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哪朝得国最正？哪朝得国最不正

摘要：“得国正不正”是中国传统史观中极具主观性的概念，核心评判标准源于儒家伦理（如反对“篡逆”、支持“汤武革命”式的推翻暴政）与“民心向背”，并无绝对统一答案。但结合数千年史学界的主流认知，可围绕“传统伦理适配度”和“政权建立逻辑”，梳理出相对共识度较高的结论——需

“得国正不正”是中国传统史观中极具主观性的概念，核心评判标准源于儒家伦理（如反对“篡逆”、支持“汤武革命”式的推翻暴政）与“民心向背”，并无绝对统一答案。但结合数千年史学界的主流认知，可围绕“传统伦理适配度”和“政权建立逻辑”，梳理出相对共识度较高的结论——需先明确：这一判断仅基于古代史观，而非现代政治学中的“合法性”定义（现代更关注治理能力、民众权利等）。

一、传统史观中“得国最正”的朝代：汉、明两朝（共识最高）

汉、明两朝被公认为“得国正”，核心原因在于它们完美契合了传统史观对“正统政权”的两大期待：“推翻暴政”而非“篡夺旧朝”，且开国者出身底层、与旧权贵无牵连，更易被视为“顺天应人”。

1. 汉朝（刘邦建立）：“汤武革命”的典范

推翻的是公认的“暴政”：秦朝虽统一中国，但后期严刑峻法、徭役繁重（如修长城、阿房宫），导致民不聊生，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响应——刘邦起兵的底色是“反抗压迫”，而非“觊觎皇权”。

开国者无“篡逆”污点：刘邦出身泗水亭长（基层小吏，近乎平民），既非秦朝贵族，也非旧朝权臣，与秦朝政权无“君臣依附关系”。他从反秦义军的一支做起，先入关中“约法三章”（废除秦苛法，只留“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赢得关中民心；后击败同样反秦的项羽，最终建立汉朝，全程无“背叛旧主”的伦理瑕疵。

史学界定论：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刘邦“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将其视为“顺天应人”的统治者；后世司马光《资治通鉴》也认可汉朝“取天下于暴秦，而非取之于周”，无篡逆之嫌。

2. 明朝（朱元璋建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正义性

推翻的是“外族暴政”与“统治失序”：元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虽统一中国，但后期吏治腐败、赋税沉重（如“苛捐杂税数十种”），加上黄河泛滥、灾荒频发，民变四起（如红巾军起义）。朱元璋起兵的核心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既符合“推翻暴政”的逻辑，又契合传统“华夷之辨”中“恢复华夏正统”的心理期待。

开国者的“平民底色”与“无依附性”：朱元璋出身佃农，曾为僧、乞讨，与元朝政权无任何“君臣关系”——他不是元朝官员，也非贵族后裔，完全是“从底层崛起，为民众谋生存”。其政权建立过程中，多次强调“均田免赋”，吸引大量流民归附，民心基础扎实，无“篡权”争议。

史学界共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明朝“得天下最正”，认为其“无凭借之资，无觊觎之望，起于匹夫，以匹夫而安天下”，完美避开了“权臣篡国”“贵族夺权”的伦理争议。

二、传统史观中“得国最不正”的朝代：晋朝（司马氏）、宋朝（赵匡胤）（争议最小）

晋、宋两朝被诟病“得国不正”，核心问题在于违背“忠君伦理”——它们并非推翻暴政，而是以“权臣身份”篡夺“已有德政或无明显过错”的旧朝，且手段充满“虚伪性”（如“假禅让”“欺孤儿寡母”），完全契合传统史观对“乱臣贼子”的定义。

1. 晋朝（司马氏建立）：“篡逆之罪”的标杆

从“托孤重臣”到“弑君夺权”：曹魏政权（曹丕建立）虽有“篡汉”争议，但曹丕代汉时采用“禅让”，且汉朝已名存实亡；而司马氏的崛起，始于司马懿被魏明帝曹叡任命为“托孤大臣”（辅佐幼主曹芳）——司马懿本应“忠君辅政”，却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集团（曹魏宗室核心），掌控朝政；其子司马昭更敢“弑君”（杀魏帝曹髦，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骂名）；到司马炎时，再以“假禅让”的方式逼魏帝曹奂退位，建立晋朝。

统治效果加剧“不正”评价：晋朝建立后，不仅未修复“篡逆”的伦理污点，反而很快爆发“八王之乱”（皇族内斗），随后引发“五胡乱华”，导致北方陷入百年战乱，民生凋敝——传统史观认为，这种“恶政”是“得国不正”的“报应”，进一步坐实了司马氏的“不义”。

史学界批判：《晋书》（唐朝官修）虽为晋朝立传，但字里行间充满批判，称司马氏“欺人孤儿寡母，狐媚以取天下”；王夫之更是痛斥晋朝“德不足以堪天位，功不足以定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政权之一”。

2. 宋朝（赵匡胤建立）：“欺孤逼寡”的典型

“陈桥兵变”的“虚伪性”：赵匡胤本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统帅），柴荣对其极为信任（临终前任命赵匡胤为“托孤大臣”，辅佐7岁的幼主柴宗训）——柴荣在位时，后周已开始推行仁政（减免赋税、整顿吏治），无“暴政”之实。而赵匡胤却在率军北上“抵御契丹”途中，发动“陈桥兵变”，被部下“黄袍加身”，随后率军返回开封，逼柴宗训退位，建立宋朝。

“得国太易”且“无正当理由”：与刘邦、朱元璋“血战多年”不同，赵匡胤夺权几乎未经历大规模战争，完全是“以兵权胁迫幼主”——传统史观强调“忠臣不事二主”，赵匡胤作为“受恩于后周”的大臣，却“背主篡国”，且以“假民意”（黄袍加身）掩盖“私心想”，手段过于投机，被诟病“欺软怕硬”（欺负孤儿寡母）。

史学界吐槽：南宋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虽为赵匡胤避讳，但仍承认“陈桥兵变”是“预谋”；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直接，称赵匡胤“乘孤儿寡母之危，夺人之国而名之曰禅让，是可忍孰不可忍”——即便宋朝后期有“重文抑武”“经济繁荣”的亮点，也无法洗刷“得国不正”的初始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