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咸丰年间的李慈铭与周星誉，曾是绍兴城里人人称羡的 "伯牙子期"—— 一个是出口成章的诗坛新锐，一个是少年登科的官场新星，两人深夜叩门共赏诗句，乌篷船上互批日记，甚至在英法联军围城时还挤在地窖里分食干粮。

你是否好奇过：古代士人如何维系友谊？真的能不为利所动么？在没有微信拉黑的清朝，当昔日诗友反目，他们会用怎样的方式 "绝交"？

咸丰年间的李慈铭与周星誉，曾是绍兴城里人人称羡的 "伯牙子期"—— 一个是出口成章的诗坛新锐，一个是少年登科的官场新星，两人深夜叩门共赏诗句，乌篷船上互批日记，甚至在英法联军围城时还挤在地窖里分食干粮。

可谁能想到，四百金的纠葛最终让这段交谊碎成《越缦堂日记》里被涂得发黑的墨痕，连 "叔子" 二字都成了不能触碰的禁忌。

这场从知己到陌路的变迁，藏着晚清士人在金钱、道义与乱世中的挣扎。在李慈铭用墨锭涂掉日记里 "同叔子登屋看月" 的记载时，那些被掩盖的不仅是两个字，更是一个王朝末年文人友谊的脆弱模样。

壹

李慈铭比周星誉小五岁，1830 年生于浙江会稽，虽是书香门第，却家道中落，三十多岁还只是个秀才；周星誉 1826 年生，河南祥符人寄籍绍兴，父亲做过知府，他十七岁中举，二十四岁就考中进士，算是少年得志。按说两人身份有别，却因诗结缘。

咸丰初年，周星誉丁忧在家，闲时便邀了李慈铭、许棫、孙垓几个文人，在绍兴办了个 “言社”，后来又加了个 “益社”。社员们每月聚两次，围坐在一起评诗改词，周星誉最会挑毛病，一句 “春风又绿江南岸”，他能从平仄讲到炼字，说 “绿字虽妙，却少了些沧桑感”；李慈铭则擅长掉书袋，动辄引用《昭明文选》里的句子，两人一锐一博，反倒格外投契。

爱写日记的浙江人

李慈铭后来在日记里写，那段日子 “每得一佳句，必连夜叩叔子门，呼他起来共赏”，连家里做了霉干菜焖肉，也会多带一份给周星誉。

那时的周星誉，对李慈铭也算够意思。李慈铭屡试不第，心气又高，常对着科举榜单叹气，周星誉就劝他 “不如捐个官，先入仕途再图发展”。咸丰九年（1859），周星誉服丧期满要进京复职，特意拉上李慈铭同行，还拍着胸脯说 “到了京城，我带你见座师周祖培，保你有门路”。

进京的路上，两人挤在一艘乌篷船里，白天聊诗，晚上就着油灯看彼此的日记。周星誉的日记写得简雅，多记时事见闻，比如 “过苏州时，见太平军过境后，城郭残破”；李慈铭的日记则更细碎，连 “今日吃了三碗米饭” 都要记下。

周星誉看了笑他 “琐碎如账房先生”，李慈铭却反驳 “后世看我辈生活，正要这些细节”（后世他真因这日记出名）。谁也没想到，多年后李慈铭会把日记里关于周星誉的记载，涂得面目全非。

到了京城，周星誉果然兑现承诺，带李慈铭去见了文华殿大学士周祖培。周祖培见李慈铭字写得好，又能背《十三经》，便聘他做了家塾先生，每月给八两银子。李慈铭感激得不行，在日记里写 “叔子于我，恩同再造”，还特意买了两匹杭州丝绸送给周星誉做谢礼。

贰

李慈铭在京城站稳脚跟后，最惦记的就是老家的母亲。咸丰十年（1860）春，他托同乡给母亲带信，让家里凑些钱来，好捐个实缺。没过多久，母亲就托人汇了四百金（西班牙银元，因重量、成色统一（约 7 钱 2 分 / 枚），比碎银两更易被各地接受，也更抗通胀），还特意嘱咐 “这钱交给星誉了，让他转交给你，他是进士出身，靠得住”—— 按晚清货币换算，四百金（银元）约合二百八十两白银，是母亲“粥田数十”才凑出的家底。

这钱为什么不直接寄给李慈铭呢？因为李慈铭初到北京，以 “家塾先生” 为业，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母亲深知其子 “好面子”，要是直接汇款到他的住所，可能被京城友人知晓家境，所以通过周星誉 “私密转交”，既保障安全，也顾及了儿子的体面（李慈铭日记中多次提及 “不愿同乡知我家贫”）。

可左等右等，李慈铭也没收到钱。他去问周星誉，周星誉支支吾吾，只说 “可能路上耽搁了，再等等”。这一等就是两个月，直到有天李慈铭在“陶然亭畔茶肆” 偶遇同乡张某，才从对方嘴里得知：周星誉的弟弟周星诒，最近刚捐了个福建同知，捐官的钱，正是这四百金。

李慈铭当时就懵了，冲到周星誉的住处质问。周星誉见瞒不住，才坦白：“星诒说他急着赴任，先借你的钱用用，等他到了福建，马上还你。” 李慈铭气得发抖，说 “那是我母亲卖田凑的钱，你弟弟怎能如此无赖”。周星誉却护着弟弟，说 “都是同乡，这点忙都不帮？等他做官后，还能拉你一把”。

那天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李慈铭摔门而出。回到住处，他翻出之前的日记，看到 “叔子恩同再造” 那句，越想越气，拿起墨锭就涂了上去。可转念一想，自己在京城还要靠周星誉的关系，又不敢彻底撕破脸，只能压下火气，等着周星诒还钱。

可周星诒到了福建后，别说还钱，连信都没写过一封。李慈铭几次让周星誉催讨，周星誉都以 “星诒刚到任，事务繁忙” 为由推脱。渐渐地，李慈铭也看明白了：周星誉根本就没打算让弟弟还钱，之前的 “兄弟情”“同乡义”，不过是他利用自己的借口。

叁

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外，咸丰帝带着后妃逃往热河，京城里的官员百姓乱作一团。李慈铭住的地方离贡院近，每天都能听到炮声，他想逃回老家，可太平军已经占领了江南，陆路水路都走不通；想躲到郊区，又没钱雇车。就在他慌得团团转时，周星誉派人来叫他：“我住的顺治门大街寓所，有个地窖，你过来一起躲吧。”

李慈铭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去了。那段日子，两人挤在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白天听炮声，晚上就着油灯聊天。周星誉从家里带了些干粮，每次都分一半给李慈铭；李慈铭则把自己珍藏的《白华绛跗阁诗稿》拿出来，让周星誉评点。

周星誉用朱笔在诗稿上批注，说 “这首《秋夜》写得苍凉，有老杜之风”，还特意为诗稿写了篇小序，里面说 “定伯（李慈铭的字）之才，求之古人中，何可多得”。

有天晚上，两人登上屋顶看月，月亮被硝烟遮得模模糊糊。周星誉念起苏轼的 “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李慈铭接了句 “遥想宸游，凤辇何处”，念完两人都沉默了。后来李慈铭在日记里写 “夜与叔子登屋看月，怆念时事，不禁泫然”，还作了首七古，题目叫《庚申中秋京邸看月时英夷犯都城大驾东狩同叔子被酒放歌》。

那段时间的相处，让李慈铭差点忘了四百金（银元）的事。他甚至想：“或许叔子只是一时糊涂，等战乱过去，他会让星诒还钱的。” 可他没想到，这场患难中的温情，不过是两人关系破裂前的最后回光。

肆

咸丰十年冬天，李慈铭收到了老家的信。母亲在信里说，家里已经没钱了，田产卖光，弟弟只能去给人当学徒，还问他 “汇去的四百金（银元），怎么还没动静”。“四百金”对杜凤治这样的官员来说不算什么，但在普通人家绝对是笔巨款，李慈铭在北京做家塾先生得攒上 41 年（月薪 8 两，约合 10.8 金 / 年）。

母亲 “粥田数十” 凑此巨款，足见其对儿子仕途的孤注一掷。李慈铭拿着信，眼泪止不住地流，他再次找到周星誉，让他务必催周星诒还钱。

可这次周星誉的态度变了，他冷冷地说：“星诒在福建过得也不容易，哪有闲钱还你？你一个读书人，何必这么看重银子？” 李慈铭听了这话，彻底心死，他说 “我看重的不是银子，是道义。你弟弟偷我的钱捐官，你还帮他说话，这就是你所谓的‘士人风骨’？”

当天晚上，李慈铭写了封绝交书，里面说 “乡里十载倾心之雅，辇下三载聚首之久，而情状乖露，蹉跌不面，遂至于此。仆每与人相处，即甚猥鄙无足谈者，偶一小别，辄作数日恶，况都中舍执事外，亦鲜可与论文字。仆何尝不思执事？而竟不相见，此非仆不欲见执事，不忍见执事也。其不忍见之故，执事思之，可痛哭矣”。写完后，他把信送了出去，从此再没去过周星誉的住处。

之后的日子里，李慈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出《越缦堂日记庚集中》，把所有提到周星誉的地方都涂掉。比如 “夜与叔子论《辍耕录》”，涂成 “夜论《辍耕录》”；“叔子为吾诗作序”，涂成 “吾诗有小序”；连 “同叔子登屋看月” 那句，也把 “同叔子” 三个字涂得严严实实。

他还在日记里写了段话，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涂改：“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暂一翻阅，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然言之玷尚可灭，行之愆不可磨，幸清夜自思，犹知依循名义，拘牵绳检，无大过于身。今去此谰言，便觉心目为之一快，附记于此，以警将来。” 这里的 “匪人”，指的就是周星誉。

周星誉收到绝交书后，也没回信，只是把李慈铭送他的杭州丝绸，还给了绍兴同乡。两人在京城再碰面时，也只是点点头，连话都不说。后来周星誉官越做越大，做到了两广盐运使，而李慈铭直到光绪六年（1880 年）才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两人的人生轨迹，从此再也没有交集。

伍

不过，李慈铭虽然涂掉了日记里的文字，却没毁掉周星誉给他的诗评和序。在上海图书馆藏的《白华绛跗阁诗初集》手稿里，周星誉的朱笔批注还清晰可见，那句 “定伯则又出类拔萃，为一社之眉目”，被李慈铭小心地保留着。

甚至在咸丰十年九月的日记里，还有一句没涂干净的话：“夜同叔子作《水仙花赋》，四鼓成。” 后面的评注 “淫思古意，以幽艳之笔写之，如雪夜围炉，削太如黎，擘洞庭桔，甘冷沁齿，益见其佳”，落款 “沤公读”（“沤公” 是周星誉的号），也完好无损。

或许在李慈铭心里，虽然怨恨周星誉的 “不义”，却也忘不了早年一起论诗的时光。就像他在晚年给友人的信里说的：“叔子之才，本是一流，可惜被利禄迷了心窍。若不是那四百金（银元），我们或许还能做一辈子诗友。”

而周星誉晚年客居吴中时，也常跟人提起李慈铭，说 “定伯的诗，是我见过最好的，可惜两人缘浅”。他去世前一年，还让人把自己收藏的李慈铭早年诗作，整理成册，放在书架上。

这段士人之交的恩怨，最终随着两人的离世渐渐被人遗忘。直到后来学者整理《越缦堂日记》，看到那些被墨块涂过的地方，才一点点拼凑出这段往事。而那些未被涂尽的诗评和文字，就像两人关系里的余温，提醒着后人：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年代，即便是文人之间的友谊，也常常要在道义与利益、温情与现实中，做出艰难的选择。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