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共生和谐”是一组蕴含深刻东方智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命题，它系统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如何对待内部多样性、如何实现持久和谐、如何处理与自然关系等根本性问题。这组命题作为《宇心经》世界观在社会领域的核心体现，承继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
摘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共生和谐”是一组蕴含深刻东方智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命题，它系统地回答了人类社会如何对待内部多样性、如何实现持久和谐、如何处理与自然关系等根本性问题。这组命题作为《宇心经》世界观在社会领域的核心体现，承继并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精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路径。
本章旨在全面、深入地阐释这四句话的内在逻辑、理论内涵、历史渊源及当代价值，从文化主体性、文明交流互鉴、社会运行法则、生态伦理四个维度，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 - 生态和谐世界观体系。“各美其美”是前提，强调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美美与共”是路径，倡导开放包容与互学互鉴；“和而不同”是原则，揭示差异共存与动态平衡的智慧；“共生和谐”是目标，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不同文明间的整体性、可持续和谐。这一序列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宇心经》所倡导的，一种尊重多样性、促进共同繁荣、追求整体和谐的人类社会理想图景及其实现之道。
关键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共生和谐；《宇心经》；世界观；文明互鉴；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交织，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对话主张并存，生态危机与发展需求相互角力。在此背景下，探寻一种能够引领人类社会超越隔阂、冲突与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新型世界观，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源自中华文明深厚土壤，并由《宇心经》这一融合古今智慧的哲学体系所系统阐发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共生和谐”理念，恰逢其时地提供了这样一种深刻而宏大的视角。
这组命题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一个内在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它始于对个体与群体独特性的充分肯定（各美其美），经由积极的交往与融合实践（美美与共），遵循差异中求统一的根本法则（和而不同），最终达致万物互联、生生不息的最高境界（共生和谐）。这一过程，既是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的指南，也是文明共存与全球治理的哲学，更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它深刻反映了《宇心经》世界观将宇宙观（对宇宙本源、规律的认识）延伸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努力，即认为人类社会的最佳状态，应如同宇宙万物运行般，既有各自的轨则（“各美其美”、“不同”），又能相互协调、共生共荣（“美美与共”、“和”、“共生和谐”）。
本章将遵循学术规范，首先对这组命题的总体框架与内在逻辑进行梳理，继而分四大部分，分别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共生和谐”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挖掘其传统思想渊源，剖析其核心理论内涵，并结合古今中外的实例论证其当代价值与实践意义。最后，将对四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总结升华，展望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节“各美其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彰显
“各美其美”是这一和谐序列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前提。它强调每一个文明、民族、文化群体乃至个体，首先应当充分认识、尊重、珍视并发扬自身独有的价值、优点与传统，保持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没有“各美其美”的坚实根基，所谓的交流互鉴就可能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甚至可能导致自身特色的湮灭和主体性的丧失。
一、“各美其美”的思想渊源：从“性相近，习相远”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各美其美”的理念深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对多样性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深刻洞察。孔子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承认人的本性相近，但因后天习染而呈现出巨大差异，这为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提供了人性论基础。孟子与告子关于“生之谓性”的辩论，亦间接涉及对事物特性的讨论。至《庄子·齐物论》，虽主旨在于超越是非对待，但其对“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的论述，实则承认了万物各有其存在依据和价值标准。
尤为重要的是，《孟子·滕文公上》中引用的孔子的观点：“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话明确指出，事物的不均衡、不一致是宇宙的普遍情况和内在情理。这意味着，差异性和多样性并非缺陷，而是世界本来的面貌。朱熹注云：“言物之不同，乃其自然之理。”这就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肯定了“各美其美”的正当性。每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历史进程、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生命体，其“美”正是这种独特性的体现，是“自然之理”的显现。
此外，《周易》的“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强调宇宙的创生性与多样性；《礼记·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描绘了一幅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的理想图景。这些思想都为“各美其美”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
二、“各美其美”的核心内涵：文化自信、身份认同与主体性坚守
“各美其美”的内涵极其丰富，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是“各美其美”的心理基础。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各美其美”首先要求这种深刻的自我认知，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只有在清醒认识自身文化优劣长短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是排外的傲慢，而是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内在肯定和传承创新的勇气。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就是要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革命文化的奋斗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活力，从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二，身份认同与价值肯定。每一种文化都为其成员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框架和意义世界的支撑。“各美其美”意味着对自身所属文化身份的接纳、认同与自豪感。它肯定每一种文化，无论其规模大小、发展程度如何，都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都为人类文明的百花园贡献了独特的色彩和芬芳。这种价值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哲学、伦理、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例如，印第安文化对自然万物的敬畏，非洲部落文化中的集体协作精神，亚洲文明中的家庭伦理观念等，都是人类宝贵的智慧结晶。
第三，主体性的坚守与发扬。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主体性至关重要。主体性是指一种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交往时，能够保持自身独立品格和选择能力，能够根据自身实际进行吸收、转化和创新，而不是被动同化或盲目模仿。“各美其美”强调的正是这种主体性意识。它要求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扎根自身的文化土壤，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正是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生动体现，是对“各美其美”的最好诠释。
三、“各美其美”的当代实践价值
在当代世界，“各美其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抗文化同质化，保护文化多样性：面对西方文化强势传播可能导致的全球文化单一化风险，“各美其美”呼吁所有文明珍视并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维护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精神与此高度契合。
·促进民族平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其文明都应受到平等尊重。“各美其美”反对文明优越论和强权政治，主张国际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基础上，这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激发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一个充分自信、认同自身价值的文明，更能激发其内部成员的创造力和凝聚力，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和人类的共同进步贡献独特智慧。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自身“美”的重新发现与创造性转化。
总之，“各美其美”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石。它确立了多样性存在的合法性，赋予了每种文化以尊严和力量，为更高层次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没有“各美其美”，就谈不上真正的“美美与共”。
第二节“美美与共”：从文明对话到共享繁荣的实践路径
如果说“各美其美”是静态的、内向的肯定，那么“美美与共”则是动态的、外向的实践。它要求在尊重各自之“美”的基础上，主动打破隔阂，搭建桥梁，推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进行深入的交流、对话、互鉴与融合，最终实现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共促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目标。“美美与共”是从“各美其美”的自信自立，走向“天下大同”理想的关键一步。
一、“美美与共”的传统智慧：“互通有无”、“教学相长”与“天下观”
“美美与共”的理念同样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深厚的思想资源。
首先，是经济与文化上的“互通有无”。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海上香料之路，不仅是商品贸易的通道，更是文明交流的桥梁。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西域的物产、音乐、舞蹈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这种基于平等互利的交流，体现了“美美与共”的朴素实践。《周易》中的“泰”卦，卦象为地天泰，彖辞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强调交流、沟通才能带来通畅与和谐。
其次，是知识伦理上的“教学相长”。《礼记·学记》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了一种互动的、双向的、共同提升的“共美”模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种开放的学习心态，是“美美与共”的前提。韩愈在《师说》中提出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更是打破了固化的师生界限，主张随时随地学习他人之长。
再次，是政治哲学上的“天下观”与“怀柔远人”。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不同于西方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它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追求的是一种“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的秩序。虽然历史上存在华夷之辨，但主流思想强调“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即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他人，而非单纯依靠武力征服。这种“修文德”以来远人的思想，包含着一种文化感召与和平共处的智慧，与“美美与共”的精神相通。
二、“美美与共”的深层意涵：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成果共享
“美美与共”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实践过程，其核心意涵可分解为：
第一，心态上的开放与包容。这是实现“美美与共”的心理条件。它要求打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看待异质文化。这种包容不是居高临下的容忍，而是基于平等地位的真诚尊重和欣赏。它意味着承认他者之“美”的合法性，愿意去了解、理解甚至欣赏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中国古代“和羹”之喻（《左传·昭公二十年》），说明只有不同味道的调和才能做出美味羹汤，形象地说明了包容差异的重要性。
第二，行动上的交流与互鉴。这是“美美与共”的核心环节。它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各个层面的往来。在物质层面，表现为技术、物产、艺术的传播与共享；在制度层面，表现为治理经验、法律制度的比较与借鉴；在精神层面，表现为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的对话与碰撞。互鉴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一个批判性吸收、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道思想相互激荡，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等宗派，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美美与共”的范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亦是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互鉴共生的伟大实践。
第三，目标上的共享与共荣。这是“美美与共”的最终指向。通过交流互鉴，各种文明可以取长补短，克服自身局限，激发新的创造力，从而共同提升文明发展的水平。其成果应为全人类所共享，而非为某一文明所垄断。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恐怖主义等，任何单一文明都无法独自应对，必须依靠全球合作，汇集各文明智慧，才能找到解决之道。这种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合作，是“美美与共”在当代的最高体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三、“美美与共”的当代挑战与实践方向
在现实中，实现“美美与共”面临诸多挑战，如文明冲突论、文化中心主义、保护主义、意识形态偏见等。推动“美美与共”需要：
·加强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通过教育、旅游、媒体、艺术等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
·搭建对话平台，倡导平等尊重：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在文明对话中的作用，鼓励双边、多边的文化论坛和学术交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
·反对文明优越论和文明歧视：批判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文化霸权，倡导不同文明和谐共处。
·推动共同发展，夯实利益基础：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将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相结合，让各国人民在合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增强“美美与共”的吸引力。
“美美与共”是一条从自我欣赏走向共同欣赏、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的康庄大道。它体现了《宇心经》世界观所倡导的，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互动实现整体优化的社会运行法则。
第三节“和而不同”：社会和谐与全球治理的根本法则
“和而不同”是贯穿“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全过程的核心原则与哲学基石。它源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短短八字，精辟地揭示了处理差异、实现和谐的最高智慧。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和谐不是追求绝对的同一、消灭差异，而是要在承认并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动态的、富有生机的平衡与统一。
一、“和而不同”的哲学辨析：“和”与“同”的千古之辨
要理解“和而不同”，必须首先厘清“和”与“同”的本质区别。这一辨析在中国思想史上源远流长。
西周太史史伯最早系统地论述了“和”与“同”的关系。他对郑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史伯指出，“和”是不同元素的配合与平衡（“以他平他”），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使世界丰盛发展；而“同”则是相同事物的简单叠加（“以同裨同”），这样只会导致停滞和衰亡。他用“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的形象比喻，说明单一性无法产生美感和生命力。
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进一步用比喻阐发了这一思想。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明“和”如同厨师烹制羹汤，需要水、火、醋、酱、盐、梅等各种调料来烹制鱼肉，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达到美味；又如音乐，需要“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不同声调相济相成，才能形成优美的乐曲。“同”则反之，如同以水济水，做不出羹汤；琴瑟只弹一个音调，不成音乐（《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将这种“和同之辨”提升到人格修养和政治哲学的高度。“君子和而不同”意指品德高尚的人，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苟同、不盲从，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原则；“小人同而不和”则指品德低下的人，表面上盲目附和、一味讨好，实则各怀私心，不能保持真正的和谐。因此，“和”是包含了差异、矛盾甚至对立面的统一，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协调；而“同”则是取消差异的抽象同一，是僵化和缺乏生命力的。
二、“和而不同”作为社会运行法则的多维展开
“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根本法则，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层面：它倡导一种既保持个性独立、又善于与人合作的君子人格。在社会交往中，要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和选择，求大同存小异，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与西方强调个体权利的个人主义不同，也区别于泯灭个性的集体主义，它追求的是一种“群己和谐”的境界。
·在社会治理与政治哲学层面：“和而不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智慧。它要求执政者承认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等途径，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社会状态。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听取各党派、各界别不同声音，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精神。
·在文明关系与全球治理层面：这是“和而不同”原则在当代最具现实意义的领域。它坚决反对“文明冲突论”和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主张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平共处。全球治理体系不应由单一模式主导，而应是多边的、包容的，允许各国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一个在多样性中寻求团结、在差异中构建共识的“和而不同”的伟大实践。
三、“和而不同”对当代世界的启示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世界，“和而不同”原则具有灯塔般的指引作用：
·为应对全球化困境提供智慧：全球化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认同危机和文化焦虑。“和而不同”指明了一条既积极参与全球合作、又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道路，即“全球本土化”的路径。
·为化解国际争端提供思路：许多国际争端的根源在于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和而不同”主张通过对话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他来解决分歧，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为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东方视角：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协商民主等讨论，可以与“和而不同”的思想相互印证和补充。“和而不同”提供了源自东方智慧的、关于如何处理多样性问题的独特理论资源。
“和而不同”是《宇心经》世界观中处理社会差异性的黄金法则。它告诉我们，和谐的本质是“异”的辩证统一，是动态的平衡，是创造性的综合。唯有遵循此法则，才能实现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顺利过渡，并为最终达到“共生和谐”的理想境界奠定坚实的哲学基础。
第四节“共生和谐”：生命共同体与生态文明的终极关怀
“共生和谐”是将和谐理念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生命世界和自然宇宙的必然升华，是这一组命题的逻辑终点和最高价值追求。它强调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万物相互依存、互联互动，真正的、可持续的和谐必须是包括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整体性和谐。“共生和谐”回应了当代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科技文明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共生和谐”的传统根基：“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
“共生和谐”理念最深层的哲学基础，是中华文明独特的“天人合一”宇宙观。
儒家认为，天地万物本为一体，人乃天地所生，是宇宙大家庭中的一员。《周易》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强调人要“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即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规律和道德律令。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表达了对自然生生不息的敬畏。孟子提出“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将仁爱的对象从人扩展到万物。宋明理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响亮地喊出了“民胞物与”的口号，视天下百姓为我的同胞，万物为我的伙伴，体现了博大的宇宙情怀。
道家同样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指出宇宙的最高法则是“自然”，即本然如此、自然而然。人应该效法自然，无为而治，不妄加干预。庄子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消解人与物的对立，达到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自由。
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天人合一”的丰富内涵，其核心就是否定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强调二者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种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场，所有存在物都通过“气”或“道”相互联系、相互感应。人类的福祉与自然的健康息息相关，破坏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身。这正是“共生和谐”理念最古老也最深刻的思想源泉。
二、“共生和谐”的现代意涵：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与生命共同体
在当代语境下，“共生和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
第一，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将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它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即自然本身具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的价值），要求人类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这种伦理观要求我们像爱护自己的家园一样爱护自然，像对待同胞一样对待万物。这与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的“大地伦理”等思想有相通之处，但更具东方整体论色彩。
第二，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共生和谐”直接指向了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它坚决反对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模式，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意味着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推动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三，“生命共同体”的科学与哲学认知。“共生和谐”建立在现代生态科学关于生物圈相互依存性的认识基础上，并将其提升为一种哲学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论断，深刻揭示了自然生态各要素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人类是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统筹兼顾、系统治理，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已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共识。
第四，对全球生态治理的呼吁。生态危机无国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治污染等是全球共同的挑战。“共生和谐”要求各国超越短期利益和地缘政治纷争，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携手共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生态领域的具体体现。
三、迈向“共生和谐”的实践路径
实现“共生和谐”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努力：
·转变观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和环保习惯，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成为全民共识。
·制度创新：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全面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等，用制度红线守护绿水青山。
·科技创新：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修复等绿色技术，为绿色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全球协作：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环境治理，认真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共生和谐”是《宇心经》世界观的社会关怀向宇宙关怀的终极扩展。它将社会的和谐建立在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之上，将人类的命运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紧密相连，代表了一种更为宏大、更为根本、也更具前瞻性的和谐观。它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等理念在更广阔时空尺度上的必然归宿和最高体现。
第五节 结论：四维一体的和谐世界观及其当代价值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共生和谐”这四句话，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四位一体的完整世界观体系。
·“各美其美”是根基，确立了文化多样性的本体地位和价值尊严，解决了“为何要和谐”（因为存在多样且各有其美的个体）的前提性问题。它强调自信与自立。
·“美美与共”是桥梁，指明了从独立自存走向交流融合的现实路径，解决了“如何走向和谐”的方法论问题。它强调开放与互动。
·“和而不同”是灵魂，揭示了和谐的内在本质和实现和谐的根本法则，解决了“什么是真正的和谐”的哲学认识问题。它强调差异中的统一与动态平衡。
·“共生和谐”是境界，将和谐的范畴从人类社会拓展到整个生命共同体和生态系统，设定了和谐的最高目标和终极关怀，解决了“和谐的最高形态是什么”的价值理想问题。它强调整体性与可持续性。
这四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描绘了《宇心经》所构想的理想社会-生态图景：一个所有文明都能绽放自身光彩（各美其美），并通过真诚对话相互丰富（美美与共），在尊重差异中实现动态稳定（和而不同），最终与自然万物协同演进、永续发展（共生和谐）的世界。
这一世界观具有超越时代和国界的普遍价值。对于正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它是坚定文化自信、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指引。对于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的当今世界而言，它为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提供了宝贵的东方智慧，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深厚的哲学基础。
在21世纪的今天，重温并深入阐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共生和谐”的深刻内涵，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更是面向未来、回应时代之问的必然要求。它告诉我们，人类的未来不在于文明的单一化或对抗，而在于多样文明的共生；不在于对自然的征服，而在于与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正是《宇心经》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智慧体系，留给当今世界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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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