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没回头，只是闷着头把院子里最后一点碎砖头清到墙角。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家里却连个红双喜都没贴。院子是土的，墙是土的，屋顶的瓦片都缺了好几块，风一吹就呼呼地响，像是这破房子在叹气。

“陈永，你真要娶她？”

隔壁的王婶倚在门框上，手里择着一把韭菜，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像是同情，又像是看热闹。

我没回头，只是闷着头把院子里最后一点碎砖头清到墙角。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家里却连个红双喜都没贴。院子是土的，墙是土的，屋顶的瓦片都缺了好几块，风一吹就呼呼地响，像是这破房子在叹气。

“嗯。”我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

“那可是李秀珍啊，”王婶把声音压低了些，凑近了说，“村里出了名的……厉害。她家那几亩地，愣是让她一个人拾掇得比壮劳力都好。前年为了一垄地的界线，她拿着扁担能从村东头追到村西头，把赵家老二骂得三天没敢出门。你这小身板……”

我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我当然知道李秀珍是谁。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她的名声比村长的还响。不是好名声。她高，壮，嗓门大，眼神像刀子，不爱笑，更不会说软话。村里的小媳妇们背后都叫她“母老虎”，说谁娶了她，就是把一尊煞神请回了家。

可我没得选。

2001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家里的光景比这天色还冷。我娘的咳嗽病拖了快两年，从一开始的干咳，到后来整宿整宿地喘不上气。去镇上卫生院看了，医生说是老毛病，得长期养着，吃药不能断。那药，一盒十几块钱，三天就吃完了。家里的几亩薄田，刨去种子化肥，一年到头剩不下几个钱。我白天种地，晚上编筐，换来的钱扔进药罐子里，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媒人上门的时候，我正给我娘喂药。她说的是李家的秀珍，我当时就愣住了。媒人看我脸色不对，嘿嘿一笑，说：“陈永啊，我知道你在想啥。可李家说了，不要彩礼，还陪嫁一台黑白电视机，外加两百块钱。”

我的心猛地一跳。不要彩礼，还倒贴钱和东西，这在十里八乡都是闻所未闻的事。

“为啥？”我问。

“秀珍二十四了，这年纪在村里算老的了。她那个脾气，好人家谁敢要？她爹娘也是愁得没办法，就想赶紧把她嫁出去，图个安稳。”媒人说得轻描淡写。

我沉默了。我看着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娘，听着她费力的喘息声，心里那点作为一个男人的犹豫和计较，就像被风吹散的烟，一下子就没了。我需要钱，需要钱给我娘买药，让她能多喘几口顺当气。如果娶一尊“煞神”能换来这些，那就娶吧。

所以，我答应了。

婚礼办得极其简单。没有酒席，没有鞭炮，就是把李秀珍从她家接到了我家。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是她身上唯一的喜庆颜色。一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嘴唇抿得紧紧的，下巴微微扬着，好像不是来出嫁，而是来上战场的。村里来看热闹的人不少，对着我们指指点点，那些窃窃私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响，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进了家门，我娘挣扎着从炕上坐起来，拉着秀珍的手，浑浊的眼睛里透着光：“好孩子，以后……永子就交给你了。他老实，你多担待。”

我以为李秀珍会甩开，或者至少会不耐烦。但她没有。她反手握住我娘干枯的手，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婶，你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

她的手很粗糙，掌心有厚厚的茧，但很温暖。我娘听了这话，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晚上，我烧了热水，让她先洗漱。等我收拾完厨房进来，她已经坐在床边了。那台崭新的14寸黑白电视机就放在床对面的桌子上，是这个家徒四壁的屋里最值钱的东西。屋里只点了一盏昏黄的灯泡，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有些局促，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虽然是名义上的夫妻了，可我跟她总共没说过三句话。我磨蹭了半天，脱了鞋，准备上床。我们家就一张床，一张炕。娘睡在炕上，我们自然是睡床。

就在我的一条腿刚要迈上床沿的时候，她开口了。

“你睡地上。”

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白天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硬，但话里的意思却像一盆冰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

我愣住了，看着她。灯光下，她的脸没有了白天的凌厉，甚至能看出几分清秀。但她的眼神很坚定，不容置疑。

“我们是夫妻。”我小声地辩解，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

她没看我，目光落在墙上一个被烟熏黑的印子上。“我知道。”她说，“陈永，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娶我，是为了钱给你娘看病。我嫁你，也不是为了找个男人过日子。”

我的心沉了下去。

她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两沓用红线捆着的钱。一沓是崭新的十块，一沓是零零散散的一块两块五块。她把那沓新钱推到我面前。

“这是两百块，陪嫁的钱，你拿着。以后每个月，我再给你五十块，专门给你娘买药。”

我看着那沓钱，喉咙发干。五十块，差不多是我一个月起早贪黑编筐才能挣到的钱。

“我有个条件。”她继续说，声音依旧平稳，“我们做名义上的夫妻。你不能碰我。对外，我们是两口子，关上门，我们是两个人。你住你的地铺，我睡我的床。你帮我挡住村里的闲言碎语，我帮你照顾你娘，给你钱。一年，就一年。一年之后，我会给你一笔钱，足够你给你娘看病的。到时候，是离是合，随你。”

我彻底呆住了。我设想过无数个新婚之夜的场景，想过她可能会有的冷漠、强硬，甚至争吵，但我从没想过会是这样一种……交易。

这已经不是一桩婚事了，这是一份合同。她把一切都计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为什么？”我忍不住问。我看着她，试图从她脸上找到一丝裂痕，一丝能让我理解这一切的情绪。但没有，她的脸像一口古井，深不见底。

她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组织语言。最后，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一句让我往后很多年都忘不掉的话。

“因为我得攒钱，去城里打官司。”

打官司？这三个字像惊雷一样在我脑子里炸开。在我们的村子里，最严重的事情无非是邻里吵架，或者谁家的牛啃了谁家的庄稼。打官司，那是电视里才有的事，离我们的生活太远太远了。一个农村妇女，新婚之夜，跟我说的不是柴米油盐，而是打官司？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之前所有关于这场婚姻的无奈、妥协、认命，在这一刻都被一种巨大的困惑和荒诞感所取代。我娶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村里人说她是“母老虎”，可我眼前的她，冷静、理智，甚至带着一种不属于这里的决绝。

那一晚，我真的打了地铺。躺在冰凉的地上，我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的黑暗，听着床上她平稳的呼吸声，还有隔壁房间我娘压抑的咳嗽声。我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扔进陌生水域的鱼，周围的一切都熟悉又陌生。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所有我能理解的轨道，正朝着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滑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李秀珍用行动证明了她说的每一句话。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她就起来了。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披上衣服出去一看，她正拿着扫帚，把院子里的土扫得平平整整。然后是做饭，玉米糊糊，贴饼子，还有一碟咸菜。她把饭菜端到我娘的炕头，一口一口地喂她吃。她的动作算不上温柔，但很有耐心。我娘想自己来，她就按住我娘的手，说：“婶，你省点力气。”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家，因为她的到来，好像一下子有了生气。以前，我一个人既要下地又要照顾我娘，家里总是乱糟糟的。现在，屋里屋外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连窗户纸都糊了新的。

村里人很快就发现了变化。他们看到李秀珍不再是那个一点就炸的“母老虎”，而是变成了一个手脚麻利、沉默寡言的媳妇。她下地干活，一把力气不输给男人；回家洗衣做饭，照顾病人，样样都拿得出手。王婶又一次倚在我家门框上，这次的语气里满是赞许：“永子，你小子有福气啊。这秀珍，真是个会过日子的。你看，把你娘照顾得多好。”

我只能干笑着点头。福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到晚上，我们关上房门，这个家里最像夫妻的两个人，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她睡床，我睡地铺。我们之间隔着不到两米的距离，却像是隔着一条河。我们很少说话，偶尔的交流也仅限于“饭好了”、“该浇地了”这样的话。

她真的每个月准时给我五十块钱。每次都用一块手帕包得整整齐齐，放在桌上。我拿着那钱去镇上给我娘买药，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像个吃软饭的，靠着一个女人过活。这种感觉让我在村里男人面前抬不起头。可一想到我娘的病，我又把那点可怜的自尊心给咽了回去。

我娘的身体确实好了很多。有人照顾，吃得好，药也跟得上，她的咳嗽声少了，脸上也有了点血色。她不止一次拉着我的手说：“永子，秀珍是个好媳妇，你可不能亏待了人家。”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我怎么跟她说，我们连手都没牵过？

我开始偷偷观察李秀珍。我想弄明白，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说的“打官司”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很节俭，近乎苛刻。家里的每一分钱，她都算得清清楚楚。她从不买新衣服，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红色的确良衬衫，只是颜色洗得有些发白。她也从不吃零食，赶集的时候，别的媳妇会买点瓜子糖块，她只会走到卖农具的摊子前，看看锄头和镰刀。

但她对我娘很大方。只要是医生说对身体好的东西，比如鸡蛋、骨头汤，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了。她还托人从城里带来一种据说对肺好的草药，味道很苦，她就自己先尝一下，确定不烫了，再端给我娘。

她还很爱干净。每天都要把地扫三遍，桌子擦得能照出人影。连院子里那只老母鸡下的蛋，她都会用布擦干净了才放进篮子里。

我越观察，就越觉得她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她不“悍”，只是有自己的规矩和底线。她不跟村里的女人扎堆说闲话，也不喜欢占小便宜，所以显得格格不入。她就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松树，笔直，坚硬，独自面对风雨。

可那件“官司”的事，她却再也没提过。我旁敲侧击地问过两次，她都用沉默挡了回来。那件事，好像是她心底最深的一道墙，任何人都不许靠近。

转眼到了夏天，雨水多，屋顶那个破洞开始漏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找了几个盆和桶接水，还是弄得满地都是。我娘的炕头也湿了一片。

那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我躺在地铺上，听着雨点打在瓦片和水桶里的声音，心里烦躁得很。我翻了个身，看到床上的李秀珍也没睡。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块越来越大的水印。

“明天天晴了，我得去把房顶修修。”我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她“嗯”了一声。

“得买新瓦，还要买油毡，又是一笔钱。”我像是在自言自语。

屋里又陷入了沉默，只剩下雨声。过了很久，我以为她睡着了，她却突然开口：“钱的事，你不用愁。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雨停了。她一大早就出了门，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男人，是镇上专门做泥瓦活的李师傅。她跟李师傅在院子里比比划划，把修房顶的事说得清清楚楚，价钱也谈好了。我站在一边，像个外人，一句话也插不上。

李师傅干活的时候，我就在下面递瓦、和泥。李秀珍也没闲着，她爬上梯子，动作比我还利索。汗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浸湿了她的衣领，她也只是随手用袖子一抹。

村里人路过，都停下来看。

“秀珍真是能干啊，这活男人都嫌累。”

“陈永娶了她，算是捡到宝了。”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更不是滋味。这个家，好像越来越像是她的了。我这个男人，反而成了多余的。

晚上，我浑身酸痛地躺在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我第一次对我们的这种“合作关系”产生了怀疑。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得到了钱，我娘的病得到了照顾，可我失去的是什么？是一个丈夫的尊严，还是一个男人在家里的位置？

我开始觉得，我不能再这么被动下去了。我得做点什么，至少，要让她明白，我也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从那天起，我开始抢着干活。天不亮我就下地，把地里的活干完。回家就挑水、劈柴，不让她插手。她做饭，我就在旁边烧火。她喂我娘吃药，我就在旁边给我娘捶背。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但什么也没说。我们之间依然没有多余的交流，但气氛好像有了一点微妙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俩在院子里一起干活，阳光照在身上，汗水流下来，一抬头，目光对上，她会很快地移开，但那瞬间的对视，不再像以前那样冰冷。

秋天的时候，我娘的精神好了很多，甚至能下地走几步了。她看着院子里晒着的金黄的玉米，拉着秀珍的手，笑得合不拢嘴：“都是你的功劳，秀珍。我们家，好久没这么像个家了。”

李秀珍难得地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嘴角似乎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或许，我们不一定非要等到一年之后。或许，我们可以真的像个家一样过下去。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慢慢发了芽。

我决定要弄清楚“打官司”的真相。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家，我就不能被排斥在她最重要的心事之外。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她。我发现，她每隔半个月，就会去一次镇上。每次去，都会买一些信纸和邮票回来。而且，她有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那是她的嫁妆之一，她从不让任何人碰。

有一次，她去镇上，走得急，忘了锁那个箱子。

我心里天人交战。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这是对她的不尊重。可那个秘密像一个钩子，牢牢地钩住了我。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我走到箱子前，轻轻地掀开了盖子。

箱子里没有金银首饰，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沓沓厚厚的信，还有几本法律相关的书。书的页边都卷了角，上面用笔画满了各种记号。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是省城的一个监狱，收信人叫“李秀文”。我心里一动，秀珍的弟弟，不就叫李秀文吗？我听说过，他很会读书，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是他们全家的骄傲。可后来，好像是高三那年，就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了。村里人传言，说他学坏了，在外面犯了事。

我颤抖着手，抽出了信纸。信是秀珍写的，字迹很清秀，但力道很大，像是要刻在纸上一样。

“秀文：

见字如面。

家里一切都好，勿念。娘的身体还行，爹还是老样子。我给你寄的钱和书收到了吗？你要好好看书，不要放弃。高老师说了，你的案子还有希望，我们找到新的证据了。你一定要在里面照顾好自己，千万别惹事。姐在这边都好，你放心。我结婚了，对方是个老实人，对我娘家都很好。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能快点攒够钱，把你弄出来。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姐在外面等着你。”

信很短，但我反反复e复看了好几遍，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原来是这样。

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弟弟。那个“打官司”，是为了给她弟弟翻案。她嫁给我，这个她根本不了解的男人，忍受着村里的流言蜚语，像个男人一样干活，省下每一个铜板，都是为了那个在监狱里的弟弟。

我忽然明白了她所有的“悍”，所有的冷漠，所有的格格不入。那不是她的本性，那是她为自己披上的一层铠甲。在这层铠甲下面，是一个为了亲人可以付出一切的姐姐。

我把信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合上箱子，心里翻江倒海。我之前那些关于尊严、关于面子的计较，在她的这份沉重的承担面前，显得那么渺小和可笑。我感到一阵羞愧。我一直以为是她在利用我，可实际上，她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孤独地战斗着。

而我，作为她名义上的丈夫，却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还在为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而纠结。

那天晚上，她从镇上回来，脸色有些疲惫。我默默地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诧异。

“谢谢。”她低声说。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出现这样客气的词语。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我想告诉她，我都知道了。我想跟她说，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怕我的冒失，会打破我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点脆弱的平衡，会让她重新竖起防备。

我决定用行动来表示。

从那以后，我更加拼命地干活。秋收的时候，我一个人把两家人的地都收了，没让她下地。我把家里所有的重活都包了，挑水、劈柴、修农具。我跟她说：“你不是要去镇上吗？家里的事你别管了，有我。”

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她没有拒绝，也没有多问。

她去镇上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候一去就是一整天。我知道，她肯定是去见那个“高老师”，商量案子的事。她回来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脸的疲惫和凝重。

我开始学着做饭。一开始做得很难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有时候还会烧糊。但我坚持学。我想让她回来的时候，能吃上一口热饭。

有一次，她回来得很晚，天都黑透了。我把饭菜在锅里热了一遍又一遍。她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身寒气。我赶紧把饭菜端上桌。她看着桌上的两菜一汤，愣住了。

“你做的？”

“嗯。快吃吧，都凉了。”

她没说话，拿起筷子，默默地吃了起来。吃着吃着，我看见她抬起手，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我假装没看见，低头扒着自己碗里的饭。那顿饭，我们俩谁也没说话，但屋子里的气氛，却前所未有的温暖。

冬天来了，天冷得厉害。我睡在地铺上，只盖一床薄被子，冻得直哆嗦。有一天半夜，我被冻醒了，发现身上多了一床被子。是她的被子。我抬头看去，她把自己那床厚被子给了我，自己只盖着一床薄的。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又酸又胀。

我把被子抱起来，走到床边，轻轻地盖回到她身上。她似乎被惊醒了，睁开眼看着我。在黑暗中，她的眼睛亮得惊人。

“我不冷。”我小声说，“你盖着吧。你是女人，比我怕冷。”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我们就这样对视着，时间仿佛静止了。最后，她往床里面挪了挪，拍了拍身边的空位。

“上来睡吧。地上凉。”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我看着她，她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脱了鞋，轻轻地躺了上去。

床很窄，我们俩的身体几乎要挨在一起。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味，能感觉到她身体传来的温度。我紧张得身体僵硬，一动也不敢动。

我们就这样，背对背，躺在一张床上，度过了我们“新婚”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夜晚。

虽然我们依然没有夫妻之实，但从那一晚开始，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地上的那条界线，心里的那道墙，都在慢慢地消失。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越来越自然。我会跟她说地里的收成，她会跟我说我娘的病情。我们开始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商量家里的事情。虽然我们从不谈论感情，但一种默契和信赖，已经在我们之间悄然生长。

她的小木箱，也不再上锁了。有时候，她会拿出那些法律书籍来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她会皱着眉头想很久。我知道她只有小学文化，看这些书肯定很吃力。

有一次，我看到她对着一个词看了半天，就凑过去问：“哪个字不认识？”

她指了指书上的“渎职”两个字。

我念给她听，又用我能理解的大白话给她解释了一遍意思。她听得很认真，然后在本子上记了下来。

从那以后，帮她认字，成了我每晚的“功课”。我们俩凑在一盏昏黄的灯下，头挨着头，她指着书，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亲密地依偎在一起。那一刻，我常常会有一种错觉，觉得我们就是天底下最普通的一对夫妻，在为着共同的生活而努力。

我从她断断续续的讲述和那些信件里，拼凑出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的弟弟李秀文，学习成绩一直拔尖，是全家人的希望。高三那年，学校的实验室失窃，丢了一些化学药品。因为秀文是保管钥匙的学生之一，而且平时性格有些内向，不爱和人交往，就被当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后来，有人在他床底下“搜”出了丢失的药品。尽管秀文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但还是被判了刑。

“我弟不是那样的人。”秀珍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一种倔强的光，“他从小就老实，连邻居家的鸡都不敢撵。他不可能去偷东西。”

她说，出事之后，她爹娘到处求人，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也没用。她爹一气之下病倒了，她娘整天以泪洗面。她一个女孩子，只能扛起所有事。她不相信她弟弟会偷东西，她觉得一定是有人陷害。她去找过学校的老师，找过派出所，但没人理她。

后来，她听人说，可以请律师打官司。但请律师要很多钱。她一个农村女孩，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她想过去城里打工，可爹娘身体不好，她又走不开。

“嫁人，是当时我能想到的，最快拿到一笔钱，又能留在家里照顾爹娘的办法。”她平静地叙述着，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听着，心里像是被堵了一团棉花，说不出话来。我无法想象，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做出这样的决定，又是怎样独自一人，扛着这么沉重的秘密，走了这么久。

“那个高老师，是秀文以前的班主任。他不相信秀文会做那种事，这两年一直在帮我。我们查到了一些线索，怀疑是另一个同学干的，那个同学的父亲在县里有点关系。”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城里？”我问。

“快了。”她说，“高老师说，证据差不多齐了，就等钱了。请律师、去省城活动，至少要五千块钱。”

五千块。在2002年的农村，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我算了算，她每个月给我娘五十块药钱，自己省吃俭用，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一年下来，能攒下一千块就不错了。离五千块，还差得远。

“还差多少？”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三千多。”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三千多，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看着身边熟睡的她，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也微微蹙着。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觉到，她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扛着了。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找到村里的养猪大户刘叔，跟他说，我想把家里的两头猪卖了。那两头猪，是我娘的命根子，养了一年多，本来是准备过年卖了，给我攒钱娶媳妇的。现在媳妇是有了，但这猪，有了新的用处。

刘叔很惊讶：“永子，这猪还没到最肥的时候，现在卖不划算啊。”

“我急用钱。”我说。

卖猪的钱，加上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凑了八百多块。我把钱用布包好，回到家，放在李秀珍面前。

她看着桌上的钱，愣住了。“你这是干什么？”

“猪卖了。家里的钱也都在这了。虽然不多，你先拿着。”我说。

她看着我，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这样。她一直像个战士，从不示弱。但此刻，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情绪。

“陈永……”她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知不知道，这钱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但我也知道，秀文的事，比这些钱重要。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

“一家人”这三个字，我说得很轻，但落在她耳朵里，却像是重锤。她低下头，肩膀微微地颤抖。我看到有泪水滴落在桌上那包钱上，晕开了一个个小小的水印。

她没有说谢谢。她只是站起来，回到房间，从那个小木箱里，拿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

“这是……我给我弟织的。本来想等天再冷点寄过去。”她把毛衣递给我，“你试试。”

我接过来，毛衣很厚实，一针一线都织得很密。我套在身上，大小正合适，很暖和。

“以后，你就穿着吧。”她说。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最后一层隔阂也消失了。我们不再分你我，家里的钱放在一起，家里的事一起商量。为了凑够那笔钱，我们想尽了办法。我白天去镇上的工地打零工，搬砖、和水泥，一天能挣二十块钱。晚上回来，继续编筐。李秀珍把家里的几亩地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养了更多的鸡鸭，攒下的蛋都拿去卖了。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每天都累得沾床就睡。但我们的心，却是前所未有的踏实和贴近。我们很少说话，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意。我会在她看书看得眼睛酸的时候，给她端上一杯热水。她会在我打工回来晚了的时候，给我留一盏灯，一碗热汤。

村里人看着我们俩的变化，都说李秀珍被我“收服”了。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谁收服了谁，而是两颗为了生活而挣扎的心，找到了彼此的依靠。

钱，就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攒着。离五千块的目标，越来越近。

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意外发生了。

那天我正在工地上干活，王婶家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说我娘突然晕倒了。我魂都吓飞了，扔下手里的活就往家跑。

回到家，我娘躺在炕上，脸色惨白，已经不省人事。李秀珍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我们赶紧找了村里的牛车，把我娘送到了镇卫生院。

医生检查后，脸色很沉重。他说，是肺病急性发作，引发了心衰，必须马上住院抢救，而且后续的治疗费用会很高。

我拿着缴费单，看着上面那个数字，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住院押金就要一千块。我们俩辛辛苦苦攒了那么久的钱，刚看到一点希望，现在……

李秀珍站在我身边，一言不发。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发抖。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笔钱，是我们给秀文翻案的全部希望。如果现在用了，那秀文的事，就又遥遥无期了。

一边是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娘，一边是蒙冤在狱中苦苦等待的弟弟。这个选择题，太残酷了。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坐在医院的走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缭绕中，我看到李秀珍走到我面前。她的脸色也很苍白，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她从怀里掏出那个我们攒了很久的钱袋，塞到我手里。

“去，交钱。”她说，“救娘要紧。”

我看着她，喉咙哽咽得说不出话来。“那……秀文怎么办？”

“娘只有一个。”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但她没有让它掉下来，“秀文那边，我再想办法。他会理解的。如果为了他，眼睁睁看着娘没了，他就算出来了，一辈子也不会心安。”

我握着那个沉甸甸的钱袋，感觉有千斤重。我知道，她做出这个决定，心里有多痛。那是她唯一的弟弟，是她这两年所有努力和牺牲的意义所在。

我没有再犹豫，拿着钱去交了费。

我娘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总算脱离了危险，但身体也彻底垮了，以后只能躺在床上静养，药也不能停。我们攒下的钱，花得一干二净，还欠了医院一些。

出院那天，我去接她们。李秀珍搀扶着我娘，我背着行李。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们谁也没说话，但气氛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知道，秀文的事，像一块巨石，重新压在了她的心上。

回到家，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不，比原点更糟。钱没了，还欠了债。

那几天，李秀珍的话变得更少了。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干活，照顾我娘，但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看着西边的方向，一坐就是一下午。我知道，她在想她弟弟。

我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像刀割一样。我觉得是我拖累了她。如果不是我娘的病，那笔钱早就凑够了，说不定现在案子已经有了进展。

有一天晚上，我们都躺在床上，谁也睡不着。

“对不起。”我终于忍不住开口，“是我没用。”

她在黑暗中翻了个身，面对着我。“不关你的事。”她的声音很轻，“这是命。”

“我不信命。”我说，“秀珍，你别放弃。钱没了，我们再挣。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总有办法的。”

她没有回答，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陈永，”过了很久，她才开口，“你……后悔吗？娶了我，不仅没过上好日子，还背了一身债。”

“不后悔。”我回答得没有一丝犹豫，“以前，我活着，就是为了让我娘活着。现在，我活着，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有你，有娘，有……秀文。我觉得，现在才像个人样。”

黑暗中，我感觉到一只温暖的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她的手心，还是那么粗糙，布满了老茧，但那份温度，却一下子传到了我的心里。

我们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握着彼此的手。那一刻，我无比确定，这个女人，就是我要用一辈子去守护的人。不管前路有多难，我都要和她一起走下去。

第二天，我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

我跟秀珍说：“我们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我去借钱。”

“跟谁借？”她问。在农村，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借钱比登天还难。

“高利贷。”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行！”她立刻反对，“那是个无底洞，会把我们家拖垮的！”

“我知道有风险。”我看着她，眼神坚定，“但这是最快的办法。秀文的案子不能再拖了。多拖一天，他就在里面多受一天罪。你放心，我年轻，有的是力气。我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去砖窑厂拉砖，我一定能把钱还上。”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她眼里的挣扎和感动，我都看在眼里。

最终，她点了点头。

我通过工地上一个工友的路子，借了三千块钱。利息高得吓人。我拿着那笔滚烫的钱，心里既害怕又充满了力量。

我把钱交给秀珍，说：“你明天就和高老师去省城。家里的事，有我。”

她接过钱，手在抖。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做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动作。她上前一步，紧紧地抱住了我。

她的身体在颤抖，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我能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浸湿了我的衣服。

“陈永，谢谢你。”她在我耳边，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等我回来。”

第二天，她走了。

她走后，家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我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转。天不亮就起床，给我娘做好饭，喂她吃完药，然后就去工地。中午只有一个小时吃饭时间，我还要跑回家，看看我娘的情况。下午下班，我顾不上吃饭，直接去砖窑厂，拉砖到半夜。

每天回到家，都是一身的泥和汗，累得骨头都像是散了架。但我心里却不觉得苦。我一想到秀珍正在为我们的未来奔波，一想到秀文能有希望出来，我就觉得浑身都是劲。

我娘看着我这样，心疼得直掉眼泪。“永子，你这是在拿命换啊。为了那个家，值得吗？”

我给我娘擦干眼泪，笑着说：“娘，值得。现在这个家，才是我想要的家。”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秀珍的来信。信上说，她和高老师已经请了律师，把新的证据交上去了，法院已经决定重审这个案子。她说，律师看了材料，说翻案的希望很大。

信的最后，她写道：“陈永，在家照顾好娘，也照顾好自己。勿念。”

我拿着那封信，手都在抖。我跑到院子里，对着天空，大声地喊了出来。积压在心里所有的疲惫和压力，在那一刻，都随着那声呐喊烟消云散。

日子还在继续。我还清高利贷的那天，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我瘦了二十多斤，整个人黑得像块炭，但眼神却亮得吓人。

那天，我特意去镇上割了二斤肉，炒了两个菜，还打了一瓶酒。我给我娘夹了一块肉，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娘，债还清了。”我笑着说。

我娘看着我，眼泪又下来了。“好，好啊。这下，我就放心了。”

就在这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我回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是李秀珍。她也瘦了，也黑了，但眼睛亮亮的，像天上的星星。在她身后，还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孩，虽然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但眉眼间和秀珍有几分相像，眼神清澈，带着一丝怯生生的神气。

是秀文。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所有的思绪都停滞了。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

“哥。”那个男孩，看着我，小声地叫了一句。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秀珍走到我面前，看着我，笑了。她的笑容，像春天的阳光，一下子照亮了整个屋子，也照亮了我的整个世界。

“陈永，”她说，“我回来了。我们，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们家的小小的土屋里，第一次坐满了人。秀文给我们讲了他在里面的经历，讲了他怎么坚持学习，没有放弃希望。他说，是姐姐的信，给了他最大的支撑。

他说着说着，站起来，对着我和秀珍，深深地鞠了一躬。

“哥，姐，谢谢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赶紧扶起他，说：“傻小子，我们是一家人，说什么谢。”

秀珍在一旁看着我们，脸上一直带着笑。

吃完饭，秀文和我娘睡在炕上，他们有很多话说。我和秀珍回到我们的房间。

床上铺着新的被褥，是秀珍回来后换上的。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们俩相对而坐，一时之间，谁也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知道，从今天起，一切都不同了。那份长达一年的“合同”，那些关于未来的不确定，都结束了。

“以后有什么打算？”我先开口问。

“秀文想继续读书，考大学。”她说，“他耽误了两年，得补回来。高老师说可以帮他联系学校。”

“好。”我说，“读书好。学费的事，我们一起想办法。”

她点点头，看着我，眼神里有光在闪动。“陈永，你呢？”

“我？”我笑了笑，“我就想，好好种地，好好打工，让你，让娘，让秀文，都过上好日子。我想把这个房子翻新一下，至少，不能再漏雨了。”

“嗯。”她应了一声，声音很轻。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帮我整理了一下衣领。她的手指很温暖，轻轻地触碰到我的皮肤，让我心里一阵悸动。

“陈永，”她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以前，我谢谢你。以后，我的下半辈子，就交给你了。”

我看着她，这个曾经被全村人叫做“母老虎”的女人，这个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扛起了一桩冤案的女人，这个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选择和我站在一起的女人。

我伸出手，把她揽进怀里。这一次，不是出于感激，也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珍视和爱护。

“好。”我说。

窗外，月光如水，洒满了整个院子。我知道，我们家的苦日子，到头了。未来的路可能还会有很多困难，但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因为，我们是一个家。一个真正的，用信任、担当和不离不弃，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家。

来源：进取星星c8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