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笔钱，两千块，我打给我妈的时候，手机屏幕上跳出的转账成功提示，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那笔钱，两千块，我打给我妈的时候，手机屏幕上跳出的转账成功提示，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

我以为的湖面，其实是深渊。

电话是二姨打来的。

彼时我正陷在办公室柔软的转椅里，窗外是城市傍晚时分流光溢彩的血管。电话接通的瞬间，那种尖锐的、带着电流嘶嘶声的质问，像一把冰锥，瞬间刺穿了我耳膜。

“你给你妈钱了？”

不是疑问，是审判。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看手机，确认来电显示是“二姨”。

“是啊，给了两千，让她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平常，就像在谈论今天晚饭吃了什么一样。

电话那头是死一样的寂静。

这种寂静比任何咆哮都更让人心慌。它像一个黑洞，在无声地积蓄着能量，准备随时吞噬一切。

然后，能量爆发了。

“你凭什么给她钱？谁让你给她钱的？你是不是觉得你了不起了，会挣钱了，就可以随便糟蹋了？”

一连串的质问，字字句句都像是淬了毒的钉子，砸得我头晕眼花。

糟蹋？

我给我妈两千块零花钱，怎么就成了糟蹋？

“二姨，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孝敬我妈，天经地义，跟您有什么关系？”我的火气也上来了。那种被无端指责的委屈，像潮水一样涌上喉咙。

“跟我没关系？关系大了去了！”二姨的声音陡然拔高，尖利得像要划破听筒，“我告诉你，这钱，你必须让她给我退回来！一分都不能少！不仅如此，以后你也不准再给她一分钱！听见没有！”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二姨，您管得也太宽了吧？我妈是我妈，不是您的附属品。我给她钱，她怎么花，那是我们母女之间的事。”

“母女？好一个母女情深！”二姨在那头冷笑，笑声里带着一种让我毛骨悚然的凉意，“你要是还认我这个二姨，还想让你妈好过，就照我说的做。要么，你跟她断了，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你自己选！”

断亲。

这个词像一颗炸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无法理解。

我完完全全无法理解。

为了区区两千块钱，一个亲姐姐，竟然能逼着外甥女和自己的亲妹妹断绝关系。这背后，得是多大的仇，多深的怨？

我挂了电话，胸口堵得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闷。

我立刻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传来的是我妈小心翼翼的、带着哭腔的声音。

“喂……”

“妈，二姨刚给我打电话了，她都知道了？”

“嗯。”一个单音节，轻得像羽毛，却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她凭什么啊？她怎么能说出那种话？让咱们断亲？她疯了吗？”我积攒的怒火，在此刻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可我妈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她没有愤怒，没有辩解，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委屈。

她在哭。

那种压抑的、绝望的、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的哭声，顺着电话线，一寸一寸地蔓延过来，缠住了我的心脏，越收越紧。

“你听你二姨的吧。”她哽咽着说，“把钱……把钱要回去。以后，也别再给我了。妈不要。”

“为什么？！”我几乎是在咆哮。

“别问了，求你了，别问了。你就当……就当妈对不起你。听你二姨的，不然……不然她会逼死我的。”

电话被挂断了。

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忙音，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窗外的城市已经华灯初上，霓虹灯的光芒透过玻璃，在我脸上投下斑驳陆离的影子。

可我的世界，一片漆黑。

我妈怕我二姨。

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小到大，我的记忆里，我妈在我二姨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二姨说东，我妈绝不敢往西。

二姨让她站着，她绝不敢坐着。

小时候我不懂，以为这就是姐妹间的相处模式，一个强势，一个温顺。

长大了我才渐渐觉得不对劲。

那不是温顺，是恐惧。

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无法反抗的恐惧。

我妈看我二姨的眼神，就像一只兔子看见了鹰。

我曾经问过我妈，为什么这么怕二姨。

我妈总是笑笑，说：“你二姨是姐姐，脾气急，我让着她点是应该的。”

可我知道，不是的。

绝不仅仅是“让着”那么简单。

那两千块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一个我从未触及过的、被尘封了多年的家族秘密。

我决定回家一趟。

不是回我现在和父母同住的城市里的家，是回那个生我养我的，已经许久没有回去过的老家。

我觉得，答案，应该在那里。

坐上回老家的绿皮火车，车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就像我此刻急于回溯的时光。

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泡面和汗水混合的复杂气味，哐当哐当的铁轨撞击声，有节奏地敲打着我的神经。

我想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

我想起二姨家就在我们家隔壁，两家院子就隔了一道半人高的土墙。

我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搬个小板凳，趴在墙头上，看二姨在院子里忙活。

二姨是个极其利落的女人。

她的院子，永远是全村最干净的。地扫得一根杂草都没有，种的黄瓜豆角，藤蔓都整整齐齐地爬在竹竿上，结出的果实也比别人家的要饱满。

她有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放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

那台缝纫机，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背景音。

“嗒嗒嗒，嗒嗒嗒……”

那声音，清脆，密集，像不知疲倦的马蹄声，从清晨响到深夜。

二姨就是靠着这台缝纫机，给十里八乡的人做衣服，补贴家用。

她的手很巧，再普通的布料，到了她手里，几天之后，就成了一件熨帖合身的衣裳。

那时候，村里的人都说，我二姨的手，是会变魔术的手。

可我很少见她笑。

她的脸上，总是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阴云，眉头紧锁，嘴角向下撇着，仿佛全世界都欠了她的。

她对我妈尤其严厉。

我妈在她面前，永远是低着头的。

有一次，我妈炒菜多放了一点盐，二姨尝了一口，当场就把筷子摔在了桌子上。

“盐不要钱买吗？这么咸，是想齁死谁？”

我妈吓得脸都白了，一句话都不敢说，默默地把那盘菜端下去，重新又炒了一盘。

我当时只有七八岁，躲在门后，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我看到我妈的眼圈是红的。

还有一次，是过年。

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的，我妈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红色的，上面还绣着小小的迎春花。

我高兴地穿上，跑到院子里给我二姨看。

二姨当时正在院子里劈柴，她抬头瞥了我一眼，眼神冷得像冬天的冰。

她没夸我的新衣服好看，而是扭头对我妈说：“有钱烧的？做这么花里胡哨的给谁看？不知道省着点花？日子不打算过了？”

我妈的笑容，瞬间就僵在了脸上。

她把我拉回屋里，让我把新棉袄脱下来，说等走亲戚的时候再穿。

可那件棉袄，直到过完年，我都没能再穿上一次。

现在想来，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其实早就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二姨对我妈的控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她不允许我妈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快乐，不允许她花一分“不该花”的钱。

我给的那两千块，无疑是触碰了她最敏感的神经。

火车到站，我深吸了一口故乡的空气。

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潮湿而熟悉。

老家的房子还在，只是因为常年没人住，显得有些破败。院子里的杂草长得比我还高，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尘封的霉味扑面而来。

我没先回自己家，而是直接去了二姨家。

她的家，还是和记忆里一样，干净得一尘不染。

二姨正在院子里择菜，看到我，她只是抬了抬眼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你回来干什么？”她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冷冰冰的。

“二姨，我想跟您谈谈。”我把手里提的水果放在石桌上。

她看都没看一眼。

“没什么好谈的。话我在电话里已经说清楚了。要么让你妈把钱退回来，以后你俩别联系。要么，你就当我这个二姨死了。”

她的决绝，像一堵墙，堵死了所有沟通的可能。

“为什么？”我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您就这么恨我妈吗？恨到要逼我们断绝关系？她到底是哪里对不起您了？”

二姨择菜的手顿住了。

她抬起头，那双浑浊但依旧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那眼神里，有愤怒，有不甘，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不见底的悲哀。

“她哪里对不起我？”她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她没有对不起我。她好得很。她是有出息的大学生，是城里人，她现在还有个会挣钱的好女儿，每个月给她两千块零花钱。她多风光啊。我呢？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守着这破院子等死的老太婆！”

她的声音越来越激动，最后几乎变成了嘶吼。

手里的青菜被她狠狠地摔在地上，绿色的叶子碎了一地。

我被她的反应震住了。

大学生？

我妈是大学生？

这怎么可能？

我的母亲，在我记忆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早早嫁给了我爸，生下了我，一辈子都在围着灶台和家庭打转。她连字都认不全，怎么可能是大学生？

“二姨，您在说什么？我妈……她不是……”

“不是什么？”二姨打断我，眼神像刀子一样刮着我，“你回去问问她！问问她，当年那张录取通知书，是怎么到她手上的！问问她，是谁，低声下气去求人，把那个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她！”

录取通知书？

上大学的名额？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踉踉跄跄地从二姨家跑出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我自己的老屋。

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我忽略了。

一定有。

老屋的堂屋里，还摆着那些旧家具。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还有一个靠墙的、上了锁的红漆木柜。

那个木柜，是我外婆的嫁妆。

外婆去世后，这个柜子就一直锁着。我妈说，里面都是外婆的遗物，怕我们小孩子乱翻，就把钥匙收起来了。

我小时候曾经无数次地想打开它，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宝贝。

可我妈从来不许。

现在，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秘密，就在这个柜子里。

我开始疯狂地翻箱倒柜找钥匙。

抽屉里，床底下，瓦罐里……所有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我都找遍了。

最后，我在一个满是灰尘的针线笸箩底下，找到了那把已经生了锈的黄铜钥匙。

我的手在发抖。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时候，发出了“咔哒”一声脆响。

那声音，像是打开了某个尘封已久的开关。

柜门打开，一股樟脑丸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涌了出来。

柜子里，整整齐齐地叠放着几件外婆的旧衣服，还有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小木匣子。

我颤抖着手，打开了那个木匣子。

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和一沓信纸。

照片上，是两个梳着麻花辫的年轻姑娘。

她们并肩站在一起，笑得灿烂又青涩。

一个是我妈，另一个，是年轻时的二姨。

照片里的二姨，和我印象中那个总是愁云满面的中年妇女，判若两人。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淬了星光，嘴角上扬的弧度，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而她身边的我妈，则显得有些怯生生的，依赖地靠着自己的姐姐。

我拿起那些信纸。

最上面的一张，不是信，而是一张奖状。

“奖状：授予高一（二）班学生简敏同学，在全县作文竞赛中，荣获第一名。”

简敏。

是我二姨的名字。

我一张一张地往下翻。

“三好学生奖状：简敏。”

“优秀团员证书：简敏。”

……

一沓厚厚的荣誉，几乎全部属于我二姨。

而属于我妈的，只有寥寥几张“学习进步奖”。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荣誉，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二姨，才是那个学习最好的，最优秀的孩子。

终于，我翻到了最底下。

那里，压着两个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保存得极其完好的东西。

我小心翼翼地拿出第一个。

信封的封皮上，用钢笔写着几个隽秀的字：简静 收。

简静，是我妈的名字。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展开它，几个鲜红的印刷体大字，像烙铁一样，烫伤了我的眼睛。

“录取通知书”。

某某师范大学，中文系。

我妈……她真的考上了大学。

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我无法想象，那个连给我检查作业都要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辨认半天的母亲，曾经离大学那么近。

我颤抖着，拿起了第二个信封。

这个信封，没有封口，只是虚掩着。

封皮上，写着一个我无比熟悉的名字：简敏。

我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抽出了里面的那张纸。

一模一样的，鲜红的“录取通知书”。

一模一样的，某某师范大学。

只是下面的院系，写的是：数学系。

同一所大学，同一年。

我的母亲和我的二姨，她们……她们竟然同时考上了大学！

我的脑子里，像是有无数个炸弹同时引爆，把我所有的认知都炸得粉碎。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如果她们都考上了，为什么最后去上学的是我妈？

为什么二姨留在了家里，守着一台缝纫机，过了一辈子？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我瘫坐在地上，手里攥着那两张薄薄的却重如千钧的纸，眼泪，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

我好像明白了。

我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一个农村家庭，要同时供养两个大学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她们之间，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而那个牺牲的人，是我的二姨。

是那个学习成绩更好，拿到更多奖状的二姨。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是她？

我拿着那两份通知书，像拿着两个烫手的山芋，再一次冲到了二姨家。

这一次，我没有敲门，直接推门闯了进去。

二姨正坐在堂屋里，对着那台老旧的蝴蝶牌缝纫机发呆。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沟壑。

她听见动静，回过头，看到我手里的东西，瞳孔猛地一缩。

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你……你从哪里找到的？”她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

我把两份通知书，并排放在她面前的缝纫机上。

“二姨，您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我的声音也在抖，“为什么？为什么是您留下来了？”

二姨死死地盯着那两份通知书，浑浊的眼睛里，渐渐蒙上了一层水汽。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伸出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得粗糙变形的手，轻轻地、珍而重之地，抚摸着那张属于她的通知书。

她的动作，那么轻，那么柔，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又像是在抚摸一个夭折的孩子。

“数学系……”她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梦呓，“我那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数学了。那些数字，那些公式，在我眼里，比什么都好看。”

“我做梦都想去当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数学。”

“可是……”

她的声音，戛然而生。

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一滴一滴，砸在了那张泛黄的纸上，晕开了一小片水渍。

“没有可是了。”她猛地抬起头，用手背狠狠地擦掉眼泪，眼神又恢复了那种冰冷和坚硬。

“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你妈没告诉你吗？是我自己不想去的！我觉得上大学没意思，还不如在家学个手艺，来钱快！”

她的话，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

我知道她在撒谎。

没有一个寒窗苦读十二年的农家子弟，会觉得上大学没意思。

那张通知书，是他们跳出农门的唯一希望，是他们用整个青春换来的梦想。

“二姨，”我哽咽着，把那个装满奖状的木匣子，也放在了她面前，“您别骗我了。也别再骗您自己了。”

“这些，我都看见了。”

当二姨的目光，触及到那个木匣子，触及到里面那一张张鲜红的奖状时，她耗尽半生力气筑起的那道坚硬的堤坝，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

她再也控制不住，趴在那台冰冷的缝纫机上，嚎啕大哭。

那哭声，不像是哭声。

更像是一头被困了几十年的野兽，发出的绝望的悲鸣。

她哭得撕心裂肺，肝肠寸断。

把这几十年的委屈，不甘，遗憾，和被命运捉弄的痛苦，全都哭了出去。

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任何语言，在这样沉重的牺牲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只能陪着她，任由她的哭声，将这个小小的院落，彻底淹没。

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她的声音都变得沙哑，才渐渐停了下来。

她抬起通红的双眼，看着我，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那个被埋藏了三十多年的往事。

那一年，她们姐妹俩，是全村的骄傲。

一个村子，同时飞出两只金凤凰，这是开天辟地头一回的事。

可通知书带来的喜悦，很快就被现实的残酷冲刷得一干二净。

家里太穷了。

穷到连下一顿的米在哪里都不知道。

外公外婆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两个人的学费，路费，生活费，加起来是一笔天文数字。

砸锅卖铁，都凑不齐。

必须，有一个人放弃。

手心手背都是肉，让谁放弃？

外公外一筹莫展，只能求助于最古老也最无奈的办法——抓阄。

他写了两个纸团，一个“去”，一个“留”，让她们姐妹俩自己选。

“那天晚上，你妈哭了一整夜。”二姨的声音，飘忽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她拉着我的手，说，姐，我不去了，你去吧。你比我学得好，你应该去。”

“我怎么能让她不去呢？她从小胆子就小，身体又弱，让她留在家里，跟着我们下地干活，我怕她撑不下去。”

“我就跟她说，没事，咱们听天由命。”

“抓阄的时候，我手心全是汗。我这辈子，都没那么紧张过。”

“结果，我抓到了那个‘去’字。”

二姨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

“我当时，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可我一抬头，就看见了你妈的脸。”

“她就站在我对面，脸色煞白，眼睛里一点光都没有了。她没哭，也没闹，就那么呆呆地站着，好像魂被抽走了。”

“那一刻，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知道，她也想去。她做梦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偷偷地，把那两个纸团，换了。”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所以……抓阄是假的？”

“嗯。”二姨点了点头，“第二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我们又‘抓’了一次。这一次，你妈抓到了‘去’，我抓到了‘留’。”

“你妈当时就哭了，抱着我不撒手，说她不去，非要让我去。”

“我当时，就板起脸，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我说，这是天意，你必须去！你要是不去，就是看不起我，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妹妹！”

“我还说，我早就想好了，我不喜欢念书，我就喜欢做衣服，我要留在家里，开个裁缝铺，挣大钱。”

“我演得特别像，把所有人都骗过去了。包括你妈。”

“她最后，还是哭哭啼啼地，被我送上了去城里的火车。”

“火车开走的时候，她把头伸出窗外，一个劲地冲我挥手，喊着，姐，你等我，我毕业了就回来接你！”

“我站在站台上，也冲她笑，冲她挥手。”

“直到火车变成一个小黑点，再也看不见了，我才敢，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二-姨的故事，讲完了。

我的眼泪，早已流了满脸。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二姨为什么那么恨我妈花钱。

因为我妈上大学的钱，是二姨一针一线，熬了无数个通宵，用那台缝纫机，硬生生“嗒嗒”出来的。

我妈的学费，是我二姨的青春。

我妈的未来，是我二姨的梦想。

我妈身上穿的每一件新衣服，吃的每一口饱饭，都像是踩在二姨的心尖上。

二姨不是恨我妈，她是恨自己。

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妹妹，却把所有的怨，都留给了自己。

她用一辈子的强势和刻薄，来掩盖那份牺牲背后，不为人知的脆弱和不甘。

她逼着我妈节俭，逼着我妈“听话”，其实是在用一种扭曲的方式，不断地提醒我妈，也提醒她自己：你的今天，是我给的，你不能忘记。

这是一种近乎自虐的心理补偿。

而我给妈妈的那两千块钱，就像一根刺，狠狠地扎进了二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那笔钱，对我来说，是孝心。

对二姨来说，却是一种背叛。

它意味着，我妈的生活，已经好到可以随意“挥霍”了。

它意味着，她这个姐姐的牺牲，好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它打破了她们姐妹之间，维持了几十年的、那种微妙又痛苦的平衡。

“二姨……”我走过去，轻轻地握住她冰冷的手，“对不起。我们都不知道。”

二姨摇了摇头，抽回了手。

“没什么对不起的。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她站起身，把那两份通知书，连同那个木匣子，一起推到我面前。

“这些东西，你拿走吧。烧了也好，扔了也罢，别再让我看见了。”

“还有，我之前说的话，不是气话。”

“你告诉你妈，以后，我们姐妹，缘分尽了。”

她说完，就转身进了里屋，重重地关上了门。

我抱着那个沉重的木匣子，站在院子里，看着紧闭的房门，心里一片冰凉。

我知道，解开这个结的钥匙，不在我这里。

而在我妈身上。

我连夜赶回了城里。

当我把那个木匣子，放在我妈面前时，她的反应，比我想象中要平静。

她只是怔怔地看着，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伸出手，颤抖地打开了匣子。

当她看到那两份并排躺在一起的录取通知书时，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她没有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着泪。

那是一种压抑了几十年的，充满了愧疚和痛苦的泪水。

“原来……她都留着。”我妈抚摸着那张属于二姨的通知书，声音沙哑。

“妈，二姨她……她都知道了。她以为，抓阄是真的。”

我把二姨告诉我的，关于换纸团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妈。

我妈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

她像是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姐姐一样，脸上写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

然后，那种震惊，慢慢地，变成了巨大的、无法承受的悲恸。

“她……她怎么这么傻啊……”

我妈趴在桌子上，终于放声大哭。

这一次，她哭得比二姨还要伤心，还要绝望。

“我一直以为，是老天爷对我不公，让我抢了她的机会。我这辈子，都活在愧疚里。我拼命地省钱，不敢乱花一分，就是想多攒点钱给她，补偿她。”

“我什么都听她的，她说一，我不敢说二，我就是想让她心里能好受一点。”

“可我没想到……我没想到，连老天爷给我的那点念想，都是假的。”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她，都是她一个人，在成全我。”

那天晚上，我妈跟我说了很多。

她说，她去上大学之后，每个月都会收到二姨寄来的钱和粮票。

信里，二姨总是报喜不报忧，说自己开了裁缝铺，生意有多好，挣了多少钱，让她在学校安心读书，不用担心家里。

她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工作，二姨又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帮她安家。

她结婚，生子，二姨就像她的第二个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

她以为，她对姐姐的亏欠，可以通过一辈子的顺从和物质上的补偿，来慢慢偿还。

可她现在才知道，她欠姐姐的，根本不是一个上大学的机会。

她欠她的，是整个人生。

是她本该拥有的，光芒万丈的未来。

这份债，太重了。

重到她这辈子，都还不清。

第二天，我妈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回老家。

她没有让我陪同，她说，这是她们姐妹俩之间的事情，必须由她自己去面对。

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只带上了那个木匣子。

我不知道她和二姨谈了什么。

我只知道，她去了三天。

三天后，她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眼睛还是红肿的，但神情，却多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平静和释然。

她没有告诉我结果。

生活，好像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

只是，我妈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二姨的电话，唯唯诺诺，言听计从。

二姨也再没有打来电话，提那两千块钱，或者断绝关系的事情。

她们之间，仿佛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谁也没有再主动去触碰。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不了了之。

她们会用余下的生命，来消化这份沉重的过往，然后带着遗憾，慢慢老去。

直到半年后，我接到了二姨的电话。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不再尖锐，不再冰冷，而是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脆弱。

“你……有空吗？能不能，回来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二姨，出什么事了？”

“我……我病了。”

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老家。

当我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二姨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半年没见，她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眼神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是癌症。

肝癌，晚期。

医生说，发现得太晚了，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了。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我妈在我之前，就已经赶到了。

她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握着二姨的手，不停地流泪。

而二姨，只是平静地看着她，眼神里，没有怨，没有恨，只有一种看透生死的淡然。

“哭什么？”她开口，声音虚弱得像风中的烛火，“人早晚都有这么一天。”

“姐……”我妈哽咽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这辈子，没求过人。”二姨的目光，转向我，“就求你一件事。”

“二姨，您说。”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把我……接回家吧。我不想死在医院里。这里……太冷了。”

我把我二姨，从医院接回了家。

回到了那个她守了一辈子的小院。

我妈留了下来，全心全意地照顾她。

喂她吃饭，给她擦身，陪她说话。

她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她们聊起了小时候，一起去河里摸鱼，一起去山上摘野果。

聊起了那件我妈穿过的，二姨亲手做的红棉袄。

聊起了那两份，改变了她们一生的录取通知书。

只是，她们谁也没有再提那个“让”与“被让”的故事。

有些事情，说开了，是解脱。

但有些事情，永远地埋在心底，才是对彼此最大的温柔。

在二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的脸上，竟然渐渐有了笑容。

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容。

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的。

有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暖洋洋的。

二姨精神头难得地好了一些。

她让我把我妈，扶她到院子里坐坐。

她坐在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前，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冰冷的机身。

“这台缝纫机，陪了我一辈子了。”她轻声说，“年轻的时候，我恨它。我觉得，是它，困住了我。”

“现在老了，快死了，才觉得，其实，是我离不开它。”

“没有它，就没有你妈的今天，也就没有你的今天。”

她转过头，看着我妈，笑了笑。

“简静，这辈子，做你姐姐，我不后悔。”

我妈的眼泪，再一次决堤。

她扑通一声，跪在了二姨面前。

“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

二姨伸出手，想要去扶她，却已经没有了力气。

她只是摇了摇头，说：“傻丫头，快起来。咱们姐妹俩，不说这个。”

“下辈子，换你当姐姐，你来照顾我，好不好？”

“好……好……”我妈哭得泣不成声。

二姨走了。

在一个很安静的下午，睡过去的。

走的时候，很安详。

嘴角，还带着一丝浅浅的笑意。

我们按照她的遗愿，把她葬在了后山，那里面朝着她和妈妈曾经一起上学的小路。

处理完二姨的后事，我和我妈一起，整理她的遗物。

她的东西很少，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个存着几千块钱的存折。

在她的枕头底下，我们发现了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打开来，是那两份录取通知书。

它们被熨烫得平平整整，没有一丝褶皱。

在属于我妈的那份通知书背面，我们看到了一行用铅笔写的，已经有些模糊的小字。

“我的妹妹，愿你前程似锦，一生无忧。”

那一刻，我妈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地。

我抱着她，任由她的泪水，打湿我的衣襟。

我终于明白，有一种爱，叫做成全。

有一种亲情，叫做牺牲。

二姨用她的一生，给我上了一堂最沉重，也最深刻的课。

后来，我妈把二姨的那个小院，重新修葺了一下。

她把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擦拭得一尘不染，摆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

她说，要让这个家，永远都有姐姐的气息。

她也变了。

她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胆小怯懦的女人。

她的腰杆，挺直了。

她的眼神，变得坚定而有光。

她开始学习认字，看书，甚至报名了老年大学。

她说，她要替她姐姐，把那些没走完的路，没看过的风景，都体验一遍。

她要把自己，活成姐姐当年期望的样子。

至于那两千块钱，它成了一个我们家谁也不会再主动提起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符号。

它不再代表金钱，而是代表了一段被揭开的过往，一次迟到了三十年的和解，和一个姐姐对妹妹，最深沉、最无私的爱。

每年清明，我都会陪着我妈，去后山看望二姨。

我们会带上一束她最喜欢的野菊花，在她坟前，坐上很久很久。

我妈会跟她聊家常，聊我的工作，聊她新学的字。

就像她还在一样。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墓碑上，也洒在我们身上。

我常常会想，如果当年，去上大学的是二姨，一切，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或许，她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桃李满天下。

或许，她会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过着和我妈截然不同的人生。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命运的齿轮，一旦转动，就再也无法回头。

她用自己的“留”，换来了我妈的“去”。

用自己的黯淡，换来了我们的光明。

这份情，比山高，比海深。

我会永远记得，曾经有那样一个女人，她叫简敏。

她是我的二姨。

她用一台缝纫机，缝补了一个家庭的贫穷，也缝合了一个妹妹破碎的梦想。

她的爱，沉默如山，却拥有着足以撼动岁月的力量。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