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三星堆祭祀区新发现的多座神秘“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金质文物，引发学术界对华夏早期黄金文化传播路径的再思考。传统观点认为，中原殷（商）周文化的黄金崇拜和金器工艺向西南地区辐射（例如有报道指出，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金覆面时代早于三星堆金面具，推测三星堆金

华夏文明的黄金“传导”方向

翁卫和

近年来，三星堆祭祀区新发现的多座神秘“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金质文物，引发学术界对华夏早期黄金文化传播路径的再思考。传统观点认为，中原殷（商）周文化的黄金崇拜和金器工艺向西南地区辐射（例如有报道指出，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金覆面时代早于三星堆金面具，推测三星堆金面具可能受中原文化影响 ）。然而，新发掘的三星堆金质文物显示其在青铜时代早期就已拥有丰富的金器与发达工艺，超越同期中原文化的同类遗存 。本文将综合考古发现和科技检测成果，讨论黄金工艺与崇拜在华夏文明中的起源与传播方向，认为黄金文化的核心可能诞生于三星堆所在的古蜀区，而非单向由中原输入。

三星堆金质文物的新发现与特点

2020–2022年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考古人员累计出土文物近1.3万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出土的金质文物数量和质量远超此前所见：据统计，已发掘整理的三星堆金质文物总重量已超过2公斤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5号坑发掘出的巨大金面具残片：目前仅半张残片重量约280克，预估完整面具重量可超过500克，远超此前国内已知金器最重的金权杖（463克） 。该面具残片整体呈方形，镂空双眼、三角鼻梁及宽大耳朵，造型与此前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金面具风格十分相似 。初步检测结果显示，这块金面具残片含金量约84%，与其他三星堆金器相近 。此外，三星堆各坑还出土了大量薄金片、金带饰、金刀、金刃、金珠、动物形金饰等多种形制的黄金器物，种类繁多。这些金质文物主要以锤鍱锻制的金片形式出现，工匠通过锤揲、裁剪、镂刻（脱錾）等技法塑形和装饰，并充分利用金银的柔韧性进行包镶 。考古报道指出，三星堆金器制作并未采用焊接手段，而是通过捶打、折弯、镂空等手段完成造型和镶嵌 ，表明古蜀工匠对金银材质的延展性已有深刻认识。如此丰厚的金质遗存，使三星堆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国境内同期遗存中首屈一指，被誉为“黄金用量以及丰富多彩的形制是目前考古发掘同时期文化遗存里绝无仅有的，可谓‘独步天下’” 。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金面具主要是覆盖在青铜人头像上使用的金面罩（不是供真人佩戴）。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金面罩用于祭祀时覆盖青铜人像面部，以其金光突显“精气神” 。考古保护专家马燕如认为，三星堆人对黄金的利用和崇拜在当时各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一大量金器的出现与古蜀人的精神信仰密切相关 。目前虽然金质文物本身多有破坏或残缺，但其分布和成分分析显示，这些黄金应来自较稳定的自然砂金矿 ，暗示古蜀地区有长期稳定的金矿资源供给。

中原殷（商）出土黄金器物及比较

与三星堆富集的金质遗存相比，中原地区殷（商）遗址出土的金器数量和形制较为有限。直到2022年9月，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首次发现金覆面和相关小金器。郑州商城遗址是一处“商国”早中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区，该区出土过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此次报道的1号墓出土了金覆面1件（含金量88%，重量40克），另有4个金泡、金箔以及以金箔为地镶嵌绿松石的牌饰等随葬，发现引发轰动 。考古人员指出，这件金覆面覆盖整张人脸（实际出土时贴于墓室墙壁上），用途可能是为了让墓主的“精气神”完整不散 。创造了中国已知的“商国”黄金面罩出土年代新纪录 。郑州金覆面的发现也意味着，在该墓葬中大量使用黄金随葬、以面具形式覆盖的人像，这是商国文化遗址首次出现此类现象 。

除郑州商城外，殷墟（安阳）遗址也出土过少量金器，但主要形式为金箔棺椁装饰和小型金片。殷墟出土的金箔薄如蝉翼，据检验其厚度仅约0.01毫米，表明锤揲工艺已非常高超 。殷墟部分墓葬亦发现过包金铜泡、桥形带孔金片等物，以金箔为主 。由此可见，中原殷周时期虽已有金器制作，但大多为薄片装饰或小型饰件，与三星堆大量制作金面具、金面罩等大型祭祀器的规模和丰富性不可同日而语。

工艺比较： 三星堆和中原地区金器在工艺上皆以薄片锤鍱见长。三星堆金器利用金的延展性进行裁剪、錾刻和镂空，无焊接痕迹 ；郑州商城的金覆面也以锤鍱为主，没有复杂焊接，且表面未见明显抛光痕迹 。殷墟的金箔、金饰经锤揲成型后用于覆于铜器或木器表面 。这些材料和手法的相似性说明，至少从工艺路径看，四川与中原金器都掌握了将原生金捶打成片并装饰器物的技术。但两地金器用途和象征含义存在差异：三星堆的金面罩主要贴附于神像青铜人头像之上，用于神祇祭祀 ；而中原的金覆面和金箔多作为陪葬品或礼器，具有保护尸体精神的涵义 。这些相同与不同表明，蜀地与原在使用上可能存在蜀给中原“赐金”现象，更可能在黄金崇拜和使用场景存在主次之分。

黄金成分与金源研究

科技检测提供了关于三星堆金器原料来源的重要线索。已有分析表明，三星堆出土金器多为金银合金制品，含金量普遍在80%以上 ，成分构成十分一致，提示这些金器可能出自同一或相近来源的天然砂金矿冶炼 。更进一步的微量元素分析显示，三星堆金器的原料很可能来自四川地区附近的砂金矿。例如，有学者将三星堆金器成分与四川周边各砂金矿比较，推测其原料可能主要来自凉山州盐源县洼里地区（位于理塘河与雅砻江流域交汇处） 。地质调查也证实，四川盆地西北部及周缘区域金矿（主要为砂金）分布广泛，品位较高，这些地区极可能是金沙和三星堆金器原料的来源 。此外，研究显示三星堆人可能与云南金矿也有联系：公元前期存在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将古蜀文明与云南滇池文化区乃至东南亚、中亚等地连接起来，通过这条线路，南方的金宝山等地砂金有可能经贸易流入古蜀 。总之，目前的科技证据支持了三星堆金器自成体系的观点：它们使用的黄金原料多取自南方本土的矿源，而非依赖中原运入。

“夏代”黄金崇拜的视角

在“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研究中，存在着将其与“夏代”文明相联系的观点。学者翁卫和分析认为，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文明约当于夏时期，即《虞都夏府》所在时代 。他指出，三星堆出土的“四金器”（虎形金饰、璋形金饰等）是祭祀四方的礼器，象征着先王的权威与王统的连续性，是祖先崇拜的体现 。根据这一观点，三星堆的黄金文化和崇拜并非外来，而是延续了华夏早期的核心传统。若以此视角看待夏代早期的黄金崇拜，那么中原地区殷周对黄金的使用很可能是在三星堆等古蜀先盛后衰的基础上“借鉴”或“夏赐金”形成的，而不可能是由中原向西南传播的过程。可以说，三星堆的黄金宗教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是早期华夏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这与传统说法“夏代黄金文化由中原向西南扩散”形成对照是不存在的。

地理资源与区域互动

从地理上看，三星堆所在的四川盆地与上游地区富含多种矿产资源，为巴蜀提供了较为丰富的黄金、青铜、玉石等原料。四川盆地西北、川滇交界处金矿发育，如丽水——盐源一带砂金丰富 。金沙遗址金面具的发掘也表明，当地巴蜀人对黄金的提炼技术已达高水准，其金矿原料可能就近开采 。此外，巴蜀还可通过巴塘、禄劝至滇池一带与长江上游、云南金矿等地相通。历史资料与考古线索显示，殷周晚期已有连接蜀地与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通网络 ，巴蜀通过此道可与云南乃至中南半岛地区进行文化和物质交流。从这个角度看，三星堆巴蜀与中原外部的接触并非完全封闭，但地理距离和多山的地形使得蜀地很可能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考古发现也指出，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同时期存在，并列发展了一两百年之久 ，巴蜀甚至可能在不同时期存在过多个都邑，表明当地社会并非因吸纳中原文化而瓦解，反而自身体系庞大。这些地理和资源条件说明，三星堆文化拥有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和技术路线，并在华夏文明互动中具备相当影响力。

结论

综合考古、科技和学理研究可见，三星堆地区在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已有盛行的黄金工艺和崇拜，这种文化与中原殷（商）周黄金文化相比展现出时间上不晚于且在丰富性上超过的特征 。科技检测成果显示，三星堆金器原料主要源自西南本地或近邻矿山 ，而非依赖中原供给。翁卫和学者观点也提示三星堆的黄金崇拜可看作华夏“夏代”早期传统的一部分 ，与中原殷周在权力与宗教象征上的连贯性具有承接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将黄金崇拜视为中原向西南单向辐射的传统看法显得不足：反之，三星堆及金沙的黄金技术和礼制很可能以某种形式传入中原，促进了周边地区黄金文化的形成。换言之，三星堆作为长江上游古蜀文明的中心，其黄金工艺与崇拜极有可能成为华夏文明金文化谱系中最早的一个源头，而中原殷（商）黄金面具等新发现则可能是在这一源头基础上的再创造。未来对更多文物的科学分析和比对研究，将进一步厘清这一“黄金文化”传播方向，为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实证支撑。

来源：翁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