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看似孤立的问题，实则串联着政治与经济交织的底层逻辑。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教授的《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便以 50 个直击现实的提问为引，为我们撕开了现象的面纱。

让书香与您常伴

《政治经济学的智慧：

在全球化退潮与大国竞争加剧的今天，

为什么美国宁可承受损失也要禁止技术出口？

为何曾领先北美的拉美陷入停滞？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背后藏着怎样的制度密码？

这些看似孤立的问题，实则串联着政治与经济交织的底层逻辑。上海交通大学黄琪轩教授的《政治经济学的智慧》，便以 50 个直击现实的提问为引，为我们撕开了现象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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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受到赵鼎新、张宇燕、王正毅、傅 军、朱天飚、田 野、耿 曙、包刚升、李 巍、刘 丰等学者倾情推荐。

赵鼎新 |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政治经济学的智慧》最动人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学术著作的晦涩壁垒。将“竞争-合作、贫困-富裕”等核心命题拆解为鲜活的案例。从 19 世纪英国凭借贸易自由巩固霸权，到苏联计划经济下的技术困境；从美国食糖价格背后的利益博弈，到中国 “自主创新” 战略的历史必然，每个故事里都藏着政治经济学的智慧回响。

黄琪轩教授兼具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积淀，更深耕大国技术竞争与国家安全领域多年，这让本书实现了真正的 “知识大融通”—— 古今贯通看制度演进，中外对照解发展谜题，方法互鉴破学科边界。它不会给出现成答案，却能教会你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识破政策背后的利益博弈。正如耿曙所言，翻开它便 “忍不住一页页读下去”，因为每一次分析都能让人有 “大呼痛快” 的顿悟。

耿曙 | 浙江大学文科百人计划研究员

有趣味，有故事，有困惑，有让人大呼痛快的分析，以至于我一打开书就忍不住一页页读下去。像这样的著作，这些年来似乎就这一本。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或许都曾为经济数据困惑，为国际局势焦虑。而《政治经济学的智慧》提供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武器：让你看懂关税战的政治本质，理解技术封锁的深层逻辑，最终在时代变局中保持清醒的判断。无论你是学生、职场人，还是关注世界的普通读者，都能从这部书中获益。

我们选取第七章《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视角：李斯特与汉密尔顿的遗产》的导读和该章第六节《为何美国宁可遭受损失也要禁止技术出口》，邀请大家跟随黄琪轩教授“寻踪历史脉络，传承先贤智慧，解决时代难题”。

书摘

本文字数：10846字

阅读时间：30分钟

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视角：李斯特与汉密尔顿的遗产

这一章涉及的经典，有两个德国人撰写的篇章，一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撰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另一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撰写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韦伯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以文化为中心的视角，而《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则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重要作品。本章还论及了两位作者，一位是英国人托马斯·孟（Thomas Mun），他撰写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他写作这部作品时，英国正试图从荷兰手中争夺世界经济霸权。另一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是美国开国元勋，在独立战争后担任美国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试图让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在当今美联储发行的十元美钞正面，就印着他的头像。此外，还有受关注度没有这么高的英国重商主义者查尔斯·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以及德国的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

本章主要讨论的几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都是后发展国家或者一国处于后发展时期的作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政治经济学与之相呼应；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国家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其回响。在历史上，以汉密尔顿、李斯特等人为代表的这一学派有着诸多的名称，包括经济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经济统治论、保护主义、新保护主义等，不过其中心思想都是经济活动要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目标，要服务于国家利益。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在以个体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中看不到的问题，却在以国家、民族等更大的群体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中出现。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个体的阿拉伯人很愿意把土地卖给犹太人，因为他们出价很高。但理性个体的行为会给群体带来不一样的后果。由于犹太人的财富和土地急剧上升，作为群体的阿拉伯人就感到了巨大的威胁。除了阶级，民族国家是“集体”的典型代表，这一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史上被不少后发展国家奉为圭臬，也引发了无数争议。我们将从几个问题引出这一视角的主要论点。

为何美国宁可遭受损失也要禁止技术出口？

美国对华出口的限制

随着中国日益在世界政治中崛起，美国政府日益加紧对华技术出口限制。一个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在未来七年内，禁止中国的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在2018年8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名，将44家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同年10月，美国政府对从事芯片和半导体生产的中国企业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下达出口禁令，旨在切断美国企业与其技术往来。2018年11月，美国商务部列出了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试图强化技术出口限制。在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向华为提供商品和服务。在2019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又将中国20家政府机关以及8家高技术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1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法规草案，加强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

2021年，美日韩在华盛顿举行三边国家安全顾问会议，美国意在联合日韩整合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美、欧、日、韩国家与地区的64家企业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Semiconductors in America Coalition，简称SIAC），覆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实施对华技术禁运将撼动美国半导体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致使美国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降低18%，收入减少37%。

事实上，此类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政府就陆续开始加强技术出口限制。即便是美国商业集团愿意出口高新技术给中国，美国政府也从国家安全考虑对技术出口给予诸多限制和控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以往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了的技术转让计划被否决。早在2001年上半年，美国半导体制造公司（SMIC）准备在上海投资15亿美元建立一个芯片工厂。然而，随着小布什政府的上台，半导体制造公司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所申请的两项电子光束系统技术遭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美国国防部、商业部以及国务院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实施的种种阻挠使得半导体制造公司最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两项技术的出口申请。美国不少大公司纷纷抱怨：自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商界想要获得技术出口证书要费尽周折。一些美国技术出口公司抱怨美国政府的技术出口限制措施严厉，审批时间也比以前要长得多。美国商界认为美国政府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使得他们失去了许多商机，损害他们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份额和影响力。2006年7月，美国政府公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草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新草案新增47项出口限制项目，对技术出口的审批程序大大复杂化。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在高科技账户方面，200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达到460亿美元；而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仅为90亿美元，不足进口的1/5。在高科技产品上的逆差几乎占其整个对华贸易逆差的1/3。

“对通用汽车好的就是对美国好。”VS“一个商人的优秀品质：还能为祖国的利益着想。”

要理解美国政府对外经济决策，寻找其行为的思想根源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国家是世界政治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它们互动的环境是“无政府状态”，它们在互动的过程中追逐各自的“国家利益”。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指出：殖民地政府不可依靠商人，因为商人总是重目前之利。按培根的理解，对外贸易也不能靠商人，因为商人可能为眼前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没有所谓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加总。而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则不以为然。冷战期间，美国罔顾商人利益，对苏联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出口控制。1958年6月，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就美苏贸易问题致信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在信中列出了一些苏联希望从美国购买的商品，这些商品具有非军事的用途。赫鲁晓夫也列出了一些苏联希望卖给美国的产品。赫鲁晓夫的提议遭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婉拒。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的贸易是私人和公司的事情，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操办。事实上美国政府密切管控对苏贸易。美国召集其盟友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简称CoCom），该委员会对苏联集团实施战略物资禁运。被禁运的物资有一系列清单，主要包括对苏联军事设备的出口禁运。1962年，美国商务部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提出了一份“积极清单”（positive list）。这份清单涵盖了很多能够增加苏联经济潜力的商品。统筹委员会试图通过禁运来削减苏联在国际分工中可能获得的利益，进而损害苏联经济，削弱苏联在权力增长上的优势。

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看到了私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和谐。而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看到了冲突。在1955年，时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的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宣称：对通用汽车好的就是对美国好。持重商主义理念的一群人则不同，他们知道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可能会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尽管托马斯·孟自己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但他认为自己的立场超越了商人的利益，将国家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孟列举了商人需要具备的一些优秀品质，他指出：“一个商人的优秀品质：还能为祖国的利益着想。”而且商人的利益并不会总是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的加总就是国家利益，二者是和谐的。但孟却看到了对外贸易中有三种利益：国家利益、商人利益与国王利益。孟认为：国家的利益可以在商人丧失利益的时候获得；商人在公平正当得利的时候，国家也可能成为损失者。在竞争的国际体系下，汉密尔顿则担心：欧洲强国“需要鼓励我们分裂并且尽可能阻止我们独立地从事积极的贸易的政策。这样就能符合以下三项目的：阻止我们干扰他们的航海事业，独占我们的贸易利益，剪掉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无法飞到危险的高度”。对于是否需要国家制定政策保护德国东部边界的农民时，韦伯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这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在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切问题上，包括国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干预经济生活，是否以及何时开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拆除关税保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要看它们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李斯特认为：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这很大程度源于他们分析单位的不同。李斯特批评斯密眼里的商人是世界公民，而不是国家公民，可以到处经营商业：“只需有一点不如意，他就可以把他的资本连同他所进行的事业全部，从这一国移到那一国。”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强调无政府状态是政治经济的运行环境，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它们的目标是追逐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荷兰投资者的失败案例：18世纪资助了自己国家的竞争对手——英国

发展与安全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在思想史上，斯密是发现“战争成本增加规律”（law of the increasing cost of war）的第一人。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君主首要职责是保卫社会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和不公正行为伤害的职责。当社会在文明上不断进步时，就逐渐变得越来越费钱。保障国家安全耗资不菲，需要有庞大财力支撑。在1500年到1650年间，富国和穷国打仗，二者胜算概率相当，获胜概率均不到一半；但在1650年之后，富国胜算概率显著增加，是穷国的三倍。支撑国家权力，维护国家安全不仅靠军队，还要靠财富。英国的丹尼尔·笛福曾指出：谁最经得起战争，这就得看谁的钱袋最充足，而不在于谁的剑最长。20世纪40年代，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的一篇经典论文展示“发展”与“安全”、“强权”与“富足”如何紧密相连。针对以往对“重商主义”将“强权”视为终极目标而罔顾“富足”的批评，维纳强调：在大国竞逐富强过程中，“权力”与“繁荣”二者密不可分。首先，财富支撑权力，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大国都仰仗着财富支撑的权力；其次，权力是获取财富、保有财富的重要手段；再次，对国家而言，二者不可偏废，权力和财富都是终极目标；最后，长期来看，权力和财富二者是和谐共融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国家需要牺牲经济利益以服务安全目标，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长远经济利益。由于生存是国家的首要利益，因此当“权力”与“繁荣”冲突的时候，二者是存在优先顺序的。

18世纪时，荷兰金融界对英国的国债特别感兴趣。显然，荷兰的资金流向英国背后既非“封建商业”心态作祟，也非爱国心缺乏，而是荷兰商人对更高收益的追求。七年战争（1754—1763）之后，英国获得了加拿大等新的殖民地，荷兰对英国的投资扩大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南海公司。荷兰商人还大量购入英国的政府债券。到1758年，荷兰投资者拥有多达1/3的英格兰银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的股票。到1762年，荷兰人拥有近1/4的英国债务，伦敦的荷兰侨民的数量和富人均属空前，似乎英国市场已经被荷兰资本所征服。荷兰商人注入大量资金，推动了伦敦的繁荣，使得伦敦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然而出乎荷兰人意料的是，尽管英国市场吸纳了巨额的荷兰投资，在1780年到1784年爆发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中，英国依旧对荷兰兵戎相见，并把荷兰打翻在地。17世纪初期，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股票市场就像一台大功率的抽水泵，把全欧洲的剩余资本吸到了荷兰的事业中去；一个世纪以后，它还是一台功率巨大的抽水泵，把荷兰剩余的资本抽到了英国的事业中去。这就是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矛盾。荷兰商人按经济逻辑来投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学却认为荷兰商人此举扶植了荷兰未来的对手，损害了国家利益。正如李斯特所说的：“有些在私人经济中也许是愚蠢的事，但在国家经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荷兰投资者在做明智抉择的时候，他们寻求更高的回报。但是对其国家利益而言，却做了愚蠢的事情。因为荷兰投资者资助了自己国家的竞争对手。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荷兰投资者应该避免投资英国；而基于个人利益考虑，荷兰投资者让自己的对手获得资金，发展壮大。

为战争储备黄金？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了托马斯·孟的作品。他认为孟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所有其他商业国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信条。尽管从学理上看，重商主义既没有一致的原则，又缺乏共同的分析工具。但在实践中，该书的出版获得了英国国务秘书的许可，变成英国反对荷兰政策的思想武器。重商主义看到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吻合之处。重商主义者关心财富，因为财富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在自由主义看来，财富为个人服务。但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中，财富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构成。

为了国家利益，孟认为需要实施进出口限制，因为粮食与军火等是跟国家安全相关的战略产品。“在一个国家里边，凡是战争所需的食料与军火，都是非常宝贵的，以致似乎必须完全限制它们的出口。”如果考虑国家利益，不是所有买卖都可以由私人来决定的。李斯特也说：火药、子弹、军械的买卖在承平时是允许的，但是谁要是在战时向敌人供应这类物资，就要当作卖国贼来处分了。现在，高技术日益卷入战争，高技术的跨国流动也被日益管制。事实上，不仅和战争相关的技术会被管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技术也很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经济增长会有安全的外部性。诺斯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在驾车游历德国后声称：所有这些新建工厂的烟囱就是指向英国的枪炮。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贸易常常是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自由贸易会增加本国的收益，同时也可能增加敌对国家或者潜在敌对国家的收益。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能从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而它们将经济利益转化为军事实力的可能性会带来安全外部性。因此安全外部性使得自由贸易更容易在军事联盟内部进行，往往由一个军事力量较强的大国主导，促成联盟内的自由贸易。

不少学者批评重商主义重视积累金银，亚当·斯密指出：海陆军不是用金银而是用消费品维持的。一个国家从国内产业的年产物中，从它的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产生的年收入中，有财力在遥远的国家购买这种消费品，就能维持对外战争。在斯密看来，衡量国家战争能力最有效的尺度就是其生产能力而非金银。重商主义的早期著作是重金主义，尤其重视金银的积累。相关思想产生的背景是，在那一时期的大国竞争中，积累金银符合国家利益。金银不仅在国际支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以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以便在战争期间招募士兵、发放军饷、建造船舰、收买盟友、贿赂敌人。即便到了20世纪初，这样的逻辑还在影响大国决策。在一战爆发前15年里，欧洲各国纷纷加强了对黄金的争夺。各国政府将黄金用于购置海外物资，为战争储备资源。在战争预期下，各国政府通过法律禁止黄金出口。黄金作为战略物资，政治逻辑压倒了经济逻辑。一战前夕，悲观预期使得德意志银行决定加强黄金储备并在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两年从伦敦大量购入黄金。在战争预期下，黄金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俘。黄金一旦进入了各国中央银行的金库，中央银行就不惜一切代价将黄金保留下来。由于各大国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储备黄金成为各国加强军备的重要内容，因为黄金是战争期间的主要支付手段。

“只要我们的财富比邻国多，我不在乎是否我们的财富只有现在的1/5。”

此外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认可自由主义者秉持的“比较优势”，是因为他们不信奉国家利益是“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凯恩斯在阅读赫克歇尔《重商主义》著作时，对重商主义做了概括，指出他们：所追求的是国家的优势和相对实力（national advantage and relative strength）。孟、李斯特等人往往认为各国追逐国家利益是零和博弈。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全世界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希望这一问题与政治权力无涉。孟则依据实际的、潜在的、经济的、政治的国家利益来展开论述。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获益也就暗含着其他国家遭受了相应的损失。以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往往提倡通过鼓励生产、增加出口以及抑制国内消费来增加国家财富。在他们眼中，一个国家的财富是依靠很多国家的贫困来支撑的。在众多重商主义者的眼中，黄金跟领土一样，一个国家所得到的就是另一个国家所失去的。荷兰获得的份额多，英国的份额就少了。因此孟、李斯特及其同道对“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更为关注，认为获得“相对收益”才符合国家利益。将这一推理运用到极致，就不难得出米尔斯海默的论断：“各国意识到，相对于对手，国家越强大，存活概率越大。生存的最好保障就是成为霸主，因为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威胁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为何大国总表现得咄咄逼人？因为它们更在乎相对收益，“大国必须寻求更多权力，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几率。”

英国的重商主义者罗杰·库克（Roger Coke）说：只要我们的财富比邻国多，我不在乎是否我们的财富只有现在的1/5。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爵士（Lord Castlereagh）在1817年提出“两强标准”，即英国的海军实力需要维持在相当于能够反对英国的两个强国的海军力量之和这一水平。因为实力是相对的，如果他国海军力量增长，纵使英国海军力量再强大，也可能在战争中落败。从相对收益视角，即便自身获得相对收益，也可能改变整体相对实力。如果美国和墨西哥整体国家实力起点是100∶1，两国的自由贸易让美国经济每年获得10个单位收益，让墨西哥每年获得9个单位收益。长此以往，美墨两国的实力对比就可能变成10∶9。即便美国获得相对收益更多，但是却可能改变美墨两国的整体相对实力。美国长期享有的“南北无强邻”的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缘政治格局就会改变。199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6%的美国民众情愿看到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都放慢，而不愿意看到两国经济都增长但日本增长更快。在日本冲击美国经济优势地位时，美国民众为了拖垮日本，宁愿美国经济遭受损失。“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这样追求“相对收益”的举措在个体层面看来是不理性的行为，但在大国互动中，却可以找到合理的依据。

“相对收益”常常影响各国政治经济决策。在19世纪中期，英国对帝国领土扩张漠不关心，而更重视自由贸易。但到了19世纪末，面对新的世界局势，英国人重新燃起对扩张帝国领土的热情，积极参与对非洲的瓜分。这是因为国家实力与利益是相对的，如果德国获得了更多的势力范围，英国对世界政治的主导权就会面临挑战。约瑟夫·格里克（Joseph Grieco）等人发现：国家担心别国获得更多收益，因为现在收益的差距会削弱本国将来的独立以及自主（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邓肯·斯纳德（Duncan Snidal）也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加拿大以及第三世界埋怨美国在国际投资与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就轮到美国开始担心海外势力，尤其是日本所获得的相对收益了”，二战结束时，“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还对欧洲和不发达国家实施特殊优惠条款。但到后来，美国开始按照其自身利益修改这些规则”。这是因为战后欧洲、日本在迅速崛起，导致美国相对地位变化，进而对相对收益日益关注。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的研究也发现：由于日本崛起，美国开始关注美日技术合作中收益的不均等性，美国对日本的技术政策开始调整，涉及飞机、卫星等领域。当时美国不少研究警告说，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对日本的高科技政策，因为不仅仅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关系到国家安全，日本的技术领先同样威胁到国家安全。不少学者告诫美国政府，对日政策需要考虑相对收益，需要当心以后日本取代美国霸权。为什么国家要追逐“相对收益”，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首要利益是国家生存，要确保国家生存，一个国家相对的财富优势与军事优势就显得尤其关键。

随着安全竞争加剧，国家对相对收益会更关注。事实上，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常常驱使各国将关注目光投向竞争者，比较自己和竞争者的优势与差距。在英国崛起过程中，英国重商主义作家总是将荷兰作为比较对象。查尔斯·达维南特指出：“如果我们抛弃在印度具有的支撑点，并且放弃同那里的交易，则我们的邻国人荷兰人将肯定无疑会独占全部贸易。而如果荷兰人在海外的这种实力和财富增强了他们在欧洲的海军力量，则英格兰今后就必须甘心依靠他们的保护，甘心在他们的旗帜下从事贸易。”因此英国对印度的控制所带来的收益不仅是一笔经济账，而是和竞争对手荷兰比较出来的政治账。达南维特不仅和荷兰比较，也和法国比较。他指出：“如果法国人将荷兰的船舶拿到手，并且作为荷兰人的支配者，一旦掌握这一非常有利可图的贸易，则这个狡诈的、人口稠密的大帝国所得到的这种增益，必然会使我们覆灭。”航海收益不能落入法国人手中，因为法国的相对经济收益会转化成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力优势。

只看到个人利益而罔顾国家生存，这也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对以个体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大批评。李斯特宣称：“只有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有世世代代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国家生产力才能获得均衡发展，如果没有当代和后代各个个人对一个共同目标的努力，私人工业就很少有发展机会。”因此，“国家”是这一流派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单位。国家需要追求“国家利益”，在与他国竞争中，国家利益更多表现为“相对收益”。

追求“相对收益”的失败案例——美国一战后的执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现实主义强调国家需要最大化自身的国家利益，但当代世界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使得大国利益与竞争对手甚至边远小国的利益开始关联。随着技术的进步，大国影响世界政治的手段更加便捷，大国的权力投射（power projection）在空间上得到极大的扩展。沃尔兹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来比附国际体系。按沃尔兹对国际体系的理解，正如完全竞争条件下众多公司作为价格的接受者（price taker）而不是价格的制定者（price maker）一样，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受到一个超出自身控制的国际结构影响。但是现代国际结构并不同于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结构，而类似于寡头竞争结构，各个寡头都可以是价格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价格接受者。连沃尔兹也坦言，“国家，尤其是大国，就像大公司一样，它们既受到环境的限制，又能够通过行动来影响环境。大国不得不对其他行为体的行动作出反应，而后者的行动也会因为前者的反应而随之改变。因此，这就像个寡头市场”。换句话说，大国能成为国际结构的改写者，它们的选择可以重塑世界政治；反过来，世界政治中的大国也会受到自身行为的影响。由于大国的权力投射更广，以往和自身国家利益无关的安排，包括竞争对手的利益甚至地缘上相距遥远的国家的利益，现在都可能影响到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而影响到自身的利益与安全。

正是由于美国在一战结束后，在处理德国赔款问题上，罔顾大国之间利益的关联性，把自身的国家利益与获得战争债务绑定在一起，才造成了战后秩序格外混乱，使得德国极端政治势力有了发展壮大的空间，美国反过来也深受其害。

一战结束后，参战各国面临的经济压力接踵而至。当时，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已达230亿美元，美国成为了最大债主。英法希望美国免除它们欠下的战争债务，这样它们就不需要向德国索要大额赔款。1922年8月，英国政府发布了贝福尔照会（Balfour Note）。英国政府表示，如果能解决英国所欠债务，英国愿意放弃应得的战争赔款。但是美国却始终拒绝减免英法的战争债务，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相对收益”的考虑。减免债务后，英美的相对实力会发生变化。如果算上战争债务，美国的债权总额为125亿美元，英国为170亿美元；但是一旦所有债务被取消，美国债权将下降为30亿美元，而英国仍然有140亿美元。

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曾夸张地形容道：“德国欠下的所有战争债务，只需要美国人掏出五美分就能偿还了。”但是美国政府却始终不愿意掏出这“五美分”。美国坚持索要英法的战争债务，英法将经济压力转嫁德国，坚持向德国索要高额战争赔款。德国经济被战争债务压垮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德国为偿还赔款，发行了大量马克，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20年代晚期，杨格计划规定德国需要支付长期赔款，直至1987年才能付清。德意志帝国银行总裁耶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er）曾警告说，杨格计划的要求超过了德国的支付能力。但是这种预言并没有被认真地对待。德国被赔款以及美国经济所牵连。德国失业率从1929年底迅速上升，失业人口从1929年9月的130万人上升到1930年9月的300万人；到1933年初，失业人口超过了600万。这意味着每三个德国工人就有一个处于失业状态。此时，希特勒在报纸上写道：“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如此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擦亮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纳粹崛起离不开德国经济崩溃，而德国经济的崩溃和美国从“相对收益”出发，坚持索要战争债务相关，这导致英法坚持索要战争赔款，拖垮了德国经济。

要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道威斯计划开始实施。该计划实施的目的就是要让德国在未来四年内远离赔款问题的困扰。计划减少了德国在此后四年的赔款额，且赔款的偿还实行逐年递增的办法，到第五年，赔款额将达到最高值。因此，魏玛共和国中期，即1924～1929年，被誉为“黄金的二十年代”。1925年，欧洲主要国家签署了洛迦诺公约。贝福尔为此写信给张伯伦，庆祝公约的签署：“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结束，而和平却在1925年10月才到来。”在1924年的选举中，右翼纳粹党遭受了严重损失，选举产生了一个更为温和的国会。在1928年选举中，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掌政权。繁荣使得德国人变得温和，并且越来越支持民主政体。这段时期也是纳粹运动时运不济的几年，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到1925年变得停滞不前。在慕尼黑，纳粹党只剩下七百名成员。从1925年到1929年，希特勒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这一时期的物质繁荣和安定舒适的生活不适于纳粹实现其政治目标。在1928年5月20日的选举中，纳粹党几乎全军覆没。在3100万张选票中，纳粹党只得到81万张，在国会491个席位中只占了12席。新闻界以大幅标题宣布：“希特勒完了”“纳粹党已经终结”“鼓手没有敲响战鼓”。一战结束后，经过近十年时间，魏玛共和国似乎站稳了脚跟。我们由此可以做一项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如果战胜国没有重新索要高额赔款，德国繁荣能继续下去，那么新生的魏玛政权就可能得以巩固，德国国内的温和政治势力也可能发展壮大。德国纳粹党的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

一战后美国政府对“相对收益”的执着，对战争债务问题的坚持，置大国之间的关联利益于不顾，反而阻碍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最终美国没能如数得到债务，反而被卷入二战。在二战中，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南亚到北非，从南美到中东，在全球范围内，美国都不得不做出牺牲以取得战争胜利。二战中，美国伤亡人数总计为100余万人，其中死亡人数为40余万人。为了讨回麦克尼尔所说的“五美分”的战争债务，美国需要吞下自己酿下的苦果。事实上，美国政府对“相对收益”的执着仍让其重蹈覆辙。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在俄罗斯转型问题上持消极的态度，既没有减免俄罗斯背负的巨额债务，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不仅如此，美国还推动北约东扩、武装干预南联盟事务、支持颜色革命等。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导致了其国内政治困局，也使得俄罗斯民众和精英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认知越来越负面。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忽视大国间存在的关联利益，过度追求国家利益与安全，从而失去了一个可能的合作伙伴。我们可能需要反思，坚持以“相对收益”的视角看待国家利益，是否真能实现国家利益。新时代的中国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正在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带头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书摘选自《政治经济学的智慧：经典传承与当代回响（上下册）》，第七章《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视角：李斯特与汉密尔顿的遗产》的导读和该章第六节《为何美国宁可遭受损失也要禁止技术出口》，第473—474页，第557—575页，略有删节，注释略。三级小标题为公众号编辑添加。《政治经济学的智慧：经典传承与当代回响（上下册）》，黄琪轩著，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5月出版

“政治”与“经济”二者自古以来就相互交织。在政治经济学这块学术领地上，一直不乏最聪明的头脑辛勤耕耘。从斯密到哈耶克，从马克思到巴兰，从汉密尔顿到李斯特，从凡勃伦到诺斯，先哲先贤纷至沓来。他们围绕“竞争与合作、贫困与富裕、强大与弱小、平等与分化”这四组问题，分别从个体、阶级、国家与制度出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探索，揭示出别具一格的智慧。这些年代久远的智慧常常周期性地重现，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本书向读者呈现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传承及其当代回响，并通过“古今融通”、“中外融通”、“方法融通”以及“学科融通”来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大融通”。“道不远人”，时至今日，我们仍能通过寻踪历史脉络，传承先贤智慧，解决时代难题。

作者简介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国技术竞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安全。主要著作有《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政治经济学的智慧》等。

目录

学者评荐

第一章 导论

一 如何分配稀缺资源？

二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三 为何要“走进”政治经济学经典？

四 为何要“走出”政治经济学经典？

五 政治经济学经典如何观照现实？

第二章 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斯密与马尔萨斯

一 为什么欧洲人长高了？

二 为什么苏联的分工劳而少功？

三 为什么英国在海外殖民中后来居上？

四 为什么美国信教的民众比欧洲多？

五 为何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

六 为什么人类暴力水平呈下降趋势？

七 为何生活在1800年的英国人比他们祖先更穷？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哈耶克与弗里德曼

一 为何通货膨胀在世界范围如此普遍？

二 为何市场垄断者没有漫天要价？

三 为何美国的医疗价格居高不下？

四 为何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

五 为何当代美国高科技与低生活质量并存？

六 为何苏联计划经济会导致其政治变迁？

第四章 理性选择的政治经济：奥尔森、布坎南等人的贡献

一 为何美国总统选举中投票人数下降了？

二 为什么美国的债务居高不下？

三 为何赤道几内亚的居民喝不上洁净的饮用水？

四 为何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

五 为什么美国食糖价格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六 为何政府为食糖厂商损害广大选民利益？

七 认同、公平感是否会影响理性选择？

第五章 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视角

一 为何巴西工人没能从“经济奇迹”中受益？

二 为什么日本人的幸福感下降了？

三 为何19世纪末的麦金利能赢得选举？

四 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率为何呈下降趋势？

五 为何资本主义国家增长与分化并存？

六 为何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受经济危机困扰？

第六章 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的跟随者：希法亭、列宁等人的贡献

一 为何美国对金融集团一边放任一边救济？

二 发达国家为何再度实施贸易保护？

三 大规模国际投资是否导致了战争？

四 为何冷战后美国军费仍居高不下？

五 为何18世纪的印度会出现“去工业化”趋势

六 为何历史上巴西经济奇迹一再中断？

第七章 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视角：李斯特与汉密尔顿的遗产

一 非洲为何没有演化出现代经济体？

二 为何巴西大农场主缴纳很低的税？

三 为什么历史上大国曾要靠军队讨债？

四 为何英国能成功塑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五 为何世界重大技术呈现周期性变迁？

六 为何美国宁可遭受损失也要禁止技术出口？

七 为何苏联要生产过时的计算机？

八 为何美国能在19世纪末成为制造业大国？

九 为何空中客车能占据世界民用航空业半壁江山？

第八章 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视角：从凡勃伦到诺斯

一 为何海外侨民会增加母国的跨国投资？

二 为何英国能在战争中借到更多的债？

三 为何19世纪末美国企业垄断与降价并行不悖？

四 为何拥有大量房产的第三世界却陷入贫困？

五 为何《宅地法》成功推进了美国经济成长？

六 为何收入停滞的美国人要建更大的住宅？

七 为何日本经济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

八 为何美元能成为国际关键货币？

九 为何曾领先北美的拉美国家落后了？

来源：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