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晨的北京，东四地铁站旁的报刊亭刚开门，老王把当天的《北京青年报》整整齐齐摆上架子。初冬的风卷着枯叶打转，穿蓝布棉袄的老张凑上来问：“北大洪教授那篇连载，今天还登吗？”报纸头版昨天还占着一角的《不堪回首》不见了，只在中缝留了一行小字：“应女儿洪晃之请，暂告中止

清晨的北京，东四地铁站旁的报刊亭刚开门，老王把当天的《北京青年报》整整齐齐摆上架子。初冬的风卷着枯叶打转，穿蓝布棉袄的老张凑上来问：“北大洪教授那篇连载，今天还登吗？”报纸头版昨天还占着一角的《不堪回首》不见了，只在中缝留了一行小字：“应女儿洪晃之请，暂告中止。”老王叹了口气，把报纸叠好：“听说昨夜报社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全是打听这事的。”

三天前，洪君彦的回忆录连载悄然见报。他用平静却锋利的笔触，揭开了一段尘封三十多年的往事——1973年，在史家胡同居委会签下的那张离婚协议。那时洪晃才十一岁，只记得母亲章含之紧紧攥着她的手，窗外老槐树沙沙作响，她不懂“以后靠自己”意味着什么。如今父亲将那些私密细节公之于众：谁先摔了茶杯，谁在厨房偷偷落泪，连情绪的褶皱都被一一展开。洪晃急了，连夜打电话给父亲，声音压得很低：“爸，那些话您写写就好，别登出来。”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只传来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我写的是真相。”

洪君彦是宁波人，1952年从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曾是胸前别着红花的优秀学子。改革开放初期，他带队赢得亚洲大专辩论赛冠军，学生们说他讲课像说评书，生动有趣；八十年代，他为薄荷脑反倾销案远赴华盛顿，在听证会上据理力争，为中国赢下首宗对美贸易官司。这样一位刚毅睿智的学者，晚年却选择用文字回望一段婚姻的终结。

1972年秋夜，田中角荣访华后不久，中南海会议室里，毛泽东一句问话让气氛凝固：“你的男人已同别人好了，你为啥不离？”章含之眼圈泛红，指甲掐进掌心，低声答：“主席，我回去就办。”多年后，洪君彦在书稿中反复写下这句话，认为是政治压力压垮了家庭。可当年外交部的老同事却说，章含之为中美建交忙得昼夜不休，家事早已力不从心。

章含之是章士钊之女，曾为毛泽东担任英文翻译，也在重大外交场合做同声传译。她的名字总与历史大事件相连，可离婚后，街坊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每天清晨骑车送女儿上学，车筐里保温桶装着热粥，上面浮着两片青菜叶——那是她凌晨五点起床熬的。

洪君彦的书稿写了两百多页，锁在书桌抽屉深处。学生来访时，见他戴着老花镜反复修改，笔尖戳破纸张，喃喃道：“这里要写清楚，是她先……”话到嘴边又咽下，转而抽出一本《国际经济学概论》，扉页上那句“家庭与事业，孰轻孰重？”已被摩挲得模糊不清。

停载三个月后，他在北大燕南园的书房里，将书稿放进铁皮柜最底层。阳光洒在书架上，照着《亚洲大专辩论赛实录》，里面夹着1986年夺冠合影，他站在学生中间，笑得眼角堆满皱纹。那些荣耀，如今却被“离婚往事”遮蔽。

有老同事劝他：“都过去三十年了，何必再提？”他端起搪瓷杯，茶叶在杯底缓缓打转：“我只是想知道，如果当年没那句话……”

章含之从未回应。2008年她病逝那天，北京北风呼啸，八宝山殡仪馆挽联写着“外交战线一老兵”。洪晃站在灵堂门口，有人提起洪君彦，她睫毛轻颤，递过一杯热水：“都过去了。”转身时，大衣口袋露出半张旧照——1972年全家在颐和园，洪晃骑在父亲肩上，章含之笑着把手搭在丈夫肩头，阳光洒在他们脸上。

老王退休后常在社区公园遛弯，和老街坊聊起那段往事。老张拄着拐杖，踢开脚边石子：“人老了，心里有事，不吐不快。可有些事，说出来更疼。”

上月我在北大档案馆翻到洪君彦的日记，1998年除夕夜写着：“晃儿打电话来，说在美国买了件红毛衣，问我穿多大码。”下面空了两行，补了一句：“当年要是……”墨迹晕开，像一滴未落下的泪。

原来，那些被文字揭开的过往，深处从不是怨恨，而是连自己都不敢触碰的思念。他最终没有再发表那些文字，或许终于懂得：有些记忆，不必昭告天下。就像1973年春天，章含之给女儿梳头时，悄悄塞进她口袋的那块水果糖——那一点甜，值得被永远珍藏。

来源：晓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