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能不佩服郭穷文的眼力和记性，那天苏州古董商王曾登门求购纸甲的时候，出示了一纸当地派出所的证明，王曾并未把证明递给郭穷文，而只是展开后让郭穷文的目光在上面稍一浏览。但郭穷文就在那极其短暂的几秒钟时间里，不但看清了对方的姓名确实叫王曾，而且还辨认清楚了那枚底下落

（文章内容来自声呐研究所）

三、私刻公章

与此同时，赴苏州调查王曾的工作也已经开始进行了——

不能不佩服郭穷文的眼力和记性，那天苏州古董商王曾登门求购纸甲的时候，出示了一纸当地派出所的证明，王曾并未把证明递给郭穷文，而只是展开后让郭穷文的目光在上面稍一浏览。但郭穷文就在那极其短暂的几秒钟时间里，不但看清了对方的姓名确实叫王曾，而且还辨认清楚了那枚底下落款处不甚清晰的印章，是苏州观前街派出所的。案发后，郭穷文向侦查员这么一说，赴苏州调查的那一路支仕君、老陈、小黄三人就省力多了。

三个侦查员抵达苏州后，直接去了观前街派出所。可是，派出所一查今年七月间开出去的证明存根，却没有找到“王曾”这个名字。侦查员正担心郭穷文会不会看错了的时候，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已经叫起来了：“别是假证明吧？”

那么，观前街派出所的管段里是否有“王曾”这样一个居民呢？派出所长这天去分局开会了，便由指导员出面把本所的户籍警召集来。当下，就有一个姓姜的户籍警说他知道这么一个人，是属于他那管段里的。

王曾，苏州本地人，出身商人家庭，其已故老爸王幼昌是苏州城里有点名气的古董掮客，就是现在称之为“中介人”的那个行当。王幼昌对古董鉴定很有研究，晚年被苏州古玩业尊为十大鉴定师之一。尽管苏州当时只能算是中等城市，但鉴于其悠久的历史，民间的古董收藏风一直很盛，对于历代古玩能够说得出子丑寅卯的人可以车装舟载，所以，被行业尊为十大鉴定师的角色肯定是一流专家级人物了。王幼昌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古董商店，凭其鉴定古玩的名气，本来发展前景应该是蛮灿烂的，他确实也经营得很好，还盘算着以后要到上海、南京去开分号。可是，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1948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王幼昌的店铺连同住房烧了个精光，还殃及了邻居，店里的那些古董当然也付之一炬了。王幼昌本就患着心血管毛病，当下急火攻心，一口气没上得来，当场死亡。

王曾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老爸跑街做中介，后来老爸开了店又做了店员。十余年下来，其鉴识古董的本领也非同一般，当然，距其老爸那样的行业荣誉还差得远。破产后，王曾就回到了王幼昌当时的起点，做起了古董掮客。在掮客方面，他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只短短五年时间，就积蓄了一笔钱钞。他一心要走老爸未曾走完的道路，便于去年在福茂巷开了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小古玩店铺，用的还是当年王幼昌的字号：鉴真斋。

在户籍警老姜的印象中，王曾是一个有点胆小的人，家庭出身和本人虽然不是无产阶级（当时成分是很重要的），但也算不上剥削阶级分子。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其表现也属不错，公安找他调查反革命分子的历史情况，他如实提供；街道找他买爱国公债，他如数认购；工商局、民政局劝募，他响应。在经营方面，也没听说有过欺蒙拐骗的劣迹。可是，现在怎么竟然弄出了一桩假证明的事儿来了？

侦查员听了老姜的介绍，稍一商量后，支仕君说：“要不，先请姜同志把王曾叫到派出所来，了解一下关于假证明的事儿，然后再调查是否涉案。”

老姜是个留用警察。解放伊始新政权公安机关留用了一些旧警察，之后几年里渐渐清理，到1954年时留下的已经不多，都是历史清白、老实可靠、精通业务的。当下，他略一沉思，给侦查员出了个主意：“你们看是不是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王曾是否有作案时间？以便传唤过来后你们心里可以有个数。”

支仕君等人采纳了老姜的主意，于是就请老姜去了解。老姜去了一趟“鉴真斋”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查明昨天王曾开的这家古董铺子没有开门，门板外面贴着一张纸条，上用毛笔写着：本店因故歇业一天，敬请光顾者见谅。店铺关门，那说明王老板不在。他去了哪里？这需要王曾当面向侦查员说明了。

于是，老姜就重新去了一趟居委会，请治保委员通知王老板去一趟派出所。王曾接到通知，神色平和，因为当时开古玩店铺的经常会有警方人员向他们了解情况，有时警察登门，有时请老板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局，都是了解是否有人销赃，或者请他们鉴定收缴的古董，以确定案值。所以，这回王曾也不疑有他，把店铺交给店员看管，很快就到派出所了。

观前街派出所的警察几乎都认识王曾，他进门后跟好几个警察打招呼，有的还停下来说了两句闲话。然后王曾看到了指导员，便问是谁找我，得知是户籍警老姜找他有事，只道还是以前那样的事儿，就神情轻松地按照指导员的指点进了放着一张破乒乓球台的活动室。王曾的一双眼睛还是有点眼力的，不但擅长辨识古董，也很能察言观色。当下一进门见里面坐着的除了老姜，还有三个穿便衣的精干汉子，看他的脸色似乎跟以前几次来找他了解情况或者鉴定古董的时候有所不同，迅速往桌上扫了一眼，也没有古董放着，心里便有点嘀咕了。但他也算是个老江湖了，当下就“呵呵”笑着跟老姜招呼：“姜同志，是您找我？”

老姜淡淡地说：“王老板啊，在观前街这一带，人们都说我老姜这双眼睛很厉害的，是不是？没想到这次可是看走眼了，我看你平时那副树叶掉下来也像是生怕打破头的样子，一向以为你是个老实人，没想到你的胆子大得可以啊！”

王曾神色大变：“我？我怎么啦？”

“你说怎么了？你自己说吧。你在上海做的事儿犯啦……”

王曾的脸色一瞬间变得苍白如纸：“姜同志……这……这话从何说起呢？”

老姜手里像是变戏法样的不知怎么多了一副手铐，往乒乓球台上一扔：“这，得你自己说嘛。解放好几年了，天天在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你应该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介绍一下，这是上海市公安局来外调的刑警……”

王曾忽然举手抽打自己的脸孔：“我糊涂！我鬼迷心窍了！我……”

支仕君三人见状便知有戏，支仕君拍了下桌子，一声低喝：“停！说——你在上海干什么了？”

王曾涕泪齐下：“我糊涂！我交代！我请求政府宽大！”一边哭嚎着，一边竟然就双膝着地跪了下来，还想磕头。

老姜一把将他扯了起来：“这一套就免了，老老实实交代才是真的。”

王曾于是开始交代，他的交代很简单，也很使侦查员失望：他交代的是私刻观前街派出所公章后去上海向郭穷文求购纸甲之事。

于是，侦查员就要问他：那你昨天关门歇业上哪儿去了？

王曾说他昨天是去昆山给老丈人祝寿了，老丈人八十大寿，他这个女婿肯定要去祝贺一下的。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昨天那里有那么多人都看到我的。

那么，到上海去找郭穷文求购纸甲又是怎么回事呢？你是从哪里知晓郭穷文有纸甲的，又是怎么知道郭穷文住在上海邑庙区戴家宅的？

王曾说，关于郭家有一副祖传纸甲的话头，早在他父亲王幼昌在世时就已经听说了，至于他父亲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没有问过。记得父亲说起纸甲时，感叹说这是一件值大价钱的古董，因为纸甲容易受潮发霉，即使保养得法不使其发霉，由于细菌侵蚀的原因，纸甲也很容易发黄发脆，最后还是损毁。所以，尽管大约从南北朝开始我国每个朝代都会制作较多数量的纸甲，但是能够流传下来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到现代的好像还没有听说过。郭家的那副纸甲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可能是其祖上将其在某种由中药熬制的药汁中浸泡过，据说经过这样处理的纸甲就可避免霉变、发黄、发脆。

王幼昌曾告诉儿子，郭家的这副纸甲，他曾经亲眼看到过一次。那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三四个月，他应一位在国民党军界担任重要职务的郭姓将军之邀，前往上海郭家进行游说。那位郭将军也是郭氏后裔，他很想把纸甲转移到自己手里，于是就准备了几件名贵古董字画，邀请了包括王幼昌在内的三位古董鉴定师前往上海郭家游说交换之事。当时见到的是郭穷文的父亲郭必襄，双方谈到最后，留给郭将军的只是大失所望。但郭必襄看在郭将军也是郭氏后裔的份儿上，把纸甲拿出来给他们看了。

至于这次促使王曾赴沪求购纸甲的诱因，是三个月前他遇见的一位名叫宋天石的老翁。宋天石是无锡的一个资本家，喜欢收藏古玩，尤其喜欢收藏古代兵器。早在王幼昌在世时，他就经常从无锡赶来，或请王老板鉴定古董，或托购指定的某件古兵器。王幼昌去世后，他不知王曾也在干这个行当，之后就没再联系。三个月前，宋天石来苏州，在观前街一带四处转悠着搜寻古董时，无意间闯进了“鉴真斋”，双方同时认出了对方，于是便到附近的“松鹤楼”去饮酒叙谈。两人尽管年龄相差甚大，但都是古董爱好者，自然三句话不离本行。王曾无意间说到了当年老父曾经提起过的郭家纸甲，老爷子闻之大感兴趣，当场提出愿斥巨资求购纸甲，请王曾大力促成此事。如若成功，他愿以成交价百分之十的比例向王曾支付佣金。

王曾怦然心动。这副纸甲，以郭将军准备用以交换的那几件古董字画的价值来估计的话，当时的价格大约是一百五十两黄金，现在郭家如果肯出让，即使猪肉当豆腐卖，也不会少于一半，那就是七十五两黄金。以解放后黄金九十六万元一两（十六两制老秤）计算，那就是七千二百万元，十分之一的佣金就得七百二十万元。七百二十万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苏州城里可以购买一套两上两下、建筑质量不错的私房了。介绍这样一笔生意就是一套房子，这样的好事世间会有，但肯定不多，此刻让王曾碰上了，哪有伸手往外推的道理？

宋老爷子见有希望，当即掏出一沓钞票：“这是八十万元，你先拿着作为活动经费——这跟成交与否没有关系。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写一份合约。”

于是，两人就订立了一份合约，王曾收下了那笔活动经费，开始考虑怎样做成这笔生意。首先，当然是要到上海去找到郭家。老父当年没有说过郭家的地址，只说在静安寺附近。不过，王曾有办法，他记得老爹当年拿出过一张照片给他看，那是在上海郭家门口和郭将军等人的合影。他相信凭着这张照片是可以找到郭家住址的。

不过，问题也同时出现了：郭将军当时是穿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制服前往郭家的，现在已经解放了，这张照片向别人一出示，别说打听郭家住址了，只怕立马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只有扭送派出所的份儿。所以，这个问题要设法解决。王曾想了好一阵，最后想出了一个法子：伪造一纸观前街派出所的证明，说明他是苏州这边的守法古董商人，前往上海收购古董，如遇困难，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协助。

主意打定，王曾就着手实施。对于一个从小就习练书法、篆刻且精通古董鉴识的行家来说，伪造一枚公章应该说是一桩非常容易的事情。王曾不但伪造了一枚派出所的公章，还在整条肥皂上刻了“苏州市公安局观前街派出所”字样，用红色印泥盖在白纸的上端，作为派出所的信笺纸。试了试，效果甚好，于是，王曾手里就有了一纸可以以假乱真的派出所证明。

然后，王曾就去了上海，凭着这纸证明拿出那张旧照片找静安寺一带的市民打听郭家的宅第。郭家住的是花园洋房，那一带的老市民都知道的。所以，只问了两个人，就获得了确切地址。可是，当王曾兴冲冲赶过去时，却傻了眼：地方是找到了，一眼看去跟照片上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大门口却设了一个岗亭，里面待着一个腰间佩着手枪的军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王曾回过神来稍稍一想，猜测大概是军方征用了郭家的房子吧。于是就到旁边弄堂里向一个摆皮匠摊的老头悄然打听。皮匠老头是一个乐意跟人攀谈的人，马上告诉他：郭家的房子卖给部队了，现在这里面住的是一个大官，听说是当军长的。

哦！那么，郭家的人呢？

郭家老爷子已经过世多年了，日本人还没投降的时候就走了。郭家少爷是在外滩银行工作的，部队买下他们的房子，听说给了很大一笔钱呢，搬到邑庙区的戴家宅去了。

这样，王曾就去了戴家宅。但他这一次却未能找到郭家，因为在他的潜意识中，显赫的郭家应该是住在类似静安寺那边的豪宅里面的，虽然不一定仍是花园洋房，但最起码得是高级公寓吧？可是，他摸到戴家宅一看，那边别说高级公寓了，就是像样的楼房也没一幢啊，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弄错了。这样，王曾就结束了第一次查访，返回了苏州。

回到苏州后，王曾反复考虑，决定再去上海寻找。他依稀记得老爸以前曾提到过郭家少爷，大名好像叫郭穷文，还说这个名字起得极好，于是决定干脆到外滩向一家家银行打听郭穷文其人。这样一来，王曾也不需要拿出那份伪造的证明，只动了几次嘴巴就问到了郭穷文供职于哪家银行。然后，他就在银行外面等候，因为像这等涉及近百两黄金的古董生意，不可能在人家单位里洽谈。他得先跟踪郭穷文知道他住在哪里，然后选一个星期天登门造访，一次不成就两次，两次不成就三次，反正干这一行凭的就是超强的水磨功夫和三寸不烂之舌。就这样，王曾终于知道了郭穷文的住址。还是在戴家宅，如果不是亲眼看见郭穷文确实是进了那个竹篱笆院子，他怎么也不敢相信郭家大少爷竟会选择这种房子作为居住地。

然后，王曾就正式开始行动了。他选择的那个星期天，正好就是郭家举行聚会的那天。他通过外面的竹篱笆缝隙向里面窥视，那班人刚吃完酒席往屋里去，然后就把屋门关上了。王曾不知他们这是想干什么，就在外面等候。等了好一阵还不见他们开门，热得不耐烦了，就去敲门，没想到院门原本就没碰上，一触就开了。于是他就不请自入，从窗户缝隙中隐约见到了挂着供郭氏众人拜祭的纸甲。当时，他是一阵激动，也明白了这些人待在屋里是在干什么，正要退出回头再敲门而入时，屋里的仪式结束，门打开了。于是，王曾就被迫在这个极不适宜的时间、地点跟主人见面。他生怕引起郭穷文的怀疑，仓促之中就拿出了伪造的派出所证明。结果是预料中的，郭穷文拒绝了他，把他赶了出来。但王曾并不气馁，准备过一段时间再次登门。这几天，他正盘算着动身时，派出所找他了！

王曾交代完后，就回不去了，撇开他是否跟纸甲失窃案有染，私刻公章伪造公文（而且伪造的是公安机关的公文）就够他喝一壶的。

侦查员随即对王曾的交代进行核实，老陈、小黄去无锡找那个要求购纸甲的宋天石调查，支仕君则和派出所民警去“鉴真斋”及王曾住所进行搜查。两路人马调查的结果，证实了王曾交代内容的真实性。

线索就此断了。

四、开锁高手

专案组于是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一番七嘴八舌各抒己见的讨论后，焦点集中到了一点上：根据之前的调查情况来看，如果排除了窃贼配钥匙的可能性，那么，窃贼是用什么方式对付锁具的？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看来是用开锁工具打开那三道锁具的。也就是说，窃贼本身就是锁匠或者掌握开锁技能的角色！

于是就请来一位中央商场的老法师作鉴定。在上海滩，被称为“老法师”的，都是某个行业的顶尖级人物，这种人物同时又极谙人情世故，特会做人，只有具备这两种条件的人，才会被公众赋予这个民间光荣称号。专案组请来的这位老法师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开锁方面的技艺如何？只说两点即可：第一，从三十年代开始，上海滩的银行或者富户人家的保险箱柜丢失了钥匙，或者发生故障无法打开的，在考虑聘请相助的名单中，有一位肯定是他。他也煞是厉害，不管是哪个国家制造的保险箱，不管是使用什么锁具的，都能打开。第二，解放前，他是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和汪伪76号都挂号的人物。

老法师到场后，把大门、屋门、铁柜上的司必灵锁都拆了下来，带回中央商场，当着两个侦查员的面作了鉴定，得出结论：三把司必灵锁的锁芯铜质弹子上都留有开锁专用工具的细小划痕，可以确定都被某种开锁工具打开过。

侦查员向老法师请教：您看这个用专用工具开锁的人水平如何？

老法师说：水平还可以。

被老法师认为“水平还可以”的人，在上海滩的锁匠中起码属于中等偏上了。这对于专案组来说，追查的方向就明确了，范围也缩小了：窃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相当水平的开锁技能，二是应该就住在附近，否则是无法在沈文秀离家的那半个多小时里作案的。那就按照这两个条件在戴家宅这一带查吧。

第一个被列入怀疑对象名单的是“徐记棺材店”老板徐胜成。

在经营棺材这一行中，徐老板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一般开棺材店铺的，自己都是木匠出身，但徐老板却不是木匠出身，甚至也不会干任何木工活儿。徐老板的拿手活儿是金工，尤擅旧时被沪上市民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徐胜成是浙江慈溪人氏，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十二岁就到上海滩来学手意，学的就是“外国铜匠”。十六岁满师后，离开学艺的那家私营小作坊，考进了江南造船所。他在这家全国著名的工厂里待了二十年，成为一名具有技师级技艺的金工师傅。一般来说，端手艺饭碗的，技术水平到了这一步，下半生的吃用开销、养家糊口就可以全部靠在这双手上了。资本家剥削得再厉害，也饿不死你的。可是，徐胜成这时却突然决定辞工，自己开了一家棺材铺。据说，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徐老板本人不肯向人吐露的秘密。

到1954年，徐胜成的这个棺材铺子已经开张十年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角色，尽管他本人不会干木工活，也没有学一学的打算，但在他管理下的那几名雇工，按照其对于金工商品的理念打造出来的棺材，不敢说沪上数一数二，也足可扬名全市。所以，“徐记棺材店”的生意一向很好，虽然地处被称为“下只角”（贫穷落后地段）的戴家宅，但戴家宅这边的住户家死了人是买不到“徐记棺材店”的货的，该店的生产任务都给“上只角”一些富户的寿材订单排满了。按说，徐老板这十年做下来，应当是有一些积蓄了，但他看上去还是有点拮据，家里伙食一般，子女终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徐胜成被列入怀疑对象的原因，除了上述他具有技师级的金工手艺之外，还因为他经常对人发出由衷的感叹：“哎——常言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几时能弄笔横财发发就好了！”这句话已经成了徐老板的口头禅，戴家宅这边几乎人人皆知，连刚背书包上学的幼童也会一字不差地复述他这句话。

这样，徐老板除了具备“有开锁技艺”、“住在附近”这两个条件外，连作案动机也具备了，于是，他就被列入了怀疑名单。之所以说“怀疑”而不称“嫌疑”，因为专案组对此意见不一，有三个侦查员对于徐胜成是否涉案是有异议的。

侦查员邓海安、小许前往“徐记棺材店”，徐胜成不在店里，学徒说老板一早就去附近茶馆喝茶了，还没回来，还说天天都是这样的。这时已是上午九点，一个手艺人能够过着这等悠闲的日子，那还真是令人羡慕。徐胜成不在也好，侦查员正好向那几个木匠和学徒了解。问题很简单：9月24日那天下午，你们老板在店里吗？

一个看上去年岁比较大的木匠立刻回答，比侦查员的提问还要简单，只有一个字：在！

这使人有点失望。当然，侦查员不是那么好打发的，下面还有问题：在干什么？

另一个木匠回答：“他在店堂里坐着喝茶呢。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整个下午没出去过。”

侦查员扫视众人：“是这样吗？”

大家都点头。

没戏了！告辞吧。

侦查员往外走的时候，小许发现有一个年轻木匠在朝他暗使眼色，于是心里一动：难道这些人在说假话？徐胜成那天并不在店里？

考虑到这个木匠以后的处境，侦查员没当场作出反应，无事一般地离开了。出了门，走出一段路后，小许对邓海安说：“刚才有一个年轻木匠在对我们使眼色，你看见了没有？”

邓海安一个激灵：“是吗？”

两人回去向专案组长一汇报，钱琨说：“看来这里面有戏，另外去两个人盯着棺材店，等那个木匠下班回家时悄悄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悄然了解的结果是：徐胜成那天并不在店堂里，因为这个姓隋的木匠在后面工场间干活时，曾几次到前面店堂来取东西，一次也没有见过徐老板。最后一次时，正好有人来找老板，学徒小汪说老板出去了，不在。

这就有问题了：明明徐胜成不在店里，那几位工人为什么一口咬定在呢？

再查！选定学徒作为突破口，让居委会干部找了个由头将那个告诉人家老板出去了不在店里的学徒叫到了居委会，由侦查员询问。这学徒还不到十八岁，胆子有点小，侦查员说了正题，还没开口吓唬他，就已经害怕了，连忙说了实话：老板确实不在店堂里，不过也并没有出去，而是在后面仓库里待了一个下午。

侦查员不解：在仓库里干吗呢？

在打牌——就是搓麻将，跟隔壁烟纸店唐老板他们几个，他们经常凑在一起玩牌的。

侦查员于是就明白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布了通令，规定严禁赌博，违者轻则批评教育，认错悔过；重则劳动教养，判刑改造。派出所的一项职责就是管这类事儿，几次三番整顿下来，上海滩基本上已经没了赌博活动，麻将牌也全部上交销毁。没想到这个徐老板的赌瘾竟然这么大，甘愿冒着违法的风险也要偷偷摸摸进行。棺材店的其他几个木匠、学徒，肯定都是知晓老板在干什么的，故意为其作伪证。他们没想到这个伪证如果作成功，那徐老板面临着的怀疑就大了。

侦查员二话不说，立刻通过派出所对徐胜成等人依法传唤。分别与四人谈下来，证实了那个学徒反映的情况。徐老板顺带还交代了那个使人长期不解的秘密，为什么高级技师不做而辞工开棺材铺？原来，他嗜赌成性，不单是赌博，平时上班有空闲时也喜欢跟工友打赌。那次，他跟人打赌输了，赌的竟是辞了工去开棺材店。工友们其实也并未当真，但大家凑在一起难得碰到这种事情，总要起哄闹一下的，纷纷叫着让徐胜成辞工开棺材店。碰上这种尴尬情况，头脑活络点的就打个哈哈，然后找家馆子请次客就摆平了。可是，徐胜成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他二话不说次日即辞工，半个月后，棺材店已经开张了。

专案组是不管赌博的，就把徐胜成四人移交派出所处理了。这条线索断了以后，专案组长钱琨很是着急，就和副组长支仕君两人去西马街派出所了解情况，想请派出所民警想想看，管段内还有谁具有高级锁匠的本领。

专案组领导的设想是召集西马街派出所的全部户籍警聚在一起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当场排查各自管段里的情况。两人抵达后跟派出所长一说，所长说行，我马上通知户籍警到所里来开会。当时的户籍警平时一般都是泡在下面办公的，居委会又没有电话，所以得派人骑着自行车一个个居委会地跑。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段时间钱琨、支仕君两人就和所长、指导员一起闲聊。正说着话，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蓬莱公安分局治安科民警老苗。

老苗在蓬莱分局治安科分管的是特种行业，已经管了三年多，对蓬莱区特种行业的情况很熟悉。他跟户籍警一样，分局里虽然有办公室，但平时基本上一直是骑了辆破自行车在外面转来转去的，不是泡在居委会，而是从这家旅馆转到那家旅馆，中间路过印刷所、刻章店、修锁配钥匙的摊头，就坐一坐，跟人家聊一阵。许多案子的线索，就是被他通过这种方式发现的。所以，老苗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去年还入了党。

老苗此番是到西马街派出所来了解一桩事情的，他跟所长老周等人很熟，跟钱琨、支仕君也相识。众人见老苗来了，都想起他是管特种行业的，对于锁匠方面的了解大概会比他们多些，于是就有人开口请教：老苗你知道戴家宅附近这一带有谁掌握开锁技术吗？

老苗是不知道纸甲失窃案的，但凭经验见钱琨、支仕君这样的角色待在派出所肯定是有重要案子在办的，他闻言后的反应是伸出手来：“香烟！”

钱琨等人一喜，抽烟的不约而同都掏出了自己的香烟，老苗眼睛一扫，抓过了支仕君的那大半包“大前门”（这在当时属于高档烟），抽出一支点燃后叼在嘴上，顺手把大半包烟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然后把手很随意地朝门口方向指了指。

众人面面相觑：“老苗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苗说：“我刚才进来时，看见派出所对面的小学门口有一个挑转糖担的人停下来设摊，我指的就是这个人。”

所长反应过来：“转糖担？你说的是那个一年四季剃着光头的‘转糖马’？”

转糖担是一种集娱乐、商业以及最小的赌博成分于一体的个体经营方式。经营者挑着一副担子，上面设置着转盘，转盘上画着各种花花绿绿的图案，每个图案上面都写着不同的字，大约六成写的是“无”；其余四成写着“有”。有“有”字的图案上画着不同的东西，从一颗糖果、几粒五香豆、泥塑玩具一直到热水瓶，这就是奖品。想去撞一下运气的人向摊主付过零钱后，就可操纵上面的机关，指针一番转动后，停在哪个位置，就获得什么结果。在戴家宅这边经营转糖担的这个光头男子姓马，已经经营了两年多，居民都称其“转糖马”。

“转糖马”的户口不在西马街派出所的管段，甚至也不在邑庙区。他家住蓬莱区，跟戴家宅相距不远，所以，他就把以前没人来做转糖担生意的戴家宅作为其经营领地。因此，西马街派出所是不知道这人情况的，看他那副体形剽悍、终年光头的模样，没人会将其跟开锁这样的精细活儿联系起来，所以，之前排查时谁也没有想到此人。

但此刻老苗开口一介绍，在场诸君就都不由得要对“转糖马”有一个重新认识了——

“转糖马”名叫马纯芝，回族，早在一百多年前其祖上已经在上海定居生活了。“转糖马”于1915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开清真饭馆的老板家里，家境还不错，自幼就有读书的条件，但他对于读书并无多大兴趣，经常逃学。不过，他跟其他逃学孩子不同的是，别的孩子逃学在外就是玩耍，他逃学却不去玩耍，而是跑到附近的一家金工作坊去看金工师傅干活。上学几年来，每个学期都有逃学现象，但考试却都能及格，所以老师虽然头有点痛，但还是可以容忍。

到了小学毕业前，情况有所变化，“转糖马”逃学到金工作坊去就不仅仅是看老师傅干活了，他在那些师傅的鼓励下开始干起活来了。不能不承认“转糖马”在金工方面的天赋，他一动手就显得与众不同，锉、锯、敲、凿竟然都干得像模像样，连钻头都磨得符合标准，比那几位已经学了一两年的学徒工竟还强些。金工作坊的那些师傅都夸他心灵手巧，说是干这一行的大材。少年“转糖马”于是来了劲，干脆就不去上学了，每天从家里出来就直接到金工作坊，把书包一扔就找活干，一直干到放学才回家吃饭。饭后又赶来了，一直干到作坊关门。

学校的老师不知这个学生为何多日不来上课，原本是要去家访的，但清真馆马老板实在过于客气，老师每次登门必定放下手里的活儿亲自陪着说话，然后安排酒菜热情招待。几次下来，老师就不敢登门了。这回也是这样，老师不敢登门，但总得管吧，于是就向众学生打听：马纯芝同学最近在干什么？于是就知道这小子在金工作坊不亦乐乎地做义务工。

老师于是就去金工作坊查看，果然见他的这位学生在那里干得满头大汗。众师傅对老师说，这是一块干金工活儿的好料。老师气得无话可说，也顾不上马老板的好客了，立刻奔清真馆通报情况。马老板是一个当时少有的想得开的老爸，他跟儿子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谈话，又去了趟金工作坊跟众师傅聊了一会儿，最后作出决定：让儿子辍学学手艺。不过不可能在这家金工作坊当学徒，因为他觉得该作坊池子太小，于是，托了个关系把儿子送到一家机器厂当学徒，专门拜了个叫顾德璋的金工名师。

顾德璋是当时上海滩著名的“外国铜匠”，他的钳工手艺还真是在德国学的。德国人的认真、细致、钻研劲头是举世闻名的，顾师傅也就特别擅长干那些精细活儿，雕模具、刻钢印、开保险箱锁具之类的活儿是他的拿手好戏。马纯芝跟着顾师傅学了三年，出师时不过十六岁，但他的钳工水平已经达到了一般老师傅的级别。

据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当年刚刚执掌复兴社特务科（“军统局”前身）在上海滩活动时，有一次开保险箱一不留神扭断了钥匙，断的那截留在锁眼里。这可难煞了这个特务头子，当时他手下还没有那么多特务，更没有精通开锁技术的特工。于是，只好让人请锁匠上门来开锁。哪知，这口由德国军事顾问赠送给蒋介石，再由蒋转赠给戴笠的保险箱实在太保险了，断在锁眼里的半截钥匙倒是给取出来了，但开箱、配钥匙这个高难度的活儿却一连难倒了三名高级锁匠师傅。这时，有人向戴笠推荐了二十二岁的马纯芝。戴笠听说这人这样年轻，就有些不以为然，但此刻也别无他法，于是就说让这个小师傅来试试看。马纯芝赶到后，只用了十分钟时间就在不损坏保险箱和锁具的情况下打开了箱子，又配制了钥匙。

戴笠大喜，当时就支付了一笔远远超出市场价的酬金，还把自己的一块18K金表送给马纯芝，另外，又拿出一张上印其化名的名片，签上马的名字后送给马纯芝，说今后在上海滩遇到什么为难事，拿着这张名片去找有权势的部门或者个人——比如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党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家都会乐于替他解决。当时，马纯芝不知道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戴笠，只感到这人气场很厉害，自信心极足。

戴笠由此对马纯芝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抗战爆发，“军统”在湖南举办特工培训班，需要特种技能教官。戴笠马上想到了马纯芝，电令上海“军统”地下组织寻到马后将其妥送湖南。但是，当时马纯芝去了宁波，特务未能找到他。由此，他在解放后也逃过了一劫。

戴笠送给马纯芝的那块金表，后来被马纯芝卖掉了，这倒没给他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出问题的是那张名片。这张名片他一次也没有使用过，但也没有想到销毁，因为他始终不知道那个给他名片的人就是戴笠。但是，他不知道，有人是知道的，而且还知道戴笠将这样一张名片送给过他，在上海解放后把这一情况向公安局举报了。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公安局就派员登门找马纯芝了解此事。马纯芝如实说了十几年前的那段经历，并应来人的要求找出了那张名片。名片给对方收下了，作为礼品交换，来人也拿出一件东西送给马纯芝，热情地给他戴在手腕上——那是一副手铐。

马纯芝被关押了一年多，翻来覆去地讯问他给戴笠开保险箱以及那张名片和“军统”请他去当技术教官的事儿，估计还进行了一些外调工作。而马纯芝跟戴笠确实就打了那么一次交道，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戴笠，后来让他去当教官之事他是事后听说的，应该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人民政府是实事求是的，既然没审查出什么来，就把他释放了。

马纯芝获释之后，不知出于什么想法，不再当“外国铜匠”了，自己制作了一副转糖担干起了转糖营生，于是他就成了“转糖马”。但是，在公安局的档案里，他是被作为上海滩的开锁高手（现在的说法就是专家）记载下来的，所以，老苗就将其登记入册。不过从来没有惊动过他，因为他获释后的这几年里，上海滩并没有发生跟锁具相关的特大案件，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

而对于邑庙分局这边来说，尽管“转糖马”的工作地点是在该区，但因为户口不在本区，所以也就不清楚他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开锁高手了。

当下，钱琨、支仕君两人听老苗如此这般一说，顿时来劲，立刻返回分局专案组驻地向众侦查员通报了这一情况，决定立刻传唤“转糖马”。

可是，刚才还在派出所门口转悠过的“转糖马”却已经不见影子了！

五、峰回路转

“转糖马”白天一向是在戴家宅这一带挑着担子转来转去做他那小生意的，此刻还不到收摊的时候，怎么突然就不见影踪了呢？这主儿是认识老苗的，难道他看见老苗进派出所就做贼心虚，干脆即刻拔腿开溜了？

侦查员小黄、小邓、老陈三人奉命前往马家去查看，进门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放在客堂里的那副转糖担子。三人心里顿时一凉：这家伙果真溜了？于是就问其妻，答称丈夫刚才匆匆回家，放下担子，对她说要出去几天，然后什么东西也没拿就走了。马妻再三表示，丈夫并未对她说过去哪里，她也没问，因为她向来不过问丈夫的行踪去向。

专案组于是分析“转糖马”的去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认为“转糖马”涉案，并且可能就是窃贼，因为他完全具备窃贼“精于开锁”和“熟悉郭家情况”这两个条件，而他的突然离家出走则是畏罪潜逃。他原以为邑庙区这边的警察是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可是冷不防碰见老苗后，恍然大悟：警察与警察之间是会沟通的，这样，尽管马纯芝从来没有从事过专业锁匠职业，但是他那名声肯定会使老苗向这边的派出所方面介绍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转糖马”离家之举并非畏罪潜逃，他有可能是正巧有急事需要外出。因为如果他畏罪潜逃的话，那就得永远离开上海了。因此，他用不着把转糖担特地送回家里保存，这副担子不值几个钱，而在其妻手里等于是一文不值。他之所以在离家之前要把担子送回家，是因为他知道这次离家的时间不长，还要回来继续做这份小生意的。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专案组终于取得了一致意见：两种观点各不相让，暂时搁置，先从现实出发，设法找到马纯芝再说。

当晚，侦查员再次去了马家，向马妻了解马纯芝平时的情况，主要跟哪些人有来往。马妻说丈夫的性格有点内向，以前是干“外国铜匠”的，只晓得干活，不喜欢跟人交往。后来遭受了那次拘留审查后，更是小心翼翼过日子了，基本上不跟外人来往。只偶尔跟以前学手艺时的两个师兄弟有点来往，也无非就是逢年过节一起吃个饭之类的内容。

师兄弟？他们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马妻说，一个姓董，住在曹家渡那边；一个姓蔡，住在浦东洋泾。

于是就去曹家渡调查。董某是在一家私营铁工厂工作的，这天没上班，却也不在家。问家人到哪里去了，说是到“阿三头”那边去了，是下午去的。

“阿三头”是哪一位呢？就是师兄蔡某。

那就去浦东洋泾镇，先去了洋泾派出所。派出所指派了一名值班警员领路直奔蔡某家。这时已经十点多钟了，在那没有电视机、寻常百姓家也没有收音机的年代，这个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多数居民早已休息了。但老远就看见蔡某家还有灯光，叩门而入，侦查员乐了：马纯芝也在，师兄弟三人正围着桌子喝茶商议着什么呢。

三人一起去了洋泾派出所，问下来就倒抽了一口凉气：原来这三个技艺不凡的钳工正合计着想合伙开一家金工作坊，专门替大工厂加工模具。三人为了这件事已经商议了多日，纸甲案发生的那天，马纯芝没挑转糖担，休息了一天，在城隍庙和董、蔡两人喝茶商议此事。记得那天在茶楼还碰到了两个以前的熟人，其中一个是在城隍庙那里开香烛店铺的。

次日，侦查员前往城隍庙找那个香烛店铺老板了解情况，证实了马纯芝三人的说法。出于稳妥，又从香烛店老板那里打听到了另一位熟人的地址，登门了解，也证实了这事。

这样，“转糖马”的疑点就给排除了。

专案组又一次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认为通过“两个作案条件”去查找嫌疑对象这条路暂时已经无法走通了，那就另辟蹊径。有人提出之前曾经考虑过的那个“赃物是怎样拿走的”困惑似乎可以作为侦查案件的突破口，于是大家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几天，众人在戴家宅这边跑的次数多了，发现了一个现象：白天马路上经常有垃圾车经过。于是就想到会不会是通过这种工具运走纸甲的？

这种垃圾车，是当时的清洁所——其职能是专管清扫垃圾、清除粪便，现在已经称为“环卫部门”，是待遇很不错的事业单位了——清扫垃圾的工具之一。要说其形状轮廓，只要一说古代的囚车就知道了，垃圾车跟古囚车的差别是上面没有盖子，轮子是橡胶而不是木头的，其他如形状、体积、尺寸，跟古囚车基本上一模一样。

侦查员由此想到一点：如果窃贼弄一辆垃圾车放在郭家门前，得手后把纸甲往车里一放，上面盖一些旧报纸、破棉絮之类的垃圾，那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纸甲运走了吗？

于是就跟清洁所联系，得知戴家宅一带一共安排了七个清洁工人（清道夫）在扫马路，配备了两辆垃圾车。平时一般都是五个工人扫地，把路上的垃圾扫拢在一起，每隔一段距离堆一堆，由另外两个工人推着垃圾车一路过来把堆着的垃圾装到车里。那么，纸甲失窃案发生的那天下午，垃圾车是怎么运作的呢？

当时对于环境卫生工作是非常重视的，环境卫生甚至还跟战争联系起来，政府的宣传资料里说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会把细菌炸弹投到中国来，所以应该把苍蝇蚊子老鼠跳虱清除掉，切断传播细菌的途径。因此，清洁卫生工作是跟政治联系起来的，称为“爱国卫生”，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爱国卫生工作委员会”。因此，清洁所方面对于其职能工作的管理是很认真的，对于工人的出勤、清扫情况都有台账记录。当下一翻台账，说那天下午一点到三点所里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动员购买爱国公债，所以这段时间马路上是没有清洁工人扫地的，垃圾车全部停在清洁所的大院里。

前往调查的侦查员小许回来一汇报，另一侦查员邓海安“嗯”了一声。大家看着他的时候，却又不吭声了，只管低着头乱翻他那本工作手册。组长钱琨便意识到可能有戏，示意大家别做声。片刻，邓海安开腔了：“我这里有一个记录，说案发当时戴家宅郭宅附近有垃圾车停着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邓海安是案发伊始邑庙分局前来出警勘查的几个刑警之一，当时领导给他的分工是向周围邻居了解郭宅女主人不在家的那个时段是否看见过有可疑对象在郭宅周围出现过。邓海安当时调查了七个人，将谈话内容记录于工作手册上。其中在向邮递员小倪调查时，这个姑娘说过一个当时被认为跟案情无关的细节：当时她向郭家的邻居宋家投递了一封平信，骑着自行车往前行了七八米，像平时那样按了两下车铃就一个急拐进了一条小弄堂。没想到弄堂口竟然停着一辆垃圾车，她刹车不及，前轮就撞在垃圾车上。

众人听邓海安这么一说，顿时来了兴趣：这辆垃圾车这个时段停在几乎紧挨着郭宅的小弄堂里，是怎么回事？清洁所称戴家宅这边当时没有工人作业，也没有垃圾车，那么，这辆垃圾车又是从哪里过来的，停在小弄堂里是否跟纸甲失窃案有关呢？

这确实是一个可以作为疑点来考虑的线索，专案组认为对此需要彻查。于是，侦查员再次前往清洁所，这回去了三人。清洁所方面见侦查员再次登门，而且一下子来了三人，便知情况有点严重，自是认真对待，不敢大意。听侦查员一说在小弄堂里发现垃圾车的情况后，马上表示愿意配合公安局进行调查。侦查员说先查一下这辆垃圾车是你们方面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我们采取排除法吧，请你把戴家宅这边地段的那七个工人召集一下，我们直接跟他们聊聊。

一聊，情况就清楚了：这辆垃圾车，是戴家宅地段的那两辆中的一辆，编号为072。下午一点前，该车是由工人推到了清洁所院子里停着的，三点钟会议结束后，他们出来时发现该车已经不见了。问了门卫，说没有留心，不过刚才有几个小鬼头来过，在院子里推着车子玩，可能推着推着就推到外面马路上去了，这种情况以前是经常有的。反正车子丢不了，你们去找一下就是了。于是，工人便去找，最后在那条小弄堂里找到了这辆车。

门卫所说的那几个小鬼头，肯定是戴家宅小学的学生了，于是就去小学。但这时学校已经放学了，校长、老师还在，学生早已走得一个不剩，于是只好到明天再查了。

次日上午，侦查员去戴家宅小学时，老师已经在晨会课上查问到了昨天到清洁所去玩垃圾车的几个学生了。侦查员跟他们一一谈话，得知确实是他们把那辆垃圾车推到马路上去玩的，最后把车扔在那条小弄堂里。从学生的放学时间推断，这辆垃圾车没有时间可以给案犯利用。

侦查员返回分局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情况，大家正因失望而觉得沮丧时，门卫打进来一个电话：有人求见专案组领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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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