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顺德同志是1979年4月到大名县委任职的。当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坚定贯彻执行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敢想敢说敢干，勇于担当，一言一行落实在实际工作上，做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事迹。

侯顺德在大名二三事

常五香

侯顺德在大名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在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工作，与他多有接触，印象深刻。现回忆二三事，以纪念之。

积极推行“大包干”

顺德同志是1979年4月到大名县委任职的。当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他坚定贯彻执行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敢想敢说敢干，勇于担当，一言一行落实在实际工作上，做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事迹。

在这里从万北一队“大包干”说起。

1977年夏天大旱，麦子又减了产，大名县万堤公社万北第一生产队队长董可志和几个老党员一合计：既然“大锅饭”吃不饱，咱把地分包给各家干吧！干得好，多开工分，干得孬，少开工分。这样一来，户与户之间只有“比头”，再没了“靠头”。麦收过后，万北第一生产队偷偷搞起生产责任制，即农村“大包干”，改变了过去出工“大帮工”、计酬“大概工”、分配“一位平”的现象，大大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过去要一天干完的活，分包责任田后，一个早晨就干完了。那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相比“大锅饭”“大呼隆”，“大包干”好多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大地拉开了划时代的改革序幕。但是，三中全会之后曾有一段时间，由于当时“左”的思想仍在束缚着一部分人的头脑，所以从领导到基层干部思想上对“大包干”都顾虑重重，小手小脚，不敢大胆推开。河南、山东一些邻近社队喊出“要顶住河北这股单干风”，反对“包产到户”“包产到组”。这样一来更加重了一些阻力。

1979年，县委书记侯顺德经过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深入考察，认为责任制有利于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他顶住种种阻力，在几次调度会上让公社干部“放心领导群众搞责任制，如果错了，先处理我”。并以他个人名义向全县干部群众发了一封公开信，强调说：万北一队搞得不是“单干风”，是治穷风；所生的不是“私生子”，而是“金娃娃”；我们要拧成一股劲治穷，不能摽穷；我们要让群众吃饱肚子干，不能让群众饿着肚子看；幸福生活是拼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他还提出，书记动手，全党动员，把推广责任制当作大名县中心工作来抓，当成一项革命来进行，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为大家鼓劲壮胆。

1980年，大名县委还印发了专门文件《关于进一步推广责任制的通知》，提出：“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不吃大锅饭，都搞责任制”。全县先后召开三次公开大讨论，使干部群众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相继推广开来。到1980年底，全县实行责任制的生产队2212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9%；包产到组的有170个，占总数的6%；实行小段包工的有323个，占总数的12%；少数“三靠队”全部实行大包干。1980年，万北一队修改完善责任制，去掉工分，成为“直来直去不拐弯”的“大包干”。

其间，作为县委宣传舆论部门，我们紧跟县委的决策部署，蹲点挖掘事迹材料，利用多种形式搞好正面宣传，为农村大包干鼓劲造势。我们调研中发现，深更半夜，别的生产队早休息了，万北一队的社员提着灯笼，还在地里忙。半年过去，秋粮迎来大丰收。十里八乡都知道万北一队抱了“金娃娃”。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这个典型宣传工作的勇气和信心。

我当时在县委宣传部分管新闻报道工作，还多次邀请新华社驻河北站记者李荣昆、河北日报驻邯郸站记者李日山等新闻媒体记者来大名采访报道，每次记者来我都热情接待，一同下乡蹲点调研。他们撰写的《万北一队实行田间管理责任田》《“金娃娃”落户记》《一心一意带领群众治穷》等新闻报道，先后在新华社、《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扩大了宣传面，使农村“大包干”遍地开花结果。

事过多年回顾这段历史，官方也给出了结论：万北一队是全省“大包干”第一村，也是全国最早探索“大包干”的村之一。可以说，正是侯顺德同志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才使“金娃娃”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

平反冤假错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提出“对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建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给以平反”。根据中央及省委、地委文件精神，大名县成立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侯顺德任组长，三名副书记、两名常委抓落实政策工作，从县直单位抽出110名干部组成查证班子，深入基层查证案件。侯顺德书记不仅挂帅，而且亲自出征，抓大案、难案、要案。一周一调度，半月一评比，一月一总结，使落实政策工作有声有色，步步深入。

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不到一年时间，对“文革”中死亡的197人，全部查明死因，做出正确结论，给以平反昭雪，对于责任者作出处理；对“文革”中被打伤致残的，恢复名誉；对因冤假错案扣发工资的，全部补发工资。

——对在“党政干部学习班”“文艺学习班”“教师学习班”及“刮台风”“清队”“抓国民党”中刑讯逼供造成的错案，全部平反纠正。

——对影响较大的大案，县委先后两次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公开广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分别以县委名义印发平反决定。

——对“文革”中错捕错判案件，全部平反纠正，作了妥善处理。

——在对“文革”中冤假错案平反的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左”的影响下出现的冤假错案，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纠正。

——改正错划右派，对147名错划右派全部平反纠正，凡因右派问题失去公职的作了妥善安排。

——对1953年所谓“大名事件”给以平反纠正。“大名事件”，是大名县以及邯郸地区历史上影响很大的历史错案。在“大名事件”中，先后经省批准处理10人，经地委批准处理11人，经县委批准处理35人，直接受株连亲属3人，降级、取消晋级的90人，做过检查、受过批判的58人，共计177人。

1979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纪筹组和省公、检、法组成联合复查组，结合地、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复查。省纪委复议后，于1980年9月作出《关于1953年对原县委书记陈子明、大名县委会以及有关人员处理问题的复议决定》，指出撤销1953年河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大名县委会以及有关人员犯罪案件的处理决定》和1953年7月10日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及大名县委会犯罪事件的处理情况向华北局的报告》，撤销对陈子明、郭养之、孔德林、宋显烈、杨光、施鸿猷等人在大名事件中所受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别视情况适当安排工作或办理退休手续。因大名事件受到株连、被开除党籍、判刑或受到其他处理的党员干部和有关人员，均由地委、县委进行平反纠正。

同时，大名县委还作出《关于给所谓为1953年事件中翻案的同志的平反决定》。主要内容是，鉴于省、地委对所谓“五三年大名反党事件”业已作出纠正，1967年的所谓“为五三年事件翻案”纯属一起冤案；因此，对这起事件中被挨整、批斗的同志以及受株连的群众，宣布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大名县文化大革命实质是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推翻。

在这里，我还想多写几句。

“大名事件”是大名以及邯郸历史上影响很大的案件，为了了解大名事件真相，1967年九、十月份，我与大名一中一名学生，到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调查有关人员，先后调查了原河北省副省长薛迅、中纪委原副书记马国瑞、原邯郸地委书记高志学、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副书记孔德林、原大名县县长郭养之等人，他们共写出证明材料100多份，还查找到当年报纸、文件资料多份，其中有一条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关于大名“纠正盲目冒进”的指示。

从查证材料看，我们认为大名事件是一起错案，于1967年冬天以一群众组织名义公开宣布：《为大名五三年事件翻案的声明》，轰动全县，影响深远。谁知，这竟成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罪状”，在文艺学习班，多次遭残酷批斗，还陪陈子明、高梦僧、曹殿岭、张化南等人，被大小会批斗十多次，并受到戴高帽、游街、抹黑脸、跪炉条等刑罚，被“专政”七个多月。随着全县平反冤假错案，我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县委给予彻底平反，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补发十几个月工资，并得到组织提拔任用，安排到重要部门工作。每当想到此事，心里非常感谢县委的公正处理，感谢党的政策的英明。

重视党建理论工作

顺德同志出生在鸡泽县一贫苦农家，从小没上过正规学校，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干部。参加工作后，他很注意自身文化学习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他常借用毛主席一句话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他不仅重视自身的学习，还狠抓县委一班人的学习。自任职县委书记以来，调整了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一步明确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公检法一把手为学习组学员，明确我为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秘书，制定了学习制度规划，让每人购买了一套马、恩、列全集，规定每周一个半天集中学习。每次集中学习，他都带头参加，认真听，认真记，积极发言，大大带动了其他学员的积极性。那时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风气很浓，学风很正。

1979年8月，县委任命我为县委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侯顺德反复叮咛：党校是党的理论教育阵地，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传播基地，是党员的娘家，不可小视，一定要把党校工作做好。

侯顺德十分重视全县党员干部培训工作，通过党校对党员干部分批分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他任职两年多时间里，县委党校共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25期，培训县、社党员干部2557名，培训农村党员干部11425名。他还主动到培训班宣讲“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报告。我们党校按照他的指示到社区、进农村巡回办班，“把党校办在党员的家门口”。这一经验被省委宣传部《理论动态》刊登，在全省党校工作交流会上我们还介绍了经验。

还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就是党校搬迁。县委党校原址在“文革’中被县招待所占用了，恢复党校时，把校址定在“县五七干校”。那时杨桥区片一个贫穷小村，离城五十里路，地势偏僻，交通不便，每遇雨雪天气，道路泥泞，别说搞培训，恐怕连校门也难进。

在一次汇报党校工作时，我们建议将党校搬到县城，他当场拍板：“可以考虑！”没过几天，县委、县政府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在县委东北角划出几亩地，作为新党校校址，并拨专款搞基建。我们听说这一消息非常高兴。为报答县委的关心，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抓办班，一路抓基建。不到一年时间，一座新党校屹立在县委大院东北角。当我们从偏远乡村搬到县城时，激动万分，没想到这么快就搬回来了，而且在县委身边。有一位干部说出了心里话：“后娘孩子回到党的怀抱里，咱们可不能忘了老书记！”

1982年7月，我从大名县广播事业局局长职位调到成安县工作至退休。40年过去了，每次回到大名与老友相聚，都念念不忘侯顺德老书记在大名从政的往事。他是一个心系群众、坚持真理的好干部，对我的人生道路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永远怀念顺德同志！

作者曾任成安县政协主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学会会员）

2021年6月15日于成安

来源：邯郸赵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