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天,崭新的十元大钞像一群没有方向的蝴蝶,胡乱地拍打在我家的门框和窗棂上时,我的人生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用钱羞辱的滋味。
那天,崭新的十元大钞像一群没有方向的蝴蝶,胡乱地拍打在我家的门框和窗棂上时,我的人生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用钱羞辱的滋味。
那叠钱不厚,散开来却显得声势浩大,带着一股子浓烈的、让人陌生的油墨香气,混杂着院子里栀子花的甜腻,构成了一种荒诞又刺鼻的味道。
后来的很多年,陈建军这个名字,都和那场荒唐的“钱雨”绑在一起。它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提醒我那个九十年代初夏躁动不安的午后,也提醒我,一个人的偏见,可以多么轻易地伤害另一个人的尊严。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那不是羞辱,而是一个笨拙男人,用他唯一懂得的方式,发出的不甘的呐喊。
但故事,还得从一个星期前,张婶敲开我家门说起。
第1章 那个年代的相亲
1993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五月刚过,空气里就黏着一层化不开的暑气。我们家住在纺织厂的职工大院里,一到傍晚,家家户户都搬着小板凳出来乘凉,摇着蒲扇,说着东家长西家短。我,李文静,就在这片嘈杂又安逸的人间烟火里,迎来了我二十三岁的第一场正式相亲。
介绍人是住在对门的张婶,她是我们大院里出了名的热心肠,谁家孩子到了年纪没个对象,她比亲妈还着急。
“文静啊,这次这个可是个好的!”张婶拉着我妈王秀兰的手,嗓门大得半个院子都听得见,“小伙子叫陈建军,自己开了个小电器维修铺,脑子活络,能挣钱!就是……”她顿了顿,压低了声音,像在说什么了不得的秘密,“个子稍微……稍微不是那么高大。”
我妈一听“能挣钱”三个字,眼睛都亮了,连忙把张婶往屋里请,又是倒水又是拿水果,嘴里不停地说:“哎哟,张姐,这年头,男人会不会挣钱才是顶顶重要的!个子高能当饭吃吗?我们家文静也不是那挑剔的人。”
我坐在里屋的床上,听着外面的对话,手里翻着一本《读者文摘》,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的。对于相亲,我既有点好奇,又有点本能的抗拒。我长得不算顶漂亮,但皮肤白,性子文静,在厂里的图书馆做出纳,工作清闲稳定,也算是大院里不少叔叔阿姨眼中的“好姑娘”。我对未来另一半的想象,大多来自于读过的那些小说——他不必多有钱,但要正直、有学问,最好还有点挺拔的身材,走出去能让我有种安心的依靠感。
“个子不高”,这四个字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砸起了一圈圈涟漪。到底有多不高?
见面的地点定在周末下午,国营和平饭店。那算是我们这儿顶好的馆子了,去那儿相亲,足见对方的诚意。为了这次见面,我妈特意翻出了我过年才穿的一条碎花连衣裙,还非要我穿上她那双半高跟的皮鞋。
“穿上这个,显个儿,也显精神。”我妈一边帮我整理衣领,一边念叨,“待会儿见了人,多笑笑,别老绷着个脸,像谁欠你钱似的。人家条件不错,咱们不能拿架子。”
我被她拾掇得浑身不自在,尤其是那双鞋,有点夹脚,走起路来别别扭扭。
我和我妈到和平饭店的时候,张婶和那个叫陈建军的男人已经到了。隔着几张桌子,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坐在张婶旁边,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人确实不胖,甚至可以说有些精瘦,但……也确实不高。
我一米六五的身高,在女孩子里算中等偏上,今天又穿了高跟鞋。他那么坐着,我几乎能想象到他站起来的样子,大概……也就到我眉毛的位置吧。
那一瞬间,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清是失望还是别的什么,总之,那些关于小说男主角的幻想,像个肥皂泡一样,“噗”地一下就破了。
“哎哟,文静来了!快坐快坐!”张婶热情地招呼着。
我硬着生生地扯出一个笑,挨着我妈坐下。陈建军也站了起来,冲我们笑了笑。他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脸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看起来倒有几分憨厚。
“这是陈建军,”张婶指着他说,“建军,这是文静,还有她妈妈。”
“阿姨好,文静你好。”他的声音有点沙哑,但很洪亮。
我低着头,小声回了句“你好”,没敢看他。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带着一种审视和紧张。
接下来的饭局,几乎成了我妈和张婶的主场。她们俩一唱一和,把我的优点从头夸到脚,什么文静懂事、工作稳定、孝顺父母,就差说我是天上仙女下凡了。
陈建军话不多,大多数时候都在认真地听,时不时地点头附和。他很会照顾人,不停地给我们添茶水,把转盘上的好菜转到我们面前。我妈对他显然是越看越满意,尤其是当他条理清晰地讲起他那个电器维修铺的生意经时,我妈的眼睛里简直在放光。
“现在谁家没个电视机、洗衣机的?这玩意儿金贵,坏了都得修。建军这门手艺,就是个铁饭碗,不,比铁饭碗还金贵!”张婶在一旁敲着边鼓。
“是啊是啊,年轻人有头脑,肯吃苦,以后日子肯定差不了。”我妈笑得合不拢嘴。
我全程埋头吃饭,偶尔被问到,也只是“嗯”、“哦”地简单回答。我偷偷用余光瞥了陈建军几次。他长得其实不难看,五官端正,就是皮肤有点黑,手也显得粗糙,指甲缝里还带着些洗不干净的机油印子。那双手,一看就是双干活的手。
可我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在他和桌子的高度差上。我甚至开始想象,如果和他走在一起,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这种想法让我脸颊发烫,心里也越来越别扭。
一顿饭在尴尬又热闹的气氛中吃完了。陈建军抢着付了账,还打包了剩下的菜,说不能浪费。我妈看着他那麻利的劲儿,满意地又点了点头。
出了饭店,张婶提议让我们俩单独走走,培养培养感情。我妈自然是满口答应,推着我的后背,把我往陈建军身边送。
夏天的风吹在脸上,带着一股热浪。我们俩并排走在人行道上,隔着半米的距离,谁也不说话。我穿着高跟鞋,比他还高出小半个头,这种感觉让我浑身不自在,走路的姿势都变得僵硬起来。
“那个……你在图书馆工作,是不是能看很多书?”最终,还是他先开了口,打破了沉默。
“嗯,是挺多的。”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真好,我从小就羡慕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他笑了笑,有点自嘲的意味,“我初中没毕业就出来学手艺了,大字不识几个。”
“不会,你很能干。”我客气地说了一句,这倒是真心话。能凭自己的手艺开个铺子,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
“能干有啥用,人家一看我这身高,就觉得我矮了半截。”他像是开玩笑,又像是认真的,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从小到大,都这样。”
我心里一紧,感觉这话像是在说给我听,脸更烫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只能沉默。
那条路不长,我们却走了很久。快到大院门口,他停下脚步,转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期待和紧张。
“李文静同志,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被他问得有些措手不及,支吾了半天,最后还是低下了头,含糊地说了句:“挺好的。”
他听了,似乎松了口气,那双眯着的眼睛里透出一点光亮。“那……我们以后,可以多联系吗?”
我没有回答,只是加快了脚步,几乎是逃也似的进了大院。
回到家,我妈立马就追了进来,关上门,一脸兴奋地问:“怎么样怎么样?妈觉得这小伙子不错!老实,肯干,还会心疼人!”
我脱掉那双磨脚的鞋,一屁股坐在床边,闷声说:“妈,我不同意。”
“为什么?!”我妈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人家哪点不好了?你倒是说出个一二三来!”
“他……他太矮了。”我鼓足勇气,说出了心里话。
我妈愣了一下,随即像被点着了的炮仗,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开了:“矮?李文静,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个子矮怎么了?当年你爸要是有陈建军一半的能耐,我跟你至于过得这么紧巴巴吗?你以为过日子是看画报啊?要那么好看有什么用!人家那是实实在在的本事,能挣钱养家!”
“可我就是不喜欢,跟他走在一起,别人都笑话我。”我委屈地辩解,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笑话?谁敢笑话!我看是你自己心里有鬼!你就是书看多了,净想些不着边际的!”我妈气得在屋里团团转,“我告诉你,这事儿由不得你!这么好的条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明天就给张婶回话,说你同意了!”
说完,她“砰”地一声摔门出去,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委屈和迷茫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泛红的脸,第一次对自己坚持的那些“感觉”,产生了怀疑。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
第2章 一场荒唐的“钱雨”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都笼罩在一种低气压里。我妈铁了心要促成这门亲事,每天在我耳边念叨陈建军的好,什么他托张婶送来了西瓜,什么他又问我喜欢吃什么,都被我妈一一挡了回去,然后添油加醋地转述给我听,试图让我回心转意。
我爸李振国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平时家里都是我妈做主,但他这次却站在了我这边。
“秀兰,孩子的事,还是让她自己拿主意吧。”晚饭时,他闷声闷气地说,“强扭的瓜不甜,过日子的是她,不是我们。”
“你懂什么!”我妈把筷子一摔,瞪着他,“我这是为她好!你看看你,一辈子在厂里当个小工人,挣那点死工资,家里有点事就得东拼西凑。我是不想让女儿再跟我过一样的日子!”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爸也来了火气,“为了钱,闺女的幸福都不要了?”
“什么叫不要幸福?跟着陈建军怎么就不幸福了?人家至少能让文静吃穿不愁!”
父母的争吵像两把钝刀子,在我心上来回地割。我知道我妈是为我好,她这辈子过得节省,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嫁个有本事的人,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每次一想到要和陈建D军生活在一起,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我们走在路上,他只到我眉毛的高度,还有周围人指指点点的目光。
我承认,我很肤浅,也很虚荣。可那种压抑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
我开始刻意躲着张婶,下班了也不敢在院子里多待,生怕她又拉着我说这门亲事。我以为,只要我坚持,这件事慢慢也就淡了。
然而,我低估了陈建军的执着,也完全没预料到他会用一种那样极端的方式,来回应我的拒绝。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后的下午。那天天气闷热,眼看就要下雷阵雨。我因为图书馆要盘点,提前下了班。刚走进大院,就看到我家门口围了一小撮人,正对着我家指指点点,小声议论着什么。
我心里一沉,快步走了过去。还没到跟前,就听见一个熟悉的、沙哑的男声在嘶吼,那声音里充满了压抑的愤怒和委屈。
是陈建军。
他站在我家门口,脸喝得通红,眼神却异常明亮,亮得有些吓人。他手里攥着一叠钱,看厚度,少说也有一两千。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过如此。
我爸我妈都站在门口,我爸气得脸色铁青,指着他,手都在发抖。我妈则是一脸的震惊和不知所措。
“为什么?你倒是告诉我为什么?!”陈建军冲着我家屋里喊,他似乎并没看到刚回来的我,“是因为我矮吗?啊?是不是因为我长得矮,所以你们家就看不起我?!”
他的声音很大,带着哭腔,引得更多的邻居都从家里探出了头。
“小伙子,你喝多了,有话好好说,别在这儿嚷嚷!”我爸试图劝他。
“我没喝多!我很清醒!”陈建军梗着脖子,眼睛都红了,“我陈建军是没念过什么书,长得也对不住大家,可我没偷没抢!我凭我自己的手艺挣钱!我哪里配不上你女儿了?!”
他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突然扬起了手里的那叠钱。
“是不是嫌我穷?啊?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修电器的给不了你们好日子?!”
然后,让我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
他像是疯了一样,把手里的钱一把接一把地朝我家门上砸去。崭新的十元大钞,在空中散开,像一群受惊的蝴蝶,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贴在了湿热的门板上,有的飘落在我妈精心侍弄的窗台花盆里,更多的,则是落在了地上,沾上了泥土。
“够不够?!这些钱够不够娶你女儿?!啊?!”他一边砸,一边吼,像一头受伤的野兽。
整个大院都安静了,只剩下纸币“啪啪”打在门窗上的声音,和陈建军粗重的喘息声。
我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我看着那个男人,那个前几天还憨厚地对我笑,紧张地问我“觉得我怎么样”的男人,此刻却像个疯子一样,用钱这种最直接、也最粗暴的方式,宣泄着他的不甘和屈辱。
那一刻,我感觉到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巨大的、铺天盖地的羞耻。
这羞耻,不仅是因为他让我在全院人面前丢尽了脸,更是因为,我从他那双通红的眼睛里,看到了被我的“偏见”深深刺伤的、一个男人的自尊。
“你……你这是干什么!”我爸终于反应过来,气得浑身发抖,冲上去就要推他,“你这是在侮辱我们家!”
“我侮辱你们?”陈建军一把甩开我爸的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吼道,“是你们先侮辱我的!不就是个子矮点吗?犯法了吗?我爹妈把我生成这样,我有得选吗?!”
我妈也回过神来,看着满地的钱,又看看周围邻居们异样的眼光,急得快要哭了。她想去捡地上的钱,又觉得不妥,只能搓着手,语无伦次地说:“建军啊,你这是干啥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就在这时,陈建军看到了站在人群后面的我。
他的目光像一把利剑,瞬间刺穿了人群,钉在了我的脸上。他所有的愤怒、委屈、不甘,在看到我的那一刻,都化成了一种复杂到我无法读懂的情绪。
他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把手里最后一把钱往地上一撒,转身,踉踉跄跄地走了。
他没有再回头。
他那有些佝偻的、在夕阳下被拉得长长的背影,和他身后那一片狼藉的、散落着钞票的场景,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令人心酸的对比。
天空终于“轰隆”一声,打了个响雷,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邻居们作鸟兽散,瞬间就跑回了各自的家里,只留下我们一家三口,和满地被雨水打湿的钞票。
我妈看着地上的钱,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弯下腰去捡。那些崭新的纸币,此刻已经沾满了泥水,皱巴巴地贴在地上,像一堆废纸。
我爸一脚踹在门框上,骂了句脏话,然后蹲在地上,抱着头,一言不发。
而我,只是呆呆地站着,任由冰冷的雨水打在我的脸上,和我的眼泪混在一起。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反复回响着陈建军最后那句话——
“我爹妈把我生成这样,我有得选吗?”
是啊,他没有得选。而我,却用他最无法选择的东西,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
第3章 尊严的价码
那场荒唐的“钱雨”过后,我们家成了整个纺织厂大院的笑话。
流言蜚语像夏天疯长的野草,一夜之间就传遍了每个角落。版本有很多,但核心思想都差不多:我们李家嫌贫爱富,见了陈建军的钱就变了卦;或者说我李文静眼光高,看不上人家修电器的,结果被人家用钱砸了脸,活该。
那些天,我妈王秀兰连门都不敢出。她一辈子都要强,最在乎的就是脸面。现在,我们家的脸面,被陈建军撒下的那些钱,踩在了泥里。
“都怪你!都怪你这个死丫头!”她坐在家里,一遍遍地数落我,“放着这么好的条件不要,非要去挑三拣四!现在好了,全院的人都看我们家的笑话!”
我爸李振国则陷入了另一种极端。他觉得陈建军的行为是对我们家人格的巨大侮辱。那天晚上,他冒着大雨,把所有捡回来的钱——总共一千八百六十块,用报纸包好,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陈建军的电器维修铺。
他回来的时候,脸色比去的时候更难看了。
“他不要。”我爸把那个沉甸甸的纸包往桌上一扔,闷声说,“他说,那些钱,就当是……是给我们家的精神损失费。”
“精神损失费?”我妈尖叫起来,“他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光了,还给我们精神损失费?这是羞辱!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我爸没说话,只是点了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我看到他这个一向老实本分的男人,眼眶竟然有些泛红。
那一千八百六十块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放在我家的桌子上,谁也不敢碰,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不再是钱,而是一个标记,标记着我们家所受的屈辱,也标记着陈建军那被我们伤害过的尊严。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两天没去上班。我没脸见人。我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是陈建军那双通红的眼睛,耳边就是他声嘶力竭的呐喊。
我开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我只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想要找一个外形上让我有感觉的人,这有错吗?可为什么,我的“坚持”会给别人带来那么大的伤害?甚至引发了这样一场无法收场的闹剧。
这件事里,最难受的其实是我。陈建军发泄完了,邻居们看完了热闹,父母吵完了架,最后所有压力的出口,都对准了我。我是那个“挑剔”、“虚荣”、“不知好歹”的罪魁祸首。
到了第三天,张婶找上了门。
她来的时候,我妈正对着那包钱发愁。看到张婶,我妈像是找到了救星,又像是见到了仇人,情绪很复杂。
“张姐,你看看……这叫什么事啊!”我妈拉着张婶,眼泪就下来了。
张婶叹了口气,拍了拍我妈的手,说:“秀兰,这事儿,建军做得是冲动了点,但也不能全怪他。你们家文静……也确实是伤到他了。”
她走进我的房间,我正坐在床边发呆。
“文静啊。”张婶在我身边坐下,语气很温和,“婶儿知道你心里委屈。但婶儿也想跟你说句公道话。”
我没做声,只是低着头。
“建军这孩子,命苦。”张婶的声音低沉了下来,“他爹走得早,他妈一个人拉扯他和他妹妹长大。因为家里穷,人又长得矮小,从小到大没少受人欺负。他初中没读完就去当学徒,什么苦都吃过。睡过桥洞,三天吃不上饭都是常事。他能有今天这个铺子,全是他一拳一拳打出来的,一手一手拼出来的。”
我心里一颤,抬起头看着张婶。这些事,我从来都不知道。
“他这个人,自尊心比天还高。别人越是看不起他,他越是要证明自己。对他来说,钱,就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他觉得,只要有钱了,别人就不会再因为他的身高而嘲笑他,就能看得起他。”
张婶看着我,眼神很认真:“他那天之所以那么做,不是真的想用钱砸你们家,羞辱你们。他是……他是太委屈了。他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这一切,在你眼里,还不如一个虚无缥缈的‘身高’重要。他所有的努力,都被你轻飘飘的一句‘他太矮了’给否定了。他那是……在跟自己的命赌气啊。”
张婶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一直以为,陈建军的行为是暴发户式的炫耀和报复。我从没想过,那背后,竟然藏着这么多的辛酸和不甘。我更没想过,我一句无心的、基于外貌的评判,对他而言,竟是否定了他整个人生。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还能怎么样?铺子关了两天门,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喝闷酒。”张婶叹了셔,“昨天我去看了看,胡子拉碴的,人也憔悴了不少。我把你们家还钱的事跟他说了,他说什么精神损失费,那都是气话。他说,他就是想不通,想问个明白。”
想问个明白。
这五个字,让我再也坐不住了。
我觉得,我欠他一个解释,或者说,一个道歉。不是为我的选择道歉,而是为我选择的方式,为我无意中流露出的那种轻视和偏见道歉。
那天下午,我拿着我爸没能还回去的那包钱,第一次主动走向了陈建军的电器维修铺。
铺子开在一条临街的小巷里,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个木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着“建军电器维修”。我走到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才敢推门进去。
店里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松香和机油混合的味道。各种拆开的电视机、收音机零件堆得到处都是。陈建军就坐在一个小马扎上,背对着门口,正埋头用烙铁焊着一块电路板。
他穿着一件满是油污的旧背心,露出两条黝黑但结实的胳膊。听到开门声,他没有回头,只是沙哑地问了句:“修什么?”
“我……”我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我是李文静。”
他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他慢慢地放下手里的烙铁,然后转过身来。
两天不见,他真的憔悴了很多。下巴上长出了一圈青色的胡茬,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身上的酒气还没完全散去。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那天的愤怒,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戒备。
“你来干什么?”他问,声音里带着一丝疏离。
我把手里的纸包递了过去,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这是你的钱,你拿回去。”
他看了一眼那个纸包,嘴角扯出一个自嘲的弧度:“怎么?还是嫌我的钱脏?”
“不是。”我摇了摇头,鼓足勇气,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陈建军,对不起。”
第4章 笨拙的温柔
听到“对不起”三个字,陈建军明显愣住了。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又被一种更深的复杂情绪所取代。他盯着我,似乎想从我的脸上看出什么,是同情?是敷衍?还是另有目的?
“对不起什么?”他沙哑着嗓子问,语气里依然带着刺。
“我不该那么轻易地就……就因为身高拒绝你,更不该让我的态度伤害到你。”我垂下眼帘,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选择我的标准没有错。但我错在,我的态度里可能带着一种……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傲慢和偏见。对不起,我为我的傲慢,向你道歉。”
我说完这番话,感觉心里堵着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松动了一些。这是我反复思考了两天的结果。我不能违心地说我不在意他的身高,但我必须承认,我在处理这件事上的不成熟,以及对他的不尊重。
店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墙上那台老旧的电风扇在“吱呀吱呀”地转着,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
过了很久,陈建军才缓缓地开了口,声音比刚才柔和了一些:“你走吧。”
“这钱……”
“钱你也拿走。”他把那个纸包推回到我面前,“我陈建军撒出去的钱,没有再收回来的道理。你要是觉得拿着烫手,就捐了,或者扔了,随你。”
他的固执让我有些无奈。我知道,这钱他是不可能收回了。这不仅仅是钱,更是他那被践踏后,仅存的一点可怜的自尊。
我没有再坚持,只是把纸包放在了柜台上,轻声说:“钱我先放这儿。我走了。”
我转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身后又传来了他的声音。
“李文静。”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
他依然坐在那个小马扎上,昏暗的光线勾勒出他瘦削的轮廓。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戒备,只剩下一丝落寞。
“你是不是觉得……我那天像个疯子,像个小丑?”
我心里一酸,摇了摇头:“不。我只觉得……你很委M屈。”
他听了,像是被触动了什么心事,低下头,用粗糙的手搓了搓脸。等他再抬起头时,眼眶已经红了。
“从小到大,他们都笑我矮。打球,没人要我。干活,说我没力气。就连我追过的女孩子,都当着我的面说,‘你哪儿都好,就是太矮了,我们不合适’。”他扯了扯嘴角,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发誓,我一定要混出个样来。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闭嘴。”
“我以为,只要我有了钱,就能挺直腰杆。我以为,我诚心诚意地去你家相亲,去最好的饭店,拿出我最大的诚意,你就会看到我的好。”
“可结果呢?还是那句话。‘他太矮了’。”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就炸了。我觉得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是个笑话。我恨我自己,也恨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想把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都砸给你们看。我就是想问问老天爷,凭什么!”
他说到最后,声音已经哽咽。
那一刻,我之前对他所有的负面印象——粗鲁、暴力、不可理喻——全都烟消云散了。我看到的,只是一个被生活和命运反复刁难,却依然不肯低头的、笨拙而又倔强的男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安慰他,任何语言在那种深刻的伤痛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是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了。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他没有再来打扰我,我也没再去他的铺子。那包钱,就静静地躺在我家的五斗橱里,像一个无声的见证。
家里的气氛缓和了许多。我爸不再提那件事,我妈也不再逼我。大院里的流言蜚语,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新的八卦所取代。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我开始不自觉地关注有关陈建军的消息。听张婶说,他把铺子重新装修了,生意好像更好了。听厂里的同事说,谁家的电视机坏了,找陈建军,半个小时就上门修好了,收费还公道。
有一次,我们图书馆的老式吊扇坏了,后勤部门修了半天也没弄好。馆长正发愁,不知道谁提了一句:“找建军电器那个小陈师傅啊,他手艺好。”
第二天,陈建军就提着工具箱来了。
他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背心,胳膊上全是机油。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柜台后面登记图书,我们俩的视线在空中不期而遇。
他愣了一下,随即有些不自然地冲我点了点头。我也有些尴尬,回了一个僵硬的微笑。
他没再看我,径直走到吊扇下面,搬来梯子,三下五除二就爬了上去。他工作的时候特别专注,眉头微蹙,眼神锐利,手上的动作干净利落。夏日的阳光从高窗照进来,给他专注的侧脸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我发现,当他沉浸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时,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光芒。那种自信和从容,让我暂时忘掉了他的身高,只看到了一个认真生活的、有魅力的男人。
大概半个小时后,吊扇修好了,随着“呼啦啦”的转动声,一阵凉风吹遍了整个阅览室。所有人都松了口气,纷纷向他道谢。
他从梯子上下来,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憨厚地笑了笑:“小毛病,换个电容就好了。”
馆长要给他钱,他却摆了摆手,说:“王馆长,您这儿是文化单位,我免费给修。以后大家多看看书,比啥都强。”
说完,他收拾好工具箱,又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走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个男人,他有他的粗鲁和冲动,但他也有他的善良和温柔。只是他的温柔,像他的人一样,带着一种不善言辞的、笨拙的真诚。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对我妈说:“妈,陈建军今天来我们图书馆修电扇了,没收钱。”
我妈正在择菜,闻言手里的动作一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试探着问:“那……你觉得他人咋样?”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挺好的。”
第5章 坏掉的录音机
自从在图书馆见过一次后,我和陈建军之间那层看不见的冰,似乎融化了一些。在院子里偶尔碰到,他会主动跟我打招呼,虽然只是简单地点点头,或者说一句“下班了”,但至少不再像之前那样,要么充满敌意,要么刻意躲避。
我也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我发现,抛开身高这个我最初在意的点,陈建军其实是个很不错的男人。他勤劳、孝顺,对邻里街坊都很热心。谁家灯泡坏了,保险丝烧了,喊他一声,他总是乐呵呵地就提着工具箱过来了,从来不收钱,顶多是抽根别人递过来的烟。
大院里的人,尤其是那些大爷大妈,提起他都赞不绝口,说“建军这孩子,是个实诚人”。
我妈王秀兰的态度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不再在我面前念叨陈建军的好了,反而经常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说起他的“坏话”。
“哎,你听说了吗?隔壁刘家想把他们家侄女介绍给陈建军,那姑娘还是个高中老师呢!”
“张婶说,最近给建军提亲的都快把他家门槛踏破了,他好像一个都没看上。”
我听着,心里总会泛起一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涟漪。我知道,这是我妈在用激将法。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招很管用。一想到陈建军可能会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我心里竟然会有些莫名的失落。
我开始问自己,李文静,你到底在纠结什么?你还在意他的身高吗?
好像……没有那么在意了。
当一个人的内在闪光点足够多的时候,那些外在的瑕疵,似乎真的会变得模糊起来。
真正让我们关系发生转折的,是我家的那台旧录音机。
那台“燕舞牌”录音机是我爸年轻时最奢侈的家当,也是我的宝贝。我有很多喜欢的磁带,邓丽君、罗大佑……每个周末的下午,我都会把它搬到窗台上,一边听歌,一边看书,那是我最惬意的时光。
可就在一个周六,它罢工了。按下播放键,里面只传来“咔嗒咔嗒”的空转声,磁带纹丝不动。
我急得不行,自己拆开来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爸捣鼓了半天,最后也只能无奈地宣布:“估计是里面的皮带老化了,这玩意儿现在不好配了。”
我看着这台“哑巴”了的录音机,心里失落极了。
我妈看着我唉声叹气的样子,眼珠子一转,突然说:“要不……找建军给看看?”
我心里一动。是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之前的事,我总觉得再去找他帮忙,有点别扭。
“妈,算了吧,别麻烦人家了。”我嘴上这么说,眼睛却还盯着录音机。
“这有什么麻烦的!他就是干这个的!”我妈看出了我的心思,不由分说,抱起录音机就往外走,“你等着,我去找他!”
我拦都拦不住。
过了一会儿,我妈回来了,身后跟着提着工具箱的陈建军。
他看到我,还是有些不自然,挠了挠头,说:“秀兰阿姨说,你家录音机坏了?”
“嗯。”我点了点头,给他搬了个凳子,“就是它,麻烦你了。”
他把录音机放在桌上,熟练地拆开外壳,拿出各种我叫不上名字的工具,开始仔细地检查起来。我妈识趣地借口去买菜,把我爸也拉走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专注地摆弄着那些精密的零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是皮带断了。”他检查了一会儿,抬起头对我说,“问题不大,我铺子里有备用的,给你换一根就行。”
“那太好了!”我松了口气,由衷地说,“谢谢你。”
他笑了笑,露出了那两个浅浅的酒窝。“客气啥。”
他换皮带的时候,我看到他那双粗糙的手,动作却异常灵巧。那些细小的螺丝和零件,在他手里服服帖帖。我不禁想起了张婶说的话,他能有今天,全靠这双手。
“你……好像很喜欢听歌?”他一边忙活着,一边没话找话地问。
“嗯,很喜欢。”我找到了话题,也放松了下来,“尤其是邓丽君的。”
“我妹妹也喜欢。”他随口说,“她今年考上大学了,去南京。我给她买了个新的随身听,让她带到学校去。”
他说起妹妹的时候,眼睛里闪着一种骄傲的光。我能感觉到,他对家人很好。
“你对妹真好。”
“应该的。我妈拉扯我们不容易,我就希望她能多读点书,以后别像我一样。”他自嘲地笑了笑。
不知道为什么,听着他云淡风轻地说着这些,我心里却有些发酸。我突然很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情。
皮带很快就换好了。他装上外壳,把我的《甜蜜蜜》磁带放了进去,按下了播放键。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音质清晰,仿佛从未坏过。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好了!”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太谢谢你了!多少钱?我给你!”我连忙要去拿钱包。
他却一把按住了我的手。“不用。”
他的手掌很宽厚,带着一股温热和机油的味道,触碰到我手背的那一刻,我像触电一样,脸“唰”地一下就红了。
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把手缩了回去,耳根也有些发红。
“真……真不用。”他有些结巴地说,“举手之劳。你……你喜欢听就好。”
那天,他没收钱就走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他在昏暗灯光下专注修电器的侧脸,一会儿是他提起妹妹时骄傲的眼神,一会儿是他不小心碰到我手时那慌乱又羞涩的表情。
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开始有点喜欢上这个男人了。
他不高,不帅,甚至有点粗鲁。但他真实、善良、有担当。他用他那双粗糙的手,撑起了一个家,也撑起了自己的尊严。
我拿出那本被我翻了无数遍的《读者文摘》,却再也看不进那些风花雪月的文字。我突然觉得,生活不是小说,小说里的男主角再完美,也只是纸上的人。而陈建军,他虽然不完美,却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能让我感觉到踏实和温暖的人。
第二天是周日,我休息。我鬼使神差地,换上了那条他第一次见我时穿的碎花连衣裙,走出了家门,径直朝着他的电器维修铺走去。
我想,有些事,是时候给自己,也给他一个答案了。
第6章 我想请你看场电影
我走到陈建军的铺子门口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我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说什么。
铺子的卷帘门拉开了一半,他正蹲在地上,给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打气。看到我,他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有些惊讶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文……文静?你咋来了?”
今天的我,没有穿那双让我别扭的高跟鞋,只穿了一双平底的白球鞋。阳光下,那条碎花连衣裙显得格外明亮。我看着他,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开口说道:
“陈建军,我家……我家的台灯好像也坏了,你能不能……去帮我看看?”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撒过的最蹩脚的谎。
陈建军显然也听出了我话里的不自然。他愣愣地看着我,那双总是眯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疑惑,但更多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惊喜。
“哦……好,好啊。”他有些手足无措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那你等我一下,我收拾下工具。”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在店里手忙脚乱地收拾着,一会儿觉得这个扳手要带,一会儿又觉得那个螺丝刀也用得上,最后装了满满一工具箱。那样子,可爱得有些好笑。
去我家的路上,我们依然并排走着,但这一次,气氛完全不同了。没有了初见时的尴尬和疏离,反而多了一种微妙的甜意。
“那个……你今天,挺好看的。”他憋了半天,终于红着脸说出了一句。
我的脸也“腾”地一下热了。“谢谢。”
到了我家,我爸妈都不在,他们去走亲戚了。我把他让进屋,指了指我房间里那盏根本没坏的台灯。
他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番,拔下插头,又插上,拧了拧灯泡,最后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没坏啊,是不是接触不良?”
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这才反应过来,挠着头,也跟着嘿嘿地傻笑起来。
屋子里的气氛,因为这个小小的谎言,变得轻松而暧昧。
“对不起,我骗了你。”我低着头,小声说。
“没……没事。”他连忙摆手,“你能来找我,我……我很高兴。”
他看着我,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喜悦和光亮。那光亮,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心里最后一道锁。
我深吸一口气,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陈建军,我……我想请你看场电影,可以吗?”
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要跳出嗓子眼了。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主动邀请男孩子看电影,几乎就等同于表白了。
陈建军彻底呆住了。他张着嘴,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过了好几秒,他才猛地回过神来,脸上涌起一阵狂喜的红晕,用力地点了点头:“可以!当然可以!什么时候?”
“就今天下午,怎么样?我正好有两张《霸王别姬》的票。”那是我托同事好不容易才买到的。
“行!太行了!”他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那……那我先回去换件衣服?”
看着他那副高兴得快要飞起来的样子,我所有的紧张和不安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甜蜜。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
他特意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蓝格子衬衫,头发也重新梳理过,虽然还是那么矮,但在我眼里,却觉得他整个人都在发光。
电影院里人很多,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有些紧张地坐在我身边,身体绷得紧紧的。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肥皂香气。
电影的情节很感人,看到后面,我忍不住掉了眼泪。他笨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帕递给我,手帕上还有阳光的味道。
我接过手帕,擦了擦眼泪,手指不经意间碰到了他的手。他的手很烫。我们俩都像触电一样,迅速地缩了回去。
黑暗中,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过了一会儿,一只温热的大手,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覆盖住了我的手。
我没有挣脱。
他的手掌很粗糙,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却给了我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心感。我们就那样,在黑暗中,静静地牵着手,看完了整场电影。
电影散场,走出电影院,外面已经是黄昏。夕阳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们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谁也没有说话,但牵着的手,却始终没有放开。
快到大院门口,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认真地看着我。
“文静。”他叫我的名字,声音有些沙哑,“我……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我看着他,心里像揣了一只小鹿。
“你……真的不介意我的身高了吗?”他问得很小心,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
我知道,这是他心里最深的一根刺。
我看着他的眼睛,摇了摇头,然后踮起脚尖,轻轻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
“不介意了。”我说,“因为我发现,你的肩膀,比我想象中要宽阔、可靠得多。”
他彻底愣住了,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脖子红到了耳根。那副又惊又喜又傻的模样,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更可爱的人了。
那天晚上,我妈回来,看到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什么都明白了。她没有多问,只是第二天早上,把那个放在五斗橱里很久的纸包,拿了出来。
“文静,这个钱,你看……”
我拿过那个纸包,想了想,对她说:“妈,这钱,我们不能要。但也不用还给他了。”
我把钱拿回房间,抽出了一千块,剩下的八百六十块,用一个信封包好。
第二天,我去了陈建军的铺子,把那个信封递给了他。
“这是什么?”他疑惑地问。
“你那天撒的钱,我留下了一千。剩下的,你拿回去。”
“你留一千干什么?”他更不解了。
我笑了笑,说:“买台新录音机,不行吗?我怕我那台老的,以后再坏了,总得麻烦你。”
他看着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咧开嘴,露出了那标志性的、憨厚的笑容。
“行!以后你家的电器,我全包了!”
第7章 肩膀的宽度
我和陈建军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了下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浪漫的玫瑰花,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而然。
我们开始像所有普通的情侣一样,约会,看电影,逛公园。他会骑着那辆半旧的自行车来接我下班,车后座上绑着一个他自己用木板做的小软垫。我坐在后面,搂着他的腰,感受着夏天的风从耳边吹过,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他对我很好,是一种笨拙却又无微不至的好。
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就自己动手,用最好的木料给我做了一个漂亮的小书架。书架的边角都被他打磨得光滑圆润,还细心地刷上了清漆。
他知道我肠胃不好,不能吃太凉的东西,每次我们出去吃饭,他都会提前跟服务员说,我的那份不要放冰。
他话不多,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他会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有一次我无意中说起,小时候很喜欢吃巷子口那家老奶奶卖的麦芽糖,但现在已经买不到了。过了几天,他竟然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块金黄色的麦芽糖递给我。原来,他跑了好几个地方,才打听到那位老奶奶搬去了哪里,特意找过去给我买的。
我捏着那块黏黏的糖,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当然,我们的交往也并非一帆风顺。大院里的一些闲言碎语还是会传到我耳朵里。有人说我眼光不行,找了个“武大郎”;也有人酸溜溜地说,我是看上了人家的钱。
有一次,我和陈建军在院子里散步,迎面碰上了几个厂里的年轻女工。她们看到我们牵着手,都露出了夸张的表情,其中一个还故意扬着声说:“哎哟,文静,你这找对象,真是最萌身高差啊!”
那话里的嘲讽意味,谁都听得出来。
我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下意识地想把手抽回来。
可陈建军却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和她们争辩,只是转过头,看着我,平静地笑了笑。然后,他拉着我,目不斜视地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
走远了,他才停下来,捧着我的脸,认真地对我说:“文静,别理她们。嘴长在别人身上,日子是我们自己过的。只要你不觉得委屈,我就什么都不怕。”
看着他清澈而坚定的眼神,我心里所有的不快和动摇,瞬间都烟消云散了。是啊,日子是自己过的,幸福也是自己感受的。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怀疑自己的选择呢?
我冲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我不委屈。跟你在一起,我很高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因为他的身高而感到过一丝一毫的不自在。我甚至觉得,我们走在一起,就是最般配的风景。他虽然不高,但他的肩膀,却能为我扛起所有的风雨。
1994年的春天,我们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我们厂的食堂,请了亲戚和要好的同事。没有豪华的车队,没有昂贵的钻戒,但他亲手把他那个电器维修铺的存折交到了我手上,上面有五万多块钱。在那个年代,那是一笔巨款。
“文静,以后这个家,你来管。”他郑重地对我说。
我看着他,眼眶湿润了。我知道,他给我的,是他全部的信任和依靠。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他把铺子搬到了一个更大的门面,生意越做越好,还收了两个徒弟。我依然在图书馆上班,每天过着看书、整理、借还的简单日子。
他把家里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的电器坏了,从来不用。他甚至还自己研究,给我组装了一台功能更全的组合音响。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一起听听歌,聊聊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妈王秀兰,现在是逢人就夸自己的女婿。
“我们家建军啊,那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会挣钱,疼老婆,还孝顺!个子矮点怎么了?浓缩的都是精华!”
每当听到她这么说,我都会和陈建军相视一笑。
我们也会偶尔提起那场荒唐的“钱雨”。
有一次,我们依偎在沙发上,我问他:“建军,说实话,你当时砸钱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恨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我搂得更紧了些,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刚开始是有点。”他坦诚地说,“我觉得天底下没有比你更狠心、更看不起人的人了。但后来,冷静下来,我也不全怪你。是我自己太自卑,太敏感了。是我自己没本事,只能想到用那种最蠢的方式来证明自己。”
他顿了顿,继续说:“其实,我后来还得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当初那么干脆地拒绝我,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件事,我也不会有机会去反思自己。我可能一辈子都会活在那种‘有了钱就有一切’的错觉里,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讨厌的人。”
“是你让我明白,真正的尊重,不是用钱买来的,而是用心换来的。一个男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身高,也不在于他钱包的厚度,而在于他的肩膀,能不能为他爱的家人撑起一片天。”
听着他的话,我把头深深地埋在他的怀里,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庆幸。
我很庆幸,我没有因为最初的偏见,而错过这个用整个生命来爱我的男人。我也很庆幸,我们都从那段不成熟的过去里走了出来,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第8章 生活的本质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的女儿也已经长大,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纺织厂早已改制,当年那个热闹的大院也变得陈旧而安静,很多老邻居都搬走了。
我和陈建军,也从当年的青涩男女,变成了鬓角染霜的中年夫妻。
他的电器维修铺,早就升级成了我们市小有名气的“建军家电城”。他不再需要亲自动手去修理那些小零件了,但他还是保留了一个小小的维修间,说是不想忘了本。有时候,他还会像年轻时一样,穿着旧背心,坐在工作台前,捣鼓那些老式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他说,那能让他心里踏实。
而我,也从图书馆退休了。每天的生活就是养养花,看看书,或者和他一起,去公园里散散步。
我们的生活,没有经历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像一条平缓的溪流,安静地向前流淌。但这份平淡里,却浸透了岁月沉淀下来的、最浓厚的幸福。
女儿交了男朋友,第一次带回家给我们看。那是个很高大帅气的男孩,比我女儿高出整整一个头。
男孩很有礼貌,叔叔阿姨地叫得很甜。吃饭的时候,陈建军看着那个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准女婿”,脸上始终挂着憨厚的笑。
饭后,女儿送男朋友出门。我收拾着碗筷,陈建军走过来,从后面抱住我。
“老婆,你说……咱闺女的眼光,是不是比你当年强多了?”他凑在我耳边,带着点玩笑的醋意。
我转过身,捏了捏他那已经有些松弛的脸颊,笑着说:“那可不一定。她找的那个,只是看着高。我找的这个,才是真的‘高’。”
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咧开嘴,笑得像个孩子。
是啊,一个人的高大,从来都不是由身高来定义的。
这些年,陈建军用他的行动,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一个男人的“高大”。他孝顺双方父母,把四位老人都照顾得妥妥帖帖。他善待亲友,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他诚信经营,从不卖假货,赢得了所有顾客的信赖。
他用他那并不伟岸的身躯,为我们这个家撑起了一片最安稳、最晴朗的天空。
有时候,我也会回想起1993年的那个夏天,想起那场荒唐的“钱雨”,想起那个因为被拒绝而暴跳如雷的年轻男人。
那段记忆,不再是羞耻和难堪,反而成了一段温暖而有趣的往事。它像一个时间的坐标,提醒着我们,是如何从两个充满偏见和棱角的年轻人,一步步走到今天,学会了理解、包容和珍惜。
前段时间,我们整理旧物,翻出了那台被陈建军修好的“燕舞牌”录音机。它已经很旧了,外壳都泛了黄,但擦拭干净后,竟然还能用。
我找出那盘邓丽君的磁带放了进去。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熟悉的旋律响起,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很多年前。
陈建军从我身后走过来,轻轻地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掌,依然是那么粗糙,却又那么温暖。
我们站在窗前,听着这首老歌,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
我靠在他的肩膀上,这个曾经让我觉得不够高大、不够挺拔的肩膀,此刻,却是我全世界最安心的港湾。
我突然明白,生活兜兜转转,最终追寻的,不过就是这样一份简单的、触手可及的温暖。外貌、财富、别人的眼光……这些曾经让我无比在意的东西,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渐渐褪去了颜色。唯一历久弥新的,是身边这个人,他刻在骨子里的善良、担当和那份笨拙却又无比真诚的爱。
如果时间能倒流,回到那个相亲的午后,当张婶问我“觉得他怎么样”的时候,我想,我会抬起头,迎着他的目光,认真地告诉他:
“你很好。真的,很好。”
来源:坦荡的麻酱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