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某人对崔丽丽事件的评论，折射出部分上层人物对底层的道德要求“可以被肆意玩弄,反抗要道德模范”，只允许去法院控诉，不允许公共场合侵害事实。他们为什么会在公共议题中暴露出的话语权傲慢，到底想维护谁的利益？这种傲慢并非简单的阶层对立，而是权力位阶、认知偏差与舆论操控

某人对崔丽丽事件的评论，折射出部分上层人物对底层的道德要求“可以被肆意玩弄,反抗要道德模范”，只允许去法院控诉，不允许公共场合侵害事实。他们为什么会在公共议题中暴露出的话语权傲慢，到底想维护谁的利益？这种傲慢并非简单的阶层对立，而是权力位阶、认知偏差与舆论操控欲望的综合体现。

一、质疑逻辑中的双重标准

项立刚在评论中反复强调崔丽丽“未及时报警”“丈夫态度异常”等细节，并断言“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质疑看似基于常识，实则隐含对受害者的完美化苛求。心理学研究表明，性侵受害者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具有多样性，可能表现为延迟报警、记忆碎片化或行为异常 。但项立刚选择性忽略这些专业解释，转而以“常理”为标尺进行道德审判，本质上是将自身经验凌驾于受害者的真实处境之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项立刚的质疑与他对其他事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他曾力挺华为在技术封锁下的突破，认为“封锁徒劳，只有开放才能进步”，但在崔丽丽事件中，却对司法程序和受害者的举证过程表现出极度不信任。这种选择性理性暴露了其言论背后的立场驱动——当议题涉及弱势群体时，他更倾向于用怀疑论制造对立，而非用同理心推动问题解决。

二、言论背后的权力结构隐喻

项立刚作为通信行业专家、中关村信息消费联盟理事长，其公众身份赋予了他天然的话语权优势 。这种优势在他对崔丽丽的评论中转化为知识权威的暴力：他以“大V”身份对案件细节进行定性，却回避了自身在法律、心理学领域的专业性缺失。这种“跨界裁判”的行为，实质是将公共讨论降维为个人观点的宣泄场。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项立刚的言论折射出精英阶层对底层叙事的解构倾向。崔丽丽作为年薪百万的企业高管，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底层”，但其维权过程中暴露的职场权力不对等（如老板利用出差机会实施性侵）、司法举证困难（如生物证据灭失）等问题，本质上是弱势群体在制度性压迫下的普遍困境。项立刚对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忽视，转而聚焦于受害者的“动机不纯”，实际上是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个体道德瑕疵，从而消解了对权力体系进行反思的必要性。

三、舆论操控与流量焦虑

项立刚的评论风格与其过往争议言论高度一致。例如，他曾因称“不看新闻联播的是下等人”引发轩然大波，后又多次发表对院士、学者的攻击性言论。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表达方式，本质上是通过制造争议获取流量的策略。在崔丽丽事件中，他延续了这一模式：先抛出“有预谋”的指控，再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放大争议，最终将公众注意力从案件本身转移到他的个人观点上。

这种行为背后，是自媒体时代注意力经济对公共讨论的侵蚀。项立刚深谙“质疑比共情更易传播”的流量密码，因此选择用阴谋论替代理性分析，用道德审判替代制度反思。这种做法不仅伤害了受害者，更毒化了舆论环境——当公众习惯于用怀疑论看待弱势群体的维权行动时，真正需要声援的人将更加沉默。

四、对傲慢的解构与反思

要破解这种话语权傲慢，需从三个层面进行反思。

1. 专业边界的回归：公众人物在跨界评论时，应明确自身知识局限，避免以“常识”替代专业判断。例如，项立刚若能引用法律专家对性侵案件举证难度的分析，而非仅凭个人经验质疑受害者，其言论的可信度将大幅提升。

2. 受害者叙事的重构：社会需摒弃“完美受害者”的刻板印象，承认创伤反应的多元性。崔丽丽在庭审中穿“战袍”、怒怼网友等行为，本质上是对传统受害者形象的突破，这种突破不应成为被攻击的理由，而应被视为个体在极端压力下的生存智慧 。

3. 公共讨论的理性化：媒体和公众应警惕“观点极化”的陷阱，避免将复杂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立。例如，在崔丽丽事件中，舆论完全可以同时关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完善职场性侵的预防和救济机制，二是如何平衡受害者的维权诉求与公众知情权。

项立刚对崔丽丽事件的评论，是自媒体时代话语权异化的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在公共讨论中，权力位阶的差异可能导致弱势群体的声音被系统性边缘化。要打破这种困境，不仅需要公众人物的自律，更需要全社会建立起对多元叙事的包容、对专业知识的敬畏，以及对结构性问题的深度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让“大人物的傲慢”成为压垮弱势群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来源：晓华影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