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我二十二，在红星机械厂当车工，血气方刚，浑身的力气没处使，下了班就跟一帮工友在宿舍楼下的空地上瞎起哄。

那年我二十二，在红星机械厂当车工，血气方刚，浑身的力气没处使，下了班就跟一帮工友在宿舍楼下的空地上瞎起哄。

夏天，八八年的夏天，空气里全是黏糊糊的热气和煤渣味儿。

厂里的生活单调得像我们车间里那台老掉牙的苏联机床，每天就那么几个来回。唯一的亮色，是隔壁纺纱厂。

一墙之隔，那边是姑娘们的天下。

我们这边，机油味儿、汗味儿、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她们那边，据说是飘着淡淡的棉线香，还有银铃似的笑声。

那道墙，不高，也就两米多点，但对我们这帮小伙子来说，跟天堑似的。

那天傍晚，我们几个打羽毛球，我一个猛扣，球飞了，不偏不倚，正好越过那道墙，掉进了纺纱厂的地界。

“行啊，陈进，你这手劲，是想把球打到厂长办公室去？”工友大刘拍着我的肩膀，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我抹了把汗，心里直犯嘀咕。

那球是我新买的，花了小半个月的津贴，就这么没了，心有不甘。

“我去捡回来。”我把球拍往地上一扔，脱了汗衫，光着膀子就往墙边跑。

“哎，你疯了？那边可是女澡堂子附近！”大刘在后面喊。

我哪管得了那么多。年轻嘛，脑子一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墙根下堆着些废弃的木料，我踩着几块破木板，三两下就扒住了墙头。

墙那边是一片小树林，枝叶繁茂，正好挡住了大部分视线。我心里一松，看来大刘是瞎咋呼。

我探头探脑地找我的羽毛球，白色的球在黄昏的绿荫里还挺显眼，就落在不远处一棵梧桐树下。

我手脚并用，利索地翻了过去，落地悄无声息，跟只猫似的。

捡起球，我拍了拍上面的土，正准备原路返回，一阵哗啦啦的水声和模模糊糊的说话声传了过来。

声音是从树林更深处传来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大刘的话瞬间在脑子里炸开。

女澡堂子。

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跑。这要是被逮住，可不是闹着玩的，轻则全厂通报批评，重则直接开除，档案里记上一笔“作风问题”，这辈子都完了。

脚下跟生了根一样，挪不动。

不是我有什么坏心思，纯粹是好奇，一种被禁忌撩拨起来的、少年人特有的好奇。

我就看一眼，就一眼，看看纺纱厂的姑娘们是不是真像传说中那样。

我猫着腰，借着树干的掩护，一点点往前挪。

水声越来越清晰，伴随着女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水汽，混着肥皂的香气。

我的心跳得像车间的冲压机，一下一下，砸得我胸口发疼。

拨开最后一片挡在眼前的梧桐树叶，我看到了。

那是一排简陋的平房，澡堂子。窗户开着，没有玻璃，只有几根木条钉成的格子。水蒸气从里面一团一团地冒出来。

透过朦胧的水汽，能看到一些晃动的人影。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知道我该走了，理智在声嘶力竭地呐喊，但身体却不听使唤。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澡堂里走了出来。

她身上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水珠顺着发梢往下滴，落在她光洁的锁骨上。

黄昏最后的光线穿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身上打下斑驳的光影。

她没往我这边看，而是走到一个水龙头下，拧开，开始冲洗手里的脸盆。

我看得有些呆。

她跟我们厂里的女工不一样。我们厂的女工，常年跟机器打交道，手上脸上总有点油污，说话嗓门也大。

但她不一样，皮肤很白，是那种常年在室内不见阳光的白，手指纤长，动作很轻柔。

她洗完脸盆，直起身子，一甩头，湿漉漉的头发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也正是这个动作，让她看到了我。

四目相对。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眼睛里的惊讶，从一点点，迅速放大，像投入石子的湖面，荡开一圈圈的涟漪。

完了。

我脑子里只剩下这两个字。

双腿发软，几乎要站不住。我想跑，但脚下像灌了铅。

我想解释，说我只是来捡球的，但喉咙里像堵了棉花，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等着她惊声尖叫，等着纺纱厂的保卫科干事从四面八方冲出来，把我按在地上。

然而，她没有。

她只是看着我，那双清亮的眼睛眨了眨。

然后，她笑了。

不是那种放声大笑，而是嘴角微微上扬，眼睛弯成了月牙。

那笑容里，没有惊恐，没有愤怒，反而带着一丝……促狭？

我彻底懵了。

这算什么情况？剧本不对啊。

她抱着脸盆，朝我这边走了两步，水珠从她的发梢滴落，在傍晚的微光里闪着点点光芒。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她停在离我三四米远的地方，歪了歪头，声音不大，却像一颗小石子，清脆地砸在我的心湖上。

“喂，”她说，“光看多没劲。”

我脑子一片空白，完全无法处理这句话里的信息。

她看着我呆若木鸡的样子，又笑了笑，嗔怪似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慵懒的调侃。

“进来试试水温？”

轰的一声，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脸颊烫得能煎鸡蛋。

我再也顾不上什么羽毛球了，转身就跑，手脚并用地往墙上爬，活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

我这辈子都没那么狼狈过。

身后传来她清脆的笑声，像一串小铃铛，在暮色里回荡。

我连滚带爬地翻回了我们厂的地界，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大刘他们围了过来。

“陈进，你这是怎么了？被狗追了？”

“你脸怎么这么红？发烧了？”

我摆摆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子里全是她那双带笑的眼睛，和那句“进来试试水温”。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回放着黄昏时分的那一幕。

她的样子，她的声音，她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可怕。

我一会儿觉得后怕，万一她当时喊一嗓子，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就此改变。

一会儿又觉得脸上发烧，她那句大胆的调侃，像一根羽毛，在我心上挠来挠去。

这个姑娘，到底是什么人？

第二天上班，我魂不守舍，差点把一个零件给车废了，被老师傅骂了个狗血淋头。

“陈进！你小子心思跑哪儿去了？想媳妇了？”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

心里却在想，要是真能想个那样的媳妇，被骂也值了。

中午去食堂吃饭，我鬼使神差地，没有去我们机械厂的食堂，而是绕了个圈，走到了两个厂中间的那个公共食堂。

我们厂是男多女少，食堂里黑压压一片，全是穿着蓝色工装的汉子，吃饭跟打仗似的，呼噜呼噜，叮当乱响。

纺纱厂那边就不一样了，食堂里莺莺燕燕，说话都细声细气的。

我端着饭盒，在人群里搜寻。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也不知道她在哪个车间。我就凭着一个模糊的印象，在那些穿着同样工装的姑娘里找。

找了好几天，一无所获。

我甚至开始怀疑，那天傍晚是不是我热昏了头，做的一场梦。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机会来了。

我们车间和纺纱厂的一个车间要搞联谊，就在厂里的大礼堂，放电影，跳交谊舞。

消息一出来，我们车间的光棍汉们都沸腾了。

一个个把压箱底的白衬衫、的确良裤子都翻了出来，烫得笔挺。还有人偷偷抹头油，弄得车间里一股廉价雪花膏的味道。

我嘴上说着没兴趣，心里却比谁都激动。

联谊会那天，我特意提前去洗了澡，换上我最好的一件白衬衫，还对着镜子练了好半天的微笑。

大礼堂里人声鼎沸，纺纱厂的姑娘们都穿着漂亮的裙子，像一群五颜六色的蝴蝶。

我站在角落里，眼睛像雷达一样扫视着全场。

电影放的是《庐山恋》，放到一半，灯光亮起，舞会开始了。

悠扬的舞曲响起，小伙子们纷纷鼓起勇气，走向心仪的姑娘。

我还在找。

就在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张带笑的脸闯入我的视线。

是她。

她今天穿了一条淡黄色的连衣裙，头发半扎着，露出光洁的额头。没有了那天傍晚的朦胧水汽，她的样子更加清晰，也更加好看了。

“怎么，不认识了？”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

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又打了结，“我……我……”

“我叫林晚，晚霞的晚。”她主动介绍自己，然后朝我伸出手，“请我跳支舞，总比在墙头上看有意思吧？”

我的脸“腾”地一下又红了。

周围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来，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

她却毫不在意，拉着我的手就滑进了舞池。

我的舞步是跟工友瞎学的，僵硬得像个机器人。踩了她好几次脚。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个劲地道歉。

“没事，”她低着头，在我耳边轻声说，“你再多踩几次，这事就算过去了。”

我愣住了，抬头看她。

她正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调侃，多了一丝认真。

我这才明白，她是在给我台阶下。

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起。这个叫林晚的姑娘，比我想象的还要特别。

那支舞后，我们就算认识了。

我知道了她在纺纱厂的细纱车间上班，是她们车间最年轻的技术骨干。

我也知道了她家就在厂区后面的家属院，父母都是厂里的老职工。

我们开始有了接触。

有时候是在食堂，她会端着饭盒坐到我对面，跟我聊她们车间的新鲜事。

有时候是在下班的路上，我们厂和她们厂有一段路是重合的，我们会默契地放慢脚步，并排骑着自行车，聊一些有的没的。

跟她在一起，我感觉很放松。

她不像别的姑娘，说话总是小心翼翼的。她很直接，也很有趣，总能说出一些让我意想不到的话。

比如，她会指着我们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说：“你们那儿是炼丹炉吗？太上老君在里面？”

我哭笑不得：“那是锅炉房。”

她又说：“你看，那烟飘过去，像不像一条龙？一条黑色的、气喘吁吁的龙。”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那团毫无生气的黑烟，在她嘴里，仿佛真的有了生命。

我开始觉得，我那单调得像机床一样的人生，好像被她涂上了一抹亮色。

但“澡堂事件”就像一根刺，一直扎在我心里。

我总觉得，在她面前，我矮人一头。

有一天，我们俩在厂区的小花园里散步，我终于鼓起勇气，提起了那件事。

“林晚，”我声音有些干涩，“那天……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去捡个球。”

她停下脚步，转头看我。

月光洒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柔和。

“我知道。”她说。

“你知道？”我有些意外。

“嗯，”她点点头，“你要真是那种人，那天晚上就不会跑得比兔子还快了。”

我松了口气的工夫，她话锋一转。

“不过，”她眼睛又弯了起来，“你脸红的样子，还挺好玩的。”

我刚放下的心，又被她一句话给提了起来。

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却突然凑近我，踮起脚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让我心跳骤停的话。

“陈进，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的大脑再次当机。

周围的蝉鸣，花园里的花香，天上的月亮，在那一刻全都消失了。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她近在咫尺的呼吸，和她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

我没有回答。

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也没追问，只是直起身子，恢复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

“走吧，送我回家。”

我跟在她身后，感觉自己的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她不再提那个问题，我也没敢再问。

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但空气里，总飘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厂里开始有了一些风言风语。

说我们机械厂的陈进，把纺纱厂的“一枝花”林晚给摘了。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心里是有点得意的。

但传到另一个人耳朵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那个人叫马伟，是厂办一个主任的儿子，在厂里的子供科工作，是个油水足的岗位。

马伟一直在追林晚，这在两个厂里都不是什么秘密。

他隔三差五就往纺纱厂跑，送点城里才有的稀罕玩意儿。什么的确良的布料，上海的雪花膏，还有一次，甚至弄来了一台日本产的收音机。

但林晚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

现在，他看到林晚跟我走得近，自然就把我当成了眼中钉。

他开始处处找我的麻烦。

我在车间干活，他会借着检查工作的名义过来，对我负责的机床挑三拣四。

“陈进，你这活儿干得也太糙了。这零件的精度，能达标吗？”

“你看看这地上，全是油，安全生产条例都忘到脑后了？”

我心里有气，但他是领导的儿子，我一个普通工人，也只能忍着。

有一次，在食堂，他故意端着饭盆撞了我一下，汤汤水水洒了我一身。

“哎呦，不好意思啊，没长眼睛。”他嘴上说着道歉，脸上却全是挑衅的笑。

我攥紧了拳头，旁边的工友赶紧拉住我。

“算了，陈进，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看着他扬长而去的背影，心里的火一阵阵往上冒。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晚。

我本以为她会劝我忍一时风平浪静。

没想到，她听完，眉毛一挑。

“他撞你？”

“嗯。”

“那你没撞回去？”

我愣住了：“他是……”

“他是主任的儿子，不是玉皇大帝的儿子。”林晚打断我，“陈进，别人欺负你，你不还手，他只会觉得你好欺负，下次还会变本加厉。”

我看着她，她眼神里有一种我不曾见过的锐利。

“那……我该怎么办？”

“下次他再找你麻烦，别客气。”林晚说，“出了事，我担着。”

我心里一震。

“你担着？”

“对。”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的人，不能让别人随便欺负。”

“我的人”。

这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里所有的犹豫和不确定。

我看着林晚，这个总是出人意料的姑娘，在这一刻，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安。

马伟的报复，比我想象的来得更快，也更阴险。

他没有再来找我正面冲突，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

厂里开始流传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故事的版本有很多，但核心内容都差不多：说我，机械厂的陈进，是个流氓，干过偷看女澡堂的龌龊事。

而且，故事里有鼻子有眼，连时间、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

就是那天我翻墙捡羽毛球的日子。

流言蜚语像长了翅膀，一夜之间，传遍了两个厂。

我走在厂区里，总能感觉到背后有人在指指点点。

食堂里，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工友，看我的眼神也变得躲躲闪闪。

车间里，老师傅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失望。

我感觉自己像掉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

我百口莫辩。

因为，他们说的，某种程度上，是真的。

我确实翻了墙，确实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我怎么解释？

说我只是为了捡个球？谁信？

说我只看了一眼就跑了？在那些添油加醋的描述里，这根本无足轻重。

那几天，我过得浑浑噩噩。

上班的时候，精神无法集中，又报废了两个零件。

下班了，我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哪儿也不去。

我不敢去找林晚。

因为这件事里，最关键的人物，是她。

流言里，她成了那个被“偷看”的受害者。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我怕看到她鄙夷的眼神，怕她说出让我后悔一辈子的话。

是她来找我的。

那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宿舍门被敲响了。

是大刘。

“陈进，林晚在楼下等你。”

我心里一紧，坐了起来。

“我不去。”

“她说，你要是不下去，她就上来。”大刘一脸为难，“你知道的，女生宿舍我们进不去，但她们来我们这儿，可没人拦着。”

我咬了咬牙，还是下了床。

我不能让她上来，不能让她也成为别人指指点点的对象。

宿舍楼下，她就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身影被路灯拉得很长。

我走到她面前，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对不起。”我说。

“对不起什么？”她的声音很平静。

“我不该……连累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

“陈进，你抬起头来。”

我慢慢抬起头，对上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在夜色里，依旧明亮。

“你觉得，这些流言是真的吗？”她问。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的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她继续说，“你说，这事是怎么传出去的？”

我脑子里闪过马伟那张得意的脸。

“是他。”我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两个字。

“对。”林晚点点头，“他不敢明着来，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他想毁了你，也想逼我离你远点。”

她看着我，目光灼灼。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个流氓，我是个不知检点的受害者。他们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陈进，你打算怎么办？就这么认了？”

我攥紧了拳头，骨节发白。

“我能怎么办？”我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力，“我没法解释，我……”

“谁说你没法解释？”林晚打断我，“事实是什么，我们心里最清楚。他马伟能造谣，我们就不能说出真相吗？”

“真相？”我苦笑了一下，“真相就是我确实翻了墙，这在当时，就是‘流氓行为’。”

那个年代，男女大防看得比什么都重。别说翻墙看澡堂，就是在没人的地方跟女同志多说几句话，都可能被扣上“作风不正派”的帽子。

“那又怎么样？”林晚的语气，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你翻墙，是为了捡球，不是为了偷看。你看到了，是意外，不是蓄谋。这两者有天壤之别。”

“更何况，”她顿了顿，嘴角又浮现出那种熟悉的、狡黠的笑意，“谁说你是在‘偷看’？”

我愣住了。

“那天晚上，是我先看到的你，对不对？”

我点点头。

“我看到你之后，没有喊，没有跑，还跟你开了句玩笑，对不对？”

我又点点头。

“那这能叫‘偷看’吗？”她反问，“这顶多叫……偶遇。”

我被她的逻辑给惊呆了。

“偶遇？”

“对啊，”她理直气壮地说，“你偶遇了我，我偶遇了你。大家都是偶遇，谁也不吃亏。”

我看着她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心里的阴霾，竟然被她这几句话吹散了不少。

“可是，别人不会这么想。”

“别人怎么想，不重要。”林晚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想，怎么做。”

她向前一步，离我更近了。

“陈进，我问你，你想不想让马伟得逞？”

“不想。”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你想不想让那些在背后说闲话的人，都闭上嘴？”

“想。”

“那好。”她深吸一口气，像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明天，我们去找厂领导，把事情说清楚。”

“什么？”我大吃一惊，“去找领导？那不是……”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你听我说。”林晚的眼神异常清醒，“这件事，捂是捂不住的。马伟既然敢把事情闹大，就是算准了我们不敢声张。我们越是躲，别人越觉得我们心虚。”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事情摆到台面上。我们主动去说，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叫‘主动向组织坦白情况’。”

“可是，该怎么说？”

“实话实说。”林晚看着我，“捡球，翻墙，意外看到，一五一十地说。但是，重点要放在后面。”

“后面？”

“对，”她狡黠地眨了眨眼，“重点是，马伟，因为追求我不成，就怀恨在心，恶意造谣，打击报复。把个人作风问题，上升到破坏工厂内部团结，恶意中伤同事的层面。”

我听得目瞪口呆。

我从来没想过，事情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读。

“这样……行吗？”我还是有些不确定。

“行不行，总要试试。”林晚的语气很坚定，“陈进，这件事，我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么一起被唾沫淹死，要么一起闯出去。你选哪个？”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在黑夜里比星星还要亮的眼睛。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害怕和退缩，都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

“我选，”我说，“跟你一起闯出去。”

她笑了，笑得像月光下的昙花。

“好。”她说，“明天早上八点，厂部办公楼门口，不见不散。”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我把我的蓝色工装洗得干干净净，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我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用，但我觉得，这是一种仪式感。

我要去打一场硬仗，我必须拿出我最好的状态。

我到办公楼门口的时候，林晚已经在了。

她也穿了一身干净的工装，头发扎成了利落的马尾，脸上没有了平时的嬉笑，多了一份严肃。

看到我，她朝我点点头。

“准备好了？”

“嗯。”

我们俩并排站着，像两个即将走上战场的士兵。

我们没有直接去找厂长，而是先去了厂里的工会。

这是林晚的策略。

“直接找厂长，是告状。先找工会，是反映问题，寻求组织帮助。”她在路上跟我说，“性质不一样，听起来也不一样。”

工会主席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姓王，大家都叫她王主席。

王主席听我们说完来意，表情很严肃。

她让我们坐下，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水。

“你们说，有人在厂里造谣？”

“是的，王主席。”林晚不卑不亢地开口，“谣言的内容，不仅严重损害了我们两个人的名誉，也影响了车间的正常生产秩序。”

然后，林晚开始讲述。

她的口才，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她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

她没有回避我翻墙的事实，但她把重点放在了“意外”和“误会”上。

她也没有直接点马伟的名字，而是说“某位同志”。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本来是一件很小的误会，陈进同志也第一时间向我道了歉。我当时觉得，年轻人嘛，有点冒失也正常，事情说开了就行了。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最近突然被人添油加醋地传了出去，而且版本越来越离谱，话说得非常难听。”

“我和陈进同志都是厂里的年轻工人，我们很爱护自己的名誉，更爱护工厂的声誉。我们不希望因为一些不实的谣言，影响到大家对我们红星厂青年职工的整体印象。”

“所以，我们今天来找工会，就是想把真实情况向组织反映一下。我们相信组织，相信领导，能够查清事实，还我们一个清白，也制止这种恶意中伤、破坏团结的不正之风。”

她的一番话说完，我听得都愣住了。

滴水不漏，有理有据，还把个人问题上升到了集体荣誉的高度。

王主席听完，沉默了很久。

她看着我们，眼神里有审视，也有思索。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她缓缓开口，“这件事，影响确实不好。你们能主动来向组织说明情况，这个态度是好的。”

她顿了顿，又说：“不过，你们说有人恶意造谣，有证据吗？”

我和林晚对视了一眼。

我们没有直接证据。

马伟做事很狡猾，他只是在背后煽风点火，从来没有当着我们的面说过什么。

看到我们沉默，王主席说：“没有证据，不好办啊。现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你们空口白牙地说这是误会，是有人造谣，恐怕难以服众。”

我的心沉了下去。

就在这时，林晚又开口了。

“王主席，我们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谁在背后造谣。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

“这位‘某位同志’，曾经因为个人原因，多次在工作上对陈进同志进行刁难，在生活上进行挑衅。这一点，陈进同志车间的很多工友都可以作证。”

林晚转向我：“陈进，你把马……那位同志之前找你麻烦的事情，跟王主席说一遍。”

我定了定神，把马伟之前在车间和食堂找我麻烦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我说得很详细，时间、地点、在场的证人，都说得清清楚楚。

王主席听得很认真，还拿笔记了下来。

等我说完，王主席的表情，明显比刚才松动了一些。

“嗯……如果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属实，那确实有打击报复的嫌疑。”

她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

“这样吧，这件事，工会出面，和厂办、保卫科一起，组成一个调查组。我们会找相关人员了解情况，一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你们俩，暂时先回车间工作。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要再跟任何人讨论这件事，也不要跟那位‘某位同志’发生任何冲突。明白吗？”

“明白。”我们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从工会办公室出来，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心口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被搬开了一半。

“林晚，谢谢你。”我由衷地说。

如果没有她，我可能一辈子都只能背着这个黑锅，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度过。

“谢什么。”她看了我一眼，脸上又恢复了那种轻松的神情，“我说了，我的人，不能让别人随便欺负。”

她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

“再说了，我也是在帮我自己。”

调查组的动作很快。

当天下午，我们车间好几个工友，都被叫去问话了。

第二天，马伟也被叫去了。

据说，他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说我们是血口喷人，是恶人先告状。

厂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大家嘴上不说，但都在悄悄地关注着这件事的进展。

我和林晚，成了风暴的中心。

我们俩都很默契地保持着低调，每天按时上下班，在食堂吃饭也尽量避开人群。

我们没有再私下见面。

我们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一点过多的接触，都可能成为别人新的话柄。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

我每天都在担心，担心调查结果对我们不利。

万一那些工友不敢说实话怎么办？

万一马伟他爸给他撑腰怎么办？

万一……

我不敢再想下去。

那几天，我又开始失眠了。

一个星期后，调查结果出来了。

结果是在全厂的广播里公布的。

那天下午，车间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是王主席的声音。

“……关于近期厂内流传的有关机械厂陈进同志与纺纱厂林晚同志的作风问题，经调查组核实，纯属谣言。”

听到这句话，整个车间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竖着耳朵听。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经查，此事系供应科马伟同志，因个人恩怨，恶意捏造事实，散布谣言，对两位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厂内团结，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经厂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马伟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并调离供应科岗位，下放到翻砂车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希望全厂职工引以为戒，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我厂和谐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广播念完，车间里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了掌。

接着，掌声响成了一片。

老师傅走到我身边，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小子，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大刘他们也围了过来，捶着我的胸口。

“陈进，牛啊你！这下总算沉冤得雪了！”

我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熟悉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那天晚上，我们车间的工友们，凑钱买了酒和花生米，在宿舍里给我开了个小型的“庆功宴”。

大家都在为我高兴。

但我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

我知道，我最想分享这个消息的人，是林晚。

我借口出去上厕所，跑到了宿舍楼下的公共电话亭。

我不知道她宿舍的电话，只能打到她们车间的办公室，再请人去叫。

电话接通的时候，那边很吵，是机器的轰鸣声。

“喂，找谁？”一个大嗓门的女声喊道。

“你好，我找一下林晚。”

“林晚？她下班啦！”

我心里一阵失落。

就在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哎，你等等，她好像还没走远，我给你叫叫！”

接着，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嘹亮的呼喊：“林晚——！有你的电话——！”

过了大概两三分钟，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带着一丝喘息。

“喂？”

“是我，陈进。”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听到了？”我问。

“听到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全厂广播，想听不到都难。”

“马伟被下放车间了。”

“嗯，活该。”

我们俩又沉默了。

隔着电话线，我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千言万语，涌到嘴边，却不知道该从哪一句说起。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陈进。”

“嗯？”

“明天，还一起吃饭吗？”

“嗯。”我重重地点了点头，仿佛她能看到一样，“一起。”

第二天中午，我和林晚，并排坐在食堂最显眼的位置。

我们没有刻意做什么，就是像往常一样，吃饭，聊天。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无声的宣告。

我们挺过来了。

我们赢了。

从那以后，厂里再也没有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

我和林晚的关系，也成了大家默认的事实。

我们光明正大地一起上下班，一起去厂里的小礼堂看电影，一起在周末的时候，骑着车去城里逛书店。

我们的感情，在那个夏天，像雨后的野草一样，疯狂地生长。

秋天的时候，我用我攒了很久的工资，买了两张火车票。

“去哪儿？”她问。

“庐山。”我说。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好啊，”她说，“去看看那场我们没看完的电影。”

在庐山的那个晚上，我们住在山上的一个小旅馆里。

窗外是满天星斗，山风吹过，松涛阵阵。

我看着身边熟睡的她，心里一片宁静。

我回想起那个夏天的傍晚，那个让我狼狈不堪的开始。

如果那天，我没有去捡那个羽毛球。

如果那天，她惊声尖叫，而不是对我开一个大胆的玩笑。

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很庆幸。

庆幸那个夏天的所有意外和波折。

它们像一块块粗糙的石头，把我们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然后，在时间的河流里，慢慢地，打磨成了最适合彼此的样子。

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指动了动，反过来，握紧了我。

我笑了。

我知道，属于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从庐山回来后，我们的关系就这么定了下来。

双方父母见了面，对我们俩都挺满意。我爸妈喜欢林晚的爽朗大方，她爸妈觉得我老实可靠，是个能过日子的人。

两家人一合计，就把婚事提上了日程。

那个年代，结婚不像现在这么复杂。没有婚纱照，没有大排场的宴席。

我们去城里的百货大楼，扯了几尺红布做新被面，买了一对搪瓷的喜盆，又添置了一套“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顶好的配置了。

婚房，是厂里分给我的一间单身宿舍。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我们俩自己动手，刷了墙，糊了新的报纸，又挂上了一张我们俩在庐山拍的合影。

照片里，我们俩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衣服，站在一块写着“庐山恋”的石头前，笑得一脸灿烂。

婚礼那天，就在厂里的大食堂，摆了十来桌。

来的都是厂里的同事和领导。

王主席也来了，她拉着林晚的手，说了好多祝福的话，末了，还开玩笑地对我说：“陈进啊，以后可得对我们纺纱厂的宝贝好一点，再让她受了委屈，我可不饶你。”

我端着酒杯，一个劲地点头。

“王主席您放心，我肯定把她当宝贝供着。”

林晚在一旁，掐了我一下，脸上却笑开了花。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

我们俩在一个厂区，每天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她上白班，我有时候要上夜班。

我上夜班的时候，她会提前给我把饭做好，用一个军绿色的饭盒装着，让我带到车间去。

车间的工友们都羡慕我。

“陈进，你小子真是好福气。娶了这么个巧媳妇。”

我每次都只是笑笑，心里却跟喝了蜜一样甜。

林晚的手不巧，甚至可以说有点笨。

她做的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有时候米饭还会夹生。

但我从来不说。

我每次都把饭盒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因为我知道，那是她笨拙的、却又无比真诚的爱。

89年春天，林晚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我们俩都高兴坏了。

我跟车间主任申请，不再上夜班。每天一下班，就往家跑，变着法地给她做好吃的。

她怀孕的反应很大，吃什么吐什么。

我急得团团转，到处去跟厂里生过孩子的大姐们请教。

后来，听人说酸梅能开胃，我就跑遍了全城，给她买回来一大包。

她就靠着那包酸梅，熬过了最难受的头三个月。

那段时间，她整个人都瘦了一圈，脾气也变得有些古怪，常常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掉眼泪。

我知道她是辛苦，心里心疼，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只能笨拙地给她捶捶背，揉揉腿，跟她说一些车间里的趣事，逗她开心。

有一次，她半夜突然想吃城西那家店的馄饨。

我二话不说，披上衣服就骑着车出了门。

等我满头大汗地把热气腾腾的馄饨买回来，她却只吃了一个，就说不想吃了。

我看着剩下的一大碗馄饨，一点脾气都没有。

我把馄饨端到一边，给她盖好被子。

她在被子里，闷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是不是特别烦人？”

我坐在床边，摸了摸她的头。

“不烦。”我说，“一点都不烦。你想吃什么，想做什么，我都给你弄。只要你和孩子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她在被子里，没再说话，但我感觉到，她握着我的手，更紧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七斤六两，胖乎乎的，哭声特别响亮。

我抱着那个软软的小东西，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我当爸爸了。

这个认知，让我感觉自己的肩膀上，瞬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儿子的名字，是林晚起的，叫陈诺，承诺的诺。

她说，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

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要带孩子。

换尿布，喂奶，哄睡，常常一折腾就到后半夜。

我们俩都累得够呛，但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会笑，会爬，会咿咿呀呀地叫“爸爸”“妈妈”，所有的辛苦，都觉得值了。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

厂里的效益，开始走下坡路。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我们这种老牌的国营厂，一下子变得步履维艰。

先是奖金没了，然后是工资开始拖欠。

车间里的机器，开动的声音越来越少。

人心，也开始变得浮动。

厂里开始有人“下海”，有人停薪留留职，去南方闯荡。

我和林晚，也开始为未来发愁。

靠着厂里这点半死不活的工资，养活一家三口，越来越难。

有一天晚上，林晚跟我说：“陈进，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看着她，她眼神里有一种我熟悉的坚定。

“我想辞职。”她说。

我大吃一惊。

在那个年代，国营厂的工人，被称为“铁饭碗”。辞职，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辞职？那我们吃什么？”

“我自己干。”她说，“我想开个服装店。”

我愣住了。

“开服装店？我们哪儿来的本钱？再说，你也不会做生意啊。”

“本钱，我们可以想办法。生意，可以学。”林晚说，“我在纺纱厂待了这么多年，对布料、对款式，比一般人懂。而且，我喜欢这个。”

我看着她，想起了很多年前，她指着黑烟说那是龙的样子。

我知道，她一直是个有想法，有主见的人。

她不甘心一辈子就在那个充满棉絮和噪音的车间里，耗尽自己的青春。

我沉默了很久。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

“要是……赔了呢？”

“赔了，”她笑了笑，“大不了，我再回来当纺织女工。你还养我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我的信任。

我还能说什么呢？

“养。”我说，“赔了赚了，我都养你。”

我们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总算凑够了开店的本钱。

林晚在城里最热闹的商业街，租下了一个小小的门面。

她自己跑去广州进货，每次都坐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带回来最新潮的款式。

店里的装修，是我一手包办的。

刷墙，铺地板，做货架，我把车工的精细劲儿，全都用在了这上面。

小店开张那天，我们给它取名叫“晚来的风”。

我说，这名字有点文绉绉的。

她说，你不懂，这叫意境。

一开始，生意并不好。

大家还是习惯去国营百货大楼买衣服，对这种个体户的小店，总有点不信任。

林晚也不着急。

她每天都把店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每一件衣服都熨烫得平平整整。

有客人进来，她就热情地介绍，帮着搭配。

她的审美很好，总能给客人挑到最合适的衣服。

慢慢地，回头客多了起来。

店里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

我下了班，就去店里帮忙。看店，理货，有时候还要充当一下男模特。

儿子放学了，也跑到店里来，在衣架中间钻来钻去，是我们俩的小跟屁虫。

那段日子，很累，但也很充实。

我们每天都忙到很晚才回家，常常是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但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变多，看着林晚脸上的笑容越来越自信，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几年后，我们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把儿子送进了最好的学校。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时候，夜深人静，林晚会靠在我身上，感叹。

“陈进，你说，要是当年没有你翻墙头那件事，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想了想，说：“可能会在某个厂里的联谊会上认识，然后，你看不上我这个笨嘴拙舌的穷小子，嫁给了某个厂长的儿子。”

她掐了我一下。

“胡说。就算没有墙头那件事，我也会发现你的。”

“为什么？”

“因为，”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那天晚上，在舞会上，你踩了我八次脚。我当时就在想，这个男人，也太实诚了。”

我笑了。

原来，我们的缘分，并不仅仅是那一次荒唐的“偶遇”。

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彼此的心里，埋下了种子。

墙头上的那一眼，不过是给了这颗种子一个破土而出的机会。

后来，我们的服装店越做越大，从一家小店，变成了好几家连锁店。

林晚成了别人口中的“林总”。

我也辞去了厂里的工作，专心帮她打理生意。

我们换了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

儿子也长大了，考上了南方的名牌大学。

一切，都好得像一场梦。

有一年，我们以前的红星机械厂要拆迁，改建成一个商业广场。

消息传来，厂里的老同事们，组织了一场最后的聚会。

我和林晚也去了。

还是在那个熟悉的大食堂，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

只是，大家的脸上，都多了岁月的痕迹。

我们见到了王主席，她已经退休了，头发全白了。

我们还见到了大刘，他后来下了海，生意做得不大，但日子也还过得去。

酒过三巡，大家的话都多了起来。

有人感叹，说这厂子，就像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说没就没了。

有人说起当年的趣事，谁追过谁，谁给谁写过情书。

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我和林晚。

大刘喝得有点多，搂着我的肩膀，大着舌头说：“陈进，我跟你说，当年，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

“佩服我什么？”

“佩服你敢翻那道墙啊！”大刘嘿嘿地笑，“当年，我们这帮小子，谁没在心里惦记过纺纱厂的姑娘？可也就你，有这个胆子，还真就给你抱得美人归了。”

大家听了，都哄笑起来。

林晚坐在我旁边，也跟着笑，脸颊微红。

我端起酒杯，看着眼前这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面孔，心里感慨万千。

是啊，那道墙。

它曾经是我们青春里，一道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屏障。

屏障的那一边，是美好，是向往，是荷尔蒙驱动下的所有想象。

我何其有幸，因为一个意外，翻了过去。

又何其有幸，在墙的那一边，遇见了她。

聚会结束，我们俩走在曾经无比熟悉的厂区里。

路灯还是那么昏黄，两边的梧桐树，比记忆里更加高大了。

我们走到了那道墙下。

墙还在，只是，已经有些残破了。

墙那边，纺纱厂的厂房也早就人去楼空，只剩下黑洞洞的窗户，像一双双没有神采的眼睛。

我们站了很久。

“还记得吗？”我问。

“怎么可能忘。”她靠在我的肩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跑得那么快的兔子。”

我笑了。

“你也没告诉我，你当时为什么不喊？”我问出了这个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问题。

她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我看见你眼睛里的慌张了。”她说，“那不是坏人的眼睛。那是一个做错了事，不知所措的大男孩的眼睛。”

“而且，”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在月光下，像一泓清泉，“你长得，还挺好看的。”

我愣住了，然后，忍不住大笑起来。

原来，绕了这么多年，最初的答案，竟然这么简单。

我们俩手牵着手，沿着那道墙，慢慢地走着。

就像很多年前，我们下班后，并排骑着自行车一样。

“喂，”她突然停下脚步，学着当年的语气，歪着头看我。

“嗯？”

“光站着多没劲，”她朝我眨了眨眼，“要不要再翻一次，试试墙那边的风景？”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里的笑意，一如当年。

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改变了我们的容貌，却没能改变她眼里的那份灵动和狡黠。

我伸出手，揽住她的腰。

“不翻了。”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低头，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印下一个吻，“墙那边的风景，早就被我娶回家了。”

而且，是我这一生，看过的，最美的风景。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