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琳、刘胜华 | 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议题现状与未来发展

摘要：在中国语境下，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是关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由此催生出这一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对404篇CSSCI期刊（含扩展版）文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发现自2001年起便有研究者关注该领域相关话题，截至目前，发文作者、学科视角逐渐多元；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发

杨琳

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新闻传播教育学会副会长。

刘胜华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在读博士

摘要：

在中国语境下，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是关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由此催生出这一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对404篇CSSCI期刊（含扩展版）文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发现自2001年起便有研究者关注该领域相关话题，截至目前，发文作者、学科视角逐渐多元；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关系、政治民主化传播实践及其治理作用、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活动的治理功能启示、基层政治传播与治理问题、技术变迁背景下的政治传播与治理五个方面；同时，该领域存在研究者相互合作与持续深耕较弱、本土研究内容理论创新不足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行完善。

关键词：

政治传播；社会治理；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知识图谱

一、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的逻辑连接

二、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呈现与分析

（一）发文量分析

（二）发文作者分析

（三）发文期刊分析

（四）关键词共现分析

（五）关键词聚类分析

（六）时间线图谱分析

三、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未来发展

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既是关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研究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因此，对于该领域的探索，既具有理论层面的知识创新价值，也具有实践层面的社会效用，尤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显得更为重要。对该领域现有成果进行分析，了解目前研究者关注的议题以及现有研究的不足，能够为该领域未来发展提供方向，进而助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研究以知网数据库(CNKI)中的CSSCI期刊（含扩展版）文献为数据来源，借助文献计量统计软件CiteSpace6.3.1版本对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404篇文献进行分析。CiteSpace是一款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统计分析，以探寻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对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本研究通过发文量、发文作者与机构、文献关键词等数据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及热点议题，并通过时间线图谱探究该领域的发展演进趋势，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之所以将检索范围限定为CSSCI期刊（含扩展版）文献，是因为根据文献学家布拉德福所提出的“布拉德福定律”，在科学研究中，一个学科的文献多分布于核心期刊，此类期刊的文献质量较高，这种限定可以确保本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在数据检索中，以“政治传播”“政治沟通”“政治宣传”“政治参与”“治理”等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检索日期为2024年3月10日，共得到期刊文献1532篇。通过人工对所获得文献进行细读与筛选，去除与本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无效文献，最终确定404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政治传播是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的研究领域，在早期西方传播研究中，研究者基于政治选举、政策宣传等传播现象，建构出了一系列经典传播学理论概念，在研究者的努力耕耘下，政治传播成为传播学的核心研究分支。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正式引入我国后，政治传播研究也受到了我国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产出了大量成果。作为一个包含双重学科要素的研究领域，“政治传播”被认为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换言之，“政治传播”即某一政治组织通过媒介渠道将其政治主张、思想和观念向其政治共同体内或其他政治共同体内的个体、组织进行传播，使其政治主张、思想和观念广泛流动，以期得到个体、组织认同的过程。

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研究者聚焦于关注政党和政治家如何利用传播的方式说服公众支持他们的政治主张，从而获得选票。这并不适用于我国国情，研究者对于我国政治传播议题的关注更加倾向于将政治传播视为由国家（党和政府）主导的实践行动。

社会治理起源于社会系统整合，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社会治理就是指在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建立有序关系，在宏观层面上，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当下的热门话语，学术界对于“社会治理”的概念已经进行了广泛讨论，研究者通过对“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及“政府治理”的比较分析，将三者之间的关系概括为“融合论”“包含论”“交叉论”“相互独立论”，本研究的要点不在于探讨“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及“政府治理”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而是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话语情境，即认为“社会治理”就是探讨如何通过特定方式构建起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我国的社会情境中，“社会治理”是以国家（党和政府）为核心主体的一项社会行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会议指出，要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营造见义勇为社会氛围，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作为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社会治理”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努力进行社会建设的过程。

虽然“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有其时间节点，但是，本研究认为，“社会治理”时期并不是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这一阶段，本质上是指国家对社会发展所持有的一种理念。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社会管理”时期，我国同样注重社会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提出“社会管理”概念；党的十六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将社会管理与社会事业发展等重要的社会建设问题并列论述；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因此，“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均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建设，从而形成最佳的、稳定的社会发展状态。

综上所述，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均是以国家（党和政府）为核心主体所展开的行动，这就使得我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结，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一方面是探索如何通过政治传播进行社会治理，即将政治传播视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在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动态实践过程中，探究政治传播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另一方面是基于社会治理实践对政治传播理论进行检验与修正。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都处于大变革之中，社会治理极具复杂性，社会治理实践能够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治传播不仅可以作为社会治理的行动者发挥作用，还可以实现自身的理论发展和研究突破。基于此，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本质就是在发展传播学范式主导下，对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进而推动我国社会建设。

二、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现状的

可视化呈现与分析

01 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统计可以直观呈现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1年开始，我国就有研究者涉足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领域，总体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呈现攀升的趋势。从2011年开始，该领域的文献数量增幅较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始，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该时期的历史起点和标志性会议，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将社会发展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而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国家政策层面对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

02 发文作者分析

核心研究人员在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完善中起着重要的引领和助推作用，本文通过对发文作者进行分析（见表1）可以发现，该领域的头部研究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荆学民教授，发文数量为12篇。2009年开始，荆学民教授就将其研究方向转为政治传播，直至现在仍在这一领域深耕。该领域的中坚力量包括施惠玲、于淑婧、庞金友、潘祥辉、谢进川、赵洁、骆正林等，他们也积累了一定学术成果，发文数量为2～4篇。

同时，本文对该领域发文作者进行共现分析，如图2所示，N=524，表示该领域目前共有524名发文作者，E=272，表示该领域作者的合作次数为272次，Density=0.002，表示该领域作者通过相互合作所构成的网络密度系数为0.002，网络密度系数越大，意味着该领域内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越强。从图2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程度较弱，合作网络密度系数仅为0.002，存在相互合作的研究者之间多为师生关系。

03 发文期刊分析

对于发文期刊的分析可以清晰地了解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分布，以及不同学科类别期刊对相关研究问题的学术关切。本研究依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对其收入的CSSCI期刊分类，将该领域的发文期刊归纳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综合类期刊、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与文化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艺术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法学、历史学、哲学12个学科类别。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多元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受到了多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注。从其学科属性上看，政治传播属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方向，社会治理属于社会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方向。根据表2可知，对于该领域关注最多的学科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其次是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同时，鉴于该领域多元学科交叉的特殊性，综合类期刊对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刊发也占相当大的比重。而由于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均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这一研究领域给予了一定关注。此外，在当今学术界倡导多元学科交叉的趋势下，民族学与文化学、艺术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法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关注该领域相关问题。

04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核心，是对文献研究主题与核心内容的凝练，CiteSpace可以通过对海量文献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呈现一个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高频词、热点词及其之间的关系，清晰展示该领域的研究重心以及热门话题。本研究将404篇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图3的结果。在CiteSpace中，每一个同心圆所形成的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节点及对应的关键词字体越大，也就意味着这一关键词的重要性越强，相应的研究热度越高。从图3可以看出，该领域的关键词数量N=386，关键词之间的相互连接频次E=577，网络密度系数Density=0.0078。

本研究将该领域出现频次排名前10的关键词进行整理，如表3所示，研究者不仅关注政治传播、政治参与、政治沟通、协商民主等不同的政治实践形式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互联网逐渐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影响的情境下，也关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兴媒介形式与政治传播、社会治理的互动。

05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是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某一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进行聚合分析，将具有相同特征的关键词聚合在同一个主题之下，这样能够更加清晰地呈现研究的热点领域。在关键词共现的结果上，本研究通过CiteSpace软件的聚类功能，得到图4的结果。

在CiteSpace软件中，聚类分析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可以通过两个指标进行检测，其一是Modularity Q值即模块性，Q的取值范围一般在0到1之间，聚类的效果越好，Q值越大，当Q值大于0.3时，就意味着聚类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其二是Mean Silhouette S值即轮廓性，当S值大于0.7时，就认为聚类结果是令人信服的。从图4可以看出，本研究关键词聚类结果的Modularity Q值为0.7276，大于0.3，表示聚类结果所构成的模块结构较为显著；Mean Silhouette S值为0.9809，大于0.7，表示聚类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通过对聚类标签进行分析，发现个别标签所反映的研究话题相互交叉，因此，对上述10个标签做进一步整理，可以将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为以下5个领域。

1.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的理论关系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所指的“社会治理”并不单单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狭义概念，而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持有的以多元协同治理为核心的思维理念。现有研究总体上将我国“治理”分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概念，国家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政府治理是指把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社会治理即特定的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实施的治理活动。由于政治传播有其特殊性即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作为政治组织形态的国家（政党、政府）是政治传播的主体，是政治信息的元生成者，也是政治信息传播的控制者和“把关人”，主导着政治传播过程。而“国家治理”是国家的治理，治理的行为主体也是国家，因此，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与“国家”属等序列的范畴，横贯在治理体系中的国家主导、多元主体协商、行动共识、公共权威、制度信念的运行和实现等环节就是“政治传播”的过程，我国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是“同频共振”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背景下，政治传播是内嵌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即政治传播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有效的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的政治传播则是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政治传播通过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熵减作用，能够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使国家治理逐步趋向于“善治”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政治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们的政治传播与我们所取得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就还不甚匹配，在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同频共振的互动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倒逼着政治传播观念的革新和机制的创新。尤其在信息时代，信息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导致政治传播面临最突出和最危险的挑战，现代国家要想在信息时代实现有效治理，就必须提升自身的政治传播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动态融合与彼此调适，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2.政治民主化传播实践及其治理作用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国家系统运行的核心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民主政治程度逐渐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发展过程中“治理”思维的嵌入更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政治民主化，社会治理体制提倡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就是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政治传播作为民主制度实践安排的必要环节、民主主体素质培养的重要利器和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主要助力，是现代民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要素。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有效地推进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在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领域，研究者围绕政治民主化传播及其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总体上围绕政治参与、政治沟通、政治动员三类传播实践展开。

政治传播的过程体现为希望在某一种观点上形成主体间理解的过程，因此，主体之间要实现政治信息的有效传播以及政治议题的相互理解认同，就必须上升到“伦理—政治”商谈层面，即实现公民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和规则以及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政治系统保持良性运作的基本条件。研究者通过采用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等方法，对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政治参与和价值表达进行探讨，不仅关注了青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少数民族等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还考虑到了公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政府回应的积极程度和性别等变量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公民政治参与这一变量如何影响其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进而影响我国国家治理的效能。总体上，研究者在观点上达成一致，即认为政治参与可以促进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提升国家治理的效能。此外，研究者认为政治沟通和政治动员也属于政治传播的理论范式和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形式。政治沟通即政治信息的传播、流通，它是公众与政府及其官员相互了解的重要方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政治动员作为政治团体充分激发和调动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社会实践的政治行动，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治动员能力对于加速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和价值更加突出。

3.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活动的治理功能启示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在独特的历史情境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活动。围绕这一方面，研究者分析了中国政治传播史在新时代的治理启示、中国特色影视政治传播的治理价值以及由主流政治传播活动所发挥的治理作用。

首先，对于中国政治传播史在新时代的治理启示，研究者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解读。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和近代政治传播活动的分析，如对“史论监督”“甲骨占卜”“水舟观念论”“《论语》中的政治信任”“禳灾活动”“先秦歌谣”“经筵会讲”“政治辩护”“文人论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政治家办报”“政治宣传博览会”等政治传播活动的考察分析。第二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侧重于对中国现代政治传播活动的分析。研究者对“扫盲社会动员运动”“‘借题发挥’的舆论生成机制”“外交国礼”等政治传播活动进行分析，全面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民心政治、群众路线等政治文化和政治话语的历史变迁。总体上，分析以上政治传播活动史的目的在于为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和社会治理提供启示借鉴。其次，研究者对于中国特色影视政治传播治理价值的分析包括对政论片、纪录片、广告片、电视问政节目、电视新闻节目、反腐题材电视剧、主旋律政治题材电视剧、音频党课、政务短视频栏目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影视传播形式不仅具有较高艺术价值，还能够发挥加深身份认同、提升舆论引导、凝聚民心、塑造国家形象等作用，进而实现秩序建构和信仰扩散的治理功能。从这个角度看，这些作品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影视作品，而是作为一个治理工具嵌入综合治理系统，成为整个治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最后，在中国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中，国家（政党、政府）是政治传播的主体即政治传播活动的主导者，因此，由国家主导的主流政治传播活动及其发挥的治理作用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话题，重要话题包括新闻发布制度、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以及主流媒体及其政治宣传活动。研究者通过对我国新闻发布史的全面梳理，认为新闻发布制度是现代政治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变迁折射了党从革命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转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新闻发布工作已经成为现代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日渐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能够推动治理工作的直观化、互动化；对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研究者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政治传播中衍生出的概念，这是因为我国政治传播在内容方面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因此，在治理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问题；对于主流媒体政治宣传活动的研究，我国媒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形成了“事业管理”的模式，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功能和政治属性使媒体具有“政治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尤其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府越来越注重主流媒体在社会整合过程所发挥的政治传播功能及维持社会表达与政治稳定均衡的社会治理功能。

4.基层政治传播与治理问题

基层社会现在被用于指代城乡社区，基层是我国社会的基础和重心，由此形成的基层政治生态是中国政治生态结构的坚实“底座”，良好的基层政治生态也是基层有效治理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优良传统。进入治理时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基层政治与治理密切的关联性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展开提供了前提条件，通过文献梳理，研究者关注的内容包括基层政府形象传播、基层政治文化传播、基层政治信息传播、基层政治参与、基层媒介化政治治理五个部分。

第一，基层政府形象传播。在我国，地方官员及其所代表的基层政府形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者通过对地方政府官员“脸谱化”“污名化”现象的分析，发现这一现象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第二，基层政治文化传播。研究者通过对红色文化、乡村出版读物的考察，认为这些文化和读物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对于基层社会的运行流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以及乡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基层政治信息传播。研究者聚焦乡村社会的政治信息传播，认为在乡村信息环境变迁的背景下，村民的政治信息接触能够影响其政治信任，促进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第四，基层政治参与。基层政治参与是维持基层政治生态健康运行的关键，基层公民政治参与权力的获得源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在这一部分，研究者关注不同群体在乡村、城市社区的政治参与行为，认为广泛的基层政治参与能够培育基层社会文化认同、提升乡村治理和城市社区治理的水平与效能，这也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第五，基层媒介化政治治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广播下乡”，到20世纪末期建立的市民服务热线，再到2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探索的县级融媒体建设行动，基层社会的“媒介化”特征逐渐凸显，这些政治传播媒介有机嵌入我国基层社会结构，实现了与基层社会的“深度互动”，不断重构着基层政治传播体系、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背景下，基层政治传播的媒介化能够促进治理的数字化，进而达到社会“善治”的理想状态。梳理学术界关于基层政治传播与治理的相关研究，发现以乡村社会为关注对象的成果占相当大比重，这也是因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乡村传播与社会治理成为热门研究议题。

5.技术变迁背景下的政治传播与治理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态的出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面数字化时代，技术变革带来的是对社会方方面面的革新。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技术对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政治传播领域，数字技术正在悄然而有力地改变着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模式、民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方式，形塑着新的政治传播图景；同样，在数字时代，“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推动着我国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共识和趋势，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同时，数字技术的双面性实践特性在数字社会构建中滋生出许多风险。在现代化政治情境下，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传播不仅需要满足工具有效性，还需要满足价值合理性，需要实现“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的协调与平衡发展。因此，数字化趋势下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的互动问题成为当前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议题。

任何技术皆有其两面性，数字技术影响下的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同样包含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在正向研究中，数字技术被认为是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的“助推剂”，研究者主要探讨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沟通、技术对公民政治态度以及主流宣传工作的影响等内容。第一，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个技术平台，互联网为公民参与传播提供了机会，增加了参与传播的形式。社交媒体的兴起，更加为个体广泛、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便利，研究者普遍认为，凭借社交媒体或数字技术工具，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卷入度逐渐提高。这种基于媒介平台的参与行为塑造了“媒介化协商共治”的新图景，有利于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网络政治沟通。技术平台化不仅为个体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便利，也促进了行动政治与话语政治的融合，国家与社会的张力使得管理者不断调适预期，并革新旧有观念。具体地，网络政治沟通主要以架起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桥梁为目的，政府通过政务新媒体平台等方式了解公众诉求、回应公众关切，走向政治沟通的前台，扮演积极的沟通者角色，使得“可沟通政府”成为可能。第三，技术对公民政治态度以及主流宣传工作的影响。研究者认为，随着媒介化时代到来，政治融媒体已经成为公民获取政治信息、形塑政治态度的重要渠道，融媒体的接触能够显著提升公民的政治信任，进而增强其国家认同感；同时，在技术影响下，主流宣传工作的话语模式、表现形态、实践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话语模式方面，社交媒体时代，“软宣传”成为主流宣传工作的新特征，“讲故事”成为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新内容，丰富了政治传播的内涵和手段，推动了政治传播的社会抵达；“学习强国”App、网络政治广告、时政微视频、官员直播带货、可视化报道等政治融媒体传播形态创造出了聚集各类主流价值的载体空间和文化空间，有利于强化公众的国家认同与政治共鸣，唤醒公众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政治价值；同时，在融媒体背景下，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政治传播的“基层”属性逐渐凸显，主流媒体须秉承“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方式，坚持深入基层群众，深入新闻现场，以社会实践为最佳课堂，把基层群众作为最好的老师，近距离、零距离扎实开展调查研究。

在负向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探讨技术变迁带来的政治传播风险及其治理路径，政治传播风险如网络舆情、网络谣言等。第一，网络舆情的风险及其治理。借助于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便利平台，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和渠道不断拓展，但同时，网络政治参与的复杂性使其存在一定的政治舆论风险，容易引发情绪宣泄、群体极化等激化社会矛盾、危害社会稳定的问题。尤其在数智技术发展趋势下，政治社交机器人的出现使得网络政治传播空间更加复杂，对网络舆论空间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基于此，研究者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探寻有效的疏导和治理对策。第二，网络谣言的风险及其治理。政治谣言几乎与人类政治文明史同步发展，在智能媒介加持下更是呈海量增长趋势，对原始社会舆情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严重扰乱社会情绪和公共秩序，进而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探索网络谣言的特征、形成机制以及治理对策也成为当前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话题。除此之外，在技术影响下，政治传播的泛娱乐化、算法化等问题引起研究者关注，对于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研究者认为最有效的治理策略应该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坚定地为人工智能立“道德之法”、立“政治之法”、立“哲学信仰”。

06 时间线图谱分析

CiteSpace软件中的时间线图谱是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侧重于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某个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对各聚类关键词进行历时性的呈现，展示各研究领域的演变趋势。

通过图5的呈现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从历时性方面表现出较强的阶段性特征，各阶段的议题聚焦和转向均较为明显，从2001年至今，将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01～2009年）：政治民主活动的传播实践与治理探讨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主要关注的话题是“民主政治”“政治参与”“村民自治”“政治社会化”“政治文明”“政治沟通”等，而这些话题所集中反映的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因此，在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探索时期，研究者主要将政治民主活动视作传播实践，探讨其在社会层面所发挥的治理作用。

2.第二阶段（2010～2014年）：网络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的热议

1994年，中国成功实现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2009年，以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为主要标志，中国进入互联网第三次浪潮，2010年也被称为微博元年。从图5可以看出，2010年，以移动互联网为技术平台的“网络政治参与”开始被研究者关注，同时，在这一时期，以微博为载体的“微博问政”“政务微博”“网络舆论监督”“网络反腐”等关键词也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3.第三阶段（2015年至今）：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紧接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此后，学术界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开始了广泛的研究探索。2015年，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领域开始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研究，研究者多围绕“多元治理主体”“国家能力”“国家治理”“社交媒体”“新时代”等关键词进行探索。

通过对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领域的成果分析，发现自2001年至今，该领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共有524名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进行学术探索，该领域与中国社会发展存在高度紧密性连接，使其生命力愈来愈强。但同时，该领域存在研究者相互合作与持续深耕较弱、本土研究内容理论创新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亟须在未来研究中进行解决。

第一，研究者的相互合作与持续深耕有待加强。通过发文作者共现图谱可以看出，该领域内研究者之间的合作较弱，合作网络密度系数仅为0.002，存在合作关系的研究者多为师生关系。作为一个多元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者相互合作，生产出更多跨学科的成果。不同研究路径的学者一起合作，更有利于问题分析的科学性，从而为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在本研究分析的404篇文献中，发文数量在2篇及以上（包含相互合作发文）的作者仅有18位，其发文总数量为54篇，发表数量仅为1篇（包含相互合作发文）的作者占比高达87%，说明大多数研究者未在这一领域进行持续深耕，从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该研究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者需要在该领域进行持续深耕，形成学术共同体，凝聚更加强大的学术能量。

第二，本土研究内容理论创新有待提升。学术研究以追求知识创新为根本，为某一领域的知识添量是研究者的根本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经历了从最初的译介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到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的过程，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与“社会治理”议题的融合更加拓展了政治传播的研究范围。在本研究分析的404篇文献中，研究者从多元视角切入，对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但是部分研究仍仅停留在问题描述和分析层面，缺乏基于中国现实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提炼。在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倡导下，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为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服务学科的创新性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极为重要和紧迫。因此，在未来研究中，该领域亟须从中国现实经验材料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这既是丰富中国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需求，也有助于强化中国同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对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中，这也是对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时代召唤。具体地，研究者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本土性原则。就实证层面而言，当代中国社会为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室，在此实验室中，新现象层出不穷，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因此，研究者更应该立足于中国现实土壤，关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现实问题，例如，在社会治理层面，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发展也是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基础，研究者应该更加注重向下扎根，将研究视角下沉到包括乡村、城市社区在内的基层社会，探索基层社会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二是前沿性原则。当前，技术飞速更新迭代，尤其是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下，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多样，ChatGPT、OpenAI、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对政治传播实践造成极大影响。因此，中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更加关注技术因素，不仅分析技术如何赋能政治传播与社会治理，更要关注技术对现实社会带来的风险及其治理对策，促进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