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幕府将军》(Shogun)以 16 世纪末为背景,讲述了吉井虎永(Yoshii Toranaga)在日本崛起掌权的历程。这部作品改编自同名小说,将日本战国时代的真实历史与虚构的人物、情节相融合,但其故事核心高度还原了德川幕府建立前夕的历史脉络。
《幕府将军》(Shogun)以 16 世纪末为背景,讲述了吉井虎永(Yoshii Toranaga)在日本崛起掌权的历程。这部作品改编自同名小说,将日本战国时代的真实历史与虚构的人物、情节相融合,但其故事核心高度还原了德川幕府建立前夕的历史脉络。
若对比史实与虚构内容,吉井虎永与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是最鲜明的对应人物。通过探究德川家康的生平与历史遗产,我们便能推测出剧中吉井虎永这一角色的最终命运。《幕府将军》结局之后的故事,无关续集可能的创作,而是对 17 世纪初日本、以及德川幕府奠基时期真实历史的追溯。
《幕府将军》的剧情高潮落在了 1600 年的关原之战 —— 封建领主(大名,daimyo)吉井虎永在此战中获胜。吉井虎永的原型,正是崛起并统一日本的大名德川家康(1543-1616)。
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的胜利,为他 1603 年建立德川幕府铺平了道路。战后不久,他便对支持自己的家臣论功行赏,赐予土地。其中,本田正信(在剧中以㭴木延庆,Kashigi Yabushige 为原型)不仅随德川家康参与关原之战,还是他的核心亲信,后来被任命为佐渡藩藩主,并负责德川家康在关东地区的事务。
与之相对,德川家康对反对者及他眼中的 “威胁者” 采取了夺地惩罚,丰臣秀赖(Toyotomi Hideyori)便是典型例子。当时丰臣秀赖还是孩童,名义上是统治者,但实际权力由 “五大老”(Council of Five Elders)掌控。
丰臣秀赖是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与淀殿(Yodo-dono)的儿子 —— 这两人在剧中分别以中村秀俊(Nakamura Hidetoshi)和小千叶(Ochiba)为原型,丰臣秀赖则对应剧中的中村八重千代(Nakamura Yaechiyo)。德川家康允许丰臣秀赖留在大阪,但大幅削减了他的领地。
在日本,“幕府将军”(shogun)一职在制度上需由天皇任命。日本天皇虽掌管祭祀与礼仪事务,却几乎没有政治实权,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及其 “幕府”(bakufu,意为 “帐篷政府”,象征将军的军事统治角色)手中。早在公元 1192 年,源赖朝(Minamoto Yoritomo)便确立了天皇册封幕府将军的制度。
德川家康(即剧中的吉井虎永)虽在 1600 年赢得关原之战,但直到 1603 年才完全巩固在日本的统治。通过土地重新分配、社会经济与军事改革,以及对外政策调整,正如学者 J.S.A. 埃利奥纳斯(J.S.A. Elisonas)所言,德川家康最终 “从日本神圣的君主(天皇)那里获得了世俗统治者的合法身份”。
尽管德川家康在 1616 年去世前,始终在幕后参与政务、甚至亲临战场,但他仅担任幕府将军至 1605 年。不过这段时间已足够他奠定幕府的基础:不仅安排儿子德川秀忠(Hidetada)继承将军之位,还确立了将军职位的世袭制度。
1603 年德川家康被册封为幕府将军,但丰臣氏残余势力仍在抵抗幕府,直至 1615 年才被彻底剿灭。
正如《幕府将军》所展现的,当时日本有一批势力坚定支持 “太阁”(Taiko,指丰臣秀吉)的继承人掌权 —— 剧中支持中村八重千代的势力,正是历史上丰臣秀赖的支持者。
德川家康将丰臣秀赖软禁在大阪,与母亲淀殿一同生活。1614 年丰臣氏重建大阪城后,德川家族担忧这一敌对势力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决心彻底铲除。
尽管德川家康在 1605 年已将将军之位传给儿子,但他仍主导了对丰臣氏的镇压行动。丰臣秀赖无法获得其他大名的支持,只能招募浪人(无主武士)抵抗;而德川家族则率领大军逼近大阪。当时德川军中,还有几位在《幕府将军》中出现过原型的武士:剧中㭴木延庆的原型本田正信,及其子本田正纯(剧中对应㭴木近江,Kashigi Omi),均参与了大阪之阵。
1614 年冬季,双方曾达成一份敷衍的和平协议,但并未持续太久。1615 年夏季,德川秀忠(德川家康之子)率领德川军攻陷并摧毁大阪城。丰臣秀赖与淀殿在部下战败后自杀;丰臣秀赖的幼子(丰臣氏最后的继承人)也奉德川家康之命被处死 —— 丰臣氏彻底覆灭,德川家族终于消除了最大的敌对势力。
剧中的约翰・布莱克索恩(John Blackthorne),原型是英国航海家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1600 年 4 月,威廉・亚当斯乘坐 “利夫德号”(Liefde)抵达日本。当时他已是一支原本由 5 艘船组成的探险队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与他一同幸存的,还有荷兰人扬・约斯滕・范洛登施泰因(Jan Joosten van Lodensteijn),两人随后都被大名德川家康纳入麾下效力。
在德川家康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亚当斯与扬・约斯滕均担任他的顾问;德川家康掌权后,两人也因这位 “恩人” 的地位而受益。德川家康赐予亚当斯 “三浦按针” 的名字,赐予扬・约斯滕 “耶约苏”(Yayosu)的名字,并将江户(今东京)及其周边的土地分封给他们,还授予他们 “朱印状”(shuinjo),允许其从事贸易活动。
正如《幕府将军》中布莱克索恩的遭遇,亚当斯在日本生活初期被禁止离开;但随着地位逐渐稳固,他或许已没有返回欧洲的意愿。扬・约斯滕后来甚至拒绝了返回荷兰的机会,他在日本娶妻,继续在东亚海域航行,直至 1623 年去世。
亚当斯也在日本娶妻并育有两个孩子,尽管他在英国已有妻小。1613 年,亚当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联系后,德川家康终于允许他返回英国。但与扬・约斯滕类似,亚当斯拒绝了英国船长约翰・萨里斯(John Saris)提出的同行邀请,选择留在日本。
17 世纪 30 年代日本限制欧洲商人只能在长崎活动之前,威廉・亚当斯在效力德川家康期间,曾关键助力荷兰与英国在日本设立贸易据点。他最初是为荷兰方面奔走:作为谈判代表,他促成荷兰获得在日本全境贸易的权利,而非局限于单一港口。正如剧中布莱克索恩对天主教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抱有敌意,亚当斯也认为,自己帮助新教国家荷兰获得的 “特权,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日本 50 到 60 年间都无法得到的”。
后来日本在长崎湾修建出岛(Dejima),将葡萄牙商人限制在这座人工岛上贸易,进一步压缩了葡萄牙的活动空间。到 17 世纪 30 年代末,葡萄牙人被彻底驱逐出日本,出岛随后被荷兰接管;1641 年起,出岛成为荷兰在日本唯一的贸易港口。
1611 年,亚当斯得知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抵达印度尼西亚后,立即致信该公司 —— 既让他们向自己在英国的家人传递 “尚在人世” 的消息,也邀请他们来日本开展贸易。两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 “丁香号”(Clove)船长约翰・萨里斯抵达日本,在平户岛(长崎附近的岛屿,当时荷兰商馆所在地)与亚当斯会面。
随后,亚当斯与萨里斯一同前往江户,拜见当时的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实际决策权仍掌握在其父德川家康手中)。不久后,英国获得 “可在任意港口建房并开展贸易” 的许可,并在平户岛设立了永久商馆。不过,英日之间的贸易合作并未持续太久:10 年后,由于贸易量始终低迷,英国东印度公司关闭了在日本的所有业务。
17 世纪的日本,除了社会等级制度日益僵化,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也不断加深。剧中约翰・布莱克索恩是新教英国人,吉井虎永是非基督徒 —— 这一宗教设定与历史完全吻合:威廉・亚当斯是新教徒,德川家康则排斥基督教。当时日本对基督教及基督徒的敌意十分明显,这一点在剧中吉井虎永与马文・阿尔维托神父(Father Marvin Alvito)、卡洛・德尔阿夸神父(Carlo Dell'Acqua)的互动中可见一斑;而这种对 “基督教外来者” 的排斥,也延伸到了贸易领域 —— 尤其是在葡萄牙 “黑船” 通过丝绸贸易赚取巨额利润后,日本对外国商人的警惕更甚。
与《幕府将军》展现的历史背景一致,德川家康初期确实与欧洲人保持交流,并尽可能从亚当斯那里获取各类信息。但在他成为幕府将军后不久,荷兰商人便打破了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垄断;与葡萄牙不同的是,荷兰并未在日本推行宗教传播,这成为其后来得以保留部分贸易权的关键。
不过,荷兰与葡萄牙都未能避开 1636 年日本颁布的 “锁国令”(禁止西方贸易)—— 仅荷兰被允许在长崎保留一个小型贸易据点。当时日本对外国船只的管控极为严格,法令明确规定:
“外国船只抵港后,须立即安排人员看守……”“对所有入境船只,须进行严格搜查……”“严禁南蛮(当时日本对欧洲人的称呼)后裔在日居留。违者处死,其亲属将根据罪行轻重受到相应惩罚……”同时,日本对本国人出海的限制也同样严苛:
“禁止日本船只驶往外国。”“禁止日本人秘密出国。违者处死,船只及船主一律扣押,并上报上级官府。”“已在外国居住的日本人,若试图返回日本,一律处死。”在《幕府将军》中,江户是吉井虎永的核心权力基地与防御要地,这一设定也与历史相符 —— 江户正是德川家康的统治核心。
1590 年,德川家康接管江户城,并在 1593 年下令扩建。尽管江户城的建设持续到 17 世纪 30 年代,最终在德川家康之孙德川家光(Tokugawa Iemitsu)担任幕府将军期间完工,但正是德川家康将江户确立为自己的行政中心。
起初,德川家康在江户城周边修建了三道同心环形土垒防御工事:最内侧的 “本丸” 是城堡的核心区域,外侧两道则为 “二之丸”( secondary ni-no-maru)。随后,他进一步加固防御设施,并在 1603 年启动新一轮扩建。随着江户城周边人口增多、城市规模扩大,为改善交通,德川家康下令开凿运河;运河周边很快兴起了商铺与市集。后续扩建中,江户城不仅增加了更坚固的防御工事、更多水道与道路,还为大名修建了宅邸 —— 当时幕府规定,大名须定期在江户城居住(即 “参勤交代” 制度),以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1657 年,江户城在一场大火中焚毁,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规模。火灾发生时,江户约有 50 万人口,其中近四分之一在火灾中丧生;据历史学家估算,江户城约 60% 的区域被烧毁。
《幕府将军》的核心角色 —— 新教英国人约翰・布莱克索恩与非基督徒吉井虎永,常与天主教人士(如马丁・阿尔维托神父,Father Martin Alvito)互动。剧中布莱克索恩与阿尔维托的冲突,体现了基督教内部不同教派的对立;而吉井虎永对基督徒的普遍怀疑,实际上已比 16 世纪末传教士初到日本时的处境缓和不少 —— 早期传教士面临的敌意更为强烈。
吉井虎永的原型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剧中对应中村秀俊),早年都是织田信长(Oda Nobunaga)的家臣。织田信长是战国时期实力雄厚的大名,曾短暂统一日本,1582 年去世。织田信长死后,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先争夺权力,后达成同盟,最终丰臣秀吉成为日本实际统治者。
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均未被册封为幕府将军,但两人对基督徒的政策截然不同。丰臣秀吉对基督教的态度从 “接纳” 转向 “压制”,到 1598 年他去世时,已开始迫害基督徒。德川家康争夺权力、迈向将军之位时,日本仍有不少天主教徒;而随着新教徒威廉・亚当斯的到来,德川家康将其视为与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沟通的桥梁。反观西班牙与葡萄牙 —— 这两个天主教国家曾试图垄断与日本的贸易,但其地位逐渐被德川家康边缘化。
1614 年,德川家康重申丰臣秀吉 1587 年颁布的 “禁教令”,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加剧:1623 年至 1624 年间,就有多达 156 名基督徒殉道。1637 年至 1638 年的 “岛原之乱” 中,幕府将这场起义定性为 “基督教叛乱”,屠杀了数千名基督徒;叛乱结束后,葡萄牙人被彻底驱逐出日本。1657 年,日本多地发现数百名隐藏的基督徒,其中拒绝放弃信仰者,或被斩首,或被监禁。
德川幕府带来的相对稳定,为日本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浮世绘”(Ukiyo-e)艺术的发展便是典型,它反映了江户地区兴起的 “享乐主义” 生活方式。“浮世”(ukiyo)原指 “漂浮的世界”,暗喻一种以享乐与美为核心、却转瞬即逝的生活状态 —— 这种生活既有放纵的欢愉,也暗含对 “世事无常” 的伤感。
当时的戏剧与艺术,都深刻体现了 “浮世” 心态。戏剧方面,“歌舞伎”(kabuki)与 “文乐”(bunraku,木偶戏)应运而生:歌舞伎以真人表演,融合音乐、夸张的肢体动作与鲜艳的妆容服饰,演绎爱情、历史与道德故事;文乐则以木偶表演为核心,搭配说唱与三味线(samisen)伴奏,讲述充满戏剧张力的人际关系与民间传说。
在浮世绘木版画中,最常见的主题包括海浪等自然景象、理想化的武士英雄形象,此外还有艺伎、演员及民间故事 —— 这些版画色彩鲜艳、构图大胆,极具视觉冲击力。更重要的是,浮世绘木版画制作成本低、易于量产:通过在涂墨的木版上拓印纸张,可反复制作,直至木版磨损,这使得浮世绘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
15 至 16 世纪的日本处于 “战国时代”(Sengoku Jidai),其根源是地方领主(大名)势力崛起、割据一方。为避免历史重演,德川家康(剧中吉井虎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强化了日本的社会等级制度。
“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是儒家思想的改良版本,最早在公元 3 世纪传入日本)在德川时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明确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贵族与武士处于社会顶端,农民、工匠、商人依次位列其后。僧侣虽不在这一传统等级体系内,但社会地位同样尊崇。
新儒学认为,这四个等级对维护日本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在德川时代初期,新儒学的实用主义倾向不仅为幕府将军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也强调 “每个等级都有其自身的尊严”。同时,新儒学明确反对跨等级流动,认为 “试图提升自身社会等级,会对个人、乃至整个国家造成威胁”。
此外,新儒学还注重 “人际关系的互惠性”,提出 “五伦”(君臣、兄弟、父子、夫妇、朋友)—— 每个关系中的 “下位者” 需服从 “上位者”,而 “上位者” 则需维护 “下位者” 的利益。例如,臣民需服从统治者,而统治者则需保障臣民的福祉。
来源:世界史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