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彭雪枫5年的警卫员赵运成，送进抗大学本领：我原不该离开的

摘要：1944年9月的一天清晨，豫皖交界的稻穗刚冒出金黄，抗大四分校操场上还残留着露水。站在国旗杆下的赵运成忽然心头一紧——两周前，师部派人来传达“保密纪律”，叮嘱学员不得随便议论前线。自那以后，关于四师的消息戛然而止，空气里弥漫着异样的沉默。他隐约预感到不祥，却不

1944年9月的一天清晨，豫皖交界的稻穗刚冒出金黄，抗大四分校操场上还残留着露水。站在国旗杆下的赵运成忽然心头一紧——两周前，师部派人来传达“保密纪律”，叮嘱学员不得随便议论前线。自那以后，关于四师的消息戛然而止，空气里弥漫着异样的沉默。他隐约预感到不祥，却不好开口。就在这一刻，他的记忆猛地拉回六年前。

1938年6月，13岁的他在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支队报到。个头不高，却眼神机灵，被分到副官处打杂。9月，彭雪枫率竹沟部队东进，在西华杜岗与游击支队合编，新四军游击支队随之诞生。赵运成第一次听到“彭司令”三个字，就是那天晚上在油灯下抄写作战简报时，老兵津津乐道地讲什么“卖马度春荒”“缺口碗”。他只觉得传奇，却没料到两个月后便与传奇本人不期而遇。

那次偶遇发生在杞县集市。身后传来一句“喂，小鬼，等等！”他转身，看见一位眉锋如刀的军官，腰间别着左轮。彭雪枫问他多大、在哪工作，还愿不愿意挎匣子枪。少年一听能“挎枪”，眼睛亮得像黑夜里的火星，立即点头。事后他才知道那位“亲切的首长”正是将来要跟随五年的师长。

通信排报到的第一晚，排里三个班轮流站岗。赵运成手握崭新驳壳枪，兴奋得睡不着，悄悄在草地上写下“赵运崇到此”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几天后散步时，彭雪枫让他解释“为什么参加革命”，他脱口而出“想吃白面”，惹得首长和张震参谋长大笑。彭雪枫顺势给他改名“赵运成”——运，运动；成，成功。少年当场立誓：“枪不离身，跟首长干到底。”

从1939年到1941年，四师转战豫皖苏，打过曹县、守过临涣、硬顶过半城整训。物资奇缺。夜里写字只能用树枝蘸水在地上划。一次识字课，赵运成把“我”写成“找”，彭雪枫并未责骂，只掏出随身钢笔写下正确笔画，又对全班说：“没文化，枪法再准也当不了骨干。”那句话钉在众人心里，谁都不敢再偷懒。

不过，小鬼的骄傲也在这种“偏爱”中悄悄滋生。1942年春，他因一盆洗脸水与政委警卫员吵翻天。彭雪枫先是当众批评：“脾气大，一点虚心都没有。”随后把他叫到屋里，写下两行字压在日记本扉页：要想克服缺点，就学人家长处；想与同志合得来，就让同志成为朋友。赵运成低头不语，却暗暗把那页纸折得整整齐齐。

同年初冬，四师反“扫荡”刚结束，彭雪枫突然用半正式口吻把他叫到办公室。“现在，抗大缺学员。你年轻，得去补课。”语气平缓，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赵运成犹豫——打仗可以，读书心虚。彭雪枫递上一支铅笔，“别怕，看不懂就问人。三年后我要用你。”就这样，赵运成背着行囊，带着那本日记本，踏进了抗大四分校的大门。

课堂上，拼音字母、战术学、政训学科轮番上阵，赵运成常常学到半夜。偶尔写信给老部队，经常收不到回信；再问，又被告知“部队机动，地址临时保密”。他只好把牵挂写进日记：“今日夜习射击术，想起师长。”“今日算标尺误差，想起师长。”每一页都留着那两行钢笔字，墨色早已晕开。

1944年7月，彭雪枫到分校协调干部培训，顺便来看他。六年不见，师长仍旧中等身材，眉宇间多了几分风霜。两人一见面，彭雪枫打趣：“脸胖了，枪法没生吧？”一句玩笑，却透出欣慰。谈话间他提到部队将“打回老家”，问赵运成是否想念故乡。学员立即请求归队参战。彭雪枫却摇头：“三个月后毕业，再上前线也不迟。回去补几门课，带队伍得靠真本事。”说完拍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去。谁也没想到，这是最后的叮嘱。

九月下旬，四分校静得出奇。傍晚，一位熟识的老警卫员匆匆赶来，拉着赵运成低声说一句：“守口如瓶。”那一瞬，他明白一切，却仍抱着最后一丝侥幸，追问：“师长在哪？他让我三个月后去找他。”对方沉默，随后重重拍了拍他的臂膀。赵运成眼前一黑，仿佛天地静止。

夜深，课堂熄灯号响过，操场边的梧桐沙沙作响。他在昏暗灯光下把那本日记翻到扉页，读着早已烂熟于心的两行字。泪水划过，却被他生生咽下。“我原不该离开。”这句话在胸腔里滚烫，最终化成一个决定——提前请缨归队，血债要血偿，誓把侵略者赶出中原。

1945年春，他带着抗大新毕业学员重返四师。此时，豫皖苏根据地已换了面貌，许多旧同事再难寻见。登上半城老庙残垣，他把日记本压在一块青砖下，只取走那两行字。有人问他何必如此执拗，他只淡淡一句：“师长说过，要使周围的同志都是好朋友。旧纸留下，新章自写。”

彭雪枫的牺牲在官方通报里只有寥寥数行：1944年9月11日，宿县以北丁里镇，指挥进攻日军据点时壮烈殉国，时年37岁。对赵运成而言，那不仅是一段公报，而是五年风餐露宿、五年言传身教。这份师徒情，最终化进他此后整个军旅生涯——1947年他已是连长，1950年转为营教导员，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深造。有人感叹其“少年得志”，他却始终记得第一次改名时，师长说的那句话：“打完日本鬼子，革命还没结束，任务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