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岚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车间里那台老旧压力机压下来的声音，沉闷，不容置疑。我赶紧点头，双手接过那几页写满了字的纸，指尖碰到了她的，她的手很凉。

“陈辉，这份报告，下午下班前给我。”

林岚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车间里那台老旧压力机压下来的声音，沉闷，不容置疑。我赶紧点头，双手接过那几页写满了字的纸，指尖碰到了她的，她的手很凉。

这是1994年的夏天，我从一所不好不坏的技校毕业，托了家里的关系，进了这家半死不活的国营纺织厂。对我这种从乡镇出来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算是顶好的出路了，铁饭碗，说出去脸上也有光。我的工作是在技术科画图，每天对着一堆零件图纸，用鸭嘴笔和墨水，小心翼翼地把一条条线变成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和轴承。

林岚是我们的副厂长，管生产和技术。她大概三十五六岁的样子，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蓝色工装，头发利落地盘在脑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厂里的人私下里都叫她“铁娘子”。她业务能力强得没话说，厂里几次技术革新都是她带头搞的，连那些干了一辈子的老师傅，在她面前也得老老实实。但她也因为太较真，不讲情面，得罪了不少人。

我怕她。

这种怕，不是怕她骂我，而是怕在她面前，我那点刚从学校里学来的东西，显得特别可笑。我怕自己画错一根线，标错一个尺寸，被她那双能看穿一切的眼睛发现。所以每次她交代工作，我都会把腰弯得比平时低一点，说话的声音也小一点。

我的生活就像我画的图纸一样，规规矩矩。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岗，擦干净绘图板，削好铅笔。中午去食堂吃二两饭一勺菜，下午五点下班，回到单身宿舍里看书，或者跟同宿舍的工友们打牌。我每个月发一百八十块钱工资，留下三十块生活费，剩下的一百五，准时寄回家里。我爹娘在信里总说，辉啊，在厂里好好干，听领导的话，争取早点转正，提个小组长。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像厂里那台大机器一样，轰隆隆地，有节奏地，一直运转下去。稳定，但是没什么波澜。我眼里的稳定，就是每个月能准时拿到工资，能给家里寄钱，能让爹娘在村里人面前挺起腰杆。这是我当时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

那天下午，我把林岚要的报告赶了出来。这是一份关于引进新型纺纱机的技术参数分析，里面有很多数据，我反复核对了好几遍，确认无误后，才敢拿去给她。

她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三楼的尽头。那天的走廊特别安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回声。我走到她办公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透出一点光。我习惯性地抬手想敲门，但手举到一半，又犹豫了。我想起上次因为敲门声太大，被她皱着眉头看了一眼，那眼神让我心里发毛了好几天。

我决定轻轻推开门，探个头进去，要是她在忙，我就在门口等。

我的手刚碰到门板，门就“吱呀”一声开了。我探头进去，办公室里没人。我松了口气，想着她可能去车间了，我把报告放在她桌上就行。我迈步走了进去，一股淡淡的雪花膏味道飘进鼻子里，那是林岚身上特有的味道。

她的办公室很简单，一张大大的办公桌，一个铁皮文件柜，两把椅子。桌上除了文件，还有一个相框，背对着我。我把报告轻轻放在桌角，正准备转身离开，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办公室套间里那扇小门的门缝。

门没关严，里面有悉悉索索的声音。

我当时脑子一抽，以为进了贼。厂里效益不好，但有些技术资料还是值钱的。我几乎没思考，蹑手蹑脚地朝那扇小门走去。那是个小小的休息间，平时她午休用的。

我把眼睛凑到门缝上。

只看了一眼，我全身的血都冲到了头顶。林岚背对着我，正脱下那件蓝色的工装外套，露出了里面白色的衬肩。她的背很直，很瘦，头发因为解开了，瀑布一样披散下来。

我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退后一步，后背撞到了文件柜，发出一声闷响。

里面的声音停了。

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完了。我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男下属，闯进女领导的休息间，还看到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不仅工作保不住，名声也全毁了。我爹娘要是知道了，非得气出个好歹来。

我转身就想跑，可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

门开了。

林岚站在门口，已经把工装外套重新穿上了，只是扣子还没扣好。她的脸上没有我预想中的惊慌或者愤怒，平静得有些吓人。她看了我一眼，然后默默地走到办公室大门边，“咔哒”一声，把门反锁了。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她锁门干什么？

她转过身，走到办公桌后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落在我脸上，还是那种没什么温度的眼神。“你别紧张。”她说。

我怎么可能不紧张。我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

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我僵硬地挪过去，坐下，只敢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腰挺得笔直。

“报告做完了？”她问，语气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做，做完了。”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声音都在发抖。

她点点头，没去看那份报告，而是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叠图纸，推到我面前。“这个，你看一下。”

我低头一看，愣住了。那不是我们厂的图纸。我们厂的图纸我都熟，用的都是标准的图纸格式和代号。这份图纸的格式很奇怪，上面的零件也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精密感，像是什么医疗器械上的东西。

“林厂长，这是……”

“这是我一个朋友托我帮忙画的。”她打断我，“一套医疗设备的配件，要求精度很高。我最近太忙，画不完。你画图的基本功不错，脑子也灵光，我想让你帮我一起弄。”

我心里咯噔一下。接私活？这在厂里是明令禁止的。被发现了，轻则处分，重则开除。

我下意识地想拒绝：“林厂长，这个……厂里有规定……”

她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严厉，也不是请求，像是一种……审视。“我知道有规定。”她慢慢地说，“所以，这事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每天下班后，来我办公室画，画完我锁起来。作为报酬，这个数。”

她伸出三根手指。

“三百？”我试探着问。

她摇了摇头。“三千。”

我倒吸一口凉气。三千块，那是我将近一年半的工资。我爹娘在老家种地，一年到头，刨去所有开销，也就能攒下千把块钱。这笔钱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我看着她，又看了看桌上的图纸。我明白，这不是一个请求，这是一个交易。她用我的把柄，和我做交易。我答应，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刚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我不答应，后果我不敢想。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一边是厂里的规章制度，是我一直以来信奉的“本分”；另一边是那个无法拒绝的诱惑，以及那个悬在我头顶的、能毁掉我一切的秘密。

我看到她桌上那个背对我的相框，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知道那相框里是谁。

“我需要钱。”她忽然说，声音很轻，像是在对我解释，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急用。”

那一刻，我从她那张一向坚硬的脸上，看到了一丝裂痕。那裂痕里，透出的是疲惫。

我没有再犹豫。“好，林厂-……林姐，我干。”我改了称呼。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快答应，也没想到我会改口叫她“林姐”。她愣了一下，然后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脸上那层冰似乎融化了一点点。“图纸你先拿回去看，明天开始。”

她站起来，打开了办公室的门。我拿着那叠沉甸甸的图纸走出去，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走廊里的光线已经有些昏暗，我回头看了一眼，她正站在门口看着我，身影被拉得很长。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轨迹彻底改变了。

白天，我还是那个在技术科埋头画图的陈辉，小心翼翼，不多言不多语。但一到下班时间，当同事们三三两两地走向食堂或者宿舍时，我就得找个借口留下来，然后悄悄溜进林岚的办公室。

她的办公室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我趴在她的办公桌上，就着一盏台灯的光，一笔一笔地画那些精密的零件图。而她，就坐在我对面，或者处理厂里的文件，或者也在画另一部分图纸。我们之间很少说话，办公室里只有笔尖划过图纸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

这种感觉很奇怪。在所有人眼里，她是高高在上的副厂长，我是微不足道的技术员。但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在台灯昏黄的光晕下，我们更像是一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搭档。

活儿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那些零件的精度要求达到了“丝”级，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我们厂里最好的车床，也就能做到五丝。图纸上的很多工艺要求，我连听都没听过。我不得不一边画，一边翻阅大量的资料。林岚在这方面懂的比我多，有时候我卡住了，她会过来，拿起铅笔，在草稿纸上演算几下，然后三言两语就点透了我。

我第一次发现，她那张严肃的脸，在专注于技术问题时，会有一种特别的光彩。

但压力也是巨大的。我几乎没有了个人时间，每天都睡不够。更重要的是心里的那份煎熬。我总害怕被人发现。每次有人在楼道里经过，我都会吓得停下笔，竖起耳朵听半天。

同事们也渐渐看出了不对劲。

“陈辉，最近怎么老加班啊？是不是想评先进想疯了？”同宿舍的小王开玩笑地问我。

我只能含糊地应付：“刚来，业务不熟，多学学。”

“学什么呀，天天往林厂长办公室跑。你小子，可以啊，路子走得挺野。”另一个工友老张阴阳怪怪地说。

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厂子本就不大，一点风吹草动就能传得人尽皆知。很快，关于我和林岚的各种猜测版本就出来了。有人说我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有人说得更难听，把我和她描绘成了一种很不堪的关系。

我走在厂区里，总能感觉到背后有指指点点的目光。在食堂吃饭，旁边桌的人会刻意压低声音，但那些零星的词语还是会飘进我耳朵里。我开始失眠，吃饭也没胃口，人迅速地瘦了一圈。

我很难受。我从小到大，我爹娘教我的就是本分做人，踏实做事。现在，我成了一个在背后被人戳脊梁骨的人。我有时候会想，为了那三千块钱，值得吗？

有一次，我画错了一个数据，心情烦躁，直接把一张画了一半的图纸揉成了团。

“怎么了？”林岚的声音从对面传来。

“没什么。”我低着头，不想让她看见我的表情。

她走了过来，把我揉掉的图纸团捡起来，慢慢展开，抚平。“画图，最忌讳心不静。”她把图纸放到一边，给我倒了杯水，“遇到什么事了？”

我没说话，心里的委屈和压力一下子涌了上来，眼眶有点发热。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外面的话，你不用理会。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管不了。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

她的声音很平静，却像有一股力量，把我心里那些翻腾的情绪给压了下去。我抬起头，看着她。灯光下，我看到她眼角细细的纹路，和眼底深藏的疲惫。我想，她承受的压力，肯定比我大得多。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林姐，我没事。”我重新铺开一张图纸，“我继续画。”

她看了我一眼，嘴角似乎微微动了一下，像一个没能成形的微笑。她没再说什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画到深夜。临走时，她忽然叫住我。

“陈辉。”

“嗯？”

“这个给你。”她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一沓钱。我数了数，一千块。

“林姐，这……”

“你应得的。后面的，等图纸全部画完再给你。”她说，“你家里负担重，用钱的地方多，先拿着。”

我捏着那个信封，手心发烫。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家里负担重的。也许是看我平时省吃俭用，也许是听谁说的。但那一刻，我感觉她不仅仅是我的领导，或者一个利用我把柄的交易对象。她像一个真正关心我的长辈。

我心里那些因为流言蜚uto产生的疙瘩，好像一下子被抚平了。我拿着钱，第一次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或许并不仅仅是为了钱，也不仅仅是出于无奈。

日子就在这种秘密的合作和外界的压力中一天天过去。图纸画了将近一半，我对这些零件的用途也越来越好奇。这套设备太精密了，不像是普通医院用的。我旁敲侧击地问过林岚，但她总是岔开话题。她越是保密，我就越是想知道真相。

我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任务，我开始主动地去思考。我开始留意她的一举一动。我发现她经常会对着一个电话号码发呆，有时候会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默默地流泪。她哭的时候，总是把头埋得很低，肩膀一抽一抽的，压抑着声音，不想让任何人发现。

有一次，我提前到了她办公室，门没锁。我推门进去，看到她正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那个一直背对我的相框，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她的侧脸在夕阳的余晖里，显得特别柔和，也特别脆弱。

听到我进来的声音，她像受惊一样，迅速把相框扣在了桌上。

“以后进来前，先敲门。”她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冰冷。

“对不起，林姐。”我道歉。

那天晚上，我趁她去洗手间的时候，鬼使神差地，拿起了那个相框。

照片上，是一个笑得很灿烂的小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虎头虎脑的，很可爱。他穿着一件小小的病号服，背景是医院的白色墙壁。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把相框原样放好，心里却翻江倒海。那些精密的图纸，那些她深夜里压抑的哭声，那笔巨额的报酬，还有这张照片，所有线索都串联了起来。

她不是为了自己。她是为了这个孩子。

这个发现，让我对整件事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是被胁迫的，是在帮她做一个不光彩的交易。但现在，我觉得我参与的，可能是一场一个母亲为了拯救自己孩子而发起的战斗。我的角色，从一个被动的帮手，变成了一个主动的战友。

我开始更加卖力地画图，不再把它当成一个任务，而是当成一份责任。我开始研究那些更复杂的工艺，甚至主动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林岚很惊讶我的变化，但她什么也没问。我们之间的默契，已经不需要太多言语。

就在图纸即将全部完成的时候，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一封匿名举报信，送到了厂长和纪委书记的办公桌上。

信里，把我跟林岚的关系写得龌龊不堪，说我们利用晚上时间，在办公室里做见不得人的勾当。信里还提到了我们接私活，利用厂里的资源为自己牟利。举报信写得有鼻子有眼，连我大概什么时候进她办公室，什么时候离开，都写得清清楚楚。

厂里炸开了锅。

之前那些只是在背后窃窃私语的流言，现在变成了摆在台面上的指控。我成了全厂的焦点，走到哪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那些眼神，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像一把把刀子，扎得我体无完肤。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纪委的人叫去谈话了。

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坐着纪委书记和人事科长，两个人表情严肃。

“陈辉，有人举报你和林岚同志存在不正当关系，并且利用职务之便，承接私人业务，谋取私利。你有什么要说的？”纪委书记开门见山。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预想过无数次被发现的场景，但没想到会是以这样一种最不堪的方式。

我能说什么？我说我们只是在画图？谁信？孤男寡女，夜深人静，共处一室。我说我们画图是为了救人？那等于把林岚的秘密全部抖了出来，把她推到更危险的境地。

我选择了沉默。

“沉默，就是默认了？”人事科长敲了敲桌子。

“不是的。”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声音干涩得厉害，“我和林厂长，是清白的。我们……我们只是在研究一些技术问题。”

这个解释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

“技术问题？需要每天晚上研究到半夜？陈辉，你也是个读过书的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把事情说清楚，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后果，你自己承担。”

我紧紧地咬着嘴唇，把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我不能说。我答应过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谈话不欢而散。我被要求停职反省。

走出会议室，我感觉天都塌了。我完了。我的铁饭碗碎了，我的前途没了。我怎么跟我爹娘交代？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厂里出了这样的事，该有多难过。

我在厂里的小树林里坐了一整个下午，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想到了死。我想，也许我从办公楼顶上跳下去，一切就都结束了。没有指责，没有流言，也没有这让人喘不过气的压力。

但我想到了我爹娘，想到了他们佝偻的背，和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我不能死。

傍晚的时候，我听说林岚也被停职了。她被带走调查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了。据说她一句话都没说，脸上还是那副冷冰冰的表情，好像被调查的人不是她一样。

我心里五味杂陈。是我害了她。如果不是我那天冒失地闯进她办公室，就不会有后面这一切。

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同宿舍的人都回来了，但没人跟我说话，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幸灾乐祸。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岛。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绝望吞噬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那张照片，那个穿着病号服，却笑得无比灿烂的小男孩。

我想起了林岚在深夜里压抑的哭声，想起了她谈到技术问题时眼里闪烁的光，想起了她递给我那个信封时说的“你家里负担重”。

她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了不起的技术专家，但她首先，是一个母亲。

她所做的一切，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却遵守了一个母亲的最高准则——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孩子。

而我呢？我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稳定”，到底是什么？是那份每个月一百八十块钱的工资？是那个在别人看来体面的“国企工人”身份？是为了这些，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为了救孩子而拼尽全力的母亲，被流言蜚语和冰冷的规定彻底击垮吗？

我爹娘教我本分做人，但他们也教我，做人要有良心。

如果我为了保全自己，选择沉默，或者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林岚身上，那我这辈子，还能睡得着觉吗？我还能挺起胸膛，说我是我爹娘的好儿子吗？

那一刻，我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又好像有什么东西重新建立了起来。我一直以为的铁饭碗，原来那么脆弱。而我一直忽略的，人心里最根本的道义和情感，原来那么坚韧。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没等纪委再来找我，而是直接去了厂长办公室。

老厂长是个快退休的五十多岁男人，头发花白，平时不苟言笑。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报纸。

“厂长，我想跟您谈谈。”我站在他办公桌前，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他从老花镜后面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

我没坐。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厂长，关于我和林厂长的事，举报信上说的，不完全是事实。”

“哦？那你说说，什么是事实？”他放下了报纸。

我把我如何撞见林岚换衣服，如何被她“抓住把柄”，如何开始帮她画图，以及那笔三千块钱的报酬，一五一十，全部说了出来。我没有丝毫隐瞒，也没有为自己辩解。

老厂长静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等我说完，他才缓缓开口：“接私活，这本身就是严重违纪。陈辉，你是个年轻人，怎么这么糊涂？”

“我知道我错了，我愿意接受厂里的一切处分，哪怕是开除我。”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但是，我想请您知道，林厂长她这么做，不是为了她自己。”

我把我对图纸的猜测，我看到的那张照片，以及我对她儿子病情的推断，全都说了出来。

“……厂长，我不知道她儿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我知道，肯定很严重，需要很多钱。她一个女人，丈夫听说常年在外地，她一个人撑着。她犯了厂里的规矩，但她没犯天理。她只是一个想救自己孩子的母亲。”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我说完了所有想说的话，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我准备好了接受最坏的结果。

老厂长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林岚这个同志，我知道。技术过硬，性格也犟。她家里的事，我略有耳闻。她儿子，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很复杂的那种，国内做不了，要去国外，手术费是个天文数字。”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原来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老厂长转过身，重新看着我。“你说的这些，我会去核实。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厂长办公室的。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却觉得心里前所未有的亮堂。我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后悔。

事情的后续，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厂里的调查组真的去核实了情况。他们找到了林岚的家人，也看到了她儿子厚厚一摞的病历。事实证明，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厂里的处理结果很快就下来了。

林岚因为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被免去了副厂长的职务，降为技术科的普通工程师，并且记大过处分。

而我，因为是“胁从”，并且有“主动坦白”的情节，被记了小过，扣发了三个月奖金。但工作，保住了。

这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算是很轻的了。我知道，是老厂长顶住了压力。

事情传开后，厂里的风向彻底变了。之前那些说得最难听的人，都闭上了嘴。大家看我的眼神，也从鄙夷变成了复杂，有同情，有佩服。而对于林岚，更多的是唏嘘和敬佩。

不知道是谁牵的头，厂工会组织了一次募捐。全厂的职工，从厂领导到一线工人，都伸出了援手。你五十，我一百，很快就凑了三万多块钱。虽然对于那笔巨额的手术费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但那份情意，却重如泰山。

我去捐款的时候，看到了林岚。她也来捐款，捐了一千块，是她当时能拿出的最多的钱了。她瘦了很多，眼窝深陷，但脊梁骨，还是挺得笔直。她看到我，只是对我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我也对她点了点头。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任何言语。

那年冬天，林岚带着凑来的钱和所有的希望，请了长假，带儿子出国做手术去了。

我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天画图，上班，下班。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不再是那个只求安稳，畏首畏尾的年轻人了。我明白了，真正的稳定，不是一份安逸的工作，而是内心的安宁和坚守。是当你在面对选择时，能够遵从自己的良心，做出无愧于心的决定。

第二年春天，林岚回来了。

她是一个人回来的。

我是在车间里碰到她的。她穿着一身普通的工装，以一个普通工程师的身份，在检查一台机器的运行情况。她的头发剪短了，人还是那么瘦，但眼神里，多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柔和的东西。

我走过去，叫了一声：“林工。”

她回过头，看到我，脸上露出了一个淡淡的，却无比真实的微笑。“陈辉。”

“孩子……怎么样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手术很成功。”她说，眼睛里闪着光，“现在在恢复期，他外婆在那边照顾着。我得回来上班，挣钱。”

“那就好，那就好。”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我们并排站着，看着轰隆作响的机器，沉默了一会儿。

“谢谢你。”她忽然说。

“我没做什么。”

“不，你做了很多。”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陈辉，好好干。你是个好技术员，也会是个好样的男人。”

那是我第一次，从她口中得到如此直接的肯定。我的眼眶一热，赶紧低下头，假装看机器上的仪表盘。

从那以后，我和林岚成了真正的同事和朋友。我们一起探讨技术问题，一起加班加点完成厂里的项目。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铁娘子”，我也不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小技术员。我们是平等的，是相互尊重的。

几年后，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厂最终还是没能撑住，破产了。我们都下了岗。

我凭借着那几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南下去了广东，进了一家私营的机械厂，从技术员做起，一步步做到了总工程师。

而林岚，听说她自己创业了，开了一家小小的精密仪器加工厂。她的业务能力和人品，在行业里都有口皆-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我们偶尔会通一次电话，聊聊近况，聊聊孩子。她的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健康的大小伙子，学习很好，是她的骄傲。

有一次，我出差到她所在的城市，我们约着见了一面。

在一家安静的茶馆里，我们聊起了当年在纺织厂的往事。

“说实话，”我笑着说，“我现在都还记得，那天你把办公室门反锁的时候，我吓得腿都软了。”

她也笑了，那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明媚。“我当时也很紧张。我一个女人，遇到那种事，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让事情失控。锁上门，是为了让我们两个都能冷静下来，谈一谈。”

“你就不怕我出去乱说？”

她摇摇头，喝了口茶。“我赌了一把。我看了你画的图，一笔一划，都很认真，很规矩。我想，一个能把图画得这么规矩的人，做人，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

我恍然大悟。原来从一开始，她就在观察我，考验我。

“事实证明，我赌对了。”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温暖的笑意，“陈辉，如果那天，你选择把事情捅出去，或者拿着我的把柄要挟我，也许你能得到一时的安稳，但你失去的，会更多。而我，可能就真的撑不下去了。”

我端起茶杯，敬她：“都过去了。敬未来。”

“敬未来。”她也举起杯。

茶杯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就像很多年前，我撞开那扇门时，心里那根弦断裂的声音。但这一次，我心里无比踏实。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那天下午开始，就已经被彻底改变了。我曾经以为我失去了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我找到了一个更坚固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人的良知和担当。它比任何职位和财富，都更能支撑我，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来源：灿烂水滴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