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808年，长安城迎来了一场不寻常的科举考试。时年二十九岁的牛僧孺怀着济世之志走进考场，在策论中直指时弊，批评朝政过于专权，主张广开言路。这份答卷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朝堂掀起轩然大波。

公元808年，长安城迎来了一场不寻常的科举考试。时年二十九岁的牛僧孺怀着济世之志走进考场，在策论中直指时弊，批评朝政过于专权，主张广开言路。这份答卷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朝堂掀起轩然大波。

当时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赞赏其胆识，将牛僧孺评为上第。然而宰相李吉甫闻讯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当权者的公然挑战。他连夜进宫面见唐宪宗，泣诉考官徇私，结党营私。这场科场风波最终以贬黜考官、牛僧孺长期不得升迁收场。这次挫折让年轻的牛僧孺深刻认识到，在大唐官场，才能与政绩远不如人际关系重要。

这一事件成为牛僧孺仕途的转折点。他开始有意识地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而酒宴正是他选择的主要舞台。

十五年后，牛僧孺的府邸已是长安最负盛名的社交中心之一。这里每晚都上演着精心安排的酒局，烛火通明至深夜。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一场典型的牛府夜宴正在进行。

厅堂内沉香袅袅，歌伎轻拨琵琶。牛僧孺端坐主位，面带微笑地看着满座宾客。这些人中有新科进士、翰林待诏，也有各部郎官。他们并非当朝一品大员，却都是官场中正在上升的潜力之士。

“诸位可知这酒的来历？”牛僧孺举起手中的夜光杯，声音不高却让全场安静下来，“这是剑南烧春，当年李白醉饮的就是此酒。”他随即吟诵起《将进酒》，在座文人纷纷应和。这一刻，牛僧孺不再是严肃的朝官，而是与众人意气相投的文坛领袖。

酒过三巡，牛僧孺会走到每位客人身边，亲切地唤着他们的表字，询问近况。对刚中进士的年轻人，他会勉励几句；对遭遇挫折的官员，他会分享自己早年的坎坷。这些看似随意的交谈，实则经过精心设计。他在观察每个人的反应，判断谁可以成为“自己人”。

这场夜宴的宾客中，有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刚调任京兆府参军的李珏。牛僧孺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潜力，不仅在酒桌上对他格外关照，还在次日向吏部官员“顺便”提起了这位“才俊”。不出半年，李珏便获得升迁，自然成为牛僧孺集团的核心成员。

正是通过这些持续不断的酒局，牛僧孺逐步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官僚集团，史称“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不同，牛党的凝聚力不在于政见一致，而在于这种私人情谊的网络。能否进入牛僧孺的饭局，能坐到哪个位置，都明确标示着一个人在集团中的地位。

这种用人方式在特定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公元833年，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时，一位刺史因治理有方面获得朝廷嘉奖。但当这位刺史求见时，牛僧孺却因正在与旧日酒友宴饮而拒绝接见。相反，一位政绩平平却常在酒局上与他唱和的下属，反而得到了举荐升迁。

“牛公待客，不分昼夜，不论品级，唯重诗酒唱和之谊。”当时朝野流传的这句话，生动概括了牛僧孺的为官之道。对他而言，酒桌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政治舞台。在这里，他培养亲信，排除异己，构建着自己的权力版图。

牛僧孺的仕途随着党争起伏而跌宕。他曾高居宰相，也曾被贬远方，但无论身处何地，他的府邸永远是那个政治集团的核心。直到晚年致仕，洛阳郊外他的庄园里，依然夜夜笙歌，来自各地的门生故旧络绎不绝。

回顾牛僧孺的一生，808年科举失利后的转变决定了他的为官风格。他将酒桌变为政治工具，将私人情谊置于公务之上。这种作风虽然为他赢得了大批追随者，巩固了个人势力，却也加剧了唐朝的党争，使朝廷的用人标准从政绩能力转向私人关系。

历史学者在评价牛僧孺时，总不免提及他与李德裕长达四十年的党争。这场“牛李党争”被公认是加速唐朝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其运作方式很大程度上正是在那些华灯宴饮中形成的。

在九世纪的大唐官场，一个人的仕途前景，往往不取决于他在衙门里的政绩，而取决于他在酒桌上的表现。牛僧孺的故事成为这种官场文化的极端例证，也让后人得以窥见，当一个帝国的精英更擅长举杯敬酒而非治理国家时，王朝的命运将走向何方。#上头条 聊热点#

来源：捕鱼的劳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