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这辈子最该感谢的，不是牵红线的月老，也不是谁家的媒婆，而是那头把我顶了个趔趄、最后也没配上种的杜洛克母猪。

我这辈子最该感谢的，不是牵红线的月老，也不是谁家的媒婆，而是那头把我顶了个趔趄、最后也没配上种的杜洛克母猪。

真的，没开玩笑。

要不是它那一根筋的犟脾气，我王建民现在，可能还在十里八乡骑着我那辆二八大杠，车后座一边绑着工具箱，一边绑着那个白色的搪瓷罐子，奔波在给猪配种的土路上。

老婆孩子热炕头？想都不敢想。

人生这事儿，有时候就是这么不讲道理。你卯足了劲想干成的事，黄了；你压根没放在心上的一个岔路口，却通向了柳暗花明。

就像那天，我顶着大太阳，一路“叮铃铃”地骑到邻村李家庄，心里盘算的，只是那三块钱的配种费和一包“大前门”的谢礼。

我哪能想到，李家猪圈里那头暴躁的“大家伙”，会给我的人生，拱开一扇完全没想过的大门。

门后头，站着我的媳妇，秀兰。

第1章 一辆二八大杠和一瓶希望

1992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发了脾气的灶膛。

柏油路被太阳晒得软趴趴的，能粘掉人半个鞋底子。我骑着那辆“飞鸽”牌二八大杠，车轱辘碾在路上，发出的声音都带着一股子慵懒的黏糊劲儿。

我叫王建民，二十三岁，是我们村，乃至周围几个村里，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猪配种员。

说“科班出身”，其实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不过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跟着县畜牧站的黄师傅学了半年手艺。黄师傅退休前，把他的那套吃饭的家伙什，连同他的客户名册，一股脑儿都传给了我。

这套家伙什里，最金贵的，就是那个白色的搪瓷罐子。罐子不大，像个大号的暖水瓶，但沉甸e甸的。里头用液氮养着从省种猪站买来的优良猪种的“希望”。

我管它叫“希望罐”。

对那些养猪的乡亲们来说，这里面装着的，可不就是一窝窝活蹦乱跳的小猪崽，是年底能换成花花绿绿票子的希望嘛。

对我来说，这里面装着的，是我王建民的饭碗，是我盖房娶媳妇的希望。

车子骑得快了，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稍微能吹散一点暑气。我眯着眼，看着前面被热浪扭曲了的土路，心里盘算着今天这趟活儿。

去的是邻村李家庄，村西头的李大栓家。

电话是村头的商店老板捎过来的，说李大栓家那头宝贝杜洛克母猪发了情，闹腾得厉害，让我赶紧过去一趟。

李大栓我认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养猪好手，靠着几头母猪，硬是供出了一个大学生儿子。他家的猪，养得精细，跟伺候祖宗似的。找我配种，也总是挑最好的种，价钱给得也爽快。

这样的主顾，我不敢怠慢。

车后座的工具箱里，放着消毒酒精、长臂手套、输精管，还有我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配种记录本。每一头经我手的母猪，啥品种，啥时候配的，预产期是哪天，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黄师傅常说，咱干的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不能糊弄，一糊弄，就砸了自己招牌。

我把这话，刻在了心里。

李家庄离我们村不远，翻过一道梁，再过一条小河就到了。快到村口的时候，我远远就看见一棵大槐树，树底下坐着几个乘凉的老爷们，光着膀子，摇着蒲扇。

“建民来了！”有人眼尖，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我捏了下车闸，笑着跟他们打招呼：“叔、大爷，歇着呐？”

“给大栓家的猪瞧瞧去？”

“是哩。”

“那可得加把劲，大栓家那头猪，金贵着呢！”

我笑着应着，脚下使劲，车子拐进了村里的小路。

李大栓家在村西头，一个敞亮的砖瓦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把车停在院门口，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希望罐”抱下来。

还没进门，就听见猪圈里传来“哼哧哼哧”的暴躁声音。

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中年汉子迎了出来，脸上刻着庄稼人特有的风霜，但眼神很亮。他就是李大栓。

“建民，可把你盼来了！”李大栓一把握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很，“快，快进来喝口水，外面热坏了吧？”

“不碍事，李叔。”我把罐子放在阴凉地儿，“先看看猪的情况。”

“成！你办事，我放心。”李大栓领着我往后院走。

他家的猪圈，比有些人家里还干净，通风好，没多大臭味。那头杜洛克母猪被单独圈在一个栏里，一身棕红色的毛皮油光水滑，体格壮硕得像头小牛犊。它正焦躁地用鼻子拱着食槽，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威胁声。

我隔着栅栏观察了一会儿，心里有了数。这猪发情是发情了，但性子烈，不是个好伺候的主。

“李叔，这猪脾气不小啊。”

“可不是嘛！”李大栓一拍大腿，“平时温顺得很，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谁靠近跟谁急。我儿子从城里打电话回来，还特意嘱咐，说这头是最好的种猪，让我一定给你找最好的种配上。”

我点点头，打开工具箱，开始做准备工作。消毒，戴手套，检查器械。一套流程下来，行云流水。

这是我的看家本领，不能有半点马虎。

李大栓在旁边看着，不住地点头。他是个识货的人，知道我这套操作有多专业。

“建民，你这手艺，比你师傅当年还利索。”

“黄师傅教得好。”我谦虚了一句，心里却有点小得意。

一切准备就绪，我深吸一口气，对李大栓说：“李叔，你帮我把着点门，我进去了。”

“好嘞，你小心点。”

我拉开栅栏门，闪身进去。那母猪立刻警觉地转过身，一双小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鼻子里喷着粗气。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

我尽量让自己的动作放缓，嘴里发出安抚的声音，慢慢地靠近它。

就在这时，堂屋的门帘一掀，走出来一个人。

我下意识地回头瞥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让我手上的动作，慢了半拍。

第2章 那头脾气火爆的“红娘”

走出来的是个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垂在胸前。皮肤是那种常在屋里待着的白净，跟村里其他姑娘晒出的麦色皮肤完全不一样。

最打眼的是她那双眼睛，亮得像水洗过的黑葡萄。她手里端着一碗水，看到院子里这阵仗，脚步顿了一下，眼神里带着几分好奇。

“秀兰，别出来，这儿味儿大。”李大栓回头说了一句。

原来她就是李大栓的闺女，李秀兰。我听人说起过，高中毕业，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是个文化人。

李秀兰没听她爹的，径直走了过来，把水碗递给我：“师傅，喝口水解解暑。”

她的声音，清清脆脆的，像山泉水滴在石头上。

我当时脑子有点懵，手上还戴着长长的橡胶手套，愣了一下，才说：“谢谢，不渴，干完活再喝。”

我的声音有点干，自己听着都觉得别扭。

她也没坚持，把水碗放在旁边的石磨上，就那么站在不远处，安静地看着。

被人这么盯着，尤其还是个漂亮的姑娘，我心里顿时有点发毛，手上的活儿也觉得不那么利索了。

猪圈里那头母猪，似乎也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变得更加烦躁不安。它绕着我打转，喉咙里的“呼噜”声越来越响。

我定了定神，心想，王建民啊王建民，你可是个技术员，得有专业素养。

我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猪身上，找准时机，准备进行输精。

可就在我的手快要接触到它的时候，那家伙像是屁股上安了弹簧，猛地一扭身，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调头就朝我撞了过来。

我心里一惊，暗道不好。

这杜洛克猪别看是家畜，真发起疯来，力气大得吓人。我这点体重，在它面前根本不够看。

电光火石之间，我只来得及侧身一躲。

但还是晚了一步。

猪头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我的大腿上，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我整个人站立不稳，往后一个趔趄，一屁股坐倒在地。

“哎哟！”

屁股墩在坚硬的土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更狼狈的是，手里的输精管也飞了出去，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啪”地一声摔在地上，断成了两截。

里面白色的液体，洒了一地。

完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瓶从省城买来的优良猪种，一滴就值好几块钱，这一管子下去，小半天的工钱都赔进去了。

“建民！”李大栓惊呼一声，赶紧抄起旁边的木棍冲了进来，把那头发疯的母猪赶到角落。

李秀兰也吓了一跳，快步跑过来，蹲下身子问我：“师傅，你没事吧？摔着哪儿了？”

她的脸上满是关切，离我很近，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味。

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可大腿被撞得又麻又疼，一时半会儿使不上劲。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

在主顾家干活，活没干成，自己先被猪给撂倒了。

尤其还是在一个姑娘面前。

“我……我没事。”我摆摆手，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

李大栓把猪赶好，也过来扶我：“建民，咋样？骨头没事吧？”

“没事，李叔，就是……就是这活儿，今天怕是干不成了。”我指了指地上那滩液体，心里满是懊恼。

李大栓看了一眼，非但没生气，反而一脸歉意：“哎呀，都怪我！这，平时没这么烈性。你人没事就好，活儿干不成没关系，下次再来。快，秀兰，扶建民去屋里坐。”

李秀兰伸出手，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搭在了她的胳膊上。

她的胳膊很细，但很有力。

在她和李大栓的搀扶下，我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堂屋。

屁股火辣辣地疼，大腿也疼，但最疼的，是我的自尊心。我王建民出道以来，给上百头猪配过种，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今天居然栽在了一头母猪身上。

这脸，丢到李家庄了。

我坐在堂屋的板凳上，李秀兰给我倒了水，还拿来了红花油。

“师傅，把裤腿卷起来，我给你揉揉。”她说。

“不，不用了，姑娘家家的，不方便。”我赶紧拒绝，脸都快烧起来了。

“都啥年代了，还讲究这个。”李秀兰却很干脆，“我是民办教师，也学过点急救知识。你这得赶紧揉开，不然明天就得肿起来。”

她语气里的那种不容置疑，让我没法再拒绝。

我只好别别扭扭地卷起裤腿，露出被撞得发红的一大块。

她的手指很凉，带着红花油辛辣的味道，在我疼痛的皮肤上轻轻按揉。她的动作很专业，不轻不重，恰到好处。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只能看到她垂下来的发梢，在我的膝盖上轻轻扫过。

心里像是有个小鼓，在“咚咚咚”地乱敲。

李大栓在旁边叹气：“建民啊，今天真是对不住你。你看这事闹的，不但让你受了伤，还把东西给弄坏了。这个钱，叔给你赔。”

“别，李叔，这可使不得。”我赶紧说，“是我自己学艺不精，没防备好。哪能让您赔钱。”

这是实话。手艺人有手艺人的规矩，活儿没干成，是自己的本事问题，不能怨主家。

“那不行！”李大栓把眼一瞪，“一码归一码。猪是我家的，伤了你是事实。这事儿你要是跟叔算，就是看不起我李大栓。”

我们俩正推辞着，李秀兰开口了。

“爸，你也别争了，师傅也别推了。”她抬起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爹，“我看这样，都到饭点儿了，让师傅在家吃了饭再走。这事儿，饭桌上再说。”

她的话，像是一盆凉水，浇熄了我们俩的火气。

我看着她，她也正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平静。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腿上的疼，好像不那么重要了。

第3章 一顿饭里的“面试”

李大栓是个实在人，闺女发了话，他立马就去张罗饭菜了。

厨房里很快就传来了“刺啦”的炒菜声，伴随着浓郁的葱花香。

堂屋里，只剩下我和李秀兰。

气氛一下子有点尴尬。

我坐在板凳上，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她给我揉完了腿，就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拿起一本书静静地看着。

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她身上打下一片柔和的光晕。她的侧脸很安静，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

我偷偷地打量她，心想，这姑娘真不一样。村里这个年纪的姑娘，要么早就嫁人了，要么就在家纳鞋底、喂鸡，哪有像她这样安安静得下心来看书的。

她看的书，封面是蓝色的，上面有几个字，我离得远，看不太清。

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忽然抬起头，朝我笑了笑。

“师傅，腿好点没？”

“好，好多了，谢谢你。”我赶紧收回目光，脸又有点热。

“别师傅师傅地叫了，听着显老。”她把书合上，放在腿上，“我叫李秀兰，你呢？”

“我叫王建民。”

“王建民，”她念了一遍我的名字，点点头，“建民哥，你这手艺学了多久了？”

她这么一叫，我心里更紧张了，说话都有点结巴：“没，没多久，跟师傅学了半年，自己干了一年多。”

“那也挺厉害的。”她很认真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靠手艺吃饭，踏实。”

这话从一个文化人嘴里说出来，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在村里，我这个职业，说好听点是“技术员”，说不好听的，就是个“阉猪配狗”的，总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像她这样，能正儿八经把它当成一门“手艺”来看待的，还真是头一个。

我胆子也大了一点，问她：“秀兰……妹子，你在村小学教书？”

“嗯，教语文。”她提起自己的工作，眼睛里有光，“就是孩子们太调皮了，有时候也头疼。”

“当老师好，受人尊敬。”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从她的教学，聊到我的工作，从村里的新鲜事，聊到县城的发展。

我发现，她懂的真多。我说起猪的品种改良，什么长白、大白、杜洛克，她竟然能听得懂，还能问出几个关键问题。她说起书本里的故事，什么简·爱、鲁滨逊，我也听得入了迷。

跟她聊天，一点也不累。感觉时间过得飞快。

很快，李大栓端着菜从厨房出来了。他媳妇，也就是秀兰她妈，一个很和善的婶子，也跟着端出一大碗面条。

“建民，来，上炕坐。”李大栓热情地招呼我。

北方的农家，堂屋里都有一个大土炕，吃饭待客都在上面。

我推辞不过，只好脱了鞋，盘腿坐上炕。

饭菜很简单，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大盆手擀面，但香味扑鼻。

李大栓拿出一个酒瓶，给我和自己都倒了一杯。

“来，建民，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叔给你赔个不是。”他端起酒杯。

“李叔，你再说这话，我这饭可就吃不下去了。”我赶紧端起杯子，“是我学艺不精，该我敬你。”

两杯酒下肚，话匣子就彻底打开了。

这顿饭，吃得不像是赔罪宴，倒像是一场“面试”。

李大栓问得很细，从我家有几口人，几亩地，问到我爹妈身体怎么样，我一年这活儿能挣多少钱。

这些问题，搁在平时，跟查户口似的，我肯定会反感。但李大栓问得坦荡，没有半点瞧不起我的意思，倒像是一个长辈在关心晚辈。

我也就一五一十地说了。

“家里就我一个独苗，爹妈身体都还硬朗。地包给了邻居种，我爹在村里的砖窑厂上班，我妈在家操持。我这活儿，看着不起眼，但十里八乡就我一个人干，一年下来，刨去成本，也能落下千把块钱。”

我说的是实话。92年，千把块钱，对于一个农村青年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

李大栓听了，不住地点头，眼神里流露出赞许。

秀兰她妈话不多，一直在旁边给我夹菜，笑眯眯地看着我。

只有秀兰，她不怎么说话，就安安静静地吃饭，但一双眼睛，却像是在观察什么，偶尔会和我对视一下，然后又很快地移开。

吃完饭，李大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非要我歇个午觉，等太阳下山了再回去。

“你那腿，也得缓一缓。”

我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了。

秀兰她妈给我收拾了西厢房的一间屋子，被褥都是新换的，散发着阳光的味道。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是那头发疯的母猪，一会儿是李大栓审视的目光，但最多的，还是李秀兰那双清亮的眼睛，和她说话时清脆的声音。

这趟活儿，虽然干砸了，钱没挣到，还受了伤，丢了人。

但我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亏。

反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是一颗小石子，投进了平静的心湖，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A漪。

第4章 一台收音机和两颗心

我在李家歇到快傍晚，腿上的疼劲儿缓过去不少，就是走路还有点跛。

临走的时候，李大栓硬是往我车把上挂了一篮子鸡蛋，还塞给我十块钱。

“李叔，这真不能要。”我把钱往回推。

“拿着！”李大栓把脸一板，“这是你那管药的钱，必须拿着。鸡蛋是给你补身体的。你要是不收，就是不给叔面子，以后也别来我家了。”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推辞就显得矫情了。

我只好收下钱和鸡蛋，心里盘算着，下次来，一定得把这活儿给干得漂漂亮亮的，把这个人情还上。

“建民哥，路上骑慢点。”秀兰站在门口，对我说道。

“欸，知道了。”我点点头，跨上车。

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就那么站着，直到我骑出很远，回头看，她还在那儿。

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很复杂。

车后座的工具箱里，少了一根输精管，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人情。

接下来的几天，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李大栓家的那头猪。

干我们这行的，最怕的就是砸了招牌。这次没配上，不仅是损失了钱，更是对我技术的一次挑战。要是传出去，说我王建民连一头母猪都搞不定，以后谁还找我？

更重要的，是我心里隐隐有个念头，我想再去李家。

我想再见到李秀兰。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我估摸着那头母猪又到了发情的周期，便提前准备好东西，又骑着车去了李家庄。

这次去，我心里有点忐忑，像是去赶考的学生。

到了李家，还是李大栓迎的我。他看见我，显得特别高兴。

“建民，你可来了！我还寻思着啥时候再给你捎信呢。”

“李叔，上次的事，我一直记着呢。这次我多带了家伙，肯定没问题。”我拍了拍我的工具箱。

进了院子，秀兰正在院里的水井边洗衣服，看到我，她站起身，对我笑了笑：“建民哥，你来了。”

“嗯。”我应了一声，心跳又没出息地快了半拍。

这一次，配种进行得异常顺利。

许是上次闹腾累了，又或许是我这次准备得更充分，那头母á猪格外配合。不到十分钟，我就把活儿干完了。

从猪圈里出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李大栓高兴得合不拢嘴，非要再留我吃饭。

我正要推辞，秀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建民哥，你懂电器吗？我这收音机，不知道怎么了，光有‘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就是不出人声。”

我接过那台红色的“红灯”牌收音机，这是当年的时髦货，一般人家可没有。

我从小就喜欢鼓捣这些小玩意儿，拆了装，装了拆。我爹那辆自行车，我闭着眼都能给拆散了再装回去。这收音机，我以前也修过。

“我试试。”

我把收音机拿到堂屋，从我的工具箱里找出螺丝刀和一小卷胶布。

李大栓和秀兰就坐在旁边看。

我熟练地卸下后盖，露出里面复杂的电路板和各种零件。我仔细检查了一遍，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一根连接天线的细铜丝断了。

这毛病不大，但很考验手上的功夫。

我让秀兰找来一根针，用打火机烧红了，小心翼翼地在断点处烫了两个小孔，然后把铜丝重新接上，再用胶布缠好。

整个过程，我的手很稳，心很静。

我能感觉到，秀兰的目光一直落在我手上。

等我把后盖装好，拧开开关，转动调频旋钮。

“滋啦”声过后，一个清晰的女声从喇叭里传了出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声音洪亮，一点杂音都没有。

“好了！”我心里一阵得意。

“哎呀，建民，你可真神了！”李大栓一拍大腿，满脸的惊喜，“这玩意儿我们拿到镇上的修理铺，老师傅看了半天都说没法修了，没想到你三两下就给弄好了！”

秀兰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满是佩服。

“建民哥，你太厉害了！谢谢你！”

“小事一桩。”我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头。

那一刻，我心里比成功配上一头优良种猪还要高兴。

能帮上她的忙，能让她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劲儿。

因为这台收音机，我又在李家吃了一顿饭。

饭桌上，气氛比上次还要热烈。李大栓一个劲儿地夸我手巧，能干，是个过日子的好后生。

秀兰的话也多了起来，她跟我聊起了收音机里听到的新闻，聊起了外面的世界。她说她想去北京看看天安门，想去上海看看外滩。

我听着她描绘的那些我从未见过的景象，心里充满了向往。

我发现，我们俩有很多话说。她说的，我爱听；我说的，她也听得进去。

这种感觉，很奇妙。

从那天起，我去李家庄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

有时候是借口去看看猪的情况，有时候是顺路，给她捎一本她想看的书，或者带点县城里才有的新奇玩意儿。

每次去，李大栓和她妈都热情得像是招待亲戚。

我和秀兰，也越来越熟。

我们会在院子里那棵大槐树下，聊一下午。她给我讲书里的故事，我给她讲我走村串户遇到的趣事。

我知道了她喜欢吃甜的，不喜欢吃辣的；我知道了她最喜欢的颜色是天蓝色；我知道了她晚上睡觉前，总要听一会儿收音机。

她也知道了我的很多事。她知道我看着老实，其实心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她知道我喜欢琢磨机械，梦想着以后能开个自己的修理铺；她知道我攒钱，是想在村里盖一栋气派的二层小楼。

我们俩，就像两棵慢慢靠近的树，根在地下悄悄地蔓延，枝叶在空中不知不觉地触碰在了一起。

村里开始有了些风言风语。

有人说，王家那小子，心思不在猪身上，在李家那闺女身上呢。

也有人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人家李秀兰是高中生，是民办教师，能看上一个配猪的？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开始有点自卑，有点退缩。

我觉得他们说得对。我王建民，一个整天和猪打交道的粗人，哪配得上秀兰这样的文化人？

那段时间，我刻意减少了去李家庄的次数。

我怕我的出现，会给秀兰带来不好的影响。

第5章 一场雨和一席话

我以为，只要我不去找她，我们之间的那点刚刚萌芽的情愫，就会像地里的草一样，自己枯萎掉。

可我没想到，我不去找她，她却来找我了。

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下午。

我正在家里院子的棚子下，修理一辆邻居家的自行车。链条掉了，还生了锈，很不好弄。我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机油。

我娘在屋里喊我：“建民，有人找！”

我头也没抬，随口问：“谁啊？”

“李家庄的秀兰姑娘。”

我“噌”地一下就站了起来，手里的扳手都掉在了地上。

我看见秀兰撑着一把天蓝色的伞，站在我家院门口。雨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几缕头发贴在额头上，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

“秀兰……妹子，你怎么来了？”我有点手足无措，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上的油。

“我来县里开会，顺路过来看看你。”她说着，收了伞，走进棚子，“最近怎么没见你去我们村？”

她的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出了一丝不易察qPCR的质问。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说：“最近……活儿多，忙。”

“是吗？”她看着我满是机油的手，又看了看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给猪配种，也需要修自行车吗？”

一句话，就把我的谎言戳穿了。

我窘得满脸通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娘端着一碗热茶从屋里出来，热情地招呼她：“秀兰姑娘，快进屋坐，外面下着雨，凉。”

“不了，婶儿，我说几句话就走。”秀一兰对我娘笑了笑，然后把目光重新投向我。

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慌。

沉默了半晌，她才轻声开口：“建民哥，你是不是听到村里人说什么了？”

我心里一震，没想到她这么直接。

我点了点头，声音很小：“嗯。”

“他们说你配不上我，是吗？”

我又点了点头，头埋得更低了。

“那你自己呢？”她追问，“你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没说话。因为我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

她忽然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失望。

“王建民，我以前觉得，你是个有主见、不服输的人。你靠自己的手艺吃饭，不偷不抢，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我佩服你。可我没想到，别人几句闲话，就能让你变成一个缩头乌G龟。”

“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职业有分工，但人格没有贵贱。”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你在猪圈里忙活，我在教室里教书，我们都是在凭自己的本事，为这个社会做事。你在我眼里，从来都不是什么‘配猪的’，你是一个懂技术、会修理、有责任心的男人。”

“我爹也常说，建民这后生，看着话不多，但心里有数，手上有活儿，是个靠得住的人。”

“我们家的人，都不在乎你怎么挣钱，我们在乎的，是你这个人怎么样。”

雨还在下着，棚子外的屋檐滴着水，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

我的心，却被她这番话，说得一片滚烫。

我抬起头，第一次那么认真地、勇敢地看着她的眼睛。

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真诚和一点点……期待。

“秀兰……”我的喉咙有点哽咽，“我……我怕耽误你。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你的前途应该在城里，而不是在村里，更不是跟着我这么一个……一个粗人。”

“我的前途在哪里，应该由我自己决定，不是吗？”她反问我，“城里是好，但城里有你吗？”

最后那句话，她说得很轻，但对我来说，却不亚于一声惊雷。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所有的自卑、所有的顾虑，在那一瞬间，都被击得粉碎。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雨声，风声，都好像消失了。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深吸一口气，用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说出了一句话。

“秀兰，等我。等我攒够了钱，盖上新房，我就去你家提亲。”

我说这话的时候，手上还沾着黑色的机油，身上还穿着脏兮兮的工服。

但我觉得，那一刻的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要顶天立地。

秀兰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但她没有哭，而是用力地点了点头，脸上绽放出我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

“好，我等你。”

那场雨，下了很久。

但我的心里，却像是雨过天晴，出了一道绚丽的彩虹。

第6章 两家人的心思和一担聘礼

自从那天秀兰来过之后，我整个人就像是上了发条的闹钟，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

我不再躲着去李家庄，反而去得更勤了。

当然，不是空着手去。每次去，我都打着“汇报工作”的旗号。

“李叔，你家那头猪，我估摸着日子，应该是配上了，你这几天注意观察它的饮食。”

“婶儿，这是我从县城给秀兰捎的书，她上次说想看。”

李大栓和我婶子都是明白人，看着我俩的眼神，一天比一天暧昧。他们不点破，但每次我走，都把我送到村口，那架势，跟送自家姑爷似的。

我和秀兰的关系，也算是半公开了。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和以前一样，聊天，说笑。但有些东西，已经悄悄变了。

她的眼神里，多了几分以前没有的温柔。我跟她说话的时候，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拘谨，偶尔还会开几句玩笑。

我们俩心里都揣着那个约定，像揣着一个甜蜜的秘密，谁也不说，但谁都懂。

为了这个约定，我开始拼了命地干活。

以前是别人找上门，我才去。现在，我主动出击。我骑着车，跑遍了周围七八个村子，挨家挨户地去推销我的技术。

“叔，婶儿，想让你家猪多下崽，下好崽，就得靠科学配种！”

“我这儿有从省城来的良种，保证你家一窝能多卖好几百块钱！”

一开始，很多人不信，觉得我一个毛头小子，是在吹牛。

但慢慢地，那些用了我技术的农户，家里的母猪产仔率明显高了，而且生下来的小猪崽个个体格健壮，长得飞快。

一传十，十传百。

“王建民技术好”，这五个字，成了我的金字招牌。

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候一天要跑三四个村子。人是累，晒得跟个黑炭似的，但看着存折上一点点多起来的数字，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我爹妈也看出了我和秀兰的事。

我娘偷偷问我：“建民，你跟李家那闺女，是不是……处对象了？”

我红着脸，点了点头。

我爹抽着旱烟，半天没说话，最后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只说了一句：“李大栓是个好人，他家闺女也是个好姑娘。咱家不能亏待了人家。”

我懂我爹的意思。

转眼，就到了秋后。

我存折上的钱，加上我爹妈给我的，已经足够在村里盖一栋三间大瓦房了。

我选了个好日子，请了村里最好的瓦匠，开始动工。

那段时间，我一边忙着自己的活儿，一边盯着盖房子的事。每天累得跟狗一样，但心里亮堂堂的。

房子上梁那天，按照村里的规矩，要放鞭炮，撒糖果。

李大栓带着秀兰，也来了。

他看着那崭新的房梁，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满是笑意：“好小子，有出息！”

秀兰站在他身后，看着我，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知道，时机到了。

房子盖好，晾了半个月，我就开始准备提亲的事。

我请了村里最会说话的媒人，准备了当时我们这儿最体面的聘礼——“三转一响”。

一块“上海”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还有一台……我特意托人从城里买回来的“燕舞”牌双卡收录机。

我知道秀兰喜欢听广播，这台收录机，是我的私心。

除了这些，还有八十八块八的彩礼钱，寓意“发发发”。

提亲那天，我爹穿着他最好的那件中山装，我娘也换上了新衣服。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媒人走在前面，我和我爹挑着那担沉甸甸的聘礼，跟在后面。

一路上，引来了不少村民的围观。

“看，王建民去李家提亲了！”

“这聘礼，可真够排场的！”

我听着这些议论，腰杆挺得笔直。我就是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王建民，有能力给我喜欢的姑娘一个体面的未来。

到了李家，李大栓和秀兰她妈早就等在门口了。

屋里坐满了李家的亲戚。

那场面，比我第一次去给猪配种，还要紧张一百倍。

媒人妙语连珠，把我说得天花乱坠。我爹和我，就坐在旁边，像两个等着宣判的犯人。

李大栓一直笑呵呵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

最后，他清了清嗓子，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他看着我，缓缓开口：“建民，东西我们都看到了，心意我们也领了。但是，我有句话，想当着大家伙儿的面，问问你。”

我心里一紧，赶紧站直了身子：“李叔，您说。”

李大栓说：“我家秀兰，读过书，有文化。她跟了你，我们不求她过什么大富大贵的日子，但我们希望，你能一辈子对她好，尊重她，支持她。尤其……是支持她继续当老师，继续看书学习。这一点，你能做到吗？”

我没想到，他会问出这样一番话。

在当时的农村，很多人娶媳妇，就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找个免费的劳动力。没几个人会去在乎媳妇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追求。

李大栓能说出这番话，可见他是真心疼爱自己的女儿。

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敬意。

我看着李大栓，又看了看人群后面，正偷偷朝我望过来的秀兰，一字一句，郑重地说道：

“李叔，你放心。我王建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保证，我不仅会一辈子对秀兰好，我还会支持她做所有她想做的事。她想教书，我就给她削一辈子的粉笔；她想看书，我就给她买一辈子的书。我不会让她因为嫁给我，就放弃自己的追求。我娶她，是想让她过得更好，而不是让她来给我当牛做马的。”

我的话音刚落，屋子里一片寂静。

随即，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李大栓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睛里泛着泪光。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我李大栓的闺女，没看错人！”

第7章 一场婚礼和一份事业

我们的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婚礼定在腊月，那是一年里农家最闲的时候，也是最喜庆的时候。

结婚那天，天特别蓝，一点风都没有。

我们村，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

我穿着我爹的中山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骑着那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去李家庄接我媳妇。

车后座上，铺着红色的绸布。

我的身后，跟着一长串的迎亲队伍，吹着唢呐，敲着锣鼓，浩浩荡荡。

到了李家，秀兰已经穿好了大红色的嫁衣，盖着红盖头，由她的哥哥背出了门。

我看着她被扶上我的自行车后座，心里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填满了。

我骑得很慢，很稳。

我能感觉到，坐在我身后的她，轻轻地抓着我的衣角。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婚礼办得很热闹，也很简单。在我家新盖的瓦房里，摆了十几桌酒席。

我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每个人都笑着对我说“恭喜”，说我娶了个好媳妇，有福气。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真心话。

洞房花烛夜。

等宾客都散尽了，我回到新房。

秀兰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炕沿上，红盖头还没揭。

我走过去，心跳得厉害。我用一杆秤，轻轻地挑开了她的红盖头。

盖头下，是她娇羞又美丽的脸庞。烛光映着她的脸，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动人。

我们俩对视着，都笑了。

“建民。”她轻声叫我。

“欸。”我应着。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嗯，一家人。”

新婚的日子，是甜的。

我还是每天骑着车，奔波在各个村子。但不管多晚，多累，只要一想到家里有个人在等我，心里就暖洋洋的。

秀兰把我们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她不怎么会做农活，但她会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会把我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会给我做热腾腾的饭菜。

我兑现了我的承诺。

我支持她继续在村小学教书。每天早上，我送她去学校；每天傍晚，我接她回家。

她备课到深夜，我就给她点上煤油灯，给她端上一杯热茶。

她想买书，我二话不说就骑车去县城的新华书店，把她要的书全都买回来。

我们的日子，过得平淡，但很充实。

婚后第二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王念。意思是，念念不忘。

孩子的出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乐，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我意识到，光靠给猪配种，只能解决温饱。我想给秀兰和儿子更好的生活。

我开始琢磨着，要做点别的事。

我修收音机的技术，在十里八乡已经小有名气。经常有人拿着坏了的收音机、手电筒来找我修。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开一个家电修理铺呢？

我把这个想法跟秀兰说了。

她听完，眼睛一亮，特别支持我：“建民，这是好事啊！你的手艺这么好，不开个铺子太可惜了。以后家用电器会越来越多，这个行当，肯定有前途。”

有了她的支持，我信心倍增。

我把我这几年攒下的积蓄拿出来，又跟我爹借了一点，在我们村口，租下了一间小门面。

我把它粉刷一新，挂上了一块我自己写的招牌——“建民家电修理部”。

开业那天，没什么仪式，就是放了一挂鞭炮。

一开始，生意很冷清。大家还是习惯了找我给猪配种，不相信我还能修电视机、洗衣机。

我不气馁。

我把铺子交给秀兰看着，自己还是骑着车下乡。但这次，我不仅带着我的“希望罐”，还带上了我的修理工具箱。

“叔，你家猪配好了，那台不响的收音机我给你看看？”

“婶儿，你家那台雪花点的黑白电视，我能修，保证修好了比新买的还清楚。”

我免费给他们检查，修好了，只收个零件钱。

我的手艺，加上我攒下的好人缘，生意慢慢地好了起来。

从收音机，到电视机，再到后来的洗衣机、电风扇。只要是带电的，就没有我鼓捣不明白的。

我的“建民家电修理部”，名气越来越大，甚至连镇上的人，都专门跑来找我修东西。

我的收入，也水涨船高。

我不再需要去给猪配种了。我把那套工具，连同我的客户，都免费送给了村里一个想学这门手艺的年轻人。

交接那天，我看着那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带着那个白色的搪瓷罐子，消失在村口的小路上。

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

我笑了笑，转身回到了我的修理铺。

铺子里，秀兰正在教儿子认字。阳光照在他们娘俩身上，温暖而祥和。

我知道，我的人生，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那一次失败的配种，源于那头脾气火爆的母猪。

第8章 岁月静好和那份初心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

我的“建民家电修理部”，早就变成了“建民家电城”。从村口的小门面，搬到了镇上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三层的小楼，卖各种新潮的家电。

儿子王念也长大了，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了镇上，帮我打理生意。他比我懂得多，会用电脑，会搞网络营销，把家电城经营得有声有色。

我呢，也落得个清闲。

我早就不在一线卖货了，但我还是在店里给自己留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一张工作台，摆满了我的那些宝贝工具。

镇上有些老街坊，家里的老电器坏了，不相信外面的年轻人，还是愿意拿到我这里来修。

我不收钱，就图个乐呵，跟他们聊聊天，也算是不让自己的手艺生疏了。

秀兰也退休了。

她没当上一辈子的民办教师。后来国家政策改革，她考上了公办教师，一直干到退休。她教过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很多在外面都有了出息，逢年过节，还会回来看她。

我们俩，也算是我们那个年代，从农村里走出来，把日子过得不错的一对儿了。

儿子不止一次劝我：“爸，你跟妈也该享享福了。把店交给我，你们俩出去旅旅游，看看世界。”

秀兰很心动，她年轻时的梦想，就是去北京，去上海。

可我，总觉得离不开这个小镇，离不开我的那个修理台。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秀兰吃完饭，在镇上的河边散步。

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的。

秀兰忽然问我：“建民，你还记得李家庄那头猪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怎么可能不记得。那可是咱俩的大媒人啊。”

“说起来，也怪。”秀兰也笑了，“当初那么多人说我，说我一个高中生，怎么就看上你了。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是啊，为什么呢？”我好奇地问。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半辈子。

秀兰停下脚步，看着我，眼神很认真。

“可能是因为，你被猪顶翻在地的时候，脸都丢尽了，却还想着不能让俺爹赔你药钱。”

“也可能是因为，你修好了俺家那台收音机，满手油污，却笑得像个孩子。”

“还可能是因为，提亲那天，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会支持我看一辈子的书。”

她顿了顿，轻轻地挽住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其实啊，过日子，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实诚，靠得住。跟你在一起，心里踏实。”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暖流涌动。

是啊，踏实。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最朴素的爱情观。

我们不懂什么浪漫，也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我们认定的，就是一辈子。

我们一起经历过贫穷，一起奋斗，一起把一个家，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这份感情，早就融入了骨血，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秀兰，”我轻声说，“等过完年，咱们就去北京，我带你去看天安门。”

“真的？”她惊喜地抬起头。

“真的。”我点点头，“你年轻时的梦想，我得帮你实现。”

她笑了，眼角泛起了泪花。

看着她，我忽然想，人生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是金钱吗？是事业吗？

或许都是，但或许也都不是。

对我王建民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当年那个炎热的午后，我被一头猪顶翻在地，狼狈不堪时，那个叫李秀兰的姑娘，递过来的一碗水，和她那双清澈、关切的眼睛。

有些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它不在于你做得多成功，而在于你最窘迫的时候，有个人，看到了你内心深处的那份善良和本真。

我想，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在那个夏天，骑上我的二八大杠，带着我的“希望罐”，去李家庄，去会会那头脾气火爆的“红娘”。

哪怕，最后还是没配上种。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毕竟，我赢得了我的一生。

来源：每天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