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9月,张国焘分裂红军,发出密令要求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红1、3军团迅速北上,但与红2、6军团联系的电台密码却留在了红四方面军。
龙振彪少将: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时任通信兵学院院长。
四、长征路上的红2、6军团电台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9月,张国焘分裂红军,发出密令要求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红1、3军团迅速北上,但与红2、6军团联系的电台密码却留在了红四方面军。
红2、6军团与跟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红军总部电台取得了联络后,一直误以为是在和中央联系。他们不了解,这时的张国焘已经公开分裂红军,冒用了中央与军委的名义。
11月4日,红2、6军团决定,以红18师留在湘鄂川黔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主力则逐步转移。
11月19日,红2、6军团主力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红2、6军团主力撤离后,红18师也开始突围,突围中发报机的可变电容器被摔坏了,无法校准频率。
当时,龙振彪在红2、6军团指挥部电台工作,他在原规定波长守听了很长时间,但始终没有听到红18师的电码声音。
龙振彪意识到红18师电台肯定出了问题,就一个刻度一个刻度地仔细寻找。突然,一串清脆的电码响过,龙振彪终于在比原波长低20度的地方听到了对方的声音,也找到了红18师。
红2、6军团主力突围出发后,沿着公路向贵阳方向前进。靠近贵阳城时,突然改变方向袭取修文。因部队走得太快,电台掉队了。龙振彪他们不知道大部队已经改变了行军方向,仍然朝着贵阳方向走,当看到贵阳城时,却不见了大部队的踪影,赶紧退回来寻找。
大部队占领修文后,也发现了电台没有跟上,任弼时立即派侦察员到处寻找。至深夜,侦察员在一个村子里终于找到了电台。
部队从修文出发时,龙振彪被派往红6军团17师担任电台特派员。
1935年12月17日,已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在瓦窑堡开会,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把完成与红2、6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
1936年1月27日半夜,红2、6军团电台在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时,军委电台终于捕捉到了他们电台的信号。
时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的王诤亲自上机,将收发信频率对正后,伺机插叫。
当电报发到400字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王诤乘机用明语呼叫红2、6军团电台。
因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特点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明显不同,王诤的呼叫引起了红2、6军团电台值班报务员龙振彪的怀疑,他当即问:你是何台?
王诤局长用明语回答: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要事相谈。
阎知非上机后,双方采用英语和明码通话,终于沟通了联络,并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
联络结束后,阎知非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
收到中央的明码电报,贺龙和任弼时都喜出望外。慎重起见,为了核实电报的真实性,遂用密码复核。
中央用明码发电,就是因为与红2、6军团的联络密码留在了红四方面军那里。这样,红2、6军团发给中央的密码电报,又发到了红四方面军那里。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回电: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实际上,张国焘的密码回电,也让红2、6军团有了突围的方向。
1936年4月,红6军团渡过金沙江,随后越过雪山到达中甸。行军中,龙振彪带着电台随后卫红17师行动。
红2、6军团到达定乡时,龙振彪调任红6军团的电台报务员。
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2、6军团和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红32军(原红9军团)奉命组成红二方面军,龙振彪被任命为红6军团电台队长。
7月初,红二方面军准备过草地。过草地,粮食就是生命,方面军总部要求部队,每个人无论如何也要筹足一个月的粮食。
当地是人烟稀少的藏区,牧民也很贫困,龙振彪他们四处奔波也没弄到一粒粮食。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龙振彪听说5公里外有个叫猪窝的藏族村子,村里有一个较大的喇嘛寺里有粮食。
龙振彪他们立刻赶到猪窝村,找到了喇嘛寺。他没有急着提筹粮的事,只是请求喇嘛让他们在寺里住几天。
住进寺院后,龙振彪对喇嘛很客气,热情地请他坐在电台前戴上耳机收听广播,还打开手电筒让他看。耳机里传来的声音和手电筒的光柱,都让从没见过的喇嘛感到万分惊奇。
龙振彪爽快地把手电筒和磁缸相赠,喇嘛惊喜万分,随后热情地招待了龙振彪他们,还送了七八公斤酥油。
住了几天后,龙振彪他们和喇嘛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喇嘛听到他们需要粮食,二话没说,很高兴地给他们扛来两袋糌杷和9斤白面。龙振彪还替兄弟部队电台队买的一匹马,从喇嘛那里要到了一副马鞍子。
马鞍子非常漂亮,鞍面闪闪发亮,周围还镶着金边。龙振彪拿钱给喇嘛,喇嘛说什么也不肯收。
离开喇嘛寺那天,喇嘛含泪把他们送出一里多地,临别时托起双手向龙振彪说:佛祖会保佑你们的。
1936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向长征到甘肃徽县、成县的红二方面军发起进攻。红6军团经过一夜行军,于次日上午9点到达郭家镇,架设电台,集结待命。
早已埋伏在郭家镇的四周山上的敌人,看到镇里架起天线,知道这是红军的指挥部,便发起了突然攻击,冲进来包围了电台所在的小院。
龙振彪带着两个报务员冲出房子,然后伏在一堵矮墙下,率领警卫班拼死抵抗。
危急时刻,王震派来的接应部队也冲进了村子,电台人员和警卫班突围跑到镇边的河滩上,然后迅速向北面山沟里转移。
突围中,一直跟随龙振彪多年的骡子,自己咬断缰绳,驮着尚未卸下的行李,也跟着他们冲了出来。
安全撤出郭家镇后,晚上发现手键和一些备份零件丢了。这时,正有一份100多字的给方面军总部的电报急着要发。
龙振彪急中生智,找来一根粗铜丝截成两段,用截出的两个尖端,当作电键的两个接点,通过控制接触时间的长短来发报。他上手一试,虽然不如手键发出的那样规范流利,但这份电报还是顺利地发了出去。
罗家堡,是红二方面军北去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必经之地,敌人有重兵扼守。红6军团决定:以红16师迅速抢占罗家堡南面的一座山头,掩护部队通过罗家堡,红17师担任后卫。
拂晓时,红16师抢占了山头,但随即遭到了敌人的反扑,部队伤亡很大,师长牺牲,政委和参谋长负伤,部队从山上退了下来。这时,军团机关直属队已进到半山腰。
敌人追着红16师从山上反扑过来,山对面罗家堡据点的敌人也趁势发起进攻。两边敌人夹击,红16师又失去了指挥,形势万分危急。
龙振彪看见敌人从山上扑了下来,就把棉衣脱下往后一甩,抱起电台拚命地向前跑。王震政委也命令:有枪的全部留下阻击,没枪的迅速通过罗家堡封锁线,电台队先走。
龙振彪掏出在云南缴获的法国喇叭枪,和电台一道向前冲去。
敌人在高处发现,前面跑的人群里马多、机器多、行李多,认定是红军的指挥机关,便迅速向前围来,并大喊:抓活的,抓一个当官的赏大洋50,抓一部电台赏500。
龙振彪回头一看,十几个敌人已追近,就举枪回射,边打边跑,打倒了几个敌人后,终于趟过了小河,到了安全地带,也保住了电台。
晚上9点多,红17师也撤过了小河。
一个星期后,即1936年10月22日,红6军团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师。
长征结束后,红6军团给龙振彪记了二等功一次。
五、龙家的儿子张胜利与张家的女儿胡和平
1939年4月,在冀中的齐会战斗中,120师的电台架设在距指挥部一里远的小院里,天线先后三次被敌人的炮火炸断。
龙振彪指挥把天线绑在两棵大树上,让敌人看不到大线杆。炮火失去了目标,电台又能顺利地工作,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940年冬,日军对晋西北发动了冬季大“扫荡”。
1941年1月,120师司令部由山西兴县蔡家崖,转移到小善畔东南山上的一个村子宿营,突然接到报告:日军从南面进村了!
当时,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连,情况非常危急,连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都拿起了枪,准备战斗。
贺龙指挥机关人员往村北撤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则带着警卫连死死地顶住日军。
司令部直属队顺着一个陡峭的山坡往北撤,但被黄河挡住了去路,而日军慢慢地从三面逼了上来。
龙振彪奉命立即给独立第1旅发电报,命令他们火速在南面策应师部。他立刻组织架起天线,迅速开机,亲自上机联络,很快与独立第1旅联系上了。
对方信号很弱,手法也不清晰,炮火干扰又非常厉害,龙振彪凭着多年的经验,仔细辨别着每一个电码声音,自己也放慢一点发报速度,争取让对方最大限度地抄收,很快把紧急电报发了过去。
收到电报后,独立第1旅迅速从南面打过来,日军仓皇应战,120师司令部直属队从北面顺利突围。
日军的大“扫荡”被粉碎后,龙振彪的电台队受到了贺龙师长的表扬。
1945年,龙振彪的妻子在延安生了一个儿子。
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被调往各根据地,军委3局要龙振彪去东北。
龙振彪夫妇奉调前往东北时,准备把儿子留给老乡。
原冀南军区3分区司令员、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张维翰的夫人范树瑜,有把孩子送给老百姓再也找不回来的痛苦经历,就主动承担了哺育龙振彪家婴儿的责任。
正要去东北时,贺龙两次打电报要求龙振彪改去晋绥。
龙振彪到晋绥后,随军区参谋长张经武去北平,利用停战的机会,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电台队长的身份为掩护,为晋绥部队购买了一批通讯器材。
内战全面爆发后,张维翰夫妇也要离开延安,他们无法带着两个孩子行军。正好,在延安负责医药供应的干部胡用贤没有孩子,愿意收养一个。
张维翰夫妇认为,龙家这个男孩是他们答应为龙振彪抚养的,决不能食言,就把亲生女儿和平送给了胡家。
从此,龙家的男孩取名张胜利,而张家的女儿张和平则改姓胡。
解放后,时任解放军沈阳通信学院院长的龙振彪,与老首长贺龙谈起在延安送出去的孩子。贺龙说:张维翰就在我们体委系统,你去找一找吧!
龙振彪夫妇携带礼物,从东北南下找到张维翰夫妇,张维翰痛快地把儿子还给了龙振彪,张胜利也改回了龙姓。
有一年,贺龙在广州见到了正在广州军体院上学的龙胜利,听说他改姓了,就告诉胜利:你是张维翰伯伯带大的,你要姓张,一辈子姓张!
胜利遂又改回姓张。但是,张维翰的那个女儿和平,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建国后,和平随养父母到了成都,养父胡用贤任西南药材公司的总经理。张维翰一有机会到成都,都会给和平带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小和平奇怪地问父母:为什么张伯伯对我那么好?
“文革”开始后,胡家受到冲击,和平的养母带着女儿逃到北京。张维翰、范树瑜把她们接到家中,但他们自己也已是朝不保夕。于是,两家人决定把真相告诉孩子们,免得一旦两家都出现问题,事情永远说不清楚了。
一天,张维翰夫妇与和平的养母,把胜利与和平一起找来,还拿出从前的照片给他们看,告诉了他们自己的真实身世。
就这样,胜利与和平,都有了两个父亲和两个母亲。
此后,和平和张家来往密切,胜利则以张家老大的身份,对张维翰和范树瑜后来的平反出了很多力。
参考资料:
1、叶青松《龙振彪将军:走进红色电波从此便是一生》
2、龙振彪《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
来源:风中的风680305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