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认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史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体，不能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进行简单概括。事实上，强制性的军事征服、法律规限与和平的商业往来、文化渗透、思想交流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模式，在历史中往往交替出现、相互关联，共同塑造了伊斯兰世界的版图。
摘要：
伊斯兰教自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张为一个横跨亚非欧的世界性帝国，并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宗教之一。
其传播过程漫长而复杂，其中始终伴随着一个核心的争议性问题：伊斯兰教是否通过强制或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他人改宗？
本文认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史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体，不能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进行简单概括。事实上，强制性的军事征服、法律规限与和平的商业往来、文化渗透、思想交流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模式，在历史中往往交替出现、相互关联，共同塑造了伊斯兰世界的版图。
一、引言：
探讨伊斯兰教的传播方式，首先必须摒弃现代语境下单纯的“宗教自由”观念，而应将其置于前现代世界的历史语境中。在那个时代，宗教与政治权力、族群认同、经济利益紧密捆绑，宗教扩张往往与帝国建设同步进行。因此，伊斯兰教的传播动力，是源于其教义内在的普世性召唤——“你们要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古兰经》4：36），也深受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政治实体扩张需求的驱动。
所谓“强制”，通常指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通过战争、法律歧视（如征收人头税）或直接行政命令，迫使非穆斯林个体或群体改信伊斯兰教。而“潜移默化”则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通过贸易、通婚、神秘主义苏菲派的活动、知识吸引、社会阶层流动等非暴力方式，使目标群体自愿接受伊斯兰信仰。这两种模式在历史上均有大量实证，其主导地位往往因时、因地、因政治社会情境而变化。
二、强制改宗：
强制手段在伊斯兰教早期扩张及某些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背后通常有明确的政治与军事逻辑。
1. “吉哈德”的诠释
伊斯兰教兴起初期，穆斯林社群在穆罕默德领导下，通过一系列军事与外交行动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随后，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军队以惊人的速度击败了拜占庭和萨珊波斯两大帝国，夺取了西亚、北非的大片领土。
这些军事行动，在伊斯兰教法学中常被置于“吉哈德”的框架内理解。虽然“吉哈德”的本意更侧重于“为主道而奋斗”，包括内心的精神修炼，但其“剑的吉哈德”层面无疑在扩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征服本身并不总是以直接强制所有被征服者改宗为目标，但它建立了一个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秩序。
2. 齐米制度
在伊斯兰法体系下，对“有经人”（主要指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实行了一种称为“齐米”的保护民制度。该制度允许他们在缴纳人头税的前提下，保持原有信仰，并享有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治。
这一政策本身具有一定宽容性，相较于当时欧洲对异教徒的迫害，其在早期为异教徒提供了生存空间。
然而，这种制度在客观上也是一种强大的、制度化的“潜移默化的强制”。人头税往往沉重，且在法律上，齐米地位低于穆斯林，例如在法庭作证、社会地位等方面受到限制。这种长期的法律歧视和社会压力，使得许多人为提升社会地位、逃避税收而选择改宗。
例如，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大量的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的基督徒因此改信伊斯兰教。
3. 历史上的强制性案例
中亚与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后，对当地顽强抵抗的佛教势力采取了强力镇压，如拆毁著名的巴米扬大佛（虽然后于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但早期已遭破坏），强制佛教徒和祆教徒改宗。同样，从中亚进入印度的伽色尼王朝马哈茂德，以及后来的古尔王朝、德里苏丹国，在征服北印度期间，对印度教寺庙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对拒绝改宗的民众进行迫害，这是南亚伊斯兰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奥斯曼帝国的德夫希尔梅制度：这是一种独特的、制度化的间接强制。奥斯曼帝国定期从巴尔干等地的基督教家庭中征募男孩，他们被迫改信伊斯兰教，接受严格的教育和军事训练，最终成为苏丹的近卫军或帝国高级官员。虽然这为这些青年提供了罕见的上升通道，但其强制改宗和骨肉分离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三、潜移默化：
与强制性手段相比，和平、渐进的传播方式影响范围更广，根基也往往更为深厚，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西非等地区成为主流信仰的主要途径。
1. 商贸之路
商人是最重要的伊斯兰文明使者。从阿拉伯半岛到东非沿岸，从中亚草原到马来群岛，穆斯林商队不仅带来了丝绸、香料和瓷器，也带来了他们的信仰、生活方式和商业信用。
在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并非通过武力征服传入，而是由来自印度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在主要的港口城市建立社区，通过与当地王室、贵族的通商和联姻，逐渐向上层社会渗透，最终被整个社会接受。这种通过经济互利建立信任，进而吸引他人自愿归信的方式，是潜移默化传播的典范。
2. 苏菲派的神秘主义
苏菲派（伊斯兰神秘主义）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苏菲导师们通常不依附于官方政权，他们深入民间，以其虔诚的信仰、苦行精神、神秘体验和包容性，吸引了大量民众。他们往往不强调严苛的教法，而是注重内心的精神体验，这使其更容易与当地原有的民间信仰、哲学思想相结合。例如，在印度，苏菲圣徒吸收了印度教巴克提派虔信主义的元素；在安纳托利亚，梅夫拉维教团（旋转托钵僧）的仪式带有神秘色彩。他们将伊斯兰教义用本地民众熟悉的文化符号和语言进行阐释，大大降低了改宗的 cultural cost（文化成本），实现了真正的“本土化”。
3. 知识、科学与的吸引力
早期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达到了科学与文化的顶峰，巴格达的“智慧之家”汇聚了各族裔、各宗教的学者，翻译、研究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学术经典。这种学术上的领先地位，对周边地区的知识精英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皈依伊斯兰教意味着可以进入一个更先进、更广阔的知识网络。同时，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平等主义，尽管在实践中打折扣，但相对于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或封建制度，对底层民众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为他们提供了改变社会地位的一线希望。
四、强制与潜移默化的辩证关系：
在历史现实中，强制与潜移默化以纯粹的形式单独存在，它们常常相互交集，互为因果。
强制为潜移默化创造条件：军事征服建立了伊斯兰政权，确立了伊斯兰文化的主流和优势地位。这为穆斯林商人、传教士的活动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安全环境，使得后续的和平传播成为可能。例如，阿拉伯帝国对北非的征服，为柏柏尔人的大规模伊斯兰化铺平了道路，而柏柏尔人最终成为将伊斯兰教传播至西非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主力军。
潜移默化巩固强制的成果：单纯的军事征服难以持久，而文化的渗透和同化则能深入骨髓。当一个社会的主流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都逐渐伊斯兰化后，即使政治政权更迭，其伊斯兰属性也难以动摇。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结束后，当地仍有大量穆斯林族群存在，正是几个世纪文化潜移默化结果的表现。
政治动机与宗教动机的混杂：许多所谓的“强制”改宗，其首要动机往往是政治性的，如镇压反抗、巩固统治、瓦解旧有权力结构。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工具，而宗教本身也借助政治力量扩大了影响。这种政教利益的结合，使得历史叙事变得异常复杂。
五、结尾：
回顾历史，对于“伊斯兰教是否存在强制或者潜移默化他人入教”这一问题，答案必须是肯定的“是”，但需要深刻的历史化、情境化理解。
伊斯兰教的传播是一部宏大的史诗，其中既有“剑与火”的残酷篇章，也有“香料与智慧”的和平图景。
理解这两种模式的并存与，有助于我们摆脱简单化的善恶二分法，能够客观地审视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形成，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宗教与人类社会发展互动的复杂性。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共处，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而强制灌输终究难以构建持久和平，文化的感召与包容才是文明互鉴的永恒动力。
参考文献
Lapidus, I. M. (2014).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dgson, M. G. S. (1974). The Venture of Isla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aton, R. M. (1993).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vtzion, N. (ed.). (2000).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古兰经》.
来源：棱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