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4年，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挽回其濒临失败的命运，日军大本营调集51万兵力，10万匹战马，1551门火炮，794辆坦克，15550辆汽车发动了被日本人称为“亘古大远征”的一号作战。

1944年，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挽回其濒临失败的命运，日军大本营调集51万兵力，10万匹战马，1551门火炮，794辆坦克，15550辆汽车发动了被日本人称为“亘古大远征”的一号作战。

日军一号作战，中方所谓豫湘桂会战的第一个战场就是位于华北的河南省，也是平汉铁路上的重要枢纽，日军要想打通大陆交通线，平汉铁路就必须首先打通。

为此，华北日军以山西的第1军及河南、山东的第12军为主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统一指挥，展开对河南中部的进攻。

此次日军的兵力非常庞大，达到了15万人。由于这次一号作战是日本的“赌国运之战”，所以没有使用伪军，全是清一色日本正规军，甚至日军还将用于防备苏联的战车第3师团调到了中原战场，加上日军各参战部队配属的，日军在此次会战中投入坦克装甲车共计691辆。

可以说，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所投入的兵力是华北战场上前所未有的。

以抗战初期为例，涿保会战，日军投入兵力为88500人。太原会战，日军累计投入兵力为10万人，其中还包含了部分伪军。河北裁定战，日军所投入的兵力为3个师团约6万人。哪怕是中条山会战，日军投入的兵力也是12万人，其中还包含了张岚峰、刘彦峰的伪军。此次会战日军一下子展开了15万兵力，可以说是倾尽全力。

华北日军的对手是中国军队第一战区。

中条山会战后，第一战区中国军队退守黄河以南，与华北日军隔河对峙。

1942年初，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因为中条山会战失败及一度丢失郑州，被蒋介石免去了第一战区司令官的职务。在新任第一战区司令官的人选上，蒋介石和参谋总长何应钦不知道怎么就翻到了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牌子（比蒋鼎文更适合担任第一战区司令官的将军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蒋鼎文（1895年~1974年），浙江诸暨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绰号“飞将”，其实本人没有什么能耐，不过是打过一些顺风仗。抗战爆发后先后担任西安行营主任、第十战区司令官等职务。1940年初，第十战区撤销，蒋鼎文继续担任西安行营主任，与中共关系时好时坏。1942年初接替卫立煌，出任第一战区司令官。

蒋鼎文名义上的副手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

在抗战中，汤恩伯的出场率非常高，是老牌的抗日名将了，从卢沟桥事变开始就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先后参加南口战役、漳河阻击战、山西子洪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鄂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等，多次重挫日军，斩获颇丰，其统帅的31集团军堪称中国军队的佼佼者，华北国军的中坚力量。

1941年豫南会战后，汤恩伯出任鲁豫苏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中条山会战和郑州战役后，鉴于第一战区部队元气大伤，中原地区防御力量空虚，军委会将汤恩伯部调入第一战区，同时晋升汤恩伯为第一战区副司令官。

此时的第一战区下辖孙蔚如第4集团军、刘茂恩第14集团军、何柱国第15集团军、陈大庆第19集团军、李仙洲第28集团军、王仲廉第31集团军、李家钰第36集团军、高树勋第39集团军，共8个集团军，43个师的兵力，但大部分都建制不全，实际人数为30万人。

表面上，蒋鼎文和汤恩伯是上下级关系，但实际上二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汤恩伯认为蒋鼎文徒有虚名，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草包。自己自抗战爆发以来，与日寇大小数十战，战功赫赫，怎么能接受一个无能之辈的指挥。而蒋鼎文则认为汤恩伯是个狂妄，没有教养的丘八。而且蒋鼎文经常拿老资格来压汤恩伯。二人的矛盾虽然没有营销号上说的那么夸张，但也算比较激烈。发展到最后，第一战区竟然出现了两个长官部——汤恩伯在叶县建立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对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基本上听调不听宣。而蒋鼎文见压不住汤恩伯，索性也懒得搭理汤恩伯，大家各管各的。

在1943年日军对太行山区展开大规模扫荡时，由于第一战区的黄河防线徒有其表，第一战区巩固河防尚且兵力不足，根本拿不出多余的力量去支援太行山作战，只能坐看太行山一线的第24集团军被日军击破。

南太行抗日根据地崩盘后，第一战区失去了最后的屏障，可以说即便没有这次一号作战，日军进攻第一战区也是早晚的事。

祸不单行，从1942年开始，河南地区遭遇了大规模的旱灾和蝗灾，造成大规模粮食减产，由于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瞒报灾情，致使上级对河南灾情出现误判，使赈灾力度和效果非常不理想，造成大量平民因饥饿而死。

从1942年到1944年初，河南的百姓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好不容易熬到了1944年春，灾情有所缓解，地里的庄稼生长不错，有望过一个丰收年。然而，刚刚熬过了旱灾和蝗灾的河南百姓即将面临更大的灾难。

从2月份开始，日军就在修复已经被中国军队炸毁的黄河铁桥。

此前，日军一直试图修复黄河大桥，但都被驻守南岸的中国军队炮兵打断。然而1944年1月，冈村宁次从国内调来了一台巨型机器，开始明目张胆修复黄河大桥。

见状，黄河南岸的国军炮兵开始炮击铁桥，但根本奈何不了它。原来，日军使用的这台架桥机器堪称“国宝”，它架出的桥上面有钢架保护，中国军队使用的75毫米口径野炮对它的杀伤力几乎为零。

到3月份的时候，日军已经基本修复了黄河大桥。

日军修复黄河大桥，这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信号，蒋鼎文和汤恩伯判断日军即将展开新的攻势，于是立刻上报重庆最高统帅部。

战争进入到1944年，重庆的国军高层对抗战局势充满乐观，他们认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对中国发动类似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种大规模战略进攻，甚至连相持阶段的季节性攻势也不太可能发动。只要中国大陆战场继续半死不活的撑下去，等到中国远征军和英美盟军收拾完东南亚日军，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就可以发动反击，将日本人赶回东洋老家去。

此时的国民政府高层关注的则是另一个消息。

据军令部长徐永昌将军在4月1号的日记记载：“（日本将）北库页岛煤油及煤炭利权转让苏联……3月30日在莫斯科签署。”

关注这条新闻的不止是徐永昌和国府高层，延安毛泽东在4月5日一份电报中指出：“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将更剧”。

直到日军修复黄河大桥，及敌后情报组织发来的日军调兵计划书摆在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办公桌上，国军高层才意识到日军即将发动攻势。

然而，对于日军此番进攻意图和兵力规模，统帅部依然是云里雾里的，有认为日军“或有企图”，但不能明晰其用意。

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要打通平汉铁路，乃令一战区做好迎战准备。然而决策层还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日军主要目的可能是解决中国空军的威胁，要想威胁到西南的空军基地，其进攻重点必然在中战场和南战场。而北战场的动作，极有可能是“声北击南”的迷惑行为，顶多是一个牵制行为。有鉴于此，决策层对日军的判断，也出现了分歧：

有认为先从北战场开始打通平汉路的

也有认为先从中战场开始打通粤汉路的。

此时，华北日军调动并不频繁，相反长江航运却在大规模运作，从日军面临的威胁来看，似乎重点在南战场更有道理。蒋介石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忽略了重要一条：除了解决空军的威胁，还要消灭国军的有生力量。正如日军所言，“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却忽了日军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

不仅如此，连认为中国的情报工作“出奇的蹩脚”的史迪威在重庆的情报机构也认为日军在北战场的行动“不过是一场演习”。徐永昌更是直截了当的说，因为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而在中原腹地打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不是日军脑袋进水了，就是日军脑袋进水了。所以在决策层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日军在河南战场的行动只是策应。既然是策应，那么也就是小打小闹。何为小打小闹？无非如同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一样，三两个师团杀入战区“武装游行”一下而已。

直到战争进行了半个月后，重庆方面还有人在抱着这个观点。

此时中国方面已经可以破译不少日军电文，日军的电文给中国情报人员的感觉是“军事密电不如外交密电难译”，因而也获得了一些较低级别的情报。然而日军对这样大规模的作战计划，压根不给你破译的机会，此次行动关键命令全部用文件传达，没有一次用电文通知。就连战车第3师团参战这样的行动，战前连日军的师团长都不知道。至于国军的情报人员，那更是更无从知晓。日军行动之严密，几近变态。

不仅如此，日军还到处散布烟幕弹。于是乎，关于日军意图的情报也是五花八门：

有日军要从陕西直取重庆的

有日军从洛阳黄河北岸进攻的

也有日军从郑州或者信阳打通平汉路的情报。

日军攻击的兵力，有认为3万的，也有10万的，不过一战区最终认为日军的兵力至多不过四到五个师团，七八万人。说来惭愧，情报最靠谱的，竟是伪军张岚峰提供的。这位伪军大老板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而提供的情报，其内容无论是日军动员兵力，还是作战意图，都与日军计划最相近。张提供的日军兵力和行动太虽然与实际作为接近，但在第一战区看来，日军动用如此夸张的力量在河南做一次不必要的军事行动实在太过夸张。因而无论是蒋鼎文还是汤恩伯，包括军令部，都认为张岚峰的情报太吓唬人，实在“不靠谱”。

基于这些错误的判断，最高统帅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开始晕头转向的进行作战部署。

重庆军事委员会于3月4日先以“元”字第2781号代电，指示作战指导要领；当日又在原案基础上再次补充，下发了更为详细的全班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敌如以主力由豫南北犯，一部由北南犯，并由汛区（黄泛区）策应，企图打击我豫西野战军，或乘机打通平汉路时，我军作战指导方案如下：依内线作战要领，区分为南、北两地区作战。我军预计使用总兵力为第一、第五战区机动兵团，共计26个师，及枣阳、信阳、阜阳沿黄泛、邙山头附近原第一线守备兵力17个师，合计43个师。集结机动兵团主力14个师，荫蔽于临汝、登封、禹县、襄城、宝丰、叶县地区，并特派有力之一部确保北地区右翼支撑点之许昌，及左翼沁水连接嵩山东南麓密县、登封之线，协同第一线部队，以侧击包围侵入嵩山南麓之敌而歼灭之，并乘机收复邙山头。使用机动兵力一部7个师于南地区，在遂平、泌阳、枣阳一带，先行持久抵抗；并另以一部固守遂平要点及确保桐柏山地，击破由豫北南犯之敌，乘机收复信阳。泛区方面，应固守扶沟以南泛防，并指定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临泉以东泛区之第一线部队及敌后各挺进部队，牵制当面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其余第一战区河防部队及第五战区第一线部队，应各派有力之一部袭击当面之敌，以策应大别山区李品仙集团；另以一个军及桐柏山方面之第39军（其5个师），以钻隙行动向汉口挺进，协同第六、第九战区策应部队，乘机袭攻武汉。如敌由南、北两方面及泛区深入豫西时，我应立即调整态势，集结主力于临汝、禹县、襄城、叶县、宝丰、方城一带，侧击、迎击合围敌决战，而包围歼灭之，并续向武汉追击。

第一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作战指导，于1944年3月14日以命令下发了关于在嵩山附近与敌决战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扶沟、汜水间河（黄河）、泛（新黄河）防部队，应力阻敌人渡泛及突围（注：阻止日军强渡黄河突破河防阵地）。如敌渡泛突围成功时，河、泛防部队应凭借许昌、洧川、长葛、新郑、郑州、荥阳一带据点，疲惫敌人。同时汤恩伯兵团及第4集团军应以其控制部队于登、密北侧山地迄汜水间构成守势地带，于襄城、叶县、临汝、登封、密县、禹县地区构成攻势地带。如敌向我守势地带进犯时，守势地带之部队应坚强抵抗；攻势地带之部队应向左旋回，侧击敌人。如敌主力向我攻势地带进犯时，攻势地带之部队应与敌即行决战；守势地带之部队即转移攻势，向右旋回，侧击敌人。汤兵团以第12军、第13军、第78军、新1师、第20师隐密（秘）配置于登封、临汝、禹县、襄城、宝丰、叶县攻势地带，并抽集1个师固守许昌。临泉附近部队，应有西移参加平汉路以西作战之准备。第4集团军除固守原河防外，封裔忠以1个军固守老饭沟迄金沟主阵地，并以一部占领张庄、铁山、高山寨前进阵地，并确保虎牢关据点。1944年3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连续两次要求“78军、89军准备固守许昌、漯河、遂平、舞阳4个据点；第12、13、29军秘密控置于密县、临汝以西地区，限3月底集中叶县、宝丰、禹县、登封、临汝，汤恩伯直接掌握”。

看得出来，此次应战日军，首当其冲的是汤恩伯的部队。在第一战区的8个集团军里，归汤恩伯本人指挥的部队就高达4个集团军，为全战区总兵力的一半，整个战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如13军、29军、85军等部都在汤恩伯麾下。而蒋鼎文手里的4个集团军，基本上是川军、陕军、老西北军及河南地方部队这些杂牌军，唯一的一支中央军只有张际鹏第14军，然而第14军自中条山会战后元气大伤，早已没有当年之勇，而且作为蒋鼎文手中唯一一支中央军，自然要用来保卫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洛阳。

俗话说得好，能者多劳。你汤恩伯手里面握着那么多精锐部队，你不挑大梁谁挑，咱们这些杂牌军当当配角，在后面摇旗呐喊就行了。

就这样，第一战区的部队抱着天塌下来有汤司令顶着的心态，开始迎击日军进攻。

来源：历史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