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月十八日（公历10月9日）上午，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弹。革命党人刘公的弟弟刘同，在与孙武谈完话后，便站在一旁观看孙武拌火药、装炸弹，口中还叼着香烟。不慎间，火星溅落在炸药上，一声巨响后黑烟弥漫，孙武的手和脸被烧伤，血肉模糊。在场众人急忙将孙武送往

《绮情楼杂记》之《辛亥起义遗事》记载：“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人皆知为工程营熊秉坤放第一枪，然促成工程营起义，实为党人梅宝玑。”

梅宝玑（1881—1946），字镜垣，祖籍湖北黄梅县新开镇柴子湖村。武昌起义时，梅宝玑任共进会文书、会计，同时兼任起义指挥部政治筹备员。

八月十八日（公历10月9日）上午，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弹。革命党人刘公的弟弟刘同，在与孙武谈完话后，便站在一旁观看孙武拌火药、装炸弹，口中还叼着香烟。不慎间，火星溅落在炸药上，一声巨响后黑烟弥漫，孙武的手和脸被烧伤，血肉模糊。在场众人急忙将孙武送往附近的同仁医院抢救，其余同志则迅速撤离，并第一时间向起义总指挥部告急。俄国巡捕闻声赶来，不仅搜走了革命党人筹备起义所用的文告、旗帜、印信、钞票及宣传品，还抓捕了刘同等人。俄国人当即致电湖广总督瑞澂，刘同当时年仅十四五岁，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将自己所知的秘密机关地址及重要革命党人姓名全盘供出。

彼时，梅宝玑也在现场，面部亦受了轻伤。当晚，他渡过长江抵达武昌，躲藏在阅马厂谘议局秘书长石山俨家中。

当时，瑞澂手下有两派意见：一派以师爷张梅生为代表，认为应即刻调集军队，将相关人员斩草除根；另一派以汉阳知府陈树屏为代表，提出涉案军中官兵众多，若真要一网打尽，极易引发兵变。瑞澂反复权衡后，为避免事态扩大，仅将最初抓获的32人中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斩首，未再继续大规模搜捕。

10月10日清晨，梅宝玑来到工程营门口，坐在一个烤红薯的摊贩旁，等候工程营士兵出来。他用秘密信号反复试探，几经尝试，才找到一名革命同志。随后，他将武汉革命机关被查抄、彭楚藩等三位烈士遇难的情况告知对方。

那人听后大为震惊，急忙询问革命党人名册是否被搜走。梅宝玑为激发同志们的斗志，故意谎称名册已在宝善里被搜走，还说道：“武昌城门已经关闭，瑞澂要按名册逐个抓捕。营中各位同志若不赶紧想办法，迟早会像瓮中之鳖一样，被轻易擒获。”

梅宝玑这番“谎言”，犹如一剂猛药，瞬间点燃了工程营士兵的革命热情。那位士兵回去后迅速通知其他同志，众人意识到已无退路，唯有起义才可能求得一线生机。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正目熊秉坤，率先在工程营发动起义。他带领士兵击毙了阻挠起义的军官陶启胜，随后冲出营房——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正是梅宝玑“谎言”制造的紧张氛围，让起义得到了众多士兵的响应，大家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军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获取了大量武器弹药；在猛烈攻势下，湖广总督瑞澂仓皇出逃，起义军顺利攻占湖广总督署。

此后，起义军迅速控制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武昌起义胜利后的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4个省及上海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彻底土崩瓦解。

《绮情楼杂记》记载：“工程营之所以率先发难，杀官夺械，就是这个信息带来的恐惧，而为了保命冒险一搏，没想到一击而中，267年的大清江山因此易手。”

《中外历史纲要》提及：“起义爆发时，革命党人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国内”，这一表述点明了起义的偶然性。

而梅宝玑的“谎言”，恰在关键时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注：1. 武昌起义实为“民族危机加深、阶级矛盾激化、民主革命思想传播”等因素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此处“偶然性”仅指起义提前爆发，并非起义本身具有偶然性——革命的发生是历史必然。

2. 熊秉坤因是起义的组织领导者、革命党核心代表，被广泛认定为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标志性人物；而程定国（又名程正瀛），是史料记载中实际打出第一枪的士兵。两种说法源于“领导责任”与“具体行为”的不同视角，均为历史研究中认可的表述。

3. 武昌起义时，熊秉坤的职务为新军工程第八营正目，这一职位在清末新军编制中，相当于现代军队的班长。

来源：青梧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