北运，然京湖帅史嵩之以“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无粮可征为由，拒绝为北进之师供应粮饷。宋理宗为表示收复三京之决心，解除了史嵩之等人官职，以杨恢知襄阳府、行京湖制置司公事，负责粮食筹集运送。但一时之间，京湖粮饷却难以接济前线。宋廷甚感无奈，只得由两淮方面征调大批船只与民夫转运粮饷。两淮帅司于是调集船只到江南镇江装运粮食，再北渡长江，从大运河北抵泗州，转入淮河，经盱眙、濠州运抵寿州，兜了一个大圈子，费时又费力。北宋时，京城开封所需的江南粮食，是用船只从大运河北上至泗州，转入淮河西运，再转入汴河运抵京城。由于宋、金对峙百年，漕运废罢，汴河淤塞，宋军只得由陆路将屯集寿州的粮食运送至开封等地。因盛夏行兵，河水泛滥，粮运困难，所以宋军才至汴京，随身携带的粮草就已吃完，只得停止行军以待救援。

二十日，赵葵率宋军主力自滁州北上，至泗州，然后水陆并进赶到汴京，看到全子才按兵不动，便责问说：“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全子才告之粮饷未集，赵葵仍坚持西进，以尽快完成据潼关、守河津的初衷。部属姚望之“以汴河粮运未继”，劝赵葵休养士兵，整治城池，以备不虞，而不要冒军队绝粮的危险西进洛阳。从当时情形与事后结果上看，此策最为稳妥。但一心只图建立不世殊勋的赵葵却听不进去，急令部将范用吉等率兵一万三千人先行，以属僚徐敏子为监军，再命杨义率庐州强勇等军一万五千人作为后援，各给五日口粮。诸军反映口粮太少，但赵葵手中却无粮可给，便强令士兵启程，冒险以进。

二十一日，徐敏子率军先向西行，为节省口粮，命士兵将五日口粮分作七日食，勉强朝着洛阳进发，同时一再遣人回汴京催粮。二十六日晚，徐敏子派小校张迪领二百人乘夜色偷袭洛阳，进城后才发觉已是一座空城，戍守的蒙古兵早已退出城外。二十八日，徐敏子率大军入城，完成了出兵前制定的占领“三京”之计划。故此次出兵也被称为“端平入洛”。

二十九日，入驻洛阳城的宋军口粮已尽，只得采来野菜和面作饼而食。随后而至的杨义一军，行至洛阳城东三十里处休息炊食时，突遇以逸待劳的蒙古伏兵的袭击。由于宋军一路行来未遇敌兵，至此已近洛阳城，而且非常疲惫饥饿，故十分松懈，在休息时并未立哨设谍，仓猝无备，一经伏击，遂致大溃，许多士兵掉进洛河中淹死，仅主将杨义等少数人逃脱。

当夜，洛阳城中宋军听到杨义一军溃败、蒙军已据黄河北岸的消息，十分惊恐。次日即八月一日，蒙军前哨进逼洛阳城下，徐敏子整军迎战。两淮兵为宋军中之精锐，此时虽忍饥作战，却依然与蒙军打了个“胜负半之”。入夜，因城中已断粮数天，士兵饥饿不堪，杀马而食，无力再战。徐敏子与诸将商议良久，无计可施，只得决定突围南走。二日，宋军在洛阳城南的龙门与蒙将刘亨安所部相遇。宋军将士因饥饿已极，无心恋战，纷纷溃奔，蒙军追击近百里，南宋士兵死伤十之八九，损失惨重。徐敏之也中流矢负伤，失去战马，徒步间道绕行十天后，才率残部三百余人退至南宋境内的光州，十分狼狈。

全子才因欲与赵葵争为汴京守将，故意逗留开封不行，仅遣部将杨义率军前往洛阳。杨义败溃的消息传入城中，深知全子才心思的赵葵，虽拥兵数万，却也不欲挥师西上洛阳应援。但身为主帅，临危保身，不敢救援深陷险境的部下，其罪难逃。于是赵、全两人只得做出要亲自率军增援洛阳的姿态，但在参谋官刘子澄的劝阻下，遂以粮草未集为理由，决定立即自开封退兵，全线南撤。当晚，赵葵命将士整理行装。次日凌晨出发，将士们都以为是增援入洛宋军，不料却是东出东门，这才知道是退兵南还了。一路上风声鹤唳，连蒙军的影子也未见着，却因“师退无律”，致使宋军后军溃散，辎重等全部抛弃，狼狈逃归。

蒙古骑兵押送战俘图（采自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手稿Diez A fol. 70）

宋军收复中原之举，全部过程不足两个月，就如此狼狈可笑地以彻底失败而迅速告终。

当时宋廷还未知前方已惨败，正为宋军收复三京失地而兴奋，并忙于处置河南新复州县的经理事宜。八月七日，宋理宗诏令：“河南新复郡县，久废播种，民甚艰食，江、淮制司其发米麦百万石往济归附军民。”九日，以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赵葵为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十日，尚书省奏言，当遣官员正式祭扫“所有西京河南祖宗八陵”，并称“河南、山东新复州县，各已委官任责守备，经理屯田，措置防捍”。宋理宗遂诏令枢密院检察诸房文字尤焆前往“点视”。但前线败报随即传来，“恢复”大业顿成黄粱一梦。

九月，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知襄阳府的赵范上奏：“赵葵、全子才轻遣偏师复西京，赵楷、刘子澄参赞失计，师退无律，致后阵败覆。”又言：“杨义一军之败，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于赴援，致不能支。”于是宋理宗诏赵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东等州营田，“任责捍御边面”；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邓、息诸州营田，“捍御边面”；刘子澄、赵楷、范用吉、徐敏子、杨义各责贬有差。赵葵、全子才两人如此罪重罚轻，群臣大为愤慨，纷纷上表要求重加惩处。但宋理宗因入洛宋军溃败，使军民“死者十数万计”，伤亡惨重，粮食损耗百万计，大量辎重、兵甲、舟车等委弃于敌境，造成江淮防御空虚，担心蒙军乘胜南侵，刚溃败的宋军难以抵挡，为安抚军心，重新构筑防线，故对此不予采纳。

“端平入洛”失败的原因甚多，而宋廷君臣对宋、蒙双方形势的错误估计，实为其最主要的原因：南宋的军力、财力均不足以支持其对河南的“恢复”占领，而饱经战火、荒芜不堪的河南地区也难以提供满足大量军队行动的物资，虽迫使蒙军主力北撤，但也使北上的宋军无兵粮可因，不得不冒酷暑大水长途转送，终致前线将士因缺粮而士气低落，一战而溃。对于此点，吴潜曾事先告诫过天子说：“自潼关至（山东）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今南兵及忠义等兵，决不能守持。”事情发展果如其所料，宋军于洛阳所遇之敌，并非蒙军主力，人数也不多，只是蒙军的偏师游骑而已，但宋军已不能抵御了。《宋史·赵葵传》中称宋军入洛，“未几，北兵南下，渡河，发水闸，宋兵多溺死，遂溃而归”。其记载大有隐讳，不是事实。宋军本为利用蒙人“畏热，春夏之交，势当北去”之时机，遂不顾“盛暑行师”之兵家大忌，在粮草未备、敌情未明之际，冒险千里奔袭，其失败自可预期。此外，南宋内部和战意见不一，也是宋军兵败河南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京湖帅史嵩之拒绝为出兵河南筹集粮饷，利州帅赵彦呐拒不从命出兵“以应入洛之役”，前线将帅赵葵、全子才因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而影响入洛行动。因此，宋军虽然未经一战即收复了北宋三京故地，但一经蒙军打击便迅速溃败而归。

南宋匆匆出兵收复三京失地这一轻率举措，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财政上说，使南宋在人、物、财力上皆蒙受了惨重损失，为解决财政危机，宋廷采用“权宜一切之敛”，虽有伤国体，也不暇顾及了；从军事上说，淮西精锐数万人，经洛阳一战就损失一万五千人，“而他州陷没者犹不计”，造成宋军士气低落，“雄胆已丧”，此后宋兵再不敢大规模主动出击，只是采用据守城池据点之法，听凭蒙军骑兵纵横驰骋于江淮平原，掌握了战场的主导权；从外交上说，“端平入洛”之役，正好成为蒙古人南侵的借口，从此拉开了宋、蒙之间长达四十余年鏖战的序幕。因此之故，世人对“端平入洛”之举大都给予严厉批评，如当时人王埜在“端平入洛”失败后上疏攻讦道：“国家与鞑靼本无深仇，而兵连祸结，皆原于入洛之师，轻启兵端。”清代学者钱大昕于《十驾斋养新录》卷八中说：“全子才、赵葵首创恢复三京之议，丞相郑清之力主其说，横挑强敌，两京遂不可复。而元兵分道来侵，蜀土失其大半，并失襄阳。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郑清之者。”但此说实不公允。平心而论，南宋北复河南故土的军事行动，也有其内在必然性。宋末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对此事的评价即较为平允：

是役也，乘亡金丧乱之余，中原俶扰之际，乘几而进，直抵旧京，气势翕合，未为全失。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此殆天意。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即对南宋而言，此时恢复中原确实为百年未遇之良机，且金朝灭亡后，蒙古必然将侵掠南宋，这是蒙古不可更改的既定国策。而从蒙古征服四边部族、国家的历史上看，蒙古从来就不遵守盟约，因此其指责南宋入洛之役是“开衅渝盟”，为两国交恶的导火线，不过是一个信手拈来的借口而已。据波斯史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蒙古诏谕各族归降的信件常用措词是：“如你们不屈服，也不投降，我们怎样知道如何做呢？古老的天神，他知道。”故在蒙古人的词汇中，其所说的“和好”即是“投拜”。因此，宋人如不“投拜”，必然选择战争，根本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但周密将“端平入洛”遭致失败的主要责任归于宋军主帅身上，也属古代士子为尊长者讳的故伎，其失败的主要责任当然得由只思急功近利、侥幸一胜的赵宋天子来承担。

蒙古大汗窝阔台率蒙军主力北归以后，一直将注意力放在稳定北方形势上，东征西讨，消灭了盘踞东北地区的蒲鲜万奴势力，迫使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归附。在南宋出兵助蒙古灭金以后，蒙古一时找不到向宋开衅的借口，更主要的是还未作好大举侵宋的战争准备，所以仍与南宋保持着友好往来。但其既定国策就是如此，若南宋不肯归附，必然发动攻宋战争，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因此，当蒙古人得知宋兵将欲北进河南的消息之时，蒙廷一面布置河南前线的军队着手反击，一面商议灭宋大略。据《元史·塔思传》载：是年七月，当宋军尚在北进途中，窝阔台即在草原召集诸王大会，说道：“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窝阔台的话如此文绉绉，自然是出自修撰《元史》的文士之修饰，不过从这一段话中可明白知晓窝阔台的灭宋之意。于是木华黎之孙塔思主动请缨，窝阔台即刻决定由塔思与王子曲出统军南征。

由于需要时间对大举南征的军队进行部署，调拨物资，所以窝阔台首先命令将领达海甘卜率领驻扎于陕西的偏师，先对南宋川蜀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进攻。达海甘卜循此前蒙军入宋的老路，入西和州，逼阶州，但遭到宋军高稼、曹友闻部的阻击，进退失据，还屯关中。是年底，进犯川蜀的蒙军还未完全退出宋境，蒙古使者王楫又再次出使南宋。王楫此次出使的动机，《宋史纪事本末》、《新元史》等史书想当然地认为是因“端平入洛”之役来责宋人“败盟”的。但据真德秀等人的奏议上看，王楫出发在宋军北上之前，应与宋军入洛事件无涉。但王楫的来意确实不善，在声称来通好议和的同时，“挟昔年金使例册自随”，即要求宋人岁贡金币如奉金人之例。这显然是一种先礼后兵的策略，即欲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迫使宋廷屈服归附，将自己降至臣属和仆从的地位。

因入洛之战失败，宋廷内部的矛盾大大加深，朝政更显混乱。北进失败，主战派遭到主守派的全面攻击，但主守派也提不出治世良法，于是世人“百口交推”理学大师真德秀、魏了翁执掌朝政，以期迅速改变南宋日益危殆的政局。十月，宋理宗应宰相之荐，召真德秀入朝拜户部尚书，不久为翰林学士。但这位深孚众望的理学大师，在此世道安危升降之机，于觐见天子时，只是进呈自己所撰的《大学衍义》一书，陈说“祈天永命之戒”。当时御史杜范弹劾宰相郑清之“挑敌”误国之罪，真德秀却为郑清之辩解，而归罪于前宰相史弥远，奏言：“此皆前权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秦和、扁鹊，先秦良医）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代为庸医受责。”与真德秀同时被召的魏了翁，授任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入对时，对天子首言“明君子小臣之辨”，次论“故相十失”，再及“修身齐家”等事。对于如何处理危机四伏的社会危机与救亡之道，他们同样束手无策。

此时蒙使王楫已入宋境，对于蒙使的通好之说，南宋君臣普遍表示怀疑。宋理宗即认为“虏人议和，未可轻信”。执政李鸣复也向天子明确指出：“鞑使之来，朝廷议所以待之，今之议和，犹昔之议战也。……金昔以和误我，鞑人复以和误金，商鉴不远，而犹欲蹈其覆辙乎！为今之计，当移所以议与鞑靼和者议边备。”并进而指出王楫其为人“外虽恭顺，内实奸诈”，可能在使宋时宣称奉可汗之命前来通好，回蒙古以后却宣言南宋已归降，从中渔利，实不可信任。从实际情况上看，李鸣复的怀疑不无道理，此后另一位蒙使郝经就曾在给宋廷的信中指出王楫往来欺骗于宋、蒙之间。真德秀、魏了翁等官员更认为“和好不可恃”，从昔日之交往中可知，蒙人并不讲信义，“大抵通和亦来攻，不和亦将来”；希望天子不要因为兵败河南而畏敌，不要对议和抱有幻想，当“日与大臣讲求策画”战攻守御之事。

但此时宋军新败，宋廷十分担忧蒙古“兴师问罪”，虽然王楫只是“小使”，又无“国书”，但为得蒙古人欢心，宋廷还是对王楫曲意奉承，竟然一反此前国使须由淮东往来的惯例，听任王楫自襄阳顺流直下镇江，“沿途从容玩习长江之险”，并停留临安长达月余。十二月初，王楫至临安。十四日，宋理宗破例“御后殿引见”。二十一日，王楫向宋天子辞行。宋理宗为换得蒙古的好感，使其不致发兵南侵，答应贡奉“岁币”给蒙古以约和。二十七日，宋廷派遣邹伸之等人再赴蒙古报聘，一为赔礼谢罪，二为继续交涉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次年正月，宋廷又以御前宁淮军统制程芾为通好使，从义郎王全为副使，随即又以武功郎杜显为添差通好副使，赶赴蒙古议和，真可谓是恭敬、殷勤之至。

不过宋廷“屈意厚礼”以讨好蒙古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并不能改变蒙古攻宋的既定决策。就在王楫回程途经黄州一带大肆“收买南货辎重”的同时，宋军已获得蒙古“聚兵牧马”，分两淮、京湖、四川三路南侵的确切情报。当宋使邹伸之等至草原觐见大汗之时，虽然蒙古人“立金帐”以示礼遇，但蒙军元帅曲出等已率兵南下。因宋使的交涉未得要领，故当使臣邹伸之一行动身南返前夕，“曾上平南之策，与王楫议不合”的蒙古宰相耶律楚材接见了宋使，用威胁的口吻教训道：“你们只恃着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充满火药味的话语，与木华黎当年热情接待宋使赵拱的情景实有天壤之别。至此，已完成了进攻部署的蒙古骑军，终于开启了对南宋的全面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