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从 2019 年这东西被定性为违法后，我坚决卖掉了手里持有的饼子。你看，我连公开提它名字的勇气都没有，原因很简单，怕被封号。当然，我也不觉得这是懦弱。根据周老师的理论，时间里包含三种主要成分—近期的风险，远期的机会，以及把风险扭转为机会的主观能动性。

我至今都记得上次和周洛华老师录完播客后，我们在路边等车。

我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周老师：「下本书写完，我想去币圈闯荡闯荡。」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但内心满是波澜。我自问有没有这种勇气？噗...当然没有。

自从 2019 年这东西被定性为违法后，我坚决卖掉了手里持有的饼子。你看，我连公开提它名字的勇气都没有，原因很简单，怕被封号。当然，我也不觉得这是懦弱。根据周老师的理论，时间里包含三种主要成分—近期的风险，远期的机会，以及把风险扭转为机会的主观能动性。

剁掉比特币符合我的风控底线（2019 年另一个被定性的金融产品是P2P），我是在管理可能面临的近期风险，以期赢得更多的时间，对此我并不后悔，尽管我错过了人生中一次巨大发财机会——当时我在火币网持有 7 枚饼子。

所以我佩服周老师的勇气，一位 50 多岁的人，想要去币圈闯荡。

我相信他并不是想靠这东西暴富，真想搞钱的人不会如此笔耕不辍地写没什么人爱看的书（周老师原话）。

我相信他也并不想借此提高自己的估值。根据周老师的理论，估值的本质是不同人社会低位的升降。而币圈在主流语境里没啥社会地位，普遍被贴上了「一帮想发财的牛鬼蛇神」的标签。

我相信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觉得这事，有点意思！

但我不知道原因，直到这个十一假期看完周老师的《比特本位》，我想，我理解了。他又沿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羊肠小径，去看天外天了。

欢迎感兴趣的读者支持一下周老师的新书《比特本位》。记得是正版！盗版商们盗印了周老师金融哲学系列里的每一本，我想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认可。

以下内容来自周洛华：

剧透《比特本位》

——比特币是我的金融学老师

我写这篇新书剧透的目的是为了和盗版竞争。

我估计，听完或看完这篇剧透之后，绝大多数人不再会有动机去购买盗版图书或者下载未经授权的电子版了——更不用说买正版了。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做法对提升正版图书的销量没有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是，一想到“同归于尽”是唯一一个可以由我“自主可控”地打击盗版的方法，我就勇敢地做了自我牺牲。

事情源于2019年的夏天。

当时，有一家主流媒体约我写一篇揭示比特币泡沫风险的稿子。因为，在那以前，我一直试图挤入“无脑唱空比特币合唱团”（该合唱团由主流的权威经济学家们构成，我只能算是一个自带盒饭，站在外围吆喝的群众演员）。

由于我对比特币其实一无所知。于是，我给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凌力老师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先是打到手机发烫，后来打到脸也发烫了，最后手机没电了）。在那次通话中，他第一次全面地教我什么是区块链，并详细解释了什么是哈希算法，以及比特币为什么要在挖矿时调整难度阈值等等技术问题。打那以后，我就经常请教他，并主动结识了一批币圈的年轻人。此后的5年时间里，我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写了这本《比特本位》。

这本《比特本位》首先是我的检讨书。当年，我在自己还没有弄懂比特币的情况下，就加入了对它的围攻和批判。这完全是因为我被虚荣心驱使，而且我知道，在纸币时代对它进行谩骂不仅是安全的，还有可能得到纸币发行部门的肯定和赞许。

可以说，凌力老师是教我比特币的老师。而弄懂了比特币之后，我又发现，比特币是我的金融学老师。它让我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货币史。然后，我又恍然大悟地看懂了许多金融现象。

现在，我打算抛弃虚荣心，在此完整地剧透我关于比特币的大实话和对货币史的新看法。

共识机制

过去，我讲货币史的时候，讲到1873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实行金本位的内容，我总是心虚的很。因为我怕学生问我：法国刚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割地赔款，赔给普鲁士50亿金法郎导致国库空虚而债台高筑，它凭什么实行金本位？

比特币让我明白了货币无锚，锚在人心。

发行货币的关键是人民有共识。共识即本位。

黄金并不是金本位的锚，基于民众共识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是维持金本位的关键。

第二帝国战败以后，法国人民觉醒了，他们举行了全民公决，依据新宪法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只要法国人民达成了共识，他们发行的纸就是黄金。市场相信他们会默契一致地约束政府，履行债务义务，因此，投资人原意接受他们的纸币——哪怕它库存的黄金数量在会计账本上是负数。

比特币最大的价值在于它高效且牢固地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了共识机制。素昧平生、素不相识和素无来往的陌生人会默契一致地捍卫规则，从而保护所有人的数字资产。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是崇高，而是自私。这正是比特币独有的共识机制：当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依据他们本能的真实愿望和自私动机而自行其事时，系统反而更安全了，每个人都因此受益。

共识对于发行货币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货币不是央行印出来的，而是人民用出来的。

金本位的共识机制在于，如果政府或者央行乱发货币，人们会有集体默契去兑付实物黄金。如果兑付不了，这个国家的政府就垮台了。

纸币时代的共识在于，如果政府或者央行管不住物价，人民就会在四年以后的投票中表达不满。您一定已经注意到了，金本位的共识门槛其实比较低。考虑到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规模是其实物黄金储备的5倍，你需要和20%的英镑持有人产生默契，一起去兑付黄金，就能挤兑它。而纸币时代需要很高水平的共识，你得和51%以上的英国人产生默契，一致去投反对票才能把乱花钱的政府及其下议院的同伙一起换掉。

从黄金到比特币，表面来看，人类的货币越来越虚拟。其实，核心问题是，人类发行货币时，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共识，而不是实物资产（提供工作量证明）。

纸币尤其依赖于一个基于社会共识的国家治理体系：由于不同国家达成社会共识的难度不同，所以，发达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通常表现为政府更迭；而发展中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则表现为社会动荡。

筛选机制

比特币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资产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激励和筛选机制。表面上是资产价格在涨跌，核心是人的社会地位在升降。

比特币挖矿所需要完成的工作量证明其实是筛选机制。你要么拥有庞大的算力，要么拥有强大的电力，这两者都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能力。要激励大家都成为能干的人，就要让能干的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而让大家羡慕并效仿他们。

比特币没有了中央银行，它通过分布在全网的算力节点来验证矿工们递交的工作量证明，让那些符合标准的“能人”发行比特币。这种机制防止了利益集团操纵和控制中央银行发行纸币。所以，它的“去中心化”应该被视为“去利益集团化”。

在比特币之前，金本位和纸币都有过类似“工作量证明”的铸币门槛。只是我们平时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而已。根据英格兰铸币条例规定，个人可以“自由铸币”，只要他递交的实物黄金符合标准。这等于是把铸币权下放给那些具有开采、冶金和铸造等工业化能力的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提高的过程，也同时是英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林则徐在虎门禁烟之前就给道光帝上过奏折，痛陈货币主权的丧失。墨西哥鹰洋的含银量低于中国本土铸造的银锭约8%，但在中国市场的购买力反而溢价10%。当时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溢价持有含银量更低的外国银元呢？墨西哥鹰洋相对于土窑银锭的溢价是虚拟或者泡沫吗？（同源之问：为什么现在有人愿意花12万美元买一枚完全虚拟的比特币呢？）因为墨西哥鹰洋里面包含的不仅仅是开采白银的工作量证明，还有其他工作量证明——那就是先进的冶金和锻造工艺（需要160吨高压蒸汽锤锻打成型）。这种先进的工艺不仅可以铸造精美的鹰洋，还可以建造坚船利炮。同理，挖矿比特币的算力和电力（工作量证明）还可以用于开发人工智能，两者所需的技术是高度同源的。墨西哥鹰洋告诉了我，老百姓天然会接受先进文明的货币，因为里面包含着先进科技的工作量证明。

其实，涨过57000美元以后，挖矿比特币的瓶颈就从算力变成了电力。因此，现在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其实是电力。那些拥有更强算力的人，其实是更节约电力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随着挖到更多比特币而提高。

人类真正进入纸币时代恐怕还是要从尼克松放弃美元兑换黄金承诺开始算起。纸币的工作量证明变成了物价指数。于是，那些能够用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上市公司其实是在帮助全社会控制了物价（相当于用算力节约电力的比特币矿工），它们帮助了央行基于稳定的工作量证明来投放纸币。只要物价保持稳定，货币就相当于“锚定”了一个固定物理标尺，央行就可以放心印钞票去拉动经济解决就业了。这些上市公司的社会地位在纸币时代变得特别重要了，它们的股价上涨就是变相提高了“能人”的社会地位。

2006年，我在《上海证券报》撰文指出“通胀无牛市”。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只是发明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并没有搞清楚背后真实的原因。比特币启发了我，算力更高的人帮助大家节约了电力。如果我把物价指数看成是纸币最主要的工作量证明。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防止因央行印钞而导致的物价上涨呢？我们需要能干的上市公司（它们往往就是指数ETF的成分股）提高劳动生产率，应用新技术来遏制物价上涨。于是，这些公司的股价就上涨，相当于它们的股东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当通货膨胀来临时，纸币的工作量证明就严重缩水了。这时候，上市公司挖掘生产力的潜力已经到了尽头。它们已经无力为纸币央行维持工作量证明稳定了。于是，它们的股价也同时下跌。

因此，股票和纸币是一体的货币发行体系。股神巴菲特其实是在纸币时代到来以后，才脱颖而出的。而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前，他战绩平平。为什么现在美股领涨的是“七姊妹”？因为以它们为代表的科技股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最快，远超标普500的传统行业，它们为维持美元的工作量证明做出了最大贡献。

比特币为什么涨疯了？因为我们需要与之同源的强大的算力和电力，它们是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更是未来建设人工智能新世界的基础。

从工作量证明的角度来看货币，并不是货币变得越来越虚拟（“虚拟”和“泡沫”是两回事，尽管有经济学家会鼓励你认为它们俩是一回事），其实是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越来越复杂，复杂组织所需要的筛选“能人”的机制也越来越复杂；该筛选机制所需要的工作量证明也越来越复杂。所以，我们是被迫“进化”出了比特币。

我是在理解了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以后，才彻底领悟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并不是真金白银有多么值钱，而是金银贵金属容易被当作可计量的工作量证明，而与之同源的生产技术又是当时推动工业化的核心技术。

想通这一点以后，我就发现，所谓“比特币是去中心化货币”的讲法，恰恰忽略了它最重要的机制之一：把货币发行权从一个央行交给千千万万个“能人”。让社会上那些能干、肯干和敢干的人，那些能够完成特定算力和电力工作量证明的人有权发行一枚新的比特币，让他们尽快变得有钱，让他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正是这些能人——而不是中央银行雇佣的经济学家们——推动了社会进步。

纸币时代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流派纷呈，新理论层出不穷，不少诺奖得主的理论都是相互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纸币发行没有清晰明确可计量的工作量证明，这就在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之间制造了模糊和混乱。央行在发行纸币时，还要把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这三个因素同时考虑进去，这就使得纸币的工作量证明进一步复杂化和模糊化。而发行比特币不仅需要明确的工作量证明（比特币总数有限），而且每四年还提升一次难度（表面上看是减半发行量）——从而倒逼大家不断地提升算力或者减少电力消耗。没有人能够因早年囤积了一堆芯片和电池而躺平享受人生（他很快会被淘汰）。所有人都只能不断提升科技能力才能守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比特币提醒了我，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科技进步，而不是货币政策。

比特币每四年减半发行量说明它的发行门槛在不断提高，它的工作量证明的难度在增加，获得该证明需要更多的能力。我们不应该从供求关系角度来理解这一点，而是应该从“摩尔定律”角度来理解它：比特币就是一种筛选机制，逼着我们变得越来越能干，算力越来越强，电力越来越便宜，工作量证明门槛越来越高。比特币用清晰明确且不断提高难度的工作量证明来倒逼我们不停地提高自己的能力（算力或电力）。比特币之前的所有货币，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不断提高工作量证明的难度。请把工作量证明视作货币的发行门槛，你会发现，金本位的工作量证明难度是固定的，纸币的工作量证明难度则经常因各种崇高的理由而降低。

开放的竞争机制

由于其分布式结构的特点，比特币的区块链上经常会有两个算力节点同时验证了不同矿工同时提交的工作量证明。两个矿工同时声称自己挖到一个新区块（验证后才能得到比特币奖励）。这时候，整个系统就会产生分叉链。如何在这两个分叉之间取舍呢？如果比特币是由某央行统一指挥的话，就会命令大家必须在该央行或某大型国企所在的分叉链后面继续挖矿，那样的话，比特币就不值钱了。在实际中，比特币的做法很有启发性。

让其他素不相识的（而不是被统一指挥的或者沾亲带故的）矿工自由选择跟在哪个分叉链后面继续挖区块。一个小时以后，领先两个区块的那根链条自动判为长链予以保留。相应地，短链上的全部交易将被作为非法交易而取消。这相当于让每个市场参与者用自己的钱来承担风险，他必须自行决定哪个分岔链的挖矿效率高，更有希望胜利。最终，高效长链上的矿工得到回报，低效短链上的矿工承受损失。

如果短链上的区块被保护起来，封闭起来，不参与竞争。或者，暂时将其隔离起来，予以保护和补贴，让其尽快成长起来，实现弯道超车，等到培养出高效率之后再将其纳入市场竞争，这是否是发展经济的好办法呢？

比特币告诉我，封闭的经济体只会产生倒退的生产力。如果强迫人民呆在短链经济体内，使用短链经济体的货币，就会迫使该经济体退回到实物货币的阶段。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云南军阀强推滇币，这是一种仅限于云南当地使用的银元。当地军阀的目的是排除中央政府或其他军阀对云南当地经济的影响，以便自己更好控制当地经济。

其实，滇币的含银量与当时全国通用的“袁大头”银元是一样的，而且也是经由进口工艺锻造的银元，只是图案不一样。结果呢，云南当地老百姓默契一致地开始使用普洱茶的茶饼当货币了。因为当时云南最大宗的出口物资就是茶饼。你只要把茶饼运出云南就可以拿到外汇或者全国通用的银元。

抗战期间，日伪在上海强推“金储券”，老百姓都抵制。最后，上海市面上流通最多的是英商电车公司的预售车票和美孚石油公司的火油券（两者都相当于实物ETF）。滇币和金储券后来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美国南北战争就像一场事关哪种经济模式更有竞争力的长短链之争，只不过更血腥。电影《乱世佳人》揭示了南方战败以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瓦解（南方这条短链被整体抹掉了）。美苏冷战也像一场长短链的较量，只不过耗用了更长时间来决定谁是效率更高的长链。

同理，我们保护国有企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充分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帮助其躲避或者排除竞争。25年前，我国加入WTO就相当于加入了世界经济的长链。当时，我们经历过改革的阵痛，大量国企重组，国企员工下岗，这类似于短链上积累的全部区块被取消了。但是，长期来看，我们加入WTO的这些年，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大幅度提高了。

与世界经济主流脱钩，封闭地搞一套自成体系和自我循环的东西，幻想着弯道超车，这不是一招险棋，而是一条短链，甚至是一条绝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勇敢地开放，跃入时代的大潮，奋楫中流。

我还意识到，一个社会一定需要和年轻人达成共识，让年轻人感觉有机会，有盼头和奔头，并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下一代人愿意在我们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就确保了我们今天建设的东西在未来还是一条“长链”。如果一个社会出现年轻人躺平，人口减少，房价下跌和经济停滞等现象，就说明我们过去几十年汗水换来的今天繁荣都有可能在未来变成“短链”。繁荣到崩溃，文明成废墟，长链变短链，转瞬可达。日本就是很好的例证。几十年来，那里的年轻人被灌输了服从的美德，最终收获的是低欲望社会。怎么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续写我们今天的辉煌呢？一定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让他们有更多自由选择权。为此，我们自己一定要有最先进的科技（算力）和最基本的人性（电力）。这样才能和下一代达成共识。

保护资产与身份的机制

2022年，我在凌力老师家请教（并蹭吃蹭喝）比特币问题时，他委婉地纠正了我的理解偏差。他说：“比特币其实更像身份证，而不是银行卡”。此后，这句话一直吸引着我的思考——但我一直也没能想通。我因此一直埋怨他那看似礼貌的委婉恰恰使我在黑暗中摸索了更长一段时间。

直到我读到了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特在阿富汗斯瓦特河谷地区的田野调查报告，我才恍然大悟：人获得身份的方式和他持有资产的方式是统一的。这份报告最初吸引我的原因是它早在1935年就使用了“去中心化”和“生成式互动”等现在看起来十分超前的词语。

斯瓦特巴坦人的地主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地主完全不一样。尽管都叫地主，但他们在各自环境中的地位、身份和“活法”都不一样。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窝囊”的地主和房东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没有首领的“去中心化”部落。

巴坦人的地主是集体拥有土地的。各个大家族各自拥有一大片土地，其中的某个地主只知道自己拥有一“份”土地收成的权益，就像指数ETF的持有人不拥有股票一样，他不具体拥有任何一片土地。这样就避免了部落内部的土地兼并和兄弟残杀，防止出现一个控制全部土地的中心化的大首领。与此同时，不同的家族之间还要每隔十年交换一次土地。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当发生外族入侵的时候，全体地主们会默契一致联合起来去保卫部落的土地（因为那块地10年以后可能是我们家的）。因此，没有外部敌人能够将他们各个击破（是不是有点儿区块链的雏形了？）。

从这个角度讲，这里的每个地主都不能叫地主，他最多只能被称为“地主阶级成员之一”。还有更妙的事情呢！这些地主过得很窝囊，他们组织了一种类似于“参议院”和“救济站”的混合体。在这个被他们称为“男子之家”的地方，地主们慷慨地款待他的佃农和其他村民，大家一起议论村里的事情（不同阶层在寻求共识）。目的就是防止人口占多数的佃农们联合起来反抗。所以，这里的佃农日子过的还不错，他们不想投奔其他金字塔型的中心化部落，因为那里的阶级对立和压迫更严重。当发生外敌入侵时，佃农们不仅不会叛变，反而还会帮助地主去战斗。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因“吃人嘴短”而保卫自己的恩主，而是认为自己在保卫先知的血缘后代，因此，这些“护主”行动都是纯洁而虔诚的。

于是，我理解了凌力老师教我的那句名言，“资产即身份”。一个人在他所在的社会里，获得身份的方式和持有资产的方式是一体的。社会组成的形式、国家治理方式和发行货币的方式也是一体的。那个给你发身份证的机构，那个给你确权房产证的机构，以及所有那些集中起来的中心化机构都在维持着社会秩序，包括军队、警察和中央银行等等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在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时代，没有中心化的机构来认证你的身份了，你的身份的认证，你的资产的确权，都被搬到区块链上了。因此，比特币更像你在那个“虚拟世界”的身份证。

炒股票也一样。股民、韭菜、股东、小散、个体投资人和金融消费者，这些身份都可以指向同一个人。但是，这些身份对应着完全不同的资产持有方式。同样作为股民，你在不同国家的资本市场上享受的待遇和保护是完全不同的。同样是开户炒股，在有些国家，你就是韭菜；在另外一些国家，你就是上市公司的所有者之一。把股民当韭菜的地方，股票一般不怎么涨；把股民当公司主人的地方，股票涨得波澜壮阔。

资产透明公开的社会也同时会保护人的隐私和权利。资产不透明也不公开的地方，对人的保护也就比较欠缺。就像斯瓦特巴坦人的土地制度，我持有资产的方式和我获得身份的方式本就是一体的——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区块链上的每一串地址符，都是个体在数字空间的“身份证”，它既确认了“我是谁”，也守护着“我拥有什么”。

正循环机制

斯瓦特巴坦人和比特币区块链都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不能创造新机会（该部落700年来没有技术进步和领土扩张），而后者催生了划时代的人工智能革命。

普通人只看到了比特币辉煌的上涨，没有注意到它自带一个正循环机制。我挖矿并不是为我自己挖一枚比特币，而是为其他人生成一页新账册，以便让其他人记录交易。比特币只是我为其他人生成账册时的奖励。在比特币的世界里，我想得到额外回报的方式只有两个，一是我额外做了对系统内的陌生人有利的事情，二是我和陌生人达成了新的共识。于是，人人都在自私动机的驱使下，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在这种相互成全，创造机会的机制下，比特币整个系统的价值就自我膨胀起来了。

最近常有人问我稳定币和比特币的关系。我建议他们这样考虑问题：塔里木河和澜沧江是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前者是封闭脆弱的内陆生态系统。后者流入东南亚后变成了湄公河，最后流入了太平洋，而它的水汽补给则来自印度洋，它是一个开放而繁荣的生态系统。澜沧江流经的横断山脉是我国生态最好、物种最丰富的地区。

稳定币就像化肥，把它撒在澜沧江流域可能效果很好，能够培育一个更繁荣的生态圈。而把它撒在塔里木河则没有什么效果，因为当地需要的是更多的水源补给。

几十年前，人民币曾经长期和美元保持在8.2765：1的水平上。至今，港币仍然和美元保持7.85：1的汇率。如果我把那时候的人民币和现在港币，想象成美元的稳定币，那么，只要我们维持更优惠的税收，更宽松的监管，更低廉的成本，就能够培养一个比美国更繁荣的经济生态圈。但是，请不要忽视一个基本前提：美元是可以自由兑换的（澜沧江是有出海口的）。

如果一个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强行发行稳定币，去和一个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的稳定币竞争，那就又回到了比特币“长短链竞争”的问题上了。这不是在创造机会，而是在逼迫投资人选边站队。

发行稳定币的核心不是运用新技术，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而是给人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为此，需要构建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有了出海口才有澜沧江。我们过去老是说市场化机制就是优胜劣汰。其实，核心是“劣汰”，淘汰一部分人以后，就给“能人”创造了发展机会。允许人追求自由和进步，这就很容易建立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真正的正能量是创造未来的机会，而不是宣传过去的成就，更不是掩盖现在的问题。

读过这篇剧透之后，你已经了解了这本书90%的内容。如果你仍有兴趣，我欢迎你来参加出版方组织的各城市线下推广活动，听一听我的现场演讲，你会了解另外5%的内容（详见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公众号）。如果届时你仍意犹未尽，我欢迎你读一下《比特本位》（请务必支持正版书）。除此之外，我还建议你读一下凌老师关于区块链的两本书，分别是《解构区块链》和《区块链与金融科技》，它们让我受益匪浅。我感觉，他的书就像是复旦大学物理系《天体物理学》的讲义。而我的这本《比特本位》则更像是北京电影学院拆解《星球大战》的分镜头合集。

来源：老钱日日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