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气里还飘着那股淡淡的、独属于女同志家里的雪花膏香味,混着老木家具和书本纸张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孔里。
电闸拉下的那一刻,屋里瞬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空气里还飘着那股淡淡的、独属于女同志家里的雪花膏香味,混着老木家具和书本纸张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孔里。
“还是摸黑,干活方便。”
陈厂长清冷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听不出什么情绪,却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那潭死水里,砸出了圈圈涟漪。
我叫李卫民,四十二岁,红星机械厂的电工。在厂里抡了二十多年扳手和电笔,自认手上的活儿,比嘴皮子利索。那天是1994年的一个秋天,我这辈子头一回,在一个女领导家里,还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听她说出这么一句让我浑身汗毛都竖起来的话。
很多人后来都问我,老李,你那天晚上到底经历了啥?陈厂长一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把你个半老头子叫家里去,还拉了电闸,图啥?
我每次都只是笑笑,点上一根烟,看着烟雾在眼前盘绕、散开,就像那晚的黑暗,浓得化不开。
有些事,得从头说。得从我们红星厂那盏忽明忽暗的大灯说起。
第1章 一盏忽明忽暗的灯
我们红星机械厂,是那种典型的老国营厂子。
厂区大门上,“红星机械厂”五个描金大字已经斑驳,露出底下暗红的底漆,像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脸上的皱纹藏着风霜。
厂里的日子,也跟这大门一样,看着还算体面,里子却一年不如一年。设备老化,人心涣散,老师傅们泡着浓茶在车间角落里下象棋,年轻人则琢磨着怎么“下海”捞一笔。
我就守着我的电工房,守着那一堆扳手、钳子、万用表,像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我这人,没什么大本事,就手上这点活儿还算拿得出手。厂里大大小小的电路问题,只要我李卫民过去瞧一眼,基本八九不离十。
我带了个徒弟,叫刘俊。小伙子人机灵,嘴巴甜,见谁都“哥”、“姐”地叫,哄得办公室那帮丫头小子团团转。可学手艺这事,光靠嘴甜没用。他总嫌我教的东西太老套,嫌我让他练基本功是浪费时间。
“师傅,现在都啥年代了,讲究的是效率。您那套,慢了。”他总这么说,手里盘着不知从哪儿淘来的核桃。
我也不跟他争,只是把手里的铜线掐得更紧了些。活儿干得好不好,机器不会说谎。
厂子的天,是在那年夏天变的。市里空降来一个新厂长,叫陈静。
一个女人,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短发,戴副金丝眼镜,走路带风。她不像以前那些大腹便便的领导,她眼里有光,也有霜。
全厂上下都伸长了脖子看,看这个女厂长能烧出个什么三把火来。
陈静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生产车间。她上任第二天,没开大会,没搞动员,直接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下了车间。
那天,一号车间那台老掉牙的冲压机又闹脾气了,主线路接触不良,顶上那排照明灯跟着一闪一闪的,跟鬼火似的,晃得人心慌。
车间主任急得满头大汗,刘俊围着配电箱捣鼓了半天,又是敲又是打,最后两手一摊:“不行了,这线路老化太严重,得全换。”
全换?说得轻巧。这一换,车间得停产三天,厂里这个月的生产任务本就紧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我正蹲在角落里给一台小电机换碳刷,听见了,擦了擦手走过去。
“我看看。”
刘俊撇撇嘴:“师傅,没用的,我都查过了。”
我没理他,戴上老花镜,凑到配电箱前,一股子焦糊味儿。我没急着动,就那么盯着里面密密麻麻的线路看,像个老中医给病人号脉。
耳朵贴在铁皮上听,里面有细微的“滋滋”声。
“把A3那根闸刀的保险丝下了。”我头也不抬地吩咐。
刘俊不情不愿地照做了。
我用电笔小心翼翼地探进去,在一个极隐蔽的接线柱上轻轻拨了一下。那是个老式接线柱,因为震动,里面的压片松了,铜线虚接,时断时续。这种毛病,万用表都量不出来,全凭经验。
我从工具包里拿出特制的小扳手,探进去,凭着手感,拧了半圈。
“合闸。”
刘俊把保险丝安回去,推上闸刀。
“啪”的一声轻响,整个车间瞬间亮如白昼,那排灯稳稳地亮着,再也不闪了。冲压机也发出了沉稳有力的轰鸣。
工人们都欢呼起来。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准备回我的角落。一转身,却看见陈静就站在我身后不远处,抱着胳膊,静静地看着我。她的眼神很亮,像是能穿透我这身油腻腻的工作服,看到我骨子里的东西。
她没说话,只是对我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就走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清是啥滋味。被人这么盯着,还是个大领导,浑身不自在。
从那天起,厂里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算是彻底亮了。
可我心里的那盏灯,却开始闪烁起来。
第2章 铁屑里的光
陈静的第二把火,烧向了仓库和采购。
她查出了好几笔糊涂账,撤了两个跟前任厂长关系匪셔的科长。厂里一下子炸了锅,各种风言风语就起来了。
有人说她是从市里派下来摘桃子的,干不长。
也有人说她一个女人家,不懂生产,瞎指挥。
更难听的,说她私生活怎么怎么样,不然年纪轻轻怎么能坐上这个位置。
这些话,像夏天里的苍蝇,嗡嗡地在你耳边绕,赶不走,也打不着。
我还是跟往常一样,上班,干活,下班。厂里的风风雨雨,好像跟我隔着一层。我这辈子,就信一件事:把手上的活儿干好,比啥都强。
可麻烦,还是找上了我。
那天下午,厂广播突然响了,让所有电工去小会议室开会。
我到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电工班的老老少少十几号人,连刘俊都破天荒地没迟到,正跟几个年轻人说笑。
陈静坐在主位上,脸色平静。
她等所有人都到齐了,才清了清嗓子,说:“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一件事。德国那边订购的新设备,下个月就要到港了。这批设备对我们厂至关重要,是技术升级的关键。但是,我们厂现有的电力系统,根本带不动。”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
“我需要一份完整的、可行的全厂线路改造方案。谁能拿出来?”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吭声。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厂里的线路跟蜘蛛网似的,图纸都是几十年前的,好多地方早就改得面目全非了。做方案,意味着要把整个厂的犄角旮旯都跑遍,吃力不讨好,万一出了岔子,责任谁来担?
沉默中,刘俊突然站了起来。
“陈厂长,我觉得这事不难。我们只要把主线路加粗,再换几个大功率的变压器就行了。我周末加加班,下周一就能给您画个草图出来。”
他话说得漂亮,几个年轻电工立马附和。
陈静看了他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问:“其他人呢?”
没人说话。
我的手在膝盖上摩挲着,粗糙的裤子布料磨得掌心发烫。我知道刘俊说的是外行话。加粗主线路?换变压器?钱从哪儿来?更重要的是,很多老旧设备根本承受不住那么大的电压冲击,到时候不是升级,是报废。
改造,得像绣花一样,一针一线地来,得摸清每一条线路的脾性,每一个车间的用电规律。
我心里有谱,但我不愿说。枪打出头鸟的道理,我懂。我只想安安稳稳地干到退休。
陈静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我身上。
“李师傅,你呢?上次一号车间的事,我可记着呢。”
所有人的视线“唰”地一下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感觉脸颊发烫,像被架在火上烤。
刘俊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怼。
我站了起来,手心里全是汗。
“陈厂长,这事……急不得。”我斟酌着用词,“厂里的线路,就像人的血管,盘根错节。得先做个全面的‘体检’,把每一条支路的负荷、老化程度都摸清楚,才能对症下药。不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可能把人给治死了。”
我说完,会议室里更静了。
陈静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审视的意味。
半晌,她才开口:“好。这个‘体检’,就交给你来做。你需要什么支持,直接跟我说。”
她又转向刘俊:“你做的草图,也拿来我看看。”
一句话,既给了我任务,又没驳了刘俊的面子。
散会后,刘俊没跟我一起走,他被几个年轻人簇拥着,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能感觉到,那些射向我后背的目光,又冷又硬。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我几乎是泡在了厂里。
我翻出了所有能找到的陈年图纸,发黄的纸张脆得像饼干。然后,我带着手电筒和笔记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钻,一个配电箱一个配电箱地查。
我钻地沟,爬房梁,衣服上沾满了油污和铁屑。有时候,为了搞清楚一根线的走向,我能在一个地方蹲上半天。
工人们都笑我,说老李这是要当厂长了,这么卖命。
我只是笑笑。我不是为了当官,我就是见不得那些线路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像一团理不清的麻。我干了一辈子电工,就想让它们都各归其位,清清爽爽。
我把测绘的数据一点点整理出来,画在一张大图纸上。红色的线是主干,蓝色的线是支路,黑色的标记是隐患点……密密麻麻,像一张人体的经络图。
这张图,只有我看得懂。这是我二十多年心血的结晶。
就在方案快要完成的时候,家里出事了。
我老婆,梅,在菜市场跟人闲聊,听到了风言风语。
那天我拖着一身疲惫回家,她一反常态地没给我准备热饭热菜,就坐在小板凳上,眼睛红红的。
“卫民,我问你,你跟那个新来的陈厂长,是不是有啥事?”
我一愣:“你说啥呢?”
“你别装了!厂里都传遍了!说她看上你了,天天给你开小灶,不然那么大的事,凭啥交给你一个快退休的老师傅?”
我心里的火“噌”地就上来了。
“胡说八道!我那是凭手艺吃饭!我李卫民什么时候靠拍马屁过日子了?”
“手艺?手艺能当饭吃吗?刘俊那孩子多会来事,人家现在都跟车间主任称兄道弟了!就你,傻实在,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你懂个屁!”我气得吼了一声。
这是我们结婚二十多年,我第一次对她这么大声。
梅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捂着脸跑进了卧室。
我呆呆地站在客厅里,看着桌上那碗已经凉透了的疙瘩汤,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
我知道,这些风言风语,八成是刘俊他们传出去的。
我辛苦画出来的图纸,在我眼里是心血,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一根扎人的刺。
那晚,我一夜没睡。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把地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看着满墙的奖状,“先进工作者”、“技术标兵”,突然觉得有点可笑。
我守着这点手艺,这点所谓的“匠心”,到底图个啥?
也许,梅说得对,我是个傻子。
一个在铁屑里,妄想寻找光亮的傻子。
第3章 耳边的风
和梅冷战的日子,家里安静得可怕。
以前下班回家,总能听见她在厨房里忙活的声响,锅碗瓢盆叮当作响,抽油烟机嗡嗡地唱着,那是我一天中最踏实的时候。
现在,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一声一声,敲在心上,空落落的。
饭,还是照样做,但都是各吃各的,一句话都没有。她把饭菜端上桌,就扭头去看电视,电视里的人在哭在笑,我们俩却像两尊泥塑。
我知道她心里有疙瘩,我也憋着一股气。
厂里的风言风语,并没有因为我的埋头苦干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
“听说了吗?老李那方案,陈厂长亲自抓的,天天往她办公室跑。”
“可不是嘛,咱这电工班,啥时候这么受重视过?我看啊,这里面有事儿。”
刘俊更是变本加厉。他见了我,还是“师傅、师傅”地叫,可那笑容里,总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儿。他当着我的面,跟别人开玩笑:
“我们师傅现在可是陈厂长跟前的红人,以后我们电工班,可得仰仗师傅多提携了。”
周围的人一阵哄笑,那笑声刺耳得很。
我懒得辩解。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不了。我只知道,我的方案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
我把最终的方案图纸和一份厚厚的说明报告,放在了陈静的办公桌上。
那是我熬了三个通宵赶出来的。报告里,我不仅指出了厂里现存的127个安全隐患点,还根据不同车间的生产特性,设计了三套改造方案:一套是全面改造,效果最好,但花钱最多;一套是重点改造,性价比最高;还有一套是应急改造,花钱最少,能保证新设备先用起来。
陈静戴着眼镜,一页一页看得极其认真。
她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短发上,镀上了一层金边。她专注的样子,让我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暂时都沉了下去。
她看了一个多小时,才抬起头,揉了揉眉心。
“李师傅,你这个方案,做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好。特别是这个分级改造的思路,很务实,很接地气。”
她的夸奖很平静,没有半点虚头巴脑的客套,却让我心里一阵发热。
这半个多月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拘谨地搓着手。
“不,”她摇了摇头,眼神很诚恳,“这不是‘应该’,这是责任心。我们厂,现在最缺的就是你这样的责任心。”
她站起来,给我倒了杯水。
“李师傅,我刚来,厂里情况复杂。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在背后抵触。我知道你最近也听了不少闲话,受委屈了。”
我端着水杯,手有点抖。没想到,她一个厂长,连这些都看在眼里。
“厂长,我……我没事。我就是个干活的,把活儿干好就行。”
“手艺人,也得活得有尊严。”陈静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放心,是金子,就不会被埋没。厂里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心为它好的人。”
从她办公室出来,我心里五味杂陈。
一方面,是被人理解和肯定的温暖。另一方面,是更深的忧虑。她越是器重我,那些风言语就越会像野草一样疯长。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前脚刚走,刘俊后脚就进了陈静的办公室。他送去的是他那份“草图”,画得漂漂亮亮,还用了彩色铅笔,但里面的内容,空洞无物。
陈静当场就指出了几个致命的错误,把他客气地“请”了出来。
这下,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刘俊没再当着我的面说什么,但厂里关于我和陈静的谣言,版本开始升级了。
从“陈厂长器重李卫民”,变成了“李卫民给陈厂长送礼”,最后,传得最离谱的版本是,有人看见我晚上从陈厂长家的小区里出来。
这话,传到了梅的耳朵里。
那天,我刚进家门,一个枕头就迎面飞了过来。
“李卫民!你长本事了啊!”梅的声音都在发抖,眼圈通红,手里捏着一张纸。
我捡起枕头,不明所以:“你又发什么疯?”
“我发疯?你看看这是什么!”她把那张纸狠狠地摔在我脸上。
那是一封信,没有署名,歪歪扭扭的字迹,写满了污秽不堪的词句,把我和陈静的关系,描绘得有鼻子有眼。
“……夜半无人私语时,红星厂里话春宵……老牛啃嫩草,寡妇门前是非多……”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把将信纸撕得粉碎。
“这是谁干的!这是污蔑!是诽谤!”
“无风不起浪!”梅哭喊着,“你要是没做亏心事,人家为什么不写别人,偏偏写你?李卫民,我们过了二十多年了,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哪种人?我天天累得跟狗一样,为了这个家,为了厂子,我图什么了?就图你这么怀疑我?”我的委屈和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我们吵得天翻地覆。
邻居都来敲门了。
梅哭着收拾了几件衣服,摔门而去,回了她娘家。
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一地的碎纸屑。
我瘫坐在沙发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这一辈子,活得坦坦荡荡,没想到老了老了,却被人泼了一身洗不清的脏水。
我看着窗外,天一点点黑下去。
耳边那些风,好像钻进了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要把我整个人都撕裂。
那一刻,我真的想,这个破差事,我不干了。
我辞职,我走,我离这个是非之地远远的。
可第二天,看着工具箱里那些跟了我几十年的老伙计,我又舍不得了。
我李卫min,不能就这么当个逃兵。
第4章 那个特殊的“任务”
梅回娘家的第三天,厂里正式宣布了线路改造项目启动。
在全厂干部大会上,陈静拿着我的方案,对着投影仪,讲得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她没有提我的名字,只说是“技术部门的集体智慧”。
但我知道,她说服了所有人。连几个最爱挑刺的老资格副厂长,都点了头。
会后,陈静让办公室主任通知我,去她办公室一趟。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福是祸。
推开门,她正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热火朝天的车间。
“李师傅,方案通过了。”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我听说了。”
“项目领导小组,我亲自担任组长。”她转过身,看着我,“副组长,我希望你来当。”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摆手:“不行不行,陈厂长,我就是个电工,我哪会当什么领导。”
“我不是让你去管人,是让你去管技术。”陈静的目光很坚定,“这个项目,技术上离了你,玩不转。我信不过别人。”
信不过别人。
这四个字,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我心上。
我看着她,想起了那些不堪入耳的流言,想起了梅哭泣的脸,想起了刘俊那阴阳怪气的笑。
我沉默了很久,才沙哑着嗓子开口:“陈厂长,谢谢你看得起我。但是……厂里最近风言风语的,我怕我干不好,给您添麻烦。”
这是我第一次,把这层窗户纸捅破。
陈静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她好像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
“身正不怕影子斜。”她淡淡地说,“嘴长在别人身上,但路,是长在我们自己脚下的。李师傅,你要是因为几句闲话就打了退堂鼓,那我看错你了。”
我被她的话噎住了,脸上火辣辣的。
是啊,我李卫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畏首畏尾了?
“我干!”我一咬牙,下了决心,“只要厂长你信得过我,刀山火海,我李卫民都跟着你闯!”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这辈子,都没说过这么豪气干云的话。
陈静笑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儿。
“好。这才是我们红星厂老师傅的样子。”
从那天起,我正式成了“李副组长”。
我还是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但腰杆子,好像比以前直了些。
项目千头万绪,我忙得脚不沾地。选材料,定施工队,协调各个车间的生产时间……每天都像在打仗。
刘俊也被分进了项目组,但他显然不服气。开会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跟我唱反调。我安排东,他偏要说西。
我懒得跟他计较,用事实说话。每次他提出的“高见”,我都能用数据和图纸,把他驳得哑口无言。
几次下来,他消停了不少,但看我的眼神,更冷了。
我没时间去想这些,更没时间回家。吃住,几乎都在厂里临时搭建的办公室。
梅一直没回来。我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她要么不接,要么接了就一句话:“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我想清楚什么?我怎么想?难道要我为了她,放弃这个我倾注了半辈子心血的厂子,放弃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吗?
我心里苦,但没法说。
项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出了个意外。
给新设备供电的核心配电房,在最后调试阶段,一个关键的继电器烧了。这个型号的继电器是进口的,国内根本没货。重新从德国订,一来一回至少一个月。
那整个项目,就要停摆一个月。
所有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陈静连着开了两天会,都没拿出解决办法。
我把自己关在配电房里,对着那个烧得焦黑的继电器,研究了两天两夜。
最后,我拿着自己画的图纸,找到了陈静。
“厂长,我有个办法。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原理不复杂,就是对材料和加工精度要求高。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材料,我有把握。”
陈静看着我布满血丝的眼睛,沉默了很久。
“有几成把握?”
“七成。”
“好。”她拍板了,“需要什么,你列单子,我亲自去跑!”
那几天,整个厂的技术骨干都被我调动了起来。车工、铣工、钳工……我们泡在实验室里,像搞科研一样。
失败了一次,两次,三次……
每一次失败,烧掉的不仅是昂贵的材料,更是大家心里的那股气。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我把继电器里一个关键的弹簧片,换成了我们厂里报废的冲压机上拆下来的一个老零件。那是一种特殊的合金,韧性和弹性都极好。
最后一次试验。
合闸。
指示灯亮了。
一切正常。
整个实验室都沸腾了。大家把我抛向空中,我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
透过人群,我看到陈静站在门口,她没笑,但眼睛里,有泪光。
那天晚上,项目组庆功,大家都喝多了。
我没喝多少,心里惦着事。
散场后,我一个人走在厂区里,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手机响了,是陈静的号码。那时候,手机还是个稀罕物,整个厂也没几部。
“李师傅,你现在有空吗?”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一样。
“有空,厂长,有事您吩咐。”
“我家里的灯坏了,一闪一闪的,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看一下?”
我愣了一下。
她家?
这么晚了,去一个单身女领导家,这……
“厂里这么多年轻电工,让他们去……”
“他们,我不放心。”她打断了我,“就当,是给我派个特殊的‘任务’。”
电话那头,是不容置疑的语气。
我挂了电话,站在路灯下,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知道,我这一去,不管发生什么,那些流言蜚语,恐怕就真的坐实了。
可是,我能拒绝吗?
我看着自己那双沾满油污的手,苦笑了一下。
我李卫民,就是个干活的命。
第5章 黑暗中的手
陈静家住在离厂不远的教师新村,是那种老式的六层红砖楼。
我骑着我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在楼下犹豫了很久。
秋天的夜晚,凉意很重。我抬头看着那栋楼,大部分窗户都黑着,只有五楼的一扇窗亮着灯,光线昏黄,还在不停地闪烁。
应该就是那儿了。
我把车锁好,拎着我的帆布工具包,一步一步地往上走。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只能摸着黑,扶着冰凉的扶手。
我的心跳得有点快,不是因为爬楼,是因为紧张。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梅哭红的眼睛,一会儿是刘俊幸灾乐祸的脸,一会儿又是厂里那些人的指指点点。
走到五楼,我敲了敲门。
门很快就开了。
陈静穿着一身居家的灰色布衣,头发随意地挽着,没戴眼镜。卸下了厂长的身份,她看起来柔和了不少,也憔ें悴了不少。
“李师傅,快请进。”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异常整洁。空气里有股淡淡的书香,还有雪花膏的味道。客厅的灯,果然在一明一暗地闪着,把她的脸也照得忽明忽暗。
“厂长,我看看。”我定了定神,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麻烦你了,李师傅。喝口水吧。”她给我倒了杯热茶。
我摆摆手:“不用,先干活。”
这是我的习惯。活儿没干完,吃不下饭,也喝不下水。
我放下工具包,从里面拿出验电笔和绝缘胶带。
是老式的拉线开关,灯泡也是最普通的白炽灯。我检查了一下线路,没发现明显的老化和破损。
“是最近才开始闪的吗?”我问。
“嗯,就今天晚上。”
我踩上凳子,拧下灯泡,看了看钨丝,是好的。又检查了灯口里的铜片,接触也良好。
这就奇怪了。
问题不在灯上,那就应该在开关或者线路里。
我正准备拆开关面板,陈静突然开口了。
“李师傅,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回头看她。
她走到门边,手放在了总电闸的开关上。
“有些毛病,在亮处是看不清的。”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就“啪”的一声,拉下了电闸。
屋里瞬间陷入了彻底的黑暗。
我站在凳子上,有点不知所措。
然后,就听到了那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还是摸黑,干活方便。”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这是什么意思?
黑暗放大了所有的感官。我能听到她平稳的呼吸声,甚至能闻到她身上洗发水的清香。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手心里全是冷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陈静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清冷,但多了一丝郑重。
“李师傅,你下来吧,小心点。”
我摸索着从凳子上下来,脚踩到实地,心才稍微安稳了点。
“厂长,您这是……”
“李师傅,”她打断了我,“我问你,如果现在,让你不用任何工具,只用手和耳朵,你能判断出刚才灯闪的原因吗?”
我愣住了。
这是在……考我?
我一下子明白了。
拉下电闸,是为了排除视觉干扰,也是为了绝对安全。
摸黑干活,干的不是修灯的活儿,是考验我这个老师傅“望闻问切”的真本事。
我心里的那些旖旎念头,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信任和尊重的激动。
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试试。”
我闭上眼睛,仔细回想刚才灯闪的频率和声音。
那是一种很不规律的闪烁,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而且伴随着开关附近墙壁里极其细微的“滋滋”声。
“问题应该出在开关后面的暗线接头上。”我凭着几十年的经验,做出了判断,“可能是接头氧化了,也可能是当年接线的时候,铜线没拧紧,虚接了。”
黑暗中,一片寂静。
我能感觉到,陈静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她在等我的下文。
“这种毛病,最是磨人。有时候你看着好好的,它偏偏出问题。有时候你以为修好了,它过两天又犯。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接头重新处理,用焊锡焊死,再用绝缘胶布和防水胶布,里外缠三层。”
我说完,静静地等着。
过了大概半分钟,黑暗中传来了陈静的一声轻叹。
“啪。”
她合上了电闸,客厅的灯,稳稳地亮了起来,不再闪烁。
我惊讶地看着她。
“厂长,这……”
“灯,没坏。”陈静看着我,眼神复杂,“它今天晚上,一次都没闪过。”
我彻底懵了。
“那您……”
“李师傅,我叫你来,不是为了修灯。”她走到沙发边坐下,示意我也坐。
“我是想在一个人多眼杂之外的地方,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她给我续上热水。
“线路改造项目,你干得很好。那个继电器,更是救了全厂的急。但是,”她话锋一转,“这个项目,也把你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也知道你家里的事。”
我的心一沉。
“厂里的人,只看得到我提拔了你,却看不到你那张熬了半个月画出来的图纸。他们只听得到风言风语,却听不到你在实验室里一次次失败后的叹息声。”
她的声音很轻,却每一个字都砸在我的心坎上。
“我今天拉下电闸,就是想告诉你。有时候,我们得在黑暗里,才能看清一些东西。也想让你知道,我陈静用人,信的不是别人的嘴,信的是自己的眼睛,信的是这黑暗里,也能辨明真相的真本事。”
她端起茶杯,对我举了举。
“李师傅,接下来,还有一场更硬的仗要打。全厂的生产流程优化,技术革新,我需要一个懂技术、信得过、压得住场的人来挑大梁。这个人,除了你,我想不到第二个。”
我端着那杯热茶,手抖得厉害。
茶水的热气,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一个快退休的老电工,何德何能,担得起这样的信任。
那一刻,我明白了。
她不是在考验我的技术。
她是在考验我的心。
她想看看,在流言蜚语和巨大的压力下,我李卫民这颗心,还是不是正的,这手上的活儿,还是不是稳的。
我站起身,对着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厂长,我懂了。”
第6章 一碗没喝完的疙瘩汤
从陈静家出来,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秋风卷着落叶,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打着旋儿。我骑着车,车链子“哐当哐当”地响,像是给我心里那场刚刚平息的兵荒马乱配着乐。
脑子里,一遍遍回响着陈静的话。
“……我信的不是别人的嘴,信的是自己的眼睛,信的是这黑暗里,也能辨明真相的真本事。”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我的委屈,我的挣扎,我家里的矛盾,她都看在眼里。
她没有用领导的身份来安慰我,而是用了一个电工都懂的方式,给了我最大的肯定和尊重。
那盏根本没坏的灯,那个漆黑的房间,像一个仪式。
它洗去了我身上被泼的脏水,也照亮了我心里最迷茫的角落。
我李卫民,这辈子没白活。
回到家,我掏出钥匙,手都在抖。
一打开门,一股熟悉的饭菜香味扑面而来。
我愣住了。
客厅的灯亮着,桌上摆着两菜一汤,还冒着热气。
梅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件毛衣在织,看样子,是在等我。
她回来了。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这些天,我一个人守着这个空荡荡的家,心里有多苦,只有自己知道。
“回来了?”她头也没抬,淡淡地问了一句。
“……嗯。”我换了鞋,走到她身边。
“吃饭吧,都快凉了。”
我看着桌上的西红柿炒鸡蛋,醋溜白菜,还有一碗我最爱喝的疙瘩汤,心里暖得发烫。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真的饿了。
梅放下手里的毛活,也坐到了我对面,就那么看着我吃。
“慢点,没人跟你抢。”她的声音,软了下来。
我扒了两口饭,抬起头,看着她。她的眼圈还是有点红,但眼神里,没了前几天的怨怼和冷漠。
“你……怎么回来了?”我小声问。
她叹了口气。
“我还能真不要这个家了?”她拿起筷子,给我夹了一筷子菜,“今天,我弟媳妇来我妈家,跟我说了厂里的事。”
她弟媳妇也在我们厂的后勤,消息灵通。
“她说,你带着人,自己做出了德国的零件,让厂子免了天大的损失。还说,你在项目组,天天加班,人都瘦了一圈。她说……厂里那些闲话,都是那个叫刘俊的小子,嫉妒你,故意散播的。”
我的手顿住了。
“她还说,陈厂长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那些乱嚼舌根子的人,说再有造谣生事的,一律严肃处理。”
梅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卫民,是我不好。我不该听外人胡说,不该不信你。”
我放下筷子,走过去,握住她冰凉的手。
“不怪你。是我,没跟你说清楚。”
这些天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可是,一想到我刚从陈静家回来,我的心又悬了起来。
这件事,我该怎么跟她说?
说实话?告诉她,我大半夜去了陈厂长家,她还故意拉了电闸?
在刚刚和好的节骨眼上,这话我说不出口。这不等于火上浇油吗?
可要是不说,万一以后这事又被人添油加醋地传出去,那误会可就更深了。
我心里天人交战。
“想什么呢?”梅看我脸色不对,问道。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说一部分。
“刚才……陈厂长给我打电话,说她家灯坏了,让我去修。”
梅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刚刚缓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这么晚了?她家就没别人了?厂里那么多电工,干嘛非得找你?”一连串的问题,跟连珠炮似的。
“她说别人不放心。”我硬着头皮解释,“就是普通的线路问题,我去了,十几分钟就弄好了。”
我隐瞒了拉电闸和那番谈话的细节。我觉得,那些是属于工作上的信任,是男人之间,或者说,是两个有共同事业追求的人之间的默契,跟男女之情无关。但这些,跟一个家庭主妇,是解释不清的。
梅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像要从我脸上看出一朵花来。
“真的?就只是修灯?”
“真的。”我点点头,心里却虚得很。
她沉默了,没再追问。
但她拿起碗,默默地喝那碗疙瘩汤,喝了一半,就放下了。
我知道,她心里的那个疙瘩,还在。
信任这个东西,就像一面镜子,碎了,就算粘起来,也还是有裂痕。
那一晚,我们虽然睡在同一张床上,但中间,却好像隔了一条河。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心里反复琢磨着这件事。
是我错了吗?
为了家庭和睦,善意的谎言,到底应不应该?
陈厂长对我的信任,是基于公事,是纯粹的。可这份信任,却在我的家庭里,投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她们都“亮”起来,而不是像那碗没喝完的疙瘩汤,温吞、尴尬,悬在半空中。
第7章 黎明前的哨声
日子,在一种微妙的平静中继续。
梅没有再提那晚的事,但家里的气氛,总有点不自在。她对我,比以前更“关心”了。我加班晚了,她会打电话问;我跟谁多说了几句话,她会旁敲侧击地打听。
我知道,她是在意我,但这种不信任感,像一根细细的刺,扎在我心里。
而在厂里,我也成了个“特殊人物”。
线路改造项目顺利竣工,新设备成功运行,全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百分之三十。我李卫民的名字,头一次上了厂里的光荣榜,照片就贴在厂门口最显眼的位置。
走在路上,跟我打招呼的人多了,递烟的人也多了。以前那些爱答不理的科长主任,见了我也都笑呵呵的,喊我一声“李组长”。
刘俊彻底蔫了。项目结束后,他被调去守仓库了,每天的工作就是登记领料,再也不复从前的风光。他见了我,都绕着道走。
我没有一点报复的快感,反而觉得有些可悲。年轻人,把心思都用在了歪门邪道上,路,自然就走窄了。
这一切,都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我知道,陈静说的那场“更硬的仗”,快要来了。
果然,秋末的一个清晨,厂里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紧急集合的哨声。这不是演习,这是全厂职工大会的通知。
所有人都被要求到厂里的大礼堂集合。
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不知道又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我和几个项目组的技术骨干,被安排坐在了前排。
主席台上,陈静和厂里所有的领导班子成员,表情严肃地坐成一排。
大会开始,陈静站到了发言席前。
她没有拿稿子,目光如炬,扫过台下的每一个人。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宣布一个关乎我们红星厂生死存亡的决定。”
一句话,全场鸦雀无声。
“大家都知道,我们厂的日子,一年比一年难过。设备旧,思想旧,管理更旧!再这么下去,不出三年,我们红星厂,就要从地图上消失了!到时候,我们在座的一千多名职工,都要端着饭碗,去满世界找饭吃!”
她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不能再混了!从今天起,我们厂要进行全面的生产流程改革和技术革新!我们要把那些锈掉的、烂掉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全部敲碎,全部扔掉!”
台下开始有了骚动。改革,意味着要打破很多人的铁饭碗。
“我知道,很多人会不理解,会抵触,甚至会骂我陈静是个败家,要把老祖宗留下的基业给折腾黄了!”
“但是,”她提高了音量,“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谁,阻碍红星厂的发展,谁,就是我们全厂一千多名职工的敌人!我陈静,第一个不答应!”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转向了我。
“为了推进这次改革,厂党委决定,成立‘技术革新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此次改革的技术工作。我,担任组长。”
她的目光,再次扫过全场。
“副组长,由我们厂的电工,李卫民同志担任!”
“轰”的一声,整个礼堂炸开了锅。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射向了我。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耳朵里嗡嗡作响。
让我当副组长?负责全厂的技术革新?
这……这怎么可能!我就是一个电工啊!
我看到身边的几个工程师,脸上露出了惊讶、不解,甚至是不屑的表情。我也看到,台上的几个副厂长,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李卫民同志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怎么能担此重任?”陈静的声音,压过了所有的议论。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在线路改造项目中,是他,用半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厂的每一个角落,画出了连我们总工程师都自愧不如的线路图!因为,在继电器烧毁,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是他,带着几个老师傅,不眠不休,攻克了技术难关,为厂子挽回了上百万的损失!”
“我们这次改革,需要的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家,我们需要的是像李卫民同志这样,脚踏实地,有真本事,敢于担当的实干家!”
“我宣布,从今天起,李卫民同志,享受总工程师待遇。技术革新小组,拥有对全厂生产技术问题的一票否决权!”
陈静的话,像一颗颗重磅炸弹,在礼堂里炸响。
一票否决权!
这等于把全厂的技术命脉,都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我看到,台下的人群中,梅也站在那里。她和后勤的同事们站在一起,她正看着我,眼睛里,有震惊,有疑惑,但更多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那是一种,叫做骄傲的东西。
会议结束的时候,我几乎是被推着走出了礼堂。
无数双手伸向我,跟我握手,向我道贺。那些曾经对我冷嘲热讽的人,现在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
我像做梦一样。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太不真实。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李卫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
陈静给了我至高无上的信任和权力,但同时,也给了我一副无比沉重的担子。
我站在厂区的大路上,看着那高耸的烟囱,听着那熟悉的机器轰鸣声。
这,是黎明前的哨声。
一场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第88章 灯亮了,心也亮了
回到家,梅破天荒地没有问我今天大会的事。
她只是默默地在厨房里忙碌,给我下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
我坐在饭桌前,吃着面,她就坐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
“卫民,”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我以前,是不是挺小心眼的?”
我抬起头,看到她眼里的歉意。
我摇了摇头,把嘴里的面咽下去:“不怪你。是我没本事,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
一个男人,如果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活得踏实、有底气,那就是他的失败。
梅的眼圈红了。
“今天在礼堂,我听着陈厂长说你的那些事,我才知道,你……你吃了那么多苦。我天天在家跟你闹,我真不是个东西。”
“别这么说。”我放下筷子,握住她的手,“家里的事,没有谁对谁错。以后,不会了。”
“嗯。”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眼泪掉了下来,滴在桌上。
那晚,我们聊了很多。聊我们刚结婚时的日子,聊孩子小时候的趣事,聊这些年来的不容易。
我们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聊过天了。
那些因为流言蜚语而产生的隔阂,因为不信任而筑起的高墙,在这一刻,都悄然瓦解了。
我终于明白,夫妻之间,最重要的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矛盾发生后,依然愿意坐下来,好好说话。
第二天,我正式到“技术革新小组”的办公室报到。
办公室就设在厂长办公楼的三楼,宽敞明亮。陈静亲自把我送到门口。
“李师傅,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战场了。”
我看着办公室里那些崭新的桌椅,还有墙上挂着的巨大的工厂结构图,心里既激动,又忐忑。
“厂长,我怕……我干不好,辜负了您的信任。”
“我相信你。”陈静看着我,眼神一如既往地坚定,“我信的,是你那双手,和你那颗心。”
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是以厂为家。
技术革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登天。
我带着一帮年轻的技术员,天天泡在车间里。我们改进刀具,优化流程,重新设计工装夹具……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试验。
遇到了无数的困难。有技术的瓶颈,有守旧势力的阻挠,有工人们的不理解。
最难的时候,我好几天都合不上眼,嘴上起了满嘴的燎泡。
但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陈静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对我说的话。
我就会想起梅在灯下为我织毛衣的样子。
我不能退。
我身后,是一个厂子的希望,也是一个家的希望。
半年后,我们革新的第一条生产线,正式投产。
生产效率,比原来提高了整整一倍,残次品率,下降了百分之九十。
当第一批合格的产品走下生产线时,整个车间都沸腾了。
陈静站在我身边,看着那些闪闪发亮的新零件,她的眼睛里,也闪着光。
“我们成功了。”她说。
“是,我们成功了。”我回答。
那一天,厂里发了奖金,是多年来最丰厚的一次。工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久违的笑容。
红星厂,活过来了。
又过了一年,我被正式任命为红星厂的总工程师。
梅陪着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我这辈子第一身西装。
穿上西装的那一刻,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些陌生。那个满身油污的电工李卫民,好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但我知道,我骨子里,还是那个只信手艺,只认死理的匠人。
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客人。
是陈静。
她提着一些水果,说是路过,顺便来看看。
这是她第一次来我家。
梅热情地招待了她,两个人坐在沙发上,聊着家常,聊着孩子,像多年的姐妹。
我看着她们,心里感慨万千。
曾经,这个女人,是我家庭矛盾的根源。而现在,她却成了我们家最尊贵的客人。
临走时,我送她到楼下。
“李总工,”她笑着对我说,改了称呼,“以后,厂子就拜托你了。”
“陈厂长,您放心。”
“对了,”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这个,送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崭新的,德国产的验电笔。
“我听人说,你那支老的,跟了你二十多年了。也该让它退休了。”
我握着那支沉甸甸的验电笔,心里一热。
“谢谢厂长。”
“谢什么。你应得的。”她对我挥了挥手,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我回到家,梅正在厨房里洗碗。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
“干嘛呀,吓我一跳。”她嗔怪道。
“梅,”我把下巴搁在她的肩膀上,“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一直信我。”
她转过身,擦了擦手,帮我理了理衣领。
“因为我知道,我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窗外,万家灯火。
我们家里的灯,也亮着,温暖而明亮。
我突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夜晚,陈静拉下电闸,屋里一片漆黑。
现在我明白了。
有时候,只有经历过最深的黑暗,才能明白光明的可贵。
无论是厂里的灯,还是家里的灯,都需要有人用心去守护。
灯亮了,人心,也就亮了。
来源: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