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昨晚的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轻松的释然。他告诉我，前不久说要卖的第二头牛，终于被买主付清钱，牵走了。这是一年多来，他卖掉的第二头牛。两头自家母牛生养的牛犊，几乎没有牛仔和饲料的成本，换来一万多块钱的收入。在父亲看来，这是一笔“净赚”的人工钱，比伺候田地要强

原创 付建云 雲見福者 广东

昨晚的电话里，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轻松的释然。他告诉我，前不久说要卖的第二头牛，终于被买主付清钱，牵走了。这是一年多来，他卖掉的第二头牛。两头自家母牛生养的牛犊，几乎没有牛仔和饲料的成本，换来一万多块钱的收入。在父亲看来，这是一笔“净赚”的人工钱，比伺候田地要强上不少。

然而，这份“收入”的背后，是母亲沉甸甸的担忧与辛劳。母亲坚决不赞成父亲养这六头牛。在她看来，这无异于将自己牢牢地拴在了牛绳上。每天天不亮就要牵牛出栏，上下午雷打不动地要牵去水草丰美的地方喂牛，夜里再一一牵回。生活被切割成以牛为中心的片段，连走一趟亲戚，都像打仗一样，来去匆匆，心里始终悬着，怕牛们饿了、渴了、出了意外。

前几年，闲不住的老两口还开垦了些闲置的荒地，轮番种上油菜、大豆和花生。我没有细算过那究竟是几亩，只知道一年到头，地里所有的收成换成钞票，也不过一千来块。任何一个了解农村的人都知道，对于七十岁的老人而言，这一千块钱，是每一锄头翻垦泥土、每一株弯腰拔除野草、每一次顶着毒辣日头抢收打场，用纯粹的体力与汗水换来的。这些农活，如今的年轻人早已不愿触碰，因为付出的劳力与微薄的收获实在不成正比。也只有他们这一辈人，还在固执地、甚至是别无选择地，重复着这样的劳作。

父亲的养牛生涯，始于五年前。那时，他因肺部做了一个手术，不得不离开了他奋斗了四十多年的建筑工地。从二十几岁起，父亲就是一名钢筋工，看图纸、核算整栋楼的钢筋用量、焊接……他掌握的技术，甚至连许多所谓的“总工”都自愧不如。然而，“中国式农民”的悲哀在于，那一纸农村户口，让他始终只能被称作“农民工”，而非真正的建筑工人。四十多年的风雨兼程，换来的不是退休金，而是疲惫的身体和不得不重返土地的命运。

而母亲，则是在田埂上走了这大半生。大多数时候，是她一个人在支撑着这个家的“大后方”。三十多年前，她一个人种着六亩多水田、三亩旱地，十多年前还要照看年幼的孙辈。如今回想，简直无法想象她是如何熬过那些岁月的。只有在最繁忙的收割时节，父亲才会从工地赶回，短暂地搭一把手。正因一生都与田地为伴，母亲对农活的辛苦体会得最为深切。如今老了，她想通了，也干“怕”了，只求清闲，不愿再被土地和牲口捆绑。

于是，这个家庭内部关于“养几头牛”的分歧，本质上是两个老年农民夫妇在面对晚年时，无奈而真实的生存策略。母亲想“止损”，放下重负；父亲却觉得，只要还能动弹，就要为自己挣一份生活费。因为他们每人每月一百多块的补贴，在当下的物价面前，实在是杯水车薪。

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最初的积累与基石，正是由数以亿计像我父母这样的农民用农业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廉价的劳动力筑就的。有学者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民对国家的贡献超过了工人。然而，当为国家奉献了青春的建设者们垂垂老矣，公务员、工人、教师、医生等群体可以凭借退休工资安享晚年时，广大的老年农民，却依然要在古稀之年，为自己的基本生活而继续劳作。

这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不公之一。特别是对于我父母这一代七十岁以上的农民，如果他们年轻时未能通过其他途径积累财富，而是老老实实地在田地里耕耘，在工地上流汗，那么晚景的凄凉与压力便难以避免。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早已透支了他们的健康，而生活的重担却仍未卸下。

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与财富今非昔比。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更有责任去反哺这一代为共和国奠基的群体。如果能建立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让老年农民也能享受到一份体面的、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哪怕只有城市退休职工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那么，他们晚年的牛铃声中，或许会少一些焦虑，多一些从容；他们曾为这个国家付出的青春与汗水，才能真正称得上没有被辜负。

这不仅仅是我的家事，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与历史良心的时代之问。

此日记写于2025年10月1日

来源：草根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