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戴着大檐帽的照片至今还摆在他书房最显眼的位置，相框边缘的红木漆都有些褪色了，但照片里那个年轻人的眼神，亮得像探照灯。
我丈夫高建军，人生履历清清楚楚，像一张打印出来的标准简历。
83年，军校毕业，授衔，意气风发。
戴着大檐帽的照片至今还摆在他书房最显眼的位置，相框边缘的红木漆都有些褪色了，但照片里那个年轻人的眼神，亮得像探照灯。
那时候的他，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前途一片光明。
三年后，他顺应时代潮流，转业，进了区机关。
从一名带兵的排长，变成了一名端着茶杯、看文件的科员。
这一转，就转了三十多年。
从青丝到白发，从一个眼神能让新兵蛋子抖三抖的年轻军官，到一个开会时习惯性把保温杯放在手边，发言前先清两下嗓子的老同志。
外人看来，他这一辈子，走得稳稳当当，不好不坏。
可只有我知道，他心里那条道，早就走到黑了，黑得不见五指，也密不透风。
他自己不出来，也不许任何人进去。
1
矛盾的爆发点，是我们儿子高远的工作问题。
那天是周六，我特意做了几样高建军爱吃的菜，红烧肉炖得入口即化，鲈鱼掐着点儿蒸的，刚出锅。
高远难得回家，一家三口围着桌子，气氛本该是温馨的。
高建军夹了一筷子鱼肉，细细地剔掉刺，放到我碗里，这是他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
然后，他放下筷子，拿起手边的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
我知道，这是他的“会议模式”要开启了。
“高远，”他开口了，声音平稳，不带一丝波澜，“下个月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快截止了，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高远正埋头扒饭，闻言，动作明显一滞。
他抬起头，嘴里还嚼着米饭，含糊地说：“爸，我不是说了吗，我不考。”
高建军的眉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起了个微小的褶。
“为什么不考？”他问，语气依然平静，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风暴来临前的宁静，“你学的专业对口，区里今年正好有岗位放出来，多好的机会。”
“好什么呀，”高远把碗放下，也抽了张纸巾擦嘴，“每天上班下班，一张报纸一杯茶，那种日子我二十岁就能望到六十岁，没意思。”
“没意思？”高建军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什么叫有意思？稳定、体面、有保障，这才是过日子！你那些捣鼓电脑程序的玩意儿，能当饭吃一辈子？”
“怎么就不能了？”高远也来了劲，“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爸，你的思想该更新换代了。我跟同学做的那个小程序，上个月已经有公司联系我们，想谈收购了。”
“收购？”高建军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他嘴角微微撇了一下，那是一种成年人对孩童戏言的、不加掩饰的轻视，“几个学生仔过家家，人家随便问问，你还当真了。我告诉你，高远，那些都是虚的，泡沫，看得见摸不着。只有捧在手里的铁饭碗，才是实的。”
我眼看着气氛不对，赶紧打圆场。
“哎，吃饭呢，说这些干什么。”我给高远碗里夹了块最大的红烧肉，“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你爸也是为你好，多条路多条选择嘛。”
我又转向高建军：“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你也别太强求。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高远扒拉着碗里的肉，没说话，但看得出来，情绪不高。
高建军却没打算就此打住。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责备：“就是你，从小到大惯着他，才让他这么好高骛远，不知天高地厚。林薇，我跟你说，男孩子，不管不行。社会有多复杂，他根本不清楚。我们吃的盐比他吃的饭都多，还能害他不成？”
这话一出来，我心里也堵得慌。
又是这套“我为你好”的说辞。
三十年了，从我们俩结婚，到儿子出生、长大，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
他永远是对的，永远是高瞻远瞩的，而我和儿子，似乎永远是需要被他指引的、蒙昧无知的后进分子。
高远“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
“爸，我再说一遍，我不考。我的人生，我自己负责。”
他说完，站起身，看也不看我们，径直走回了自己的房间，门被轻轻带上，隔绝了两个世界。
餐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高建军。
桌上的菜还冒着热气，我却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
高建军脸色铁青，嘴唇抿成一条坚硬的线。
他盯着儿子紧闭的房门，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能感觉到他身体里积蓄的压力，像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
他没说话，只是拿起筷子，狠狠地戳了一下盘子里的红烧肉，那块炖得软烂的肉，被他戳得四分五裂。
他没吃，又把筷子重重放下。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他终于把矛头转向了我，声音压抑着，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一样。
我没做声，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火上浇油。
他需要的不是沟通，而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而我，这么多年，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
“翅膀硬了，就想飞了。他懂什么？他什么都不懂！”高建军站起身，在餐厅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当年在部队，什么样的苦没吃过？零下二十度站岗，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脚都冻得没知觉。转业到地方，人生地不熟，从头开始，受了多少白眼，喝了多少闷酒，我跟谁说过？”
他又开始讲他的“光辉岁月”和“奋斗史”。
这些故事，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
每次他遇到不顺心，或者觉得别人不理解他的时候，就会把这些陈年旧事翻出来，一遍遍地咀嚼，仿佛那是他对抗全世界的铠甲。
“我这么拼，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给他创造一个好环境，让他少走弯生，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吗？”他停下脚步，指着自己的胸口，质问我，也像在质问空气，“他倒好，把我的心血当成驴肝肺！稳定，他说没意思！他知道什么叫不稳定吗？他知道吃了上顿没下顿是什么滋味吗？”
我把洗好的碗放进橱柜，转过身，平静地看着他。
“建军，时代不一样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我们那时候，稳定是头等大事。但现在，对孩子们来说，机会和可能性，比稳定更重要。”
“机会？可能性？”他像是听到了一个笑话，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那些都是骗人的。林薇，你太天真了。这个社会，归根结底，还是讲究人脉、资源、平台的。他一个人在外面瞎闯，能闯出什么名堂？最后撞得头破血流，还不是要回家？”
“那就让他去撞。”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不撞南墙，他怎么知道疼？那是他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替他走。”
我的话，显然让他很意外。
他愣了一下，随即，一种更深沉的失望笼罩了他的脸。
“你……你也不理解我。”他摇着头，眼神里满是落寞，“我以为，你至少会站在我这边。”
说完，他不再看我，转身走进了书房，“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又是这扇门。
这扇门，和他儿子的那扇门一样，把我们隔绝开来。
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这两扇紧闭的门，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家，本该是港湾。
可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个个孤岛？
2
高建军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个晚上都没出来。
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进行无声的抗议。
这种冷处理，是他惯用的伎셔。
当年我们刚结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他也是这样，把自己关起来，不说话，不理人，直到我先低头认错，他才肯开门。
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这是男人有脾气、有性格的表现。
可几十年下来，我才明白，这不是性格，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固执和自我。
在他的世界里，他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中心。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按照他的逻辑和规划来运行。
一旦出现偏差，他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而是会认为是整个世界都脱离了轨道。
我叹了口气，热了杯牛奶，敲了敲书房的门。
“建军，把牛奶喝了再睡。”
里面没有回应。
我又敲了敲：“别跟自己过不去，气坏了身体，没人替你。”
等了半晌，门里才传来他闷闷的声音：“放门口吧。”
我把牛奶放在地上，转身回了卧室。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高建军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
我想起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区机关时的样子。
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站在一群穿着的确良衬衫的机关干部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他不会说场面话，不懂得看眼色行事，开会时别人都在附和领导，只有他，会直愣愣地提出反对意见。
有一次，区里搞一个项目，领导在会上讲得天花乱坠，所有人都鼓掌叫好。
只有高建军，站起来说：“领导，我觉得这个方案有几个问题。第一，预算超标了；第二，可行性论证不够充分；第三……”
他话还没说完，领导的脸已经拉得老长。
那次会后，他被叫到办公室，狠狠地批了一顿。
回来后，他一言不发，一个人喝了一整瓶二锅头。
那天晚上，他抱着我，哭了。
一个在训练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林薇，这里跟部队不一样。在部队，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在这里，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觉得你对不对。”
从那以后，他变了。
他开始学着沉默，学着把所有的棱角都收起来。
他不再公然提反对意见，开会时，他会认真地做笔记，然后在领导发言结束后，带头鼓掌。
他不再穿那身旧军装，而是换上了和大家一样的白衬衫、黑西裤。
他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见人就抬起手腕看看时间。
他学得很快，也学得很像。
几年下来，他从一个格格不入的“愣头青”，变成了一个标准的机关干部。
他升了副科，又升了正科。
官不大，但总算是在这个体系里站稳了脚跟。
可我知道，他并不快乐。
他骨子里的东西，并没有变。
那种军人的骄傲，那种非黑即白的价值观，一直都在。
只是，他把它们藏起来了，用一层厚厚的、叫做“成熟”和“稳重”的外壳，包裹得严严实实。
这层外壳，保护了他，也禁锢了他。
他把在单位里受到的压抑和不得志，都转化成了一种对家庭的绝对控制欲。
在单位，他要看领导的脸色。
回到家，他就要做自己的“领导”。
他要求家里的一切，都必须井井有条，就像他当年在部队整理内务一样。
杯子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报纸要按照日期叠好，我炒菜放多少盐，他都要过问。
对高远的教育，更是他贯彻自己意志的主要阵地。
从高远上小学开始，每天的作息时间，都是他用尺子画在纸上，贴在墙上的，精确到分钟。
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做作业，几点睡觉，雷打不动。
高远喜欢画画，偷偷在课本上画满了各种小人。
高建军发现后，二话不说，把所有课本都撕了，还把高远关在房间里，写了一整天的检查。
他指着高远的鼻子说：“画画能当饭吃吗？你的任务就是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这才是正道！”
高远的画画天赋，就这么被他硬生生扼杀了。
后来，高远喜欢上打篮球，身高长得很快，校队教练都看上他了，想让他走体育特长生的路子。
高建军知道后，又是一通雷霆之怒。
他找到学校，跟教练说：“我儿子不是打球的料，他得参加高考。”
他把高远的篮球、球鞋，全都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高远第一次跟他吵架，父子俩在客厅里吼，脸红脖子粗。
最后，高远哭着跑出了家门。
我去找他，在小区公园的长椅上，找到了瑟瑟发抖的儿子。
儿子抱着我，问：“妈，我爸为什么就是不肯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只能抱着他，告诉他：“你爸是爱你的，只是他的方式，我们可能不太适应。”
现在想来，我那时候的说辞，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爱，就可以成为控制和伤害的理由吗？
这些年，为了家庭的和平，我一直在妥协，一直在扮演和事佬的角色。
我劝儿子理解父亲，又劝丈夫体谅儿子。
我像一个裱糊匠，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家表面的完整和安宁。
可我心里清楚，那些被压抑的矛盾，从未消失。
它们就像墙壁里的裂缝，被我用一层层的壁纸糊了起来，但总有一天，会彻底崩开。
现在，这一天似乎要来了。
我从回忆中抽身，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已经凌晨两点了。
书房的灯，还亮着。
高建军还是没有睡。
我知道，他也在煎熬。
他的那条道，走到现在，已经太黑太窄了。
窄到只能容下他一个人。
他想把儿子也拉上这条道，因为他认为，这是唯一的安全的路。
可他不知道，儿子向往的，是另一片广阔的天地。
3.
第二天是周日。
我一早起来，做了早餐。
高远从房间出来，眼圈有点黑，显然昨晚也没睡好。
他默默地喝着粥，一言不发。
高建军也从书房出来了，脸色很难看，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
他也没说话，端起碗，机械地吃着。
饭桌上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吃完饭，高远放下碗，说：“爸，妈，我回学校了。”
“嗯，”我应了一声，“路上小心。”
高建军抬起头，看了儿子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高远背上包，走到门口换鞋。
就在他开门的一瞬间，高建军突然开口了，声音沙哑。
“高远。”
高远停住，回头看他。
“那个公务员……你再考虑考虑。”高建军的语气，比昨天软化了一些，但依然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报名还有几天，别错过了。”
高远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
他大概以为，父亲会说些别的。
“爸，”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最后的决心，“我的路，我自己会走好。您不用操心了。”
说完，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关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高建军坐在餐桌旁，像一尊石化的雕像，久久没有动弹。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突然觉得，他有些可怜。
他用尽全力，想为儿子搭建一个他认为最坚固的堡垒。
可儿子，却一心只想挣脱这个堡垒，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他所有的付出和“好意”，在儿子看来，都变成了束缚和枷锁。
这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或许比任何工作上的挫折，都更让他感到无力。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一直笼罩在低气压中。
高建军的话变得更少了。
他每天按时上下班，回家就钻进书房。
我们之间，除了必要的几句交流，几乎没有多余的话。
我知道，他心里的结，还没有解开。
周三下午，我弟弟林强突然给我打电话，语气很着急。
“姐，你跟姐夫说一下，我那个小饭馆的营业执照，卡在工商那边了，说是有个什么消防文件不合格。你让姐夫帮忙问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强前两年下了岗，用半辈子的积蓄，盘了个小门面，想开个家常菜馆。
为了这个饭馆，他跑前跑后，人都瘦了一圈。
眼看就要开业了，执照却出了问题。
高建军在区里工作，虽然不管工商这块，但毕竟人头熟，打听个事，应该不难。
晚上，等高建军回家，我把这事跟他说了。
他听完，眉头又皱了起来。
“消防文件不合格，那就让他按照要求去整改啊。”他一边换鞋，一边说，语气公事公办。
“他已经整改了，送上去，还是说不行。”我说，“他也不知道具体是哪里不行，想让你帮忙问问，到底卡在哪个环节了。”
高建军走到沙发上坐下，端起我给他倒好的茶，喝了一口。
“这种事，我怎么好去问？”他放下茶杯，看着我，“我是公职人员，要避嫌。插手这种事，传出去影响不好。”
我一听就明白了。
又是他的“原则”。
“建军，不是让你去走后门，就是让你帮忙打听一下情况。林强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咱们能帮就帮一把。”
“我怎么帮？”他提高了音量，“我去问，人家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还是看在政策的面子上？到时候事情办成了，林强是感谢我，还是感谢国家政策？这里面的分寸，很难拿捏。”
他开始给我上课了，一套套的大道理，说得冠冕堂皇。
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建军，这是你亲小舅子，不是外人。他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搭把手，不应该吗？”
“正因为是亲戚，才更要守规矩。”他振振有词，“如果我今天为他破了例，明天别人会不会也来找我？这个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林薇，你要理解我的难处。”
我看着他一脸严肃、大义凛然的样子，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什么原则，什么规矩。
说到底，不过是“面子”二字在作祟。
他害怕求人。
在他看来，开口求人，就是一种示弱，会损害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信”和“体面”。
当年他刚转业，为了适应环境，不知道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软话，看了多少脸色。
那种滋味，他尝够了。
所以，当他有了一点点地位和权力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姿态端得高高的，再也不肯轻易低下头。
他宁愿看着亲戚干着急，也不愿意去打一个可能让他“没面子”的电话。
“行，我知道了。”我不想再跟他争辩，因为我知道，争不出任何结果。
他的那条道，不仅自己走得坚定，还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必须理解并遵守他的规则。
我拿出手机，给一个在工商局工作的大学同学发了条信息，请她帮忙问问情况。
同学很快就回复了，说帮我问一下。
高建军坐在旁边，看着我发信息，脸色有些不自然。
“你找谁了？”他问。
“我一个同学。”我淡淡地说。
他没再说话，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把声音调得很大，似乎想用新闻联播的声音，来掩盖自己的那点不自在。
第二天上午，同学就给我回了电话。
她说，林强的消防文件，其实问题不大，就是其中一个材料的格式有点小问题，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再提交。
但是，负责审批的那个科长，最近心情不太好，就故意卡着不给过，想晾晾他。
同学还告诉我，那个科长，正好是高建军他们单位另一个部门的家属。
如果高建军肯打个招呼，就是一句话的事。
挂了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把情况跟高建军说了。
他听完，沉默了。
他端着茶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眼神有些游离。
我看着他，等着他表态。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既然知道问题在哪，让林强改了材料再送上去就行了。”
他还是不肯。
那一刻，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彻底凉了。
我原以为，他所谓的“原则”，至少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的。
现在看来，根本不是。
他的原则，只是一面用来保护自己、逃避责任的挡箭牌。
只要事情不触及他的“面子”，不让他感到为难，他就可以高高挂起，袖手旁观。
哪怕对方是他的至亲，哪怕对方正处在困境之中。
“高建军，”我看着他，第一次用一种审视的、陌生的眼光看着他，“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谓的原则，有时候，其实是一种自私？”
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满是震惊和受伤。
“自私？你说我自私？”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声音陡然尖锐起来，“我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从没拿过不该拿的东西，从没办过不该办的事！我清清白白，一身正气！到你这里，就成了自私？”
“一身正气，就可以对家人的困难视而不见吗？”我反问他，“你只想着自己的清白，自己的羽毛，你想过林强吗？他为了那个小店，投了多少心血？现在就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被卡着，每天都在赔钱。你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你却因为怕所谓的‘影响不好’，就坐视不管。这不是自私，是什么？”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们俩就这么对峙着，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最后，他站起身，像是要逃离这个让他难堪的战场。
“不可理喻！”他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又一次，躲进了他的避风港——那间小小的书房。
我没有再理他。
我给林强打了电话，告诉他问题所在，让他按照要求修改材料。
然后，我又给那个同学发了条信息，真心实意地感谢了她。
做完这一切，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
我看着那扇紧闭的书房门，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个清晰的念头：
这个男人，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几十年的男人，我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过他。
4.
林强的事情，最终还是解决了。
他按照我说的，修改了材料，又托人带了两条好烟送过去，执照很快就下来了。
饭馆开业那天，他请我们一家人去吃饭。
席间，林强端着酒杯，走到高建军面前，满脸感激。
“姐夫，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指点迷津，我还不知道要被卡到什么时候呢。这杯酒，我敬你！”
高建军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他端起酒杯，和林强碰了一下，干巴巴地说：“我没帮上什么忙，主要还是你自己做得好。”
我看着他那副故作坦然的样子，心里没什么波澜。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享受着别人因他而得到的便利所带来的感谢，却不肯承认自己为此付出了什么，或者，本可以付出什么。
他需要这种虚假的“功劳”，来维护他那点可怜的自尊。
这件事，就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我们本已不平静的生活，泛起了一圈涟漪，然后，又慢慢沉寂下去。
高建军和我，又恢复了那种相敬如“冰”的模式。
他依然不肯在儿子的事情上让步。
公务员报名的最后一天，他下班回家，第一句话就问我：“高远报名了吗？”
我摇摇头。
他没再说什么，但那张阴沉的脸，已经说明了一切。
那段时间，高远也很少回家了。
他和他那几个同学，租了个小办公室，没日没夜地捣鼓他们的程序。
偶尔给我打电话，也是报喜不报忧。
他说他们的项目，入围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创业比赛，要去北京参加决赛。
我听了，由衷地为他高兴。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高建军，想让他也为儿子骄傲一下。
他听完，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然后说：“别高兴得太早。这种比赛，十有八九都是内定的。他一个没背景没关系的学生，能走到哪一步？”
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了不屑和怀疑的脸，突然觉得，和他沟通，是一件多么耗费心力的事。
他的世界，是灰色的。
所有的事情，在他眼里，都有一套潜规则。
所有的成功，都必须依赖于他所看重的那些“资源”和“人脉”。
他不相信梦想，不相信努力，更不相信一个年轻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和热情，闯出一片天。
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他被现实磨平了棱角，也被现实禁锢了想象力。
他把自己的失败和无力，归咎于“社会就是这样”。
然后，又试图用这套理论，去框定儿子的未来。
他不是不爱儿子，他是害怕。
他害怕儿子走上一条和他不一样的路，一条他无法理解、无法掌控的路。
他害怕儿子会失败，会像他年轻时一样，撞得头破血流。
所以，他宁愿折断儿子的翅膀，也要把他留在自己认为安全的笼子里。
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爱。
几天后，高建军单位组织了一次退休老干部的聚会，邀请了一些在职的领导作陪，高建军也在其中。
聚会的地点，在市里一家很高档的酒店。
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满身酒气。
我扶他到沙发上，给他倒了杯蜂蜜水。
他靠在沙发上，双眼迷离，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老张……老张他，已经是副局了……当年，他还是我的兵呢……”
“老李……他儿子，在美国开公司，都上市了……开着跑车……住着别墅……”
“还有老赵……转业后下了海，现在身家上亿……今天，是他买的单……”
他一个个地数着他那些老战友的名字，每说一个，都像是在自己心上扎了一刀。
我默默地听着，没有说话。
我知道，这场聚会，又刺激到他了。
那些曾经和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还不如他的人，如今，都过得比他“成功”。
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他那颗骄傲又敏感的心，备受煎熬。
“林薇……”他突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你说，我是不是走错了？”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迷茫和痛苦。
“我当年，要是不转业，留在部队，现在，至少也是个师级干部了吧？”
“或者，我当时要是也像老赵一样，豁出去，下海经商……现在，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心里一阵酸楚。
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如此脆弱的一面。
他一直都像一只刺猬，用坚硬的外壳，把自己包裹起来。
可今晚，酒精让他卸下了所有的防备。
我反手握住他的手，轻声说：“建军，路没有对错。我们选择了，就好好走下去。跟别人比，是比不完的。”
“可我不甘心！”他猛地坐直了身体，眼睛瞪得通红，“我高建军，哪点比他们差？我当年在军校，是全优学员！在部队，是技术大拿！我……我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捶打着自己的胸口，像一头困兽。
“都是因为我太要强，太讲原则！如果我当年也学着他们，去拉关系，去送礼……我……”
他说不下去了，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发出了压抑的、类似呜咽的声音。
我抱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这一刻，我对他所有的不满和怨怼，都暂时消散了。
我只觉得，他很可怜。
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身不由己的普通人。
一个被自己的骄傲和固执，困在原地，无法动弹的可怜人。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他希望儿子能走一条他认为最稳妥、最光明的路，来弥补他自己人生的遗憾。
所以，他才会那么固执，那么专断。
因为，他输不起了。
他不能接受，自己的人生已经如此“平庸”，儿子的未来，还要充满不确定性。
我终于，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他。
但理解，不代表认同。
他的痛苦，是他的。
他不能，也不应该，把这种痛苦，转嫁到儿子身上。
5.
高建军醉酒后的那次真情流露，像一场短暂的暴雨，冲刷了他内心积压多年的淤泥，也让我们之间紧绷的关系，有了一丝缓和。
他不再每天板着脸，虽然话依旧不多，但至少，家里的气氛不再那么令人窒息。
他甚至有一次，主动问起了高远。
“高远……去北京比赛，有消息了吗？”他问得有些不经意，像是在谈论天气。
“还没呢，说是下周才出结果。”我回答。
“哦。”他应了一声，就没再多问。
但这一个“哦”字，已经是一种进步。
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惦记着儿子的。
只是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轻易地表现出来。
又过了几天，高远给我打来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压抑不住的兴奋。
“妈！我们拿了一等奖！”
我一听，也跟着激动起来：“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
“不仅如此，妈！”高远的声音更高了，“有好几家投资公司，都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已经约了我们谈合作了！我们可能……真的要把公司开起来了！”
我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好儿子，你真棒！妈妈为你骄傲！”
挂了电话，我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高建军。
我冲进书房，他正戴着老花镜，在看一份文件。
“建军！好消息！高远他们，拿了一等奖！”
高建军抬起头，扶了扶眼镜，愣了一下。
“一等奖？”
“是啊！全国比赛的一等奖！还有公司要投资他们呢！”我把手机递给他看，上面是高远发来的获奖照片。
照片上，高远和他的团队成员，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捧着金灿灿的奖杯和证书，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掩饰的喜悦和自信。
高建军看着照片，久久没有说话。
他的手指，在屏幕上轻轻地划过，似乎想触摸一下照片里儿子的脸。
我看到，他的眼眶，有些微微发红。
“这小子……”他放下手机，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声音有些哽咽，“还真让他给搞出点名堂来了。”
他的语气里，有惊讶，有欣慰，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柔软。
“我就说，咱们儿子，不比任何人差。”我趁热打铁，“建军，你就让他去闯吧。他有自己的路要走，我们做父母的，支持他就行了。”
高建军没有反驳。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看着窗外的夜色。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说：“让他……回来一趟吧。好久没回家了。”
我的心，一下子就暖了。
我知道，他这是……松口了。
那个周末，高远回来了。
他晒黑了，也瘦了，但整个人精神焕发，眼神里闪着光。
饭桌上，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在北京比赛的经历，讲他们的项目，讲未来的规划。
高建军一直默默地听着，没怎么说话，但他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过儿子的脸。
他会时不时地给儿子夹菜，动作有些笨拙，但很认真。
吃完饭，高远从包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递给高建军。
“爸，这是给您的礼物。”
高建军愣住了。
他接过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
“你这孩子，乱花钱干什么。”他嘴上这么说，但手却小心翼翼地把钢笔拿了出来，在手里反复摩挲。
“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笔奖金，我就想给您和妈买个礼物。”高远笑着说，“爸，我知道您喜欢写字。”
高建军的眼圈，又红了。
他拿着那支钢笔，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好……好……”他连说了两个“好”字，再也说不出别的话。
那天晚上，高建军破天荒地没有进书房。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和我们一起看电视。
电视里演的什么，我一点都没看进去。
我的注意力，全都在身边的这个男人身上。
他似乎，正在一点点地，从他那条又黑又窄的道上，走出来。
虽然步子很慢，很犹豫，但他确实，在尝试着，走向我们。
6
高远的公司，很快就注册下来了。
他和他的团队，在北京租了一个办公室，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但也充满了希望。
高建军嘴上没说什么，但我发现，他开始偷偷地关注科技新闻了。
有一次，我看到他拿着手机，在看一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看得津津有味。
我问他：“你看得懂吗？”
他还有些不好意思，把手机收起来，说：“随便看看，了解一下年轻人的世界。”
还有一次，他单位的一个同事，在背后议论高远，说他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考，去搞什么不着调的公司，迟早要失败。
这话被高建军听到了。
他当场就跟那个同事理论起来。
“我儿子有自己的追求，怎么就不着调了？年轻人，就该有闯劲！像你这样，一辈子待在单位里混日子，才叫没出息！”
他把那个同事说得面红耳赤，灰溜溜地走了。
这件事，很快就在单位传开了。
大家都很惊讶，那个一向谨小慎微、不愿惹事的高科长，居然会为了儿子的事，跟人拍桌子。
我知道后，心里又暖又好笑。
这个男人，固执了一辈子，现在，却在用一种同样固执的方式，来维护儿子的选择。
他的爱，就像他这个人一样，笨拙、生硬，却又无比真实。
生活，似乎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我们都以为，一切都会越来越顺利的时候，一个意外，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高建军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查出了肺部有一个阴影。
医生建议，要尽快做进一步的检查。
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我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高建军的反应，却比我冷静得多。
他拿着那张CT片，对着光，仔仔细细地看了半天，然后说：“没事，别自己吓自己。说不定，就是个炎症。”
他的声音很平稳，但我看到，他捏着片子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不敢告诉高远，怕影响他工作。
我陪着高建军，去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等待结果的那几天，是我这辈子最煎熬的日子。
高建军表现得异常平静。
他像往常一样，按时上下班，回家看报纸，喝茶。
只是，他把自己关在书房的时间，更长了。
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发现他不在身边。
我走到书房门口，看到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
我轻轻推开门，看到他坐在书桌前，没有开灯，只是点了一支烟。
烟头的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暗。
他的背影，显得那么孤单，那么萧索。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
“建军，别怕，有我呢。”
他的身体一僵，随即，我感觉到我的手背上，滴落了温热的液体。
他哭了。
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在我面前，无声地哭了。
“林薇，”他沙哑地开口，“我是不是……快不行了？”
“别胡说！”我打断他，“结果还没出来呢，别想那么多。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你。”
他转过身，紧紧地抱住我，像是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怕……我怕我走了，你和高远怎么办……”
“我们好着呢。”我拍着他的背，安慰他，也像在安慰我自己，“高远长大了，有自己的事业了。我身体也好好的。你不用担心我们，你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就行了。”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聊我们结婚时的情景，聊高远出生的那一天……
我们把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重新梳理了一遍。
在死亡的阴影面前，所有过去的争执、隔阂，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我发现，我对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怨。
更多的，是心疼。
心疼他的固执，心疼他的骄傲，心疼他那颗被生活磨得伤痕累累，却依然不肯低头的，坚硬的心。
最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是早期肺癌。
不幸中的万幸是，因为发现得早，癌细胞没有扩散，可以通过手术切除。
医生说，手术成功率很高，术后恢复得好，基本不会影响生活质量。
我和高建军，都松了一口气。
高远还是知道了。
他从北京连夜飞了回来。
一进家门，看到我们，他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爸，妈，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高建军看着风尘仆仆的儿子，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多大点事，还把你给惊动了。”他故作轻松地说，“你公司那么忙，不用管我，我好着呢。”
“爸！”高远的声音带着哭腔，“什么事能比您的身体更重要？”
他走到高建军面前，这个已经比父亲还高大的年轻人，像个孩子一样，拉着父亲的手。
“爸，你放心，手术的钱，我来想办法。我一定请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高建军看着儿子，眼神里充满了欣慰和骄傲。
他拍了拍儿子的手，说：“傻小子，钱的事，不用你操心。我跟你妈，还有积蓄。你把自己的公司做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了。”
父子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那一刻，我看到，他们之间那堵无形的墙，彻底消失了。
手术安排在一周后。
住院的前一天晚上，高建军把我叫到书房。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
“这是我写的。”他说。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几页的信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是他的笔迹，刚劲有力，一笔一划，都透着军人的风骨。
信的开头，写着“致吾爱妻林薇及吾儿高远”。
我的心，猛地一沉。
“你这是干什么？”
“没什么，”他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坦然，“就是怕……万一手术有什么意外，有些话，怕来不及说。”
他让我坐下，然后，开始给我念那封信。
信里，他回忆了他的一生。
从童年，到参军，到转业，到我们组建家庭。
他写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他写了他在部队，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紧张和恐惧。
他写了他转业后，为了融入新环境，偷偷躲在厕所里，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他写了他为了升职，陪领导喝酒，喝到胃出血，却不敢告诉我。
他也写了他对我的愧疚。
他说，他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太固执，让我受了很多委屈。
他说，他不是不爱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爱。
他还写了对高远的歉意。
他承认，他把自己的遗憾和期望，强加在了儿子身上，差点毁了儿子的梦想。
他为自己过去的专断和无知，向儿子道歉。
信的最后，他写道：
“我这一生，谈不上成功，但也算不上失败。我走了一条我自己选择的路，不管对错，我都认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我的妻子和儿子，能够过得比我好，能够自由地选择你们想走的路，活成你们想要的样子。如果我能挺过这一关，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学习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如果我没挺过去，也请你们不要为我难过。记住我，那个曾经穿着军装，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够了。”
听着他的声音，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簌簌地往下掉。
这个男人，他用他最不擅长的方式，把他内心最柔软、最真诚的情感，都剖开了给我看。
他那条走到黑的路，在生命的尽头，终于，透出了一丝光亮。
手术很成功。
高建军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麻药还没过，人还在昏睡。
我和高远守在病床边。
高远握着父亲的手，轻声说：“爸，你听得到吗？手术很顺利，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高建军的眼角，流下了一滴泪。
住院期间，高远推掉了公司所有的事，全心全意地在医院照顾。
他给他爸擦身，喂饭，端屎端尿，没有一丝不耐烦。
高建军的那些老同事、老战友，都来看他。
看到高远这么孝顺，都羡慕得不得了。
“老高，你可真有福气，养了这么个好儿子。”
高建军躺在病床上，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的儿子。”
出院那天，北京的天气，格外晴朗。
我们一家三口，走在医院的林荫道上。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高建军的身体还很虚弱，走路很慢。
高远在一旁，小心地扶着他。
“爸，你慢点。”
“没事，”高建军摆摆手，“我感觉，浑身都是劲儿。”
他抬起头，看着湛蓝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空气，真好。”他说。
我看着他们父子俩的背影，一个高大挺拔，一个虽然略显佝偻，但腰杆依然努力挺直。
我知道，高建军的人生，或许无法再回到83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夏天。
但是，他终于，从那条走了几十年的、孤独的黑道上，转了个弯，走上了一条通往阳光和家庭的，新的道路。
这条路，也许不会那么笔直，不会那么平坦。
但至少，有我们陪着他，一起走下去。
这就够了。
来源：3C捕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