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这个词汇，作为一条亚欧大陆不同文明互联互通、往来交流的代名词，这条线路的一端是“东方”，另一端是“西方”，而中间便是中亚。作为亚欧大陆的枢纽地区，中亚自古以来便是多文化、多民族的迁徙交融之地，这就使得中亚的民族分布格外驳杂，处在一个多民族杂居
把中亚切成五块的人：一张地图，几代人的心事
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这个词汇，作为一条亚欧大陆不同文明互联互通、往来交流的代名词，这条线路的一端是“东方”，另一端是“西方”，而中间便是中亚。作为亚欧大陆的枢纽地区，中亚自古以来便是多文化、多民族的迁徙交融之地，这就使得中亚的民族分布格外驳杂，处在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状态，于是便有了苏联时期推行的民族识别，并深刻影响到了中亚五国的边界划定。
有人一夜之间成了“外国人”。铁丝网从果园中间穿过去，葡萄藤还攀着它。老房子的墙上，祖辈留下的家谱没变，可户口簿里忽然多了一个格子：民族——该填什么？
在中亚，过去的人更习惯报出父亲的名字、部落、村名，或者干脆说：我是这条河两岸的人。差别当然有——住山里的和住平原的，放牧的和种地的，讲楚河旱风的笑话的和爱说撒马尔罕故事的——可真到婚丧嫁娶、朝向清真寺的一刻，大家又像在一个屋檐下。你在费尔干纳的巴扎转一圈，卖葡萄干的小贩跟买核桃的牧人吵了半天价，吵完了还要一起喝茶。语言有差别吗？有。可你一句我的，我一句你的，彼此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沙俄管中亚那会儿，地图上的名字换来换去：布哈拉、希瓦，有时又是突厥斯坦总督区。边线画得粗，像毛笔扫过的痕。没有人挨着门框对着孩子讲“你是某某民族”，反倒是家族、部落、老城门，才是一头一尾。更复杂的是，城里的上层读书人有人做梦：咱们叫“突厥斯坦”，合一合，做个大联邦。梦是好梦，真要落地，谁服谁？谁的口音做标准？摊开手心全是问号。
1922年，一个更大的“家”说要来带大家过日子——苏维埃。大屋要稳，得先归类。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把“你是谁”从口头约定，变成制度里的条目。于是，纸上先有了“识别”——把人按民族分门别类，再照着这个分类，像裁衣一样裁疆界。1924年，这把大剪刀落下。哈萨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这五个名字被端了上桌。而在很多院子里，父亲是这样写的，母亲那样说，孩子听着也就那样认了：行吧，今后我们就叫这个。
你要说这事儿是为什么？明摆着的算计：把原先“大突厥”“大伊斯兰”的大帽子挪开，让每一块都独立成章，然后统一归在更大的家法里。那几年，革命风头正猛，中亚这地方风向一变就能刮成沙尘暴。与其让一把风把整个院子掀翻，不如先把院子隔出几道墙，门槛一抬，大家都得看门房的眼色。听起来冷，但有效。
我常想那时画地图的人是什么心情。想象一个叫阿列克谢的年轻制图员，搬着黑色铅笔和厚纸，从撒马尔罕一路问到安集延。他见过费尔干纳盆地的麦浪，也摸过帕米尔山口的寒风。他知道一条灌渠从这个村子出发，拐两道弯进了另一个村，而两个村以后会属于两国。他的上司提醒：尽量按民族划，尽量保持相对完整。可“尽量”，在山谷里经常变成“不行”，他最终只能画出一条锯齿般的线，像是硬把一块饼掰开，渣子四处掉。
分完之后，名字变化跟走马灯似的。哈萨克人的地盘先被写成“吉尔吉斯”自治，再改名，后来升格成共和国。吉尔吉斯人那块地起初只是自治州，过几年也长成了跟别人一样的“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那边把布哈拉、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的大块拼在一起，塔吉克先躲在乌兹别克的屋檐下，过了几年支个独门牌子。土库曼则把阿姆河这边的地握在手里。说得轻巧，实际上每一次“更名”“升级”，都是一桌人谈好几轮的结果，有的是出于民族自尊，有的则是政治秤砣的轻重。
最让人唏嘘的是费尔干纳这只碗。它太肥沃了，粮食、果子、人都在这里扎堆。结果一刀下去，成了三家共用，一个谷仓三把钥匙。你今天绕路去看姥爷，过两道岗，明天想把牛赶到老牧道，发现那条路变成“别人家的地”。更乱的是飞地，小小一块地，明明四周都被另一个国家包着，里头人却拿着别的证。这些地名听起来像绕口令，可那是房子、祖坟、小学操场，哪一个不是有温度的。
首都呢？不少都被放在边上，像是在墙根下搭的屋。阿拉木图离吉尔吉斯边界就一脚油门的距离，比什凯克抬头能看见哈萨克那边的灯。塔什干外头就是哈萨克草地，阿什哈巴德挨着伊朗，杜尚别离乌兹别克也不远。这样的安排，若放在一个统一的体制里，倒也没什么——那时所谓“边界”不过是行政线，坐火车、搭长途，出示一本内部通行的薄本就能过去。到了节庆，亲戚们还是彼此往来，最多嘟囔一句：下回你来我这边吧。
可挂旗那晚变了天。1991年冬夜，克里姆林宫上的那面旗被悄悄降下，换成了另一面。电视里镜头一转，许多中亚人心里其实没准备好。有人说：我们要家门口的钥匙；也有人沉默：这钥匙，沉不沉？第二年春天，铁丝网真的有了。卡口设在你去赶集的路上，警察问你“从哪儿来，要去哪儿”。水渠边的闸门也多了锁，牧道上立了牌子，牌子上写着你不认识的新语言。
九十年代的中亚，冲突像零星的火点，忽明忽暗。小到一眼井水，大到一条电线，都是事。你看新闻觉得“边界纠纷”，我们这边的老阿姨却是在想：孙女儿嫁在对面，过年我怎么去？以前是省界，今天是国界；以前是亲戚间的小磕绊，今天有了法律、军队、护照。最尴尬的是那些被画成“口袋”的地方。沃鲁赫、苏赫这样的名字本来只出现在地理学家的笔记里，突然成了广播里的热词——围绕它们，有拥堵、有争吵，也有偶尔升腾的火气。
再往前追一点，苏维埃为什么要这么办？我倾向于把它理解成一套把“大家认同”拆成“各自认同”，再把“各自认同”重新接进总开关的工程。先强调你是哈萨克、你是塔吉克，把差异说清，然后在更大的层面上说：你们都是苏联公民。人心就是这么微妙：让每个人都有一张写着“民族”的证，他就会更在乎这张证，可同时因为有了共和国的名头，也不愿意轻易并回别人那里“做小”。对于大屋主来说，调解、分配、仲裁，都更有话语权。坦白说，这一招不藏，明面上摆着，效果却实打实。
当然，制度之外，个人的命运往往更有故事。撒马尔罕老城里，做金丝镶嵌的师傅阿卜杜拉说，他的儿子去塔什干上学，回来讲一口更标准的乌兹别克语，奶奶听了有点不习惯。帕米尔山口的牧人卡米勒背着毡子，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的岗哨之间来回穿，谁都认识他，他也谁都笑。阿拉木图的年轻人搬去新首都，老城市一下子成了“靠边的”。这些微小的不适应加起来，就是一代人的情绪。
有时也会有人问：这刀，到底是好还是坏？要我说，地理从不骗人。山脉、盆地、水系，决定了人怎样聚、怎样散。政治更不骗人的，它总会根据当下的需要，去“重新定义”你我他。至于“谁控制了中亚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豪言，我现在更愿意换个问法：谁能把边界画在地图上，也把边界从人心里抚平？能让水继续流、路继续走、亲戚之间还能串门，那才是本事。
故事还没讲完。那些被剪开的边，又在被缝合、被拉扯。费尔干纳的风还是照常吹，巴扎里的人讨价还价的声音也没减。也许几十年后，我们回头看，会发现那把铅笔画下的锯齿线，改变了帝国的命运，也改写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你问值不值？这个问题，恐怕要从一碗葡萄干抓饭、一条跨界的水渠、一对被边检拦下的年轻人那里，慢慢找答案。
来源：乘风破浪的春风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