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清晰，必读！何以书法之道在清代被翻天覆地？明清书学第二话

摘要：另一方面，乾、嘉之际考据学风以及文字学、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一批书法家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的金石文字上面。以钱大昕、王昶、毕沅、翁方纲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对金石文字的重视和研究，直接推动了碑派书法的逐渐繁盛，从而扭转了传统帖学书派的取法范围和审美取向，为清

（续上）
另一方面，乾、嘉之际考据学风以及文字学、金石学的兴起和发展，带动了一批书法家也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的金石文字上面。以钱大昕、王昶、毕沅、翁方纲等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对金石文字的重视和研究，直接推动了碑派书法的逐渐繁盛，从而扭转了传统帖学书派的取法范围和审美取向，为清代书法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帖学书法理论虽然也涉及碑刻，但范围较窄，主要是常见的唐代名家所书碑版。其着眼亦多在于通过碑拓来推求书写者本来的技法风格。明代人学书首要重法帖，碑版只是参考辅助而已，清代碑派书风形成后，这种习惯大大改变。

首先，许多官僚、文人、学者都好古成癖，大量寻访搜购钟鼎彝器和碑刻拓本，遂使名山大川、荒冢遗寺中沉寂已久的摩崖石刻、断碑残碣纷纷重见天日，流入学者、藏家之手。辗转传世或地下出土的钟鼎彝器及其铭文拓片，也成为金石、文字学家争相罗致的对象。《清陈介祺旧藏三代彝器铭文》、《石鼓文明拓黄帛本王楠本》、《郭延瑾石亭记千秋亭记》这一类古老但冷僻的以不同的渠道进入文人的书斋，除了学术上的研究价值外，更使一部分欲摆脱帖学书法纤弱衰颓之风而求新思变的书家眼界大开。

如乾、嘉年间黄易在山东等地广泛搜访碑刻，其巨大收获立即在京城引起学者文人的轰动和关注。

其次，碑派书家因其取法临摹的范本多为汉、魏、六朝的碑刻、墓志、造像之类，其笔法、结构均与唐代以后的书风大不相同，故学书者从碑入手，下笔便与元、明以来临摹《淳化阁帖》出身的书家甜熟纤弱的面目大相径庭。

如乾隆间邓石如以广泛临习秦汉碑刻，擅长篆、隶二体而名满京城，倾动公卿。邓氏遂成为清代碑派书法最早的成功者和代表人物。
经过乾、嘉时期金石学在研究考证、资料整理方面的有力支持和一批敢于标新立异的书家的实践，碑派书法兴灭继绝、遗文返质的指导思想，以俗代雅与古为新的审美追求，以及崇尚古厚朴拙的创作原则均已基本形成。

道、咸时期，碑派书家的努力已从篆、隶书体扩大到楷书领域。学书者多取法于魏晋六朝墓志造像之属，并将篆隶笔法中迟涩凝重、浑厚朴茂的审美特点，引入楷、行、草书创作，利用柔软的毛笔在纸上再现碑版刀刻及风雨剥蚀的效果，独辟蹊径，面目一新。对魏晋南北朝碑刻楷书的崇尚和临习，标志着碑派书法的真正确立和成熟。

同时，长锋羊毫毛笔的流行和生宣纸的应运而生，也为碑派书法达到其独特的艺术效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个时期碑派书法的代表人物应属何绍基。何绍基生当碑学方兴未艾之际，一生崇尚北碑，在创作上身体力行，涉猎广泛，功力深厚，于楷、行、篆、隶诸体兼擅。何氏竭力搜访、购求金石文字，且学识渊博，擅长考证研究，对于碑学理论的建设贡献颇大。其书法成熟与碑学主张结合在一起，堪称清代碑派书法的一个高峰。

此一时期，碑学所涉及的范围已大大扩展，除钟鼎彝器、碑版摩崖外，举凡钱币、镜铭、玺印、兵器、墓志、造像、陶文、瓦当、砖文等材料，无不成为金石学家搜集研究的内容和碑派书家取法借鉴的对象。进入清代末期，碑学理论与碑派书法已深入人心，其影响之大，更远及海外的朝鲜、日本等国。学书从碑入手已成为习书者的不二法门。这个时期的著名书家如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无一不是碑派书法的积极实践者。

此外，新资料的不断被发现和广泛传播，也使碑学理论和碑派书法能够不断获得新的营养来源而充满生机。至此，碑派书法经过一百多年发展，已取得丰饶的成果，名家众多，风格各异。尤其是篆、隶书法创造，形成自乾、嘉以后的又一次高潮。
十九世纪末，安阳殷墟甲骨文和西域汉晋简牍残纸文书的发现及公之于世，成为学术界的重大事件。这些古代书迹同样引起书法家的关注，并立即被纳入到碑学的研究范围内。

这使得自商代到魏晋的文字——书法发展体系和演变过程显示得更加完整和清晰，也为书家研究和临习这一阶段的书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依据。
清中期，碑派书法是以篆、隶书体的学古为滥觞的。当时，能够以秦、汉刻石拓本为临习范本，再现秦汉书法面目者，即已引起广泛的惊叹与赞赏。到清末，经过一大批书家的努力实践，篆、隶书体创作的水平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无论是用笔、结体，还是通篇气势，不同的书家都通过各自的不同风格，共同展现出碑派书法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其中尤以杨岘、赵之谦、吴大澂、徐三庚、吴昌硕等人的作品最为突出，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成为碑派书法发展过程中最为壮观的景象。
纵观清代的书法发展过程，其大势基本是帖学逐渐衰落，碑派迅速崛起并取代帖学。这一力量对比变化的转折点在道光、咸丰之际。雍正以前，是明代帖学的延续阶段，书风大致未超出元、明范围；乾、嘉时期，清代帖学达到最高水平，张照、刘墉之名，几与赵孟頫、董其昌不相上下。

同时，碑派初兴，在篆、隶书体上已颇具成就。道、咸以降，帖学盛极而衰，碑派书法取代帖学，大行其道。到清末民初，书坛遂成碑派一统天下之势。
与创作实践相对应的是，清代书学研究亦十分发达，论著繁浩，大到长篇专著，小至题跋札记，谓之汗牛充栋，毫不为过。且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举凡书史论述、理论阐发、书家传记、作品考证、技法传授，临池心得、收藏著录乃至文房四宝，无所不备。

乾、嘉之际，考据、金石、文字之学盛行，碑派书法兴起于世，碑学理论亦应运而生。碑学问世之初，因受金石考据学影响，注意力多集中于秦、汉碑刻，碑派书家均以篆、隶二体为突破口，立足于世。研究碑学者，广泛搜罗，排比著录，为碑学理论奠定了深厚基础。如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平津馆金石萃编》，王昶《金石萃编》，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嵩洛访碑日记》等，均对金石、碑学研究有重要价值。

随着访碑、著录活动的日益广泛，古物出土越来越多，六朝墓志、造像开始受到重视，碑派书家的实践也开始从篆、隶二体扩大到楷书。嘉庆中，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大力提倡六朝碑版，遂使碑学主张被正式提出来。此后，治碑学者已不仅仅局限于搜访著录和排比考证，更以碑版拓本推求笔法渊源，进而总结书风演变规律，从而达到书法史的研究目的。更有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发挥阮氏观点，推崇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