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辽宁省博物馆 “古代辽宁” 展厅的中央展柜里，一方长约 120 厘米、宽 60 厘米的汉白玉哀册静静矗立。它没有金银器的璀璨光泽，也没有瓷器的绚丽纹饰，却以温润如玉的质地、工整镌刻的双色文字，周身萦绕着千年岁月的沉静气息。若你俯身细观，能看到石面边缘残留的细

辽代萧观音哀册与银币：历史尘烟中的独特密码

在辽宁省博物馆 “古代辽宁” 展厅的中央展柜里，一方长约 120 厘米、宽 60 厘米的汉白玉哀册静静矗立。它没有金银器的璀璨光泽，也没有瓷器的绚丽纹饰，却以温润如玉的质地、工整镌刻的双色文字，周身萦绕着千年岁月的沉静气息。若你俯身细观，能看到石面边缘残留的细微风化痕迹，那是辽代至今风沙侵蚀、时光打磨的印记。这方哀册宛如一把精心锻造的青铜钥匙，轻轻转动间，便打开了辽代中期那段充满风云变幻、权力倾轧与悲情色彩的历史闸门。而在哀册下方的透明展托中，三枚直径约 3 厘米的银质钱币静静相伴 —— 它们表面虽已布满暗褐色的氧化斑纹，边缘因流传而略显磨损，但正面 “大康通宝” 四字仍清晰可辨，似一组神秘的符文，默默诉说着属于那个游牧王朝独有的文化密码、宫廷秘事与丧葬智慧。

“哀册” 作为古代皇室最高等级的丧葬文书，其规制与工艺历来彰显着王朝礼制。据《通典・礼典》记载，唐代皇室哀册多以 “玉简三十枚，长一尺，阔二寸，厚五分，以金绳连缀”，宋代则延续金缀玉简的传统，尽显皇家的奢华与庄重。但辽博收藏的这方萧观音哀册，却打破了中原王朝的形制传统 —— 它以一整块产自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石质细腻无杂质，通体洁白如凝脂。哀册整体呈长方形，顶部雕刻着简化的卷云纹，四角打磨得圆润光滑，底部设有凹槽式石座，造型酷似缩小版的石碑墓志，既保留了契丹民族对石材的偏爱，又融入了汉式碑刻的庄重感。

更令人惊叹的是，哀册的正反两面均刻有文字：正面为契丹大字，字体雄浑奔放，笔画间透着游牧民族的豪迈；背面为汉文楷书，字迹工整秀丽，一笔一画皆符合中原书法的法度。两种文字交错排布，宛如两条缠绕的历史丝线，将一段尘封的悲剧娓娓道来。其中汉文部分由辽代重臣张琳撰写，这位曾官至中书令的文人，以严谨的笔法记录了 954 字的内容，不仅详细记载了萧观音的生平，更暗含对这位皇后的惋惜之情 —— 这在《辽史・后妃传》中也有佐证，书中称张琳 “善属文，尤长碑志，其为宣懿皇后哀册，辞婉情切，时人传之”。

从文字记载中，我们得以还原萧观音的传奇人生：她出身于辽代最显赫的后族萧氏，祖父是辽兴宗时期的北府宰相萧孝穆，父亲萧惠更是历经三朝的开国功臣。凭借家族底蕴与自身天赋，萧观音自幼饱读汉家典籍，既能吟诗作赋，又善弹琵琶，《辽史》中称其 “姿容端丽，慧而知书，尤善琵琶”。15 岁时，她因一次宫廷宴会上的即兴诗作，被当时还是燕赵国王的耶律洪基看中，册封为王妃；16 岁（清宁元年，1055 年）随丈夫登基，正式成为辽道宗的皇后。初期的十年间，夫妻二人青梅竹马、恩爱甚笃 —— 道宗曾在诗中赞她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而萧观音也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一诗回应，劝说道宗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尽显贤后风范。

然而，文字的后半段画风急转，将那场震惊朝野的 “《十香词》冤案” 清晰呈现。当时，辽道宗沉迷狩猎，疏于朝政，奸臣耶律乙辛趁机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太子耶律浚成年后，多次上书弹劾耶律乙辛的不法行为，成为其专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为扳倒太子，耶律乙辛将矛头指向了太子的母亲萧观音 —— 他暗中指使心腹、宫廷乐师赵惟一伪造证据，谎称萧观音与赵惟一私通，并炮制出一首名为《十香词》的艳诗，谎称是萧观音所作。

据《辽史・耶律乙辛传》记载，耶律乙辛将 “证据” 呈给道宗时，道宗 “览之大怒，召后对质，后辩之甚力，帝不省，赐后死”。年仅 36 岁的萧观音，在绝望中写下《绝命词》后，自缢身亡。更令人扼腕的是，道宗盛怒之下，竟下令将萧观音的尸体用粗糙的苇席包裹，送回其娘家萧府，“归其尸于家”—— 这在重视丧葬礼仪的辽代，对于一位曾身居后位的女性而言，无疑是极致的羞辱。

直到乾统元年（1101 年），萧观音的孙子天祚帝耶律延禧继位后，这位被冤死的皇后才得以平反。天祚帝深知祖母的冤屈，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 “诏为宣懿皇后平反，复其尊号，迁葬庆陵”（《辽史・天祚帝纪》）。他派人前往萧府旧址，找回被草草埋葬的祖母遗骨，以皇后之礼重新洗沐装裹，配以东珠、金饰等陪葬品，将其与辽道宗合葬于辽庆陵（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并追谥她为 “宣懿皇后”。而这方汉白玉哀册，便是在迁葬之时专门雕刻而成 —— 它不仅是对萧观音一生的正式盖棺定论，更成为了那段宫廷权力斗争与悲情命运的永恒见证，如今，哀册上 “玉碎珠沉，惟留懿范；天荒地老，永播芳名” 的铭文，仍在无声诉说着这段千年悲剧。

这几枚与哀册相伴的银币，并非考古工作者通过正规发掘所得，它们的现世，源于一场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充满争议的盗墓事件。1930 年，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绰号 “汤二虎”），其儿子汤佐荣效仿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行径，以 “勘察古文化遗址” 为名，率领大批军队与工兵，带着炸药、铁锹等工具，强行闯入辽庆陵所在的山谷。据《热河省志・文物篇》记载，汤佐荣的军队用炸药炸开了辽庆陵中规模最大的道宗陵 —— 永福陵的宫门，涌入陵墓后却大失所望：辽庆陵早在金朝灭辽时（1125 年），就已被金兵洗劫一空，“金初，庆陵遭兵燹，珍宝殆尽”（《金史・太宗纪》），陵墓内只剩下空荡荡的墓室、残破的壁画和几方大型石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珍宝。

不甘心空手而归的汤佐荣，将目光投向了陵墓后室中那方保存完好的汉白玉哀册 —— 他认为这方刻有文字的大石，或许能卖个好价钱，便下令士兵将其搬运出宫，打算作为 “战利品” 运回自己在承德的府邸。就在十余名士兵费力地将哀册从石座上抬起时，有人发现哀册下方的石座缝隙中，散落着几枚造型奇特的银质钱币：它们比当时流通的银元略小，厚度约 2 毫米，正面刻有 “大康通宝” 四字，背面则无纹饰，边缘有明显的手工铸造痕迹。“大康” 正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年号（1075-1084 年），而银币的材质与工艺，显然并非普通流通货币。

据《民国盗墓史・北方卷》《辽代钱币考》等史料记载，汤佐荣当时并未将这些银币放在眼里 —— 在他看来，这些 “不起眼的银片子” 远不如黄金、玉器值钱，反而将其中 30 多枚当作工钱，随意分给了参与盗陵的工兵和当地村民。就这样，这批本应沉睡在帝王陵墓中的珍贵文物，流入了民间，开始了它们颠沛流离的旅程。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辽宁省文物部门在开展辽庆陵调查时，才从当地老人的口述中，得知了银币的存在，并开始追踪这批文物的下落。

后来，经过中国钱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专家的联合考证，普通的 “大康通宝” 铜钱在辽代钱币中已属精品 —— 它们铸造于辽道宗大康年间，采用翻砂法铸造，钱文清晰，铜质精良，主要出土于我国东北地区的辽代遗址和墓葬中，目前存世量约数千枚。而银质的 “大康通宝” 则极为罕见，截至目前，全国公开报道的仅十余枚。专家们通过对银币的成分分析（含银量约 92%）、铸造工艺（手工捶打与翻砂结合）及出土背景推断，这些银币极有可能是辽道宗去世时（1101 年），专门为其葬礼铸造的 “瘗钱”（用于殉葬的钱币），用途是 “镇墓、护灵”，象征着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的 “财富”。萧观音平反后与道宗合葬时，天祚帝为遵循 “帝后同礼” 的制度，便延续了这一丧葬礼仪，将银币放置在哀册之下，希望以贵金属的 “灵性”，护佑这位冤死皇后的亡灵。

银质 “大康通宝” 的命运，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曲折 —— 它们中的一部分，在民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后，险些毁于熔炉。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各地纷纷建立废铜厂，大量从民间回收废旧金属（包括铜、银、铅等），用于冶炼工业原料。这些回收的废旧金属中，时常夹杂着古代的青铜器、钱币、金银器等文物，废铜厂因此意外成为了 “文物宝库”。

在太原电解铜厂，就发生过一段抢救银币的传奇故事：当时的副厂长雷毓祺，是一位业余文物爱好者，他深知废旧金属中可能藏有文物，便主动向厂领导申请，成立了一支由 3 名工人组成的 “文物捡选小组”，每天在送进熔炉的废金属料中仔细筛选。据雷毓祺后来在《文物天地》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记载，1983 年的一天，他在一堆混杂着旧银器、铜钱的废料中，发现了一枚被油污包裹的银质钱币 —— 他小心翼翼地用棉布擦拭后，“大康通宝” 四个字赫然出现。凭借多年的收藏经验，雷毓祺意识到这枚银币非同寻常，立即将其送到山西省文物局鉴定。经专家确认，这枚银币正是 1930 年辽庆陵被盗出的 “大康通宝” 瘗钱，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这枚银币的发现，在当时的钱币收藏界引起了轰动 —— 它不仅填补了辽代银币研究的空白，更为考证辽代丧葬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最终，这枚银币被妥善保护，并入藏山西博物院，成为该馆 “辽金文物展” 的镇馆展品之一，如今，游客仍能在展柜中看到它的身影，旁边的说明牌详细介绍了它的出土与流转故事。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收藏市场的升温，银质 “大康通宝” 偶尔会出现在拍卖场上。2016 年，一枚品相较好的 “大康通宝” 银币（评级为 “极美品”），在某知名拍卖公司的 “辽金古钱专场” 拍卖中，以 10.8 万元的价格成交；更早之前的 2008 年，嘉德拍卖也曾上拍过一枚同款银币，虽因当时市场对辽代钱币的认知度不高而流拍（起拍价 5 万元），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类银币的稀缺性。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一枚带有清晰铸造痕迹的 “大康通宝” 银币，在香港苏富比的 “中国古代钱币专场” 中，以 18.6 万元的高价落槌，较 2016 年的成交价上涨了 72%—— 这一市场表现，不仅体现了它们在收藏界的独特地位，更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辽代钱币文化，以及背后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为何辽代皇室会选择将银币与哀册一同放入陵墓？这背后藏着契丹民族独特的文化信仰与丧葬习俗，是游牧文化与汉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契丹人起源于东胡族系，在建立辽王朝之前，长期过着 “随水草而居” 的游牧生活，信仰原始的萨满教 —— 这种宗教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而萨满（巫师）是沟通人与神灵、亡灵与现实世界的桥梁。在萨满教的观念中，钱币并非仅仅是财富的象征，更被赋予了 “通神、护灵” 的神圣意义 —— 他们相信，白银作为一种珍贵的金属，具有 “净化亡灵、驱邪避凶” 的作用，而刻有帝王年号的银币，更是能凭借 “皇权的力量”，为逝者的灵魂开辟通往 “天界” 的道路，同时抵御邪恶力量的侵扰。

这种丧葬习俗，与汉人的 “玉衣” 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汉人贵族去世后，会穿上由玉片制成的 “金缕玉衣”“银缕玉衣”，认为 “玉，石之美，有五德”（《说文解字》），玉能防腐，助亡灵不朽；而契丹的大贵族，则在吸收汉文化丧葬礼仪的基础上，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 —— 他们习惯佩戴黄金或白银打造的 “覆面”（面罩），穿着由金属丝编织的 “网衣”（网格状葬服），再搭配上象征财富与神性的银币、银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丧葬体系。据《辽史・仪卫志》记载，辽代皇室成员的葬礼中，“银钱百枚，置于棺四角，以镇四方邪祟；哀册立于棺前，以记其功”，这与萧观音哀册下发现银币的情况完全吻合。

萧观音哀册与银币的组合，正是这种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 —— 以汉式的哀册（记录生平、彰显礼制）承载历史记忆，以契丹萨满教的银币（护佑亡灵、沟通天地）寄托精神信仰，将物质与精神、现实与超自然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这种 “汉制为表，契丹习俗为里” 的丧葬模式，不仅体现了辽代 “因俗而治” 的治国理念，更展现出辽代 “以钱载道、以礼育人” 的独特文化智慧 —— 它告诉我们，辽代并非是人们印象中 “只懂游牧、不懂文化” 的王朝，而是一个善于吸收、融合不同文化的文明体。

在如今的收藏市场上，机制银元（如 “袁大头”“龙洋”）往往更受藏家青睐 —— 这类诞生于清末民初的银元，因铸造量较大、存世相对集中，且有 PCGS、NGC 等国际专业机构提供评级封装（即藏家口中的 “P 盒”），凭借标准化的鉴定体系和清晰的市场定价，成为了收藏市场中的 “硬通货”。相比之下，像辽代 “大康通宝” 这样的古代银质钱，却常常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 它们存世量稀少，缺乏统一的鉴定标准，且相关研究资料相对匮乏，导致很多藏家对其望而却步。

但实际上，古代银币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远比机制银元更为深厚。每一枚古代银币，都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 “活化石”：以这枚 “大康通宝” 银币为例，从材质上看，它的含银量达 92%，反映了辽代中期发达的金属冶炼技术 —— 据《辽史・食货志》记载，辽代在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设有 “银冶”，专门负责开采银矿和铸造银器，“中京银冶，岁出银数千两，以给国用”；从工艺上看，银币采用 “翻砂铸造 + 手工修边” 的方法制成，钱文 “大康通宝” 四字为隶书风格，既保留了辽代书法的特色，又吸收了北宋钱币的字体特点，体现了辽宋文化的交流；而从历史背景来看，它与萧观音的悲情命运、辽代的宫廷斗争、萨满教信仰紧密相连，是研究辽代后妃制度、丧葬礼仪、宗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近年来，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和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呼吁重视古代银质钱的保护与研究。2021 年，中国钱币学会专门召开 “辽代银币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辽代银币的铸造工艺、流通情况、文化意义等展开深入探讨；2023 年，辽宁省博物馆推出 “辽代钱币特展”，将萧观音哀册与银质 “大康通宝” 一同展出，让更多观众了解到这两件文物背后的故事。相信在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市场认知度的提高，这些被岁月尘封的 “历史密码”，终将绽放出属于它们的独特光芒。

如今，当我们站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前，凝视着那方汉白玉哀册与相伴的银币，仿佛能穿越千年时光 —— 我们能看到萧观音在

来源：悟空聊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