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尖利，刺得我耳膜生疼。我手里还攥着那根冰冷的塞规，上面沾着机油，滑腻腻的，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钱总的手指头，几乎要戳到我的鼻梁上。

“这就是你干的活？这就是傅国生教出来的徒弟？”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带着一种金属摩擦般的尖利，刺得我耳膜生疼。我手里还攥着那根冰冷的塞规，上面沾着机油，滑腻腻的，就像我此刻的心情。

我叫李卫民，四十五岁，今天，是我到新厂上班的第一天。

第一章 风中的那根烟

一个月前，我还在老厂，那个我待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厂子不大，叫“国生机械”，老板就是我师父，傅国生。从我十八岁顶着一脸的青春痘，怯生生地喊他第一声“师父”起，这二十多年，我人生里大半的喜怒哀乐，都和那个堆满铁屑、永远飘着一股机油和皂化液混合味道的车间绑在了一起。

师父是个倔老头，对活儿的要求，苛刻到近乎偏执。他常说，咱们做钳工的，手上没根线，心里得有把尺。这把尺，量的不是工件，是良心。

靠着这把尺，国生机械在圈子里名声很响。可名声响，不代表票子多。师父接活儿挑剔，不合规矩的、要偷工减料的，给再多钱他都把人往外推。厂子就那么十来号人，守着几台老掉牙的德产旧车床，过着一种饿不死也发不了财的日子。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像那些车床一样，在这个车间里慢慢转，直到转不动为止。

直到猎头公司的电话打到我手机上。

对方姓张，说话客客气气，开出的条件却一点也不客气。“李师傅，我们是‘宏图精工’，知道您是傅老师傅的高徒，技术圈里有名。我们钱总想请您过来，薪资嘛……比您现在，至少高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

这个数字像一颗小石子，丢进了我平静如水的心里，砸起一圈圈涟漪。

我儿子刚考上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老婆淑兰，前年做了个胆囊手术，身子一直不大好，药罐子常年陪着。家里的开销，就像一辆慢慢爬坡的旧车，每一下都得使足了劲。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没在饭桌上喝酒，扒拉了两口饭，就躲到阳台上抽烟。

淑兰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走出来，把盘子放在小桌上，没说话，就静静地站在我旁边。

风有点大，烟头的火星子一明一灭，像我心里摇摆不定的念头。

“宏图精工那边，给你打电话了？”淑兰先开了口，声音很轻。

我“嗯”了一声，把烟蒂在栏杆上摁灭。

“条件……挺好的吧？”她又问。

我没回头，看着楼下路灯拉长的光晕，说：“涨三成。”

阳台上沉默了。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钱，谁不想要呢？可国生机械，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厂子。那是我的根。师父不光教我手艺，更是在我爹妈走得早，我一个人愣头青似的闯社会时，给了我一个家的人。我结婚的酒席，是他帮着张罗的；儿子出生，第一个抱他的，除了我，就是师父。

这份情，比那百分之三十的工资，重得多。

“卫民，”淑兰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我知道你为难。师父那边……情分太重。”

她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叹息，“可咱家这情况，你也知道。小航上大学，光学费就压得人喘不过气。我的药，也不能停……”

她没再说下去，但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轻轻敲在我心上最软的地方。

一个男人，四十五岁，是家里的顶梁柱。柱子不能光讲情怀，得实实在在地撑起一片天。

“我知道。”我哑着嗓子说，又点上一根烟，猛吸了一口。

烟雾呛得我咳嗽起来，眼泪都咳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眼泪，是为烟呛的，还是为心里那份沉甸甸的为难。

“你让我想想。”我对淑兰说。

那一晚，我几乎没睡。脑子里一会儿是师父握着我的手，把游标卡尺交给我时，他手上的老茧和温度；一会儿又是儿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那张兴奋又带着点对未来的忧虑的脸。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人到中年，身不由己。有些事，不是你想不想，而是你必须。

第二章 师徒，还是老板伙计

跟师父开口，比我想象中要难一百倍。

我特地挑了个中午，车间里人都去吃饭了，师父一个人坐在台虎钳旁边，戴着老花镜，正用一把小锉刀，细细地修着一个燕尾槽。

阳光从高高的窗户里斜射进来，照在他花白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侧脸上，时间好像在他身上凝固了。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站了半天，嘴张了几次，都没发出声来。

“有事？”师父没抬头，手里的活儿没停，锉刀划过金属表面，发出均匀而细微的“沙沙”声，像一首催眠曲。

“师父……”我终于挤出两个字，嗓子干得像被砂纸打磨过。

“嗯。”他应了一声，依旧没看我。

“我……我想跟您说个事。”

他手里的锉刀停了，缓缓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用那双因为常年对着铁屑而有些浑浊的眼睛看着我。

“说吧。”

我把宏图精工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我说得很慢，很艰难，每说一个字，都感觉像是在自己心上划一刀。我没敢提那百分之三十的工资，只说是家里开销大，想换个地方多挣点。

师父一直静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既不惊讶，也不愤怒。

等我说完，车间里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角落里那台老风扇“呼啦呼啦”的转动声。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

然后，他重新戴上老花镜，拿起锉刀，对着那个燕尾槽，又轻轻地“沙”了一下。

“想好了？”他问，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想好了。”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宏图那地方，我知道。”师父的声音不带一丝波澜，“钱大发家的小子开的。路子野，挣钱快。”

他顿了顿，放下锉刀，拿起塞尺，小心翼翼地探进燕尾槽的缝隙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道理，我懂。”

“卫民，”他终于叫了我的名字，也终于正眼看我，“你在我这儿，二十多年了。”

我的心猛地一揪。

“你刚来的时候，毛毛躁躁的，连台钻都打不直。是我手把手教你划线，教你使锯，教你用锉。”

他的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情绪，像水底涌起的暗流。

“我一直把你当自己儿子看。”

“师父，我……”我的眼眶一热，后面的话全堵在了喉咙里。

“行了。”他摆了摆手，打断了我，“别说了。你也是当爹的人了，有你的难处。”

他站起身，走到自己的工具柜前，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油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套保养得油光锃亮的德国老牌的量具。

“这套东西，跟了我快四十年了。你刚出师那会儿，眼馋得不行，我没舍得给你。”

他把油布包递到我面前。

“拿着吧。到哪儿，都别把手艺丢了。也别把……做人的规矩丢了。”

我伸出手，那油布包沉甸甸的，压得我胳膊都在发抖。

“师父……”我哽咽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去吧。”他转过身，背对着我，“月底把账结了，多给你发一个月工资。”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砸在油腻腻的水泥地上。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和他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师徒了。

我是个伙计，一个要走的伙计。

他是个老板，一个留不住人的老板。

那顿散伙饭，厂里的老师兄弟们都来了。大家都没怎么说话，就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酒是烈酒，喝到喉咙里，像火在烧。

师父也来了，就坐在主位上，一句话没说，只是一杯一杯地喝。他的脸喝得通红，眼神却很清亮。

散场的时候，我敬他最后一杯酒。

“师父，我……”

他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仰头喝干，然后把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放。

“以后，别叫我师父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没再回头。

我端着那杯酒，僵在原地，酒没喝，心却碎了。

第三章 新厂，新规矩

宏图精工的厂房，和我待了二十多年的国生机械，完全是两个世界。

这里没有熟悉的机油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淡的、说不清的化学品气味。地面是光洁的环氧地坪，亮得能照出人影。机器崭新，大部分是数控的，操作面板上闪着蓝莹莹的光，透着一股冰冷的科技感。

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各司其职，几乎没什么交流，车间里只有机器运转的轰鸣声。

一切都显得那么高效、精准，但也那么陌生、没有人情味。

人事部的小姑娘领我办完手续，把我带到车间主任那儿。主任姓王，四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说话语速很快，像连珠炮。

“李卫民是吧？钳工老师傅。欢迎欢迎。钱总特地交代过，说你是高手。”王主任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到一台巨大的压力机旁边。

“喏，就这个。进口的，一个关键的导向轴套磨损超差了，现在整个生产线都停了。原厂配件要从德国订，等不及。钱总的意思是，让你给想想办法，尽快修复。”

我走上前，仔细查看那个磨损的轴套。内孔已经失圆，磨损得相当严重。这是个精细活儿，也是我的拿手好戏。

在老厂，遇到这种情况，标准的处理方法是“镶套”。就是把磨损的内孔，用镗床重新镗大、镗圆，然后精密计算尺寸，加工一个高强度合金钢的衬套，用液氮冷缩法，严丝合缝地装配进去。最后再精加工内孔，保证尺寸和同轴度。

这样做出来的活儿，结实耐用，甚至比原厂的还好。但缺点是，工序复杂，耗时长。

我心里有了谱，对王主任说：“王主任，这个没问题。我需要用一下镗床和车床，给我两天时间，我保证给它修得跟新的一样。”

王主任皱了皱眉：“两天？太长了。钱总要求今天下午必须恢复生产。”

“今天下午？”我愣住了，“这不可能。光是加工那个衬套，热处理，再精磨，一天都打不住。”

“谁让你镶套了？”王主任不耐烦地摆摆手，“太麻烦了。”

他指着磨损的部位说：“你不是钳工吗？用堆焊，把磨损的地方补上，然后用角磨机和锉刀，手工给它修到差不多的尺寸，能用不就行了？快得很！”

我听完，整个人都懵了。

堆焊修复？用角磨机打磨？

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堆焊会产生热应力，改变材料的金相组织，强度和耐磨性都会大打折扣。而且纯靠手工打磨，精度根本无法保证。这么重要的一个部件，这么干，就是胡闹！用不了多久，肯定还得坏，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安全事故。

“王主任，这不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这么干是埋下安全隐患，绝对不行。这是对机器不负责，也是对操作工不负责。”

“嘿，你这人怎么回事？”王主任的脸拉了下来，“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这里是宏图，不是你们那个慢吞吞的小作坊。我们讲的是效率！”

“效率不能以牺牲质量和安全为代价！”我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这是我们做手艺人的基本原则！”

“原则？”王主任冷笑一声，“原则能当饭吃吗？李师傅，搞清楚你的身份，你是来打工的，不是来当技术顾问的。钱总花高薪请你来，是让你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制造问题的。”

我们的争吵声，引来了周围人的注意，也惊动了正好来车间巡视的钱总。

钱总大概三十多岁，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看起来不像个开工厂的，倒像个搞金融的。

他走过来，皱着眉问：“怎么回事？吵吵嚷嚷的。”

王主任立刻换上一副恭敬的表情，把情况跟他汇报了一遍，当然，是添油加醋地说了我如何“固执己见”、“不服从管理”。

钱总听完，目光落在我身上，那眼神，像是在审视一件工具。

“你就是那个李卫民？傅国生的徒弟？”

他的语气里，听不出喜怒。

我点了点头：“是我。”

“傅师傅的手艺，我信得过。”钱总说，“但是，他的脑子，跟不上时代了。现在是什么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客户的订单催得火烧眉毛，生产线停一个小时，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

他指着那个轴套，口气不容置疑：“就按王主任说的办。堆焊，打磨。下午五点之前，我必须看到这台机器重新转起来。”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理念问题，是底线问题。

师父说过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到哪儿，都别把手艺丢了。也别把……做人的规矩丢了。”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钱总，一字一句地说：“钱总，对不起。这个活儿，我不能这么干。要干，就得按规矩来。否则，您另请高明。”

空气瞬间凝固了。

王主任的脸色变得煞白，周围看热闹的工人，也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

钱总的眼睛眯了起来，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

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他的手指头，几乎要戳到我的鼻梁上。

“这就是你干的活？这就是傅国生教出来的徒弟？”他不是在问，而是在咆哮，“我告诉你，李卫民！我花钱请你来，不是让你来跟我讲什么狗屁规矩的！在我这里，我的话就是规矩！你要么照做，要么现在就给我滚蛋！”

我攥着手里的塞规，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入职第一天，涨了三成的工资还没捂热，就要被赶走。

我看着钱总那张因为愤怒而有些扭曲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我错了吗？为了家，为了多挣三成工资，我背弃了师父的情义。可到了这里，我却连做人的基本规矩，都守不住了。

第四章 一颗螺丝的尊严

我最终没有滚蛋。

就在我和钱总僵持不下的时候，客户一个催货的电话，比什么都管用。钱总对着电话那头陪了半天笑脸，挂了电话，脸黑得像锅底。

他没再理我，直接对王主任吼道：“找别人干！找个听话的！下午五Dian之前，机器必须给我响起来！”

说完，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王主任叫来了一个年轻的钳工，小刘。小刘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点同情，也有点无奈。他没说什么，拿起焊枪和角磨机，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

我被晾在了一边，像个多余的零件。

车间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有看热闹的，有鄙夷的，也有少数几个，目光里带着一丝敬佩，但很快就躲开了。

我默默地回到人事部给我安排的工位，那是一个崭新的工具柜和一张干净的工作台。我把我从师父那里带来的那套油布包着的量具，小心翼翼地放进柜子里，锁好。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锁住的，不只是一套工具，还有我二十多年来坚守的东西。

下午四点半，那台压力机果然响了起来。

小刘满头大汗，一脸疲惫。他用堆焊的方法，勉强把轴套修复了。机器运转起来，声音有些发闷，带着不正常的震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因为精度不够，动平衡被破坏了。

钱总过来看了一眼，听着机器的轰鸣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拍了拍小刘的肩膀，当场宣布给他发五百块奖金。

小刘咧嘴笑了，周围的人也跟着起哄。

没有人再看我一眼。

我站在人群外，感觉自己像个格格不入的傻子。

接下来的日子，我被彻底边缘化了。

王主任不再给我安排任何关键的活儿，每天就是让我干一些打扫卫生、给设备做做保养、或者修一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的杂活。

我的工资，一分不少地发。但在这里，我感觉不到任何一个手艺人应有的尊重。

我成了一个拿着高薪的清洁工。

宏图精工的“效率”，我也算彻底见识了。

为了赶工期，图纸上的公差要求是0.02毫米，他们做到0.2毫米，只要能装配上，就算合格。为了省成本，该用合金钢的零件，他们用普通碳钢代替，表面做个发黑处理，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整个车间，都弥漫着一种“差不多就行”的浮躁风气。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学徒，在攻一个M12的螺丝孔。因为底孔钻小了，丝锥攻不进去，他竟然直接用扳手加力硬拧。

我实在看不下去，走过去跟他说：“小伙子，不能这么干。底孔不对，丝锥会断在里面的。就算勉强攻进去，螺纹也是坏的，受不了力。”

那学徒抬起头，一脸不屑：“老师傅，你管得也太宽了吧？王主任说了，这批货急着要，差不多就行了。”

我指着图纸说：“这上面标的是承重部位，螺丝是要受剪切力的。螺纹不行，机器运转起来，震动一大，螺丝松了，是要出人命的！”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他不耐烦地挥挥手，“我们一直都这么干的，也没见出什么事。”

我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

我看着那颗被暴力拧进去的螺丝，心里一阵悲哀。

在师父那里，一颗螺丝，也有它的尊严。它的螺距、牙型、强度，都有严格的标准。因为师父说，机器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细节组成的，一个细节出了问题，整台机器的魂就散了。

可在宏图，螺丝没有尊严，工人没有尊严，手艺，更没有尊呈。

这里只有订单、交期和利润。

每天下班，我脱下那身崭新的蓝色工装，走出那个光鲜亮丽却冰冷的车间，都感觉自己被抽空了一样。

淑兰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晚饭时，她给我夹了一筷子菜，轻声问：“卫民，在新厂……干得不开心？”

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没说话。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

我摇了摇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有。就是……有点不习惯。”

我没法跟她说实话。我怕她担心，也怕她觉得我没用。当初是我自己一意孤行要来的，现在这点苦，只能自己咽下去。

夜里，我常常失眠。

闭上眼，就是师父那张失望的脸，和他那句“以后，别叫我师父了”。

我开始怀疑，我当初的选择，到底是不是错了。

我得到了那多出来的三成工资，却好像失去了更宝贵的东西。那种东西，摸不着，看不见，却像空气一样，支撑着我作为一个手艺人，活着的全部意义。

第五章 深夜的电话

日子就在这种憋闷和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转眼，一个月了。

那个被小刘用堆焊法“快速修复”的压力机导向轴套，在日复一日的轰鸣和震动中，终于撑不住了。

那天是周五，快下班的时候，车间里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金属断裂声，紧接着是“哐当”一声巨响。

整个车间都安静了。

出事了。

所有人都朝压力机那边跑过去。我也跟了过去。

只见那台巨大的机器，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停在那里。一根粗大的活塞杆，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曲着，旁边散落着一地破碎的金属零件。

正是那个导向轴套。

它彻底散架了。因为堆焊修复后强度不够，加上长期震动，金属疲劳，最终崩裂。崩裂的碎片，在巨大的压力下四处飞溅，把机器内部搅得一塌糊涂。

幸好当时旁边没有操作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王主任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这台压力机，是整个生产线的核心设备。它一停，意味着整个订单都得延期。这个月的奖金泡汤了是小事，耽误了给大客户的交期，那赔偿金，是个天文数字。

钱总很快就赶到了，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地看着那堆废铁。

车间里死一般的寂静，连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谁干的？”钱总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小刘哆哆嗦嗦地站了出来，头埋得低低的，话都说不利索：“钱……钱总，是……是我修的……”

钱总一步跨过去，一脚踹在小刘的腿上，把他踹得一个趔趄。

“你修的？我让你修机器，你他妈是来给我拆机器的！”

他指着小刘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小刘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被骂得眼圈通红，一个字也不敢反驳。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幕，心里没有丝毫的快意，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凉。

这不是小刘的错。他只是一个听话的执行者。

真正错的，是那种“差不多就行”的规矩。

钱总骂累了，喘着粗气，对王主任吼道：“还愣着干什么！马上联系德国原厂！不管花多少钱，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把配件空运过来！”

王主任擦着冷汗，结结巴巴地说：“钱……钱总，我问过了。这个型号的配件，他们……他们也没现货，要重新生产，最快……也要一个月。”

“一个月？”钱总的眼睛都红了，“一个月黄花菜都凉了！客户那边能等一个月吗！”

他像一头困兽，在原地转了两圈，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愤怒，有不甘，还有一丝……祈求？

“李卫民。”他叫了我的名字。

所有人的目光，也都齐刷刷地转向了我。

“你……你有没有办法？”他的声音，不再是命令，而是带着一丝商量的口气。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那堆烂摊子，心里很平静。

我说：“有。”

“什么办法？”钱总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

“还是老办法。”我一字一句地说，“镶套。不过，现在不光是镶套了。活塞杆也变形了，需要校直，可能还要重新做热处理。其他损坏的零件，都要拆下来检查，能修的修，不能修的，得重新画图加工。整个流程下来，一步不能省。”

“要多久？”

我想了想，说：“我一个人干，不眠不休，最快也要三天三夜。”

“三天？”钱总的眉头拧成了疙疙瘩，但还是点了点头，“好！三天就三天！只要你能修好，条件你开！”

我摇了摇头。

“我不要条件。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看着他，也看着在场的所有人，缓缓说道：

“从现在开始，这台机器，我说了算。我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任何人，包括钱总你，都不能干涉。如果同意，我现在就开工。如果不同意，那您还是等德国的配件吧。”

整个车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看着钱总。

钱总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拳头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我知道，我这是在逼他。逼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他那套“效率至上”的规矩，是错的。

过了足足一分钟，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好。”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

淑兰给我打电话，我只说厂里有急活儿，要加班。

电话那头，她嘱咐我注意身体，别太累。

挂了电话，我穿上工装，走进了那个已经空无一人的车间。灯火通明，机器的残骸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具等待被解剖的尸体。

我走到我的工具柜前，打开锁，取出了那个油布包。

层层打开，里面的卡尺、千分尺、百分表，在灯光下闪着温润的光。

我拿起那把跟了师父大半辈子的游标卡尺，轻轻抚摸着上面冰冷的刻度。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又变回了二十年前那个刚出师的毛头小子。

我的心里，有了一把尺。

第六章 手艺人的体面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几乎就住在了车间里。

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眯一会儿；饿了，就泡一碗方便面。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图纸、量具和冰冷的钢铁。

第一步，是拆解。

我把整个损坏的部位，像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小心翼翼地分解开来。每一个螺丝，每一个销子，每一个零件，我都仔细检查，做好标记。

光是清理那些破碎的金属屑，就花了我大半天时间。

然后是测绘。

没有原厂图纸，我就只能靠自己。我用卡尺、千分尺，一点一点地测量那些还能辨认出形状的零件，在纸上画出草图，标注上每一个尺寸，每一个公差。

我的眼睛熬得通红，布满了血丝。

画图纸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在师父手下当学徒的日子。那时候，师父就逼着我们学画图，他说，一个好的钳工，脑子里得有三维的图像，手上才能有准头。

图纸画好，就是备料和加工。

王主任按照我的要求，找来了最好的合金钢。我亲自上车床，把那个报废的轴套内孔重新镗大，然后开始加工新的衬套。

车刀飞转，铁屑像银色的瀑布一样飞溅。

我的手很稳，心很静。

车间里偶尔有工人进来，都远远地站着，不敢打扰我。他们的眼神里，不再有嘲笑和鄙夷，而是换上了一种敬畏。

他们看到我用百分表，把衬套的过盈量，一点一点地校准到0.03毫米。

他们看到我用液氮，把零下一百多度的衬套，瞬间冷冻，然后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严丝合缝地装配进轴套的孔里。

那种金属结合时发出的轻微“嗡”声，在他们听来，也许只是噪音。但在我听来，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

最难的，是修复那根变形的活塞杆。

我把它架在平台和顶针之间，用百分表一点一点地找它的跳动量，然后用压力机，凭着手感，一毫米一毫米地把它校直。

这个活儿，靠的不是力气，是经验和感觉。力小了，校不过来；力大了，就直接压断了。

我满头大汗，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最后一道工序，是手工刮研。

为了保证配合面的绝对平整和接触良好，我用一把小小的刮刀，在零件表面，一下一下地刮出均匀的网状花纹。

这道工序，在宏图，早就被淘汰了。他们觉得这又慢又没用。

可师父说过，机器是有生命的。你用手去抚摸它，它才能跟你心意相通。

三天三夜后，当最后一个螺丝被我拧紧，我直起腰，看着眼前这台宛如新生的压力机，一种巨大的疲惫感和满足感，同时涌了上来。

我叫来王主任，对他说：“可以试车了。”

钱总也来了。他看起来也憔悴了不少，眼窝深陷。

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王主任按下了启动按钮。

电机发出了平稳而有力的“嗡嗡”声，活塞杆缓缓地上下运动，流畅、安静，没有任何杂音和震动。

完美。

钱总走到机器旁，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那根被我修复好的活塞杆。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李师傅，辛苦了。这是说好的……不，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我没有接。

我摇了摇头，说：“钱总，我说了，我不要条件。”

我脱下身上那件沾满油污的工装，叠好，放在工作台上。

然后，我走到我的工具柜前，打开，把那个油布包拿了出来。

“钱总，谢谢你这一个月的工资。”我说，“这活儿干完了，我也该走了。”

“走？”钱总愣住了，“李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之前不对，我给你道歉！你留下来，我给你提成，给你股份都行！”

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怨恨，也没有得意。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拿着我的工具，转身向车间门口走去。

所有人都给我让开了一条路。

走到门口，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我说：“钱总，记住。手艺人，有手艺人的体面。机器，也有机器的尊严。人要是没了良心，机器，是会跟你撂挑子的。”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宏通精工的大门。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

朝阳的光，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新鲜的空气，感觉自己，终于活过来了。

第七章 那碗没喝完的酒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结结实实地睡了一觉。

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没有任何梦境。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夕阳的余晖从窗户照进来，把屋里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色。淑兰正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我。

“醒了？”她递过来一杯温水。

我喝了一口，润了润干得冒烟的喉咙，问：“我睡了多久？”

“一天一夜。”

我愣住了。

“厂里的事……忙完了？”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

我把在宏图这一个月发生的所有事，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从第一天被钱总训斥，到后来的被边缘化，再到最后三天三夜修好那台机器，然后辞职。

我讲得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淑兰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等我说完，她伸出手，握住了我那双布满老茧和油污的手。

“卫民，”她说，眼圈有点红，“你做得对。”

我心里最硬的那块地方，一下子就软了。

“可……工作没了。那三成的工资，也没了。”我低声说，心里有些愧疚。

“钱没了，可以再挣。”淑兰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人要是活得憋屈，心里不痛快，挣再多钱，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年，我跟着你，没过上什么大富大贵的日子。可我心里踏实。因为我知道，你李卫民，是个正派人，是个有骨气的手艺人。这就够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一个男人，在外面受了再大的委屈，只要家里有这么一个懂你、疼你的人，就什么都值了。

在家休息了两天，我心里总觉得有个疙瘩。

那个疙瘩，就是师父。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我是个“叛徒”，现在又成了个“失败者”，灰溜溜地回来了。

可这个疙瘩要是不解开，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那天下午，我提着两瓶好酒，一盒茶叶，走到了那条熟悉的街巷。

国生机械的厂门，还是那副老样子，油漆斑驳，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车间里，还是那股熟悉的机油味。几台老车床“嗡嗡”地转着，几个老师兄弟看见我，都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复杂的笑容，朝我点了点头。

师父不在车间。

一个老师兄告诉我，师父在里屋的办公室里。

我走到那间小屋门口，门虚掩着。我能听到里面收音机“沙沙”地响着，在播一出老掉牙的评书。

我抬起手，想敲门，手却悬在半空，怎么也落不下去。

“是卫民吧？”屋里传来师父苍老的声音，“进来吧，门没锁。”

我的心一颤，推门走了进去。

师父正坐在他的那张旧藤椅上，戴着老花镜，手里捧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机械图册。

他瘦了，也更老了。

“师父。”我低声叫了一句。

他“嗯”了一声，没抬头，指了指对面的小板凳：“坐。”

我把酒和茶叶放在桌上，在他对面坐下，局促得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谁也不说话。只有收音机里的说书人，还在那里慷慨激昂。

过了好久，师父才合上书，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宏图那边……不干了？”他问。

“不干了。”

“钱大发那小子，我知道。心术不正，跟他爹一个德行。”师父的声音很平淡，“你跟他，不是一路人。”

我低着头，说：“师父，我……我给您丢人了。”

师父叹了口气。

他站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玻璃杯，把我带来的酒打开，倒了两杯。

他把其中一杯推到我面前。

“那天，话说重了。”他说，“你别往心里去。”

我端起酒杯，手在抖。

“师父，我……”

“行了。”他打断我，“我知道你的难处。人活着，都不容易。是我老了，脑子转不过弯来。”

他端起自己的酒杯，看着我说：“你没错。想多挣点钱，让家里人过得好点，这天经地义。”

“可我……”

“你最后还是走了，不是吗？”师父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和，“这就说明，我傅国生的徒弟，骨头还是硬的。这比什么都强。”

他把酒杯举到我面前：“喝了吧。这杯酒，喝了，就什么都别说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眼角的皱纹，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端起酒杯，跟他重重地碰了一下。

那一天，我们师徒俩，喝了很多酒。

那碗在一个月前没有喝完的散伙酒，终于，被我们重新满了。

第八章 回家的路

从师父那里回来后，我的心，彻底静了。

我没有急着再去找工作。这些年，我一直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为了家，为了手艺，也为了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现在，我只想歇一歇。

每天，我送淑兰上班，然后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研究菜谱，给她做点好吃的。下午，就去公园里，看那些老头下棋、打太极。

日子过得平淡，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宁。

淑兰看我这样，有些担心，劝我：“卫民，你也别太闲着了。咱们家……还指望着你呢。”

我笑着跟她说：“放心吧，饿不着你们娘俩。好手艺，到哪儿都有饭吃。我就是想把这二十多年的亏欠，都补给你。”

话是这么说，但我心里，其实也在盘算。

我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

看过了钱总那种“效率至上”的嘴脸，我明白，我的那套东西，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可能真的已经过时了，至少，不被那些大老板们喜欢。

但我不觉得它是错的。

总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这种“老古董”的。

半个月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宏图精工的王主任。

他不再是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看起来憔悴了很多，说话也客气了不少。

他在我家楼下的小饭馆里请我吃饭，几杯酒下肚，他开了口。

“李师傅，不，李大哥。”他说，“我今天是特地来给你赔罪的。”

我摆摆手：“王主任，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得提，必须提。”他苦笑着说，“你走以后，厂里出了好几档子事。都是因为偷工减料，质量不过关，被客户退货索赔，损失惨重。钱总现在焦头烂额，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

“那台压力机，现在成了全厂的宝贝。钱总让所有人都去参观学习，说那才是真正的‘宏图标准’。”

我听着，心里没什么波澜。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结局。

“钱总托我来请你。”王主任看着我，眼神很诚恳，“他说，只要你肯回去，条件随便你开。技术部总监的位置给你，让你全权负责质量和工艺，谁敢不听你的，他亲自开人。”

我笑了笑，摇了摇头。

“王主任，谢谢钱总的好意。但是，我不会回去了。”

“为什么？”王主任很不解，“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

我打断他：“有些地方，回不去了。就像有些信任，一旦碎了，就粘不起来了。”

我看着窗外，缓缓地说：“我打算自己干了。”

王主任愣住了。

“自己干？”

“对。”我说，“就开个小作坊，像我师父那样。接一些别人啃不动的硬骨头，做一些精细的、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不求发大财，就图个心里踏实，图个对得起自己这双手艺。”

王主任沉默了很久，然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李大哥，”他由衷地说，“我佩服你。”

我的小作坊，很快就开了起来。

地方不大，就在老城区一个租来的旧厂房里。机器，是我用这些年的积蓄，淘来的几台二手设备。虽然旧，但都是好东西，被我擦拭得油光锃亮。

开张那天，没搞什么仪式。就我和淑兰，还有我儿子小航放假回来，一家三口，吃了顿便饭。

没想到，师父带着几个老师兄弟，提着鞭炮和贺礼来了。

鞭炮声中，师父拍着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就是笑。那笑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灿烂的。

我的作坊，取名“卫民精工”。

没什么生意，我就自己捣鼓点小发明。有生意，哪怕再小，我也认认真真地做。

渐渐地，靠着师父和一些老客户的介绍，我的名声，也在一个小圈子里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城南有个李卫民，手艺好，人实在，活儿干得漂亮。

钱不多，但够一家人开销，心里，却无比的富足和安宁。

有时候，傍晚收工，我会泡上一壶茶，坐在我的小作坊门口，看着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想，人这一辈子，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是那多出来的百分之三十的工资？还是别人眼中的成功？

都不是。

真正的追求，是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这条路，通往的，是你内心的安宁和坚守。

对我来说，这条路，就在我的手上，在那些冰冷的钢铁和精密的刻度里。它告诉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这就够了。

来源：街角的裁缝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