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来自佩尔加米诺附近小镇阿塞韦多的农业生产者塞巴斯蒂安·坎波（Sebastián Campo）说道。不久前，他因一段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视频而成为焦点人物，视频中，他言辞激烈地要求农业界对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政府在谷物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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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来自佩尔加米诺附近小镇阿塞韦多的农业生产者塞巴斯蒂安·坎波（Sebastián Campo）说道。不久前，他因一段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视频而成为焦点人物，视频中，他言辞激烈地要求农业界对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政府在谷物出口退税问题上的“欺诈行为”作出有力回应。坎波认为，尽管当年因“125号决议”而生的怨恨犹存，但阿根廷的农村腹地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政治情感转变，一种向传统对手——庇隆主义开放的姿态，已然在近期的选举结果中初露端倪。

坎波经营着家族传承的土地已超过二十年，同时还租赁着数公顷田产，并为其他生产者提供农业服务。在小农生产力几乎陷入停滞的严峻背景下，他敏锐地观察到，尽管农业领域的上层领袖们对自由主义政府的热情依旧高涨，但在田间地头的基层，强烈的意识形态壁垒已开始松动。因此，对于庇隆主义的“祖国力量党”能够在佩尔加米诺、胡宁、劳赫或奇维尔科伊这些农业文化根深蒂固的地区取得胜利，他并未感到丝毫意外。

如今，坎波担任着一个由中小生产者组成的全国性组织“全国联合基层协会”的秘书长。他坚信，农业领域对庇隆主义的普遍抵触，其根源几乎完全来自2008年那场围绕“125号决议”的激烈冲突，但他已清晰地察觉到转变的信号。为此，他回忆起自己担任佩尔加米诺农业联合会分会主席时的一段经历：2019年，就在阿克塞尔·基西洛夫（Axel Kicillof）就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之前，他接受了对方的提议，邀请其到访该机构，与当地的农业代表们举行了一场会晤。

“他们当时没有原谅我。”坎波回忆道。他描述自己在那座城市里几乎被当作“叛徒”，甚至在街上行走都变得困难重重。他当时的回应是，作为一名工会领袖，他有责任接待任何一位候选人。“如果玛丽亚·欧亨尼娅·维达尔（María Eugenia Vidal，时任省长）联系我，我也会同样接待，但她没有。”坎普指出。而近日，在他那段呼吁农业界“清醒认识自由主义者如何克扣税收”的视频引爆舆论后，他表示，与几年前的孤立截然不同，这次他收到了雪片般的支持信息。

最近几天的经历与2019年恍若隔世。“许多同行来到我的仓库，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疯子（米莱）怎么把我们坑得这么惨’。”坎波转述道。在他们看来，米莱政府允许五家大型出口商利用取消出口税的窗口期大肆牟利，不仅使国家蒙受了高达15亿美元的税收损失，如今还要让生产者们自己来承担出口税的成本。

“那些穿着靴子、真正在泥泞中劳作的农民，感到了切切实实的欺骗。” 这位农业领袖强调。他指的是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却被轻易贴上“农业傀儡”标签的劳动者。他解释说，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要想“赚到一点钱”，就必须实现每公顷超过30公担的收成——一个远高于该地区平均水平的苛刻数字。

他期望农村的领导层和政界能够重新审视现状，并呼吁人们坚定地揭露“125号决议”的根本性“弊端”——那项决议未加区分，将跨国粮商与那些穿着工装靴的普通农民置于了同一个框架之下。他还主张，农业界的高层必须正视生产一线的残酷现实：自2023年12月以来，生产成本飙升至天价，已令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大多数农场主深陷债务泥潭。

农业界警告称，米莱政府上台伊始，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Luis Caputo）推动的大规模货币贬值，就对中小生产者的经济状况造成了致命一击。2023年12月中旬，美元官方汇率一夜翻倍，而此时，整个行业正准备为新一季的播种投入资金。

雪上加霜的是，前一年历史性的干旱已让农民们背负了沉重的美元债务，而偿还这些债务所需的比索金额，却在贬值后骤然翻了一番。燃料价格飞涨，国际市场行情持续低迷，尽管气候因素有所改善，但各大农业协会指出，生产者的经济状况至今仍在那场重创中艰难地缓慢复苏。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一点，坎波列出了一组数据：在佩尔加米诺地区，一位租用土地种植大豆的农民（这代表了阿根廷全国70%的种植者），平均需要用15公担大豆的收益来支付地租，并需要另外15公担的收益来维持播种和收割的成本。一公担等于100公斤，这意味着每公顷至少需要3000公斤的产量才能勉强保本。若想盈利，产量必须更高。

然而，根据他自2012年以来 meticulous 的记录，该地区大豆的平均产量恰恰就在3000至3100公斤之间。“你要么勉强收支平衡，要么就得亏损。”他强调。基于这些数据，他解释了那场干旱的毁灭性影响：他的田地每公顷仅收获了6至7公担。从那时起，他工作的唯一重心，就转向了偿还债务。

这些债务的债主通常是储粮公司或农业合作社。生产者在收获后将作物装车运至指定地点，这些谷物便转化为一种“活期存款”。他们根据日常开销的需求逐步将其变现，极少有人会利用美元汇率的波动或国际市场价格进行投机。但坎波强调：“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按部就班地经营，因为没有人能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实时紧盯行情。因此，政府所说的让我们抓住某个窗口期变现，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现实。”

他毫不含糊地将米莱和卡普托的做法定义为一场“骗局”。以邦吉公司为首的少数几家谷物巨头，就垄断了高达70亿美元的零关税出口配额。“这些谷物原本并不属于他们，现在他们却以需要缴纳关税的价格来收购，而这笔关税最终却要由我们来承担。”这位农村领袖控诉道。

坎波无法理解的是，代表中小生产者的农业联合会，为何至今仍与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农村协会站在同一阵营。他回忆自己曾深度参与过反对“125号决议”的抗议活动，深知当时冲突的激烈程度。他认为，面对如今自由主义政府对农村生产更为赤裸的剥削，理应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他的观点与近期连任的阿根廷农业联盟主席安德烈娅·萨尔纳里（Andrea Sarnari）不谋而合。萨尔纳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指出，在当前农业部门面临的严峻形势下，“动员民众、发起抗议变得异常困难”。坎波对此描述2008年的情景时说：“当时国际市场价格极佳，生产者们腰缠万贯，一切都更容易。而如今，生存才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组织动员，要复杂得多。”

在坎波看来，实现和解的道路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明确承认当年扣缴决议的错误，并延续类似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现任政府所推行的公共政策。他特别强调了基西洛夫政府的农业发展部长哈维尔·罗德里格斯（Javier Rodríguez）所扮演的角色，称其致力于深入行政管理、频繁走访农村组织、倾听民意并切实提出解决方案。

“维达尔承诺修建12000公里的乡村道路，却一公里都未兑现；而基西洛夫虽未作承诺，却已经完成了4500公里。” 坎波指出。他承认农村仍需要持续的投资，但同时要求农业部门对现任政府的举措给予客观的认可。“维达尔上任时，当地的农村巡逻队有三辆皮卡，但她离任时只剩下一辆，且车况极差。而如今，在现任省政府的管理下，我们拥有五辆崭新的皮卡。”当被问及与农村房地产税相关的抱怨时，坎波用这个例子作为回应。

尽管意识形态的转变总是滞后的，但现实数据已经给出了清晰的答案：庇隆主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内陆的六个农业选区中的三个取得了胜利。在第五个选区，其败选的幅度也微乎其微。这一趋势延续了2023年的胜利格局——当时该党在六个选区中赢得了四个，仅在一个选区落败。

作者：安德烈斯·米克尔

来源：国际上那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