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当时也很困难。北京吃饭买粮食都要用粮票，限定了给你多少。吃的东西都很艰苦啊，实在没有荤菜吃，隔一段时候，就到张自忠路往前那个十字路口有个菜馆，可能是内蒙古来办的，那里可以吃到黄羊肉，就是草原上野生的黄羊，打了野生的黄羊拿到这里来卖。所以隔一段时间，我跟我爱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饥荒，情况非常严重。正在这时我家里来信说我母亲病危，刚好是春节前后，放寒假，我一听这个情况，就急急忙忙赶回去了。

北京当时也很困难。北京吃饭买粮食都要用粮票，限定了给你多少。吃的东西都很艰苦啊，实在没有荤菜吃，隔一段时候，就到张自忠路往前那个十字路口有个菜馆，可能是内蒙古来办的，那里可以吃到黄羊肉，就是草原上野生的黄羊，打了野生的黄羊拿到这里来卖。所以隔一段时间，我跟我爱人夏老师一起到那里吃一次饭，可以吃一次黄羊肉。

我也听家里人讲过，说农村没有粮食吃，好多农民肚子里都有蛔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什么都吃，不卫生的东西也都吃进去了，很多人都被蛔虫穿破了肠胃死了。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带了一些驱蛔灵，我也在北京买了一点面粉和大米，带着回家。我知道家乡很困难。

我从北京回老家的时候，乘火车到了无锡，要乘轮船去老家。一般轮船都是傍晚开，所以等到上了轮船，天已经黑了，大家都看不大清楚了，我也多年不回去，他们也不认识我了。我听着轮船里有人在讲，说现在太难了，日子太苦了，这样下去还能活多长时间啊？有的人说，现在的政府比东洋鬼子还要狠，所谓东洋鬼子就是日本鬼子。还有人说，怎么有这样征粮的？征得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吃了。老百姓是自然地讲话，他不是有意要攻击什么，这些话我都听在耳朵里。后来因为轮船比较慢，时间要两三个小时，有人认出我来了。我小名叫三男，说，你是三男吧，我说是，他们就说，你回来了，咱们家乡可不得了，太苦了，都活不成了。

我到家一看，我母亲病得非常严重，医生也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病，人瘦得已经不行了。我回去的第二天，突如其来，我母亲嘴里蹿出来一条大蛔虫，我就明白了她也是受蛔虫的影响。我就马上把驱蛔灵给她吃，吃了驱蛔灵以后，很快，就大便出来了很多蛔虫，连续大便了好多次。那个驱蛔灵效力很高，经过两三天以后，把蛔虫全部打死了，母亲的症状马上好转了。我母亲就喝这个米汤，喝了一段时间才能吃稍微干一点的稀粥，然后吃点米饭。我带了点面粉和大米回去的，当时老家都没有吃的。

我回家探亲之前，人民大学党委会开过一次全校的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央的一个指示，就是说，党员回家一定要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向组织汇报。我就把它作为一个组织的规定、要求来做。

我看到我母亲慢慢好转起来，我也走访了左右的邻居，也到整个村子看。我家右边的一个邻居叫冯兆泉，是我叔父的一辈，他满面胡子，躺在一张破旧的躺椅上面，身上盖一个麻袋片。我去看他，我叫他一声叔叔，他说，哎呀，你还来看我，我是没有几天了，已经不行了，他说我是再也经不起饿了，什么吃的也没有。说完这几句话，他也说不动了，后来真是等我回北京没几天，他就去世了，就是活活饿死的。

我家左边的一个邻居叫寿康，是我的堂兄，他母亲在我回去之前就去世了，是老百姓说的那种无疾而终，没什么病就死了，实际上就是饿死了，没有东西吃，长期坚持下去就是自然而然的死亡，她白天还起来呢，到晚上睡觉以后，再也没起来，就像一盏灯一样熄灭了。

但是有一个现象，农村干部，肚子都吃得大大的，走路那么摇晃摇晃的。我一看就心里很不舒服，一个地方干部，怎么跟老百姓完全不一样呢？

后来我就问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的？他们讲得非常明白，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就出在底下的干部，为什么呢？地方干部为了表示自己的成绩，就虚报产量，一亩地本来产300斤，他就报1000斤，报1000斤呢，政府征收粮食的政策是按照你的产量收百分之多少，你虚报了那么多啊，老百姓产出来的全交了都还不够。他们说，我们好不容易打出来点粮食，全交公粮还不够，我们怎么能活啊？时间连续三年啊，村子里已经饿死了好几个人了。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贯彻"六十条"？当时有一个农村政策叫《农业六十条》。他说"六十条"有什么用啊，都掌握在干部手里，他念给你听一听，听完了你哪记得住那么多，他就算贯彻过了。邓季方，就是小时候经常给我送南瓜的那个邓季方，他也说，六十条，七十条也没有用，地方干部根本不按照中央的要求办事，你看那些干部，谁家也没有饿肚子，更不可能饿死，饿死的都是普通百姓，干部都是好好的，他们的家里都还有存粮的。

我的堂兄寿康告诉我，他为了换粮食，都是徒步走的，跑到很远的邻县去。但是这个很难，要拿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好容易换到几升米，最多是一斗米，那就不得了了，夜里还不敢走，怕路上被别人抢劫，只能自己找个火车站，火车站的候车室比较安全一点，就在那里过一夜，等天大亮了，再背着换到的一点粮食，慢慢走回家来。这个粮食拿回来以后要掺和着别的东西吃，否则吃光了就没有了。

我在家待了有半个多月吧，眼看着我母亲慢慢好起来了，到后来我母亲能起来走路了，也能吃饭了。我母亲就对我说，你公家的事情多，你不能老在家里，你还是回去吧，这次你回来了，将来我就是最后老了，你不回来我也没有遗憾。

但是母亲嘱咐我几件事。第一件事，因为我大哥到香港做生意去了。我每个月把工资的一大半寄给我母亲维持生活。我二哥那候在江阴教书，他的家在那边，老家就只有我母亲、我大嫂和几个侄子，那都要有人抚养啊。我大哥为什么要到香港去呢？抗日战争时期，林少川从香港流浪过来，沿途乞讨，流落到我们老家前洲镇，到了我们家门口，我母亲看他年龄不小了，衣衫褴褛，面目憔悴。我母亲和大哥商量一下，说他也是老人了，怎么能再流浪呢？我们不管怎么困难，勉强一天能吃一点东西，就留着他吧，就把林少川留下来了。

林少川特别感激，他说，他本来是很有钱的，因为香港被日本鬼子占领了，他就跑到大陆来了，带的钱全部用光了，什么也没有了，要是我们不收留他，他也不知道能再存活多少时间。等抗战胜利以后，林少川就回香港了，他是做船舶生意的，有轮船公司，他的财产基本上都收回来了。林少川就告诉我大哥，干脆你到我的船舶公司工作吧，不要再回去了，内地"镇反""肃反"，你参加过国民党，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我大哥就留在了香港，在林少川的轮船公司工作。林少川还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我大哥在那里挺好，没有什么问题，你放心好了，你有时间，愿意来也可以来。我那个时候已经在无锡市第一女中工作了，只是通通信知道知道情况。

当时政治第一啊，北京"左"得要命，知道我每月寄钱回家给我母亲，所以支部开会，说我包庇反革命家属，总要批判我。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完全不顾一切了，每次批判都要提到这个事，家里也知道。但是我母亲说，我什么时候反革命了？我只是一个农民，从你大嫂嫁过来，有这些孩子以后，一直是种地的，没有做别的事，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只能跟你大嫂和你侄子一起吃饭，我不能一个人吃饱了，让他们饿死。不管你在那里受多少批判，我不能让他们饿死。我当然答应了。

第二件事呢，她说，我为了抚养你们，向邻居阿月借了钱。阿月原来是上海工厂的工人，她每个月拿了工资，都寄到家里积攒下来。我们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亲戚朋友都借过钱了，无法再开口了，所以向阿月借了钱，养活我们。那时候都是高利贷，翻几个身的利息。她就说，现在解放了，不准有高利贷了，但是当初我养活你们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高利贷，你们根本就成长不了，所以你不能因为解放了，就不顾原来的情况了，你还要根据原来的情况，给我把债务都还清。我也答应了，我说我一定照你的嘱咐办，该还的，我完完整整地都照你当年借款的约定还清楚。

她给我说，你只要给我把这几件事做好了，我死了，你不回来，我也没有遗憾了，知道你工作很忙。我觉得母亲的嘱咐都是合情合理的，我说，不管他们怎么样批判，他们不了解情况，我还照样寄钱回来。"文革"期间我遭到批判，监禁着，我爱人就帮我寄钱到家里，不能让他们知道，偷偷地出去寄了。有时候我也没钱了，有几次我记得，实在很困难了，我爱人就把家里的皮帽子、皮大衣和其他的值点钱的东西打了包裹寄回去，叫他们卖了，过日子。

还有一次，我二哥的女儿来信，说她要上学，交不起学费，希望我无论如何要帮忙，寄钱给她们。我二哥为什么那个情况呢？因为在国民党时期，要么参加国民党，要么参加三青团，普通的纯粹种地的老百姓当然可以不参与这些，但是你要稍微在外面做点工作都得这样，所以我二哥参加过三青团。由于这个原因，解放以后，本来他是小学教师，也不让他当小学教师了，就没有收入了，但是孩子到学龄了要上学啊，所以写信给我。我也没有办法了，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把最喜欢的一些书，如昌思勉编的《两晋南北朝史》两册，还有其他一些当时比较少的书，能卖得出钱的我都卖掉了，寄钱给我侄女们交学费。

我回家看到农村这种凄凉的情况，因为组织上不是有嘱咐吗，要向党反映，这个反映也不可能口头去讲啊，我就写了一篇报告，叫《回乡见闻》，我从在船里听到的，自己母亲的情况，邻居的情况，《农业六十条》贯彻的情况，统统都讲了，一件一件都讲了。我当时向党组织汇报，也没有留底稿。我送到人民大学党委会，当时人民大学党委会看到这样生动的调查报告，还表扬我，说冯其庸敢于向党反映真实的情况，人民大学党委会还把我的报告送到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还专门表扬了我，说冯其庸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很真实。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了，就把我这个报告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在语文系的广场上要批判我，要我认罪，要定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当时我就跟军宣队讲，我向组织交了这篇文章以后，再也没有过问这个事，要我认罪，总应该让我再看看这篇文章吧！我说我当时也没有发表，我是交给组织的，我怎么反党啊，我要反党反而把自己的反党材料交给党组织吗？

军宣队还比较理智，说那没有问题，我们给你找出这篇文章来，你看一看再说吧。军宣队就给我找了这篇文章，我一读这篇文章，心里就完全有底了，我连忙抄了一份，原件还得还他们呢。我这篇文章里讲，我的家乡是鱼米之乡，关键问题是中央定的"六十条"的政策没有执行，干部们没有按照中央政策办事，虚报产量，造成这种悲惨的现象，所以老百姓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信任的，只要政策调整，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广场上批判的时候，我提出来，你们要我低头认罪，我说我现在看了我自己写的《回乡见闻》，第一，我是交给党组织的，不是去外面传播散发，没有听说自己给党组织交反党材料的。第二，你们认为我说的情况都是诬蔑党的，那你们跟我一起到我老家去做调查，开农民大会，你把我的调查报告念给老百姓听，念给我村子上的老百姓听，让他们听听我讲的是谎言还是事实，如果你们不能到我老家去调查，面对老百姓，我今天也不能认罪，我说我没有什么罪。这么一来呢，没一个人愿意跟着我到老家去调查，最后，这次批判就不了了之，但是我还是被作为打倒的对象，监禁着。

当时他们硬要把我的成分改了，我说你们有这个权力吗？土改时候给我定的成分，现在中央有文件可以让你们改我的成分吗？我当时分到一亩五分地和一间房子，这个是什么成分？大家知道土改的时候，中农以上的人分不到土地，只有中农以下，就是下中农、贫雇农才有可能分到土地，我属于下中农，否则不可能分到土地。

后来，由于这几年出我的文集，我意外地从好多旧的文章里，找到了我当年抄出来的这篇《回乡见闻》，因为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家庭的悲剧，我就把它收到我的文集里了，同时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重读＜回乡见闻＞》，回忆"文革"期间那种无人道的情形，这是关于《回乡见闻》的事情。

到1965年的冬天，年底，我就接到我母亲叫我大嫂写的一封信，告诉我，那些高利贷全部还清了。我母亲还说：从此以后就是我不在了，我也心里愉快了，再不欠人家了，而且要感谢当时最困难的时候，人家借钱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困难。我觉得我母亲讲的这些话是合情合理的，那个时候连高利贷都借不着，人家肯借给你钱已经不得了了。所以我也觉得，我终于给家里把这个负担全部还掉了，我心里也很高兴。

现在，我的家乡应该就是《回乡见闻》里预见到的，我说我的家乡是鱼米之乡，只要政策落实，干部能够贯彻党的政策，我的家乡肯定会富裕起来的，现在成为全国有名的富裕地区了，村子的房子都翻造了好几次，我回家真正都不认识了。我们村子，冯巷40多户人家都拆掉旧房子重新盖了新房子，过了几年更富裕了，觉得刚盖好的房子不够满意了，还没有旧呢，又拆掉重盖。我的侄子来看我北京的这个房子，说他们的房子比我这个房子好得多。

1964年10月份，开始了一个新的运动，就是"四清"运动。当时中央提出来，就是中国的农村都已经不在手里了，要赶快进行清理，让政策贯彻下去。实际上当时的估计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农村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确实是干部问题很大，"四清"时候，已经到了1964年了，经过三年饥荒的调整以后，农村正在好转过来。但是，中央又估计得不符合实际情况，派大量的干部下去，贯彻中央的政策。当时雷厉风行啊，我们人民大学的语文系被派到陕西长安县。

当时"四清"的通报是非常严厉的。我们10月份下去的时候，有的地方已经很寒冷了，因为一条河没有桥，只能光着腿从河水里蹚过去，有一个老干部年龄大了，同去的人都照顾他，就说，你不要光着腿从水里蹚过去了。你禁不起，我们背着你过去吧。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上面就下令开除这个人的党籍，说共产党员连水都不敢下？其实这有点不近人情了，不是他自己让别人抬着他，是大家觉得他年龄大了，冰凉的水光着腿过去，对他身体不合适，大家就背着他过去了，不让他的腿在水里走，这是大家的意思。上面不问这个情理，就这么下一道命令，这个处分下来，所有的"四清"工作队都看到了，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

我被派到长安县的王曲公社。学校总部也在王曲。我工作和住的地方叫南堡寨，要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我不怕，我本身是劳动人民出身，本来就吃得苦，跟农民一起吃住没有问题。

南堡寨是黄土高原，从平地上去，等于爬山要爬得很高，几层楼那么高。都是打的井，很深的井，用那个绞绳提水上来，这也不难，只要有水。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厕所，那大便到哪里去呢？到猪圈里。猪圈里养着猪，还有猪食槽，猪圈里整个都是污泥和猪粪，怎么踩得下去啊？但是刚到农村，再加上过河那件事情，大家都很紧张，不敢马虎。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找了几块砖，铺在那个猪圈里，就垫得高高的，脚不踩在猪粪里，蹲在垒起来的砖上面解大便。一解大便猪就来吃，弄得我紧张得不得了。

老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他说，我们都不到那里解大便的，他就领我到一个长着杂草树的地方，他说随便大便就行了，这里都是荒野，谁来管啊？！老百姓带着我们去的，这样放松了一点，否则每天都不好过啊。

我在那里待了有一个多月，组织上又把我派到马河滩。马河滩在终南山的底下，离王曲有一段路，隔开一条大河叫高河，老百姓又称这条河叫湘子河。为什么叫湘子河呢？传说韩湘子就是在终南山下的湘子河得道成仙的，所以又称这条河叫湘子河。河面很宽，但是水很少，所以平时过河，不用从桥上走，在河底下走就行了，一跨就过去了。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马河滩呢？就是因为秦始皇的老祖宗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牧马，所以很宽阔的湘子河边上有大片的适合长草的地，现在长着些荒草。

我是"四清"工作队的地区工作队的副队长，当地的干部是队长。当时是服从组织分配，反正组织上叫你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我就到马河滩。当天去的时候已经黄昏了，到终南山已经黑乎乎的了。

他们安排我到贫农张宝财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家里腾出一个炕。冬天10月份已经冷了，要烧炕了，我们南方从来没有住过这个，在北京也不住炕。但是这边是住炕，他每天都事先给我烧好炕，他们有经验。

按照当时的政策，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原来的干部全部打倒，就是"靠边站"。我去了以后，地方干部跟我还比较协调，一个叫高生昌，是副职，就是副队长，还有一个正队长，但是我一下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他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两位都跟我关系特别好，我们三个人一起比较协调。

这是一个穷困得不得了的山村，大家一样的贫困，怎么贪污？我们﹣了解情况，就跟当地干部商量，不能死搬上面的政策，宣布他们全被打倒，这个太冤枉人了。我们应该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向他们说明，"四清"工作队是来帮助你们贯彻中央的政策，哪些地方有困难，需要解决的，我们给你们反映。按照中央政策，大队的事情由新派去的领导，就是"四清"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来代管，地方干部熟悉当地的情况，在旁边指点。当地干部非常高兴，因为原来都是一下宣布被打倒了，我们没有这样做，当时就得到村子里许多老百姓包括那些干部极好的反映。他们说，我们碰到好人了，别的村子一下就被打倒了，不管有罪没罪就宣布被打倒。

当地生产产量很低，因为是盐碱地，地下没有几层土，全是石块，根本种不了什么东西。当地的老百姓每年靠返销粮，就是政府发回来的粮食才能过，一到春节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多少东西可吃了，秋天有点收获，收的最多能够过到春节，春节以后就是荒年了，就全是靠吃返销粮了。

我们在那里，跟农民是真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平时跟农民一起在地里干活，该开会的时候大家一起开会。我们规定要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我们都在农民家里吃饭，后来农民根本做不出来饭了。我们把这个情况向上反映了以后，就让"四清"干部自己做饭，由政府发给面粉、大米。农民吃返销粮，也是由"四清"工作队向上反映了以后，实事求是地，把粮食发下来。

实际上我们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一年，1964年10月下去的。到了旧历年的春节，过年，我们就在宝鸡集中，大家交流经验，听中央政策。那时候是胡耀邦同志来，胡耀邦同志就给"四清"工作队做报告，主要就是嘱咐大家要抓大的事情，看有没有贯彻党的政策，当地干部是不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要抓大事，不要抓鸡毛蒜皮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什么呢？

有的"四清"工作队一去，就整哪个干部跟哪个女的好啊，搞男女关系啊。耀邦同志讲话非常有意思，什么男女关系，男女本来就有关系，用不着你们整，你们整的是他们有没有按照政策办事，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春节过完了，我又回到马河滩，继续进行工作，实际上这个工作没有多少内容，因为马河滩很贫困，没什么事。当地老百姓还有一个普遍的病，就是大脖子病，就是缺碘，他们饮用的水缺碘。

终南山有很多狼，每天天黑以后，狼就下来了，我们在那里也非常紧张，天晚了就不敢出门。狼下来的时候有个特征，狼狡猾，它装狗叫，大家一听这种狗叫的声音，就知道是狼来了。我那个房东张宝财，小时候被狼咬过，狼有个规律，第一口咬人的时候不管咬着什么地方，叼着就走，等到走得远了，再放下来咬第二口，第二口一定咬人的喉管，一口就把喉管咬断，咬死了。当时狼第一口咬在张宝财背上，咬了就走，幸亏当地老百姓有经验，拼命地追。追到狼身边了，狼只好放下人逃走了。张宝财就是这样被救下来的，他背上还有很深的狼的牙齿印。狼把孩子咬走以后，不能疏忽，不能怕，拿好棍子拼命追，追得它喘不过气来，就会放下来，跑了，那孩子就可以救活，如果你不紧追，狼走得远了，咬第二口，这孩子就一定会被咬死了。

当地老百姓嘱咐我们说，狼就怕棍子，还怕灯火，白天如果你拿根棍子它就敢来。我们在那里，白天要与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有时候要开会。晚上开会时，每人手里拿一根棍子，每人手里提一盏灯，只要有灯有棍子，即使狼来，也不敢碰你。

当地老百姓还有一个嘱咐，在夜里出去的时候，如果背后有人拍你的背，你千万不能回头。因为狼夜里咬人，它是悄悄来的，两只脚先从背后往你肩膀上一搭，不知道的，还以为有熟人呢，就回头看了，它一口正好咬你的脖子，就完了。所以老乡就关照我们，晚上出去第一要拿根棍子，第二要拿盏灯，第三感觉背后有人搭你背的时候，你要马上一棍子打过去，不能回头。他们当地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从背后去拍人家的背。这个要是搞不清楚，就会按习惯一棍子打过去，如果是人，不是就打坏了嘛，所以当地都有这个特点，我们在那里也适应了。

"四清"的时候，对我来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呢？从1954年我到北京以后，就再没有机会到外面去调查。我自己一直有这个想法，我认为一切讨论古代的文化历史的问题，最好是做实地调查。因为有许多遗迹都还存在。可是我没有机会出去实地调查。这次派我到陕西去，我觉得太理想了，因为陕西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地区，尤其是唐代文化，周秦汉唐有很多遗迹都在陕西，到了陕西那个地区，自然而然会接触到很多古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意外的收获。

尽管生活很艰苦，还是有星期天的，另外也有节假日，我就利用节假日去调查。长安附近的周秦汉唐的文化遗址，基本上我都调查遍了，像汉代的未央宫遗址，未央宫是斩韩信的地方；还有项羽烧掉的阿房宫的遗址，遗址前面还有大片的广场，当时我去的时候种满了玉米，但是玉米已经老了，那时候10月份了嘛，有的玉米已经收了，大片的广场都露出来了；还有唐代的这个兴庆宫遗址，现在成了兴庆宫公园了；还有大明宫遗址，那是杜甫、李白上朝的地方，大明宫面积非常大，当时一片荒凉，土丘有一层楼高。

唐诗里所写到的地方，比如说杜甫住的地方、唐玄奘埋骨的兴教寺、神禾塬上的香积寺……我所知道的这些名胜古迹，凡是我能走得到的地方，我都去做历史调查。

有一次寒假，我就带着大家去送灯台，终南山旁边有一座小山叫送灯台，也有上千米高吧，已经下过雪了，很厚的积雪，景色确实非常漂亮。他们告诉我，送灯台有老虎的足迹，我们看到很大的很奇怪的野兽的足迹，但是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足迹。我还写了一首诗："群山簇簇兀斜阳。太乙峰高不可望。独立苍茫何所见，五陵红紫大河黄。""群山簇簇兀斜阳",一个一个山头，一群山头，一簇一簇，兀立在斜阳中间，"太乙峰高不可望"，终南山的主峰叫太乙峰，最高的主峰，高得望都望不见了，第三句"独立苍茫何所见"，在一片暮色中，独自在送灯台的顶上看到什么呢？"五陵红紫大河黄"，陕西最有名的一条河是渭河，渭河简称大河，渭河北面的丘陵叫五陵原，是唐代埋葬许多帝王将相的地方，唐高宗的陵墓就在那里，卫青、霍去病，汉代的坟墓也在那里，远远就可以看到很高的一个一个的坟堆。黄土高原有一个特色，到了傍晚，斜阳的时候，太阳的光照射上去，真正是发红、发紫的颜色。泾水、渭水，泾渭分明嘛，泾水清，渭水浊，河水是黄色的，所以"五陵红紫大河黄"。

到了春节期间，我带了好几个人一起上终南山。终南山比较高，名胜古迹有很多，寺庙也有很多，当时都已经败落了。因为路很险，大家走了一半就不愿意上去了，我坚持要到山顶，所以我往山上一直走，最终走到终南山的顶上，哎呀，一到终南山顶上觉得特别好，这样的意境，往南面看是秦岭，因为晴天，太阳一照整个秦岭都是蓝颜色的，蓝得就像蓝宝石一样，往这边看，这边的山峰都是积雪，雪白的山峰。真是不到终南山顶上，哪能看到这种奇异的景色啊！所以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纪律很严明，如果你当天出去不回来，要处分的。我去看神禾塬上的香积寺，怕回不来啊，就拼命地跑，总算是跑到香积寺。王维的诗里不是有"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吗？实际上他所说的云峰是黄土高原，因为真正的秦岭，真正的终南山都离它还很远。神禾塬这个黄土高原也很高，就像爬山一样，所以"不知香积寺，数里人云峰"，你不自己去香积寺看，就容易误解香积寺是在深山里，实际上是在高原上头。

我去的那个时候还有寺庙，已经败落了，剩下的房子已经不多了，老房子只剩几间，但是庙产还很大，周围的废墟，都是香积寺的。香积寺外面有一棵大树，什么树我也记不起来了，像是千年的古树。我去的时候，刚好一个老和尚盘腿在树下打坐，那个情景就像一幅画似的。我看着他在打坐，就等他，等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了，我就请教他，问他多大年纪了，我估计他有七十多岁，没有想到，他说有98岁，这个老和尚，让我真正感觉到，方外人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

后来隔了几年了，我又去了一次，我有机会再到陕西去的时候，我特意再去看一次，香积寺没有了，连那棵树也没有了。

那时候我们的总部是在王曲，王曲靠近南堡寨，有时候总部要开会，我都是从马河滩步行十几里路到南堡寨。有一次我到王曲开会的时候，在南堡寨参加"四清"的一位我们人民大学的年轻同事叫周红兴来找我。他说，我在这里捡到一些很奇怪的陶片，不知是什么时代的东西。他就拿了两片给我看，我一看，这是原始时代的陶器的碎片，是原始的彩陶，距离现在至少有五千年。他给我看的几片，我说是属于仰韶文化的。我就问他在哪里发现的，他说就在南堡寨，到处都是，你只要去找，野地里都是。

我们"四清"的时候一天吃两顿，早上九点一顿早餐，下午四点吃晚餐，所以四点吃完晚饭以后等于没有事了。我就跟周红兴在南堡寨、北堡寨、藏驾庄几个地点周围调查，有空就去。捡到很多的彩陶片，都是暴露在地面上的，还有几只已经变成化石的大鹿角，那个鹿角大得就像现在咱们看到的梅花鹿的那样大。

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坡上，有块就像塌方以后暴露出来的墙壁，远远看去一大堆像灰土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原始人的灰坑，烧完东西吃完东西都往那个坑里扔。那个灰坑是一层一层累积上来的，因为塌了一大片，看得清清楚楚。从底下到上头，越到底下年代越早，越到上头年代越近。大灰坑里，稍微扒拉一下就露出东西来了，首先很明显的是鹿角，我们就把这个鹿角抓住了，把它拉出来，很完整的大鹿角，分的大枝杈，都变成化石了，一共两三只，我们当然很高兴，就拿回去了。

那一段时间我在南堡寨，睡一张普通搭出来的床，床底下有空，我把鹿角塞在床底下了。结果隔了一段时候，这几只大鹿角被人偷走了，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但是我在这个原始遗址的另外一个地方，还找到一只小鹿角，那鹿角的根啊，长在脑袋上的圆圈还在，已经完全发朱砂色了，成了化石了。我在那里又捡到很多完整的陶器，三个腿的这种器物叫鬲，还有其他残破的陶片。

大概是1965年下半年，北大知名的原始文化研究专家苏秉琦专门到我家里来，看了这批东西。他觉得这个完全是原始文化的东西，后来分析，一种是仰韶文化，主要是南堡寨地区；一种是龙山文化，那是北堡寨地区；一种比较晚一点的，可能是到了周代了，这个地点是藏驾庄。我们还把一些原始文物送给郭沫若同志看了，郭老看了我送去的东西，也是跟那个北大的老教授一样的意思：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当时在陕西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了陕西省考古所，考古所派了人来，跟着我们把这三个地区都走了一遍，也都一致认可了，最后把那个地区划作一个原始文化区，保留下来了。

1965年的下半年我跟周红兴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文字是我写的，图是《考古》杂志的专业人员画的。当时稿子交给他们了，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以这稿子就一直没有发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都把这件事情忘记了，《考古》杂志来了通知，说你们原来写的报告还是要发表，因为这是很有价值的发现，而且由非考古人员写出这样一个完全符合考古专业要求的调查报告，他说我们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报告，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篇文章一定要发表。

前几年我再到西安去的时候，我又去马河滩看了一下，我那时候的房东张宝财已经去世了，他儿子刚好不在，原来我住的房子也已经没有了，因为本来就是很简陋的土坯砌的茅草房，也没有了。马河滩基本上还有，但是也变了样子了，有的地方被开垦了，跟当地的老百姓见面呢，有几位年龄稍微长一点的还认得我，说冯先生又来了，高兴得很。

最感动人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斗我，把我关起来的时候，马河滩当地的老百姓还到北京来看望我，说冯先生是好人。我都不知道，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说马河滩的老乡来看望你了，红卫兵没有让他们看你，他们很有意见，说，冯先生是好人，在我们那儿待了一年呢。

我是到1965年5月才回来的，回来的时候，我们总部王曲开了大会，还表彰了马河滩工作队：工作成绩很好，老百姓非常拥护，整个过程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但是我想不到的是1965年5月回到北京，学校里也要总结，我在王曲已经总结了一次了，已经受到总部的表扬了。回到人民大学，就是我们系的总支书记管事了，又要开总结会。没有想到在这个总结会上，就给我没头没脑的大批判，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不讲道理。

我已经感受到当时"左"的一种气势了，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那个时候整个思想界"左"得厉害，总想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当时我写了一首《感事诗》:"一枝一叶自千秋，风雨纵横入小楼。会与高人期物外，五千年事上心头。"

"一枝一叶自千秋"，我的意思就是我并不想做大官，发大财，做什么大人物，我就一枝一叶过一辈子就行了，没有想到这样一点微小的要求也不行，"风雨纵横入小楼"，风雨没头没脑地纵横地打过来，打到我的小楼里，"会与高人期物外"可是我自己呢，尽管他们那么没头没脑地打棍子，我自己也要跟境界更高的人看齐，我不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为什么呢？"五千年事上心头"，五千年的国家发展的光荣历史，时刻刻记在心上，要做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不是要当什么官发什么财做什么大人物。

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斋名瓜饭楼，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红学家，文史专家，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冯其庸于1942年考入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初入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接受顶级、系统的国学训练；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4月22日迎接解放军渡江，随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在苏南行署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任教于无锡市第一女子中学；1954年8月调中国人民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0年、1981年—1982年两度赴美国在斯坦福、哈佛、耶鲁、柏克莱等大学讲学；1986年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1996年应邀访问德国、法国，并在柏林和巴黎考察两国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2005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主要研究《红楼梦》，还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