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15日，中午时分，东京的无线电里传出裕仁天皇的录音，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彼时，重庆的收音机也嗡声作响，蒋介石在不久后的广播中说“我们只与穷兵黩武的日本政府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这一句，成为战后对日处置的基调。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时分，东京的无线电里传出裕仁天皇的录音，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彼时，重庆的收音机也嗡声作响，蒋介石在不久后的广播中说“我们只与穷兵黩武的日本政府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这一句，成为战后对日处置的基调。

此前八年，战火从平津南下，江淮失守又转入持久。按当时官方与战后统计口径，中国人员伤亡达千万量级，常见数字说有3500万人受害；城市焚毁、交通瘫痪，直接经济损失以百亿美元计。严格说来，口径与算法不尽一致，但灾难之重，无可置疑。

转到1945年11月5日，同盟国据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主导，成立的赔偿委员会开会，决议要削减日本的战争潜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那会儿，13个受害国具备索赔权，这是国际法上的常识性安排。

与此南京方面释放出的信号，却出人意料。蒋介石要求军政系统“以德报怨”，不许对日侨与日俘报复；电令屡次，语气克制。这与前线浴血岁月形成鲜明对照，亦与战后东南亚和苏联的处置方式拉开差距。

其后，国府着手遣返。在中国境内（不含东北苏占区）的日本军人和平民，约在两百余万规模，具体数字因口径不同而有出入。上船前统一接种伤寒疫苗，船舱消毒；对伤病者设专列与担架通道，护送队伍据称有两万人上下。

当时的详细规定，大致限定炸药、军刀、光学仪器、古董等禁带，而衣物与少量现金可携。有人记载军官可带1000元、士兵200元，侨民也有安家之用。与战后苏联将关东军战俘押往西伯利亚从事劳动改造的处置相比，这一套安排显得温和。

同一时间轴的另一端，日本本土物资枯竭，复员潮汹涌。来自中国的归国者多半衣着整齐、携带口粮与药品；而自北方战区返回者，有回忆写到常见单衣、甚至赤膊的身影。这种对照，后来在不少回忆录里被反复提起，但细节偶有出入，仍需以档案核对。

回看制度背景，1907年海牙公约允许交战国在保护人道的前提下使用战俘劳力，用于生产恢复。中国当时基础设施破坏严重，道路铁路待修，农田撂荒。依此条款动员战俘，合乎国际法；但南京没有这么做。原因多重，有政治考量，也有国际形势的推移。

再往后，赔偿的路径在亚洲各国分化。日本先后与缅甸、菲律宾、印尼、越南等签署协定，金额以亿美元计，性质多为“赔偿+经济合作”混合；韩国在1965年通过“经济合作”方式获得无偿与有偿资金。具体数字随协定不同而异，可查各国外交文书。

而中国的选择更为特殊。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签署《中日和约》（台北和约），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与赔款请求，这一条款影响深远。其时冷战结构成型，出于外交与战略判断，蒋介石做了取舍。

转年未几，关于这份“以德报怨”的记忆在日本政界留痕。据当时人士转述，1950年前后裕仁曾托人向蒋表达感谢，话语朴素，意在感念遣返政策的温和。材料多见回忆文献，细节仍需交叉印证，但大义可窥。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中方“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使得放弃赔偿成为两岸在不同法理下的交汇点，历史选择被再次确认。由此，东亚战后秩序的经济面与政治面，进入新的阶段。

回望1945与1972两处时间坐标，前者关乎战后第一步，后者标注长期关系的重启。两次决定之间，内外环境已然剧变，但“避免复仇循环”的逻辑线索并未断裂。

放弃赔偿是否让中国吃了亏？据一些经济史研究，短期看少了资金流入，长期看换取了地区关系的稳定与贸易空间，孰轻孰重，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更有说服力的，是把它放回冷战格局与国内重建的坐标系里观察。

如果仅从“仁义”与“现实”二分，难免失之简单。国府的遣返与宽待，确曾为数百万日本人的平安回家开道；而放弃赔偿，则为不同政权在不同国际体系中各自落子。两者之间，并非单线因果，而是多重约束下的权衡。

末了再提那段广播里的句子。它出现在废墟尚冒烟的时刻，听上去理想化，却确实落在了遣返的细节里接种、消毒、限制携带、照顾伤病。等到几十年后，人们讨论战后经济奇迹、东亚秩序或民族情绪，常常忘了这些琐碎。

把时间拉回今天，判断或许可以收束为大国的战后选择，既关乎人道，也关乎布局。中日之间的这段插曲，短不及恩怨的漫长，长却足以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轨迹。

起初我们在广播里听见终战，随后在码头上目送归船，转而在文件里看到“放弃赔偿”的条款。历史并不善于给出满意答案，但它留下的地名、年份与制度细目，会在关键处提醒我们，情感之外，仍需克制。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