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的深秋，鲁西南的风已经带了刺骨的凉。我揣着烫乎乎的退伍证，站在郓城县汽车站的土路上，脚边放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三套旧军装、一床叠得方方正正的军被，还有部队给的480块退伍费，用一块蓝布包了三层，藏在被子最底下。

1985年的深秋，鲁西南的风已经带了刺骨的凉。我揣着烫乎乎的退伍证，站在郓城县汽车站的土路上，脚边放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三套旧军装、一床叠得方方正正的军被，还有部队给的480块退伍费，用一块蓝布包了三层，藏在被子最底下。

我叫陈建军，今年23岁，1982年冬天从郓城县陈家庄入伍，去了新疆军区的边防连，守了三年帕米尔高原的雪山。10月25号那天，连长把退伍证递到我手里时，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到了地方好好干，别丢咱边防兵的脸。”我当时没忍住，眼泪掉在退伍证的红封皮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三年里，一起站岗的战友、雪地里分享的冻馒头、帮老乡修水渠时晒脱皮的胳膊，都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尤其是李国庆——我一个班的战友，河南洛阳人，当年我发烧到39度，是他背着我走了三里地去卫生所，后来他比我早半年退伍，走的时候跟我说：“建军，你退伍了一定来洛阳找我，咱哥俩再喝顿酒。”

所以退伍手续一办完，我没先回陈家庄看爹娘，揣着提前买好的汽车票，打算先去洛阳看国庆，再带着洛阳的特产回家——娘总念叨着“河南的牡丹糕好吃”，爹爱喝两口，洛阳的杜康酒正好给他带两瓶。

汽车站的广播是个老旧的铁皮盒子，滋滋啦啦响着：“前往济宁的班车，还有十分钟发车，请旅客朋友们抓紧时间检票。”我拎起帆布包，顺着人群往检票口走。1985年的汽车，还是那种绿皮的大客车，车身上喷着“郓城—济宁”的白字，轮胎上沾着厚厚的泥。我检票上车，找了个靠后的座位坐下，帆布包放在脚边，紧紧盯着——里面的退伍费和退伍证，是我当时全部的家当。

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前排有个带着孩子的大娘，怀里抱着个布包，时不时摸一下，估计是装着粮票和钱；中间有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手里夹着黑色的公文包，低声聊着“厂里的生产任务”；还有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背着包袱，看样子是去济宁找活干的。车开的时候，颠得厉害，车窗外的白杨树往后退，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我裹了裹身上的旧军装，想起在新疆的冬天，比这冷十倍，站岗的时候，哈气成霜，枪托都冻得粘手。

两个小时后，汽车到了济宁火车站。济宁是鲁西南的大站，人比郓城多得多，火车站的广场上，到处都是拎着行李的人，有卖茶叶蛋的（五分钱一个）、卖红薯的（三分钱一斤），还有穿蓝色制服的铁路警察，来回巡逻。我先去售票窗口买去洛阳的火车票，窗口前排着长队，我排了二十多分钟，才轮到我。售票员是个女同志，抬头问我：“去哪？”我说：“洛阳，要最近的一班。”她翻了翻手里的本子，说：“下午两点半的，硬坐，12块5。”我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钱，递了过去——12块5，相当于当年一个普通工人三天的工资，我舍不得，但一想到能见到国庆，心里又热乎。

买好票，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找了个台阶坐下，啃了两口早上从家里带的馒头。馒头有点凉，我就着旁边大娘卖的热水（两分钱一碗），慢慢吃。正吃着，旁边有个大叔跟我搭话：“小伙子，看你穿的军装，刚退伍啊？”我点点头，说：“叔，是啊，从新疆回来的。”大叔眼睛一亮，说：“新疆好啊，守边疆的都是好样的！我儿子也想当兵，去年没验上，还在家闹别扭呢。”我笑了笑，跟大叔聊了会儿，说起新疆的雪山、草原，大叔听得直点头，说：“等我儿子再大两岁，我还让他去当兵，跟你一样，保家卫国。”

两点十分的时候，火车站的广播响了，通知去洛阳的旅客检票。我拎起帆布包，跟着人群去检票，进了站台。绿皮火车已经停在那儿了，车身是深绿色的，车头上写着“郑州铁路局”，车门旁边有个列车员，手里拿着检票钳，“咔嚓咔嚓”地剪票。我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18号车厢，32号硬座，旁边已经坐了个女同志，穿着蓝色的工装，头发扎成马尾，手里抱着一个灰色的布包，放在腿上，看得很紧。

我坐下后，跟她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她也回了我一个笑，笑得有点腼腆。车开的时候，还是跟汽车一样颠，不过比汽车稳点。过了一会儿，列车员推着小车过来，喊着：“方便面、茶叶蛋、火腿肠，要的来啊！”方便面当时是稀罕物，一块二一包，我舍不得买，就掏出剩下的馒头，接着啃。旁边的女同志看我吃馒头，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递过来，说：“同志，吃个苹果吧，馒头干。”我赶紧摆手，说：“不用不用，你自己吃。”她笑着说：“没事，我带得多，你拿着吧。”盛情难却，我接过苹果，擦了擦，咬了一口，真甜——在新疆的时候，很少吃到新鲜水果，冬天都是吃冻梨，咬一口冰碴子。

我跟她聊了起来，才知道她叫苏玉梅，是洛阳棉纺厂的会计，这次是去济宁的亲戚家串门，带了点亲戚给的花生和红枣，就装在那个灰色布包里，包里还有她的工资（52块钱）、全国粮票（30斤）、还有一张信用社的存折（里面有200块，是给孩子交学费的）。我说：“苏同志，你这包东西可金贵，得看好了，火车站、火车上，偶尔有小偷。”苏玉梅赶紧把布包往怀里搂了搂，说：“是啊，我一路上都没敢松手，这粮票和存折丢了，我都回不了洛阳——没粮票，连饭都吃不上。”

1985年的时候，全国粮票比钱还重要，不管去哪个地方，买吃的、住旅馆，都得用粮票，地方粮票只能在本地用，全国粮票能在全国用，所以很多人都把全国粮票当宝贝。苏玉梅说，她这30斤全国粮票，是攒了三个月才攒下来的，平时在厂里吃饭，用的是厂子里发的地方粮票，全国粮票都留着出门用。

火车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到了兖州站，上来了不少人，车厢里一下子挤了起来，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有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穿得破破烂烂的，头发乱糟糟的，手里拎着一个空的网兜，挤在过道上，眼睛东张西望，不像个正经出门的人。我当过三年兵，警惕性比一般人高，就多留意了他一眼。

那青年挤到我和苏玉梅旁边，假装站稳，手却悄悄往苏玉梅的布包那边伸。苏玉梅正跟对面的大妈聊天，没注意。我看见那青年手里藏着一个小刀片，正慢慢划苏玉梅布包的带子——布包是那种老式的，带子是帆布的，很结实，但刀片划几下，就快断了。

我心里一紧，没敢声张——要是声张了，小偷说不定会反抗，车厢里人多，容易伤着人。我悄悄往苏玉梅那边挪了挪，用胳膊肘碰了碰她，苏玉梅回头看我，我给她使了个眼色，指了指她的布包。苏玉梅低头一看，吓得脸都白了，刚要喊，我赶紧按住她的手，小声说：“别喊，我来。”

就在这时，那青年把布包的带子划断了，一把抓过布包，转身就往车厢门口跑。我立马站起来，拎起帆布包就追——我在部队练过五公里，跑起来比一般人快，而且车厢里人多，小偷跑不快。我一边追，一边喊：“抓小偷！抓小偷！有人偷东西！”

车厢里的人都愣住了，然后有人反应过来，纷纷往两边躲，给我让道。有个穿工装的大叔，还伸脚绊了小偷一下，小偷一下子摔在地上，布包掉在了旁边。小偷爬起来，想继续跑，我已经追上去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我在部队练过擒拿，一抓就把他的胳膊拧到了背后，小偷疼得“嗷嗷”叫，说：“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放了我吧。”

我没放他，说：“错了也没用，跟我找列车员去！”这时候，列车员也跑了过来，还有两个男乘客，主动过来帮忙，把小偷的胳膊按住。苏玉梅也跑了过来，捡起地上的布包，打开一看，里面的钱、粮票、存折都在，一下子就哭了，说：“同志，谢谢你，谢谢你，要是这包丢了，我真不知道该咋办了。”

我笑着说：“没事，苏同志，只要东西没丢就行。”列车员把小偷带到了列车长办公室，让我和苏玉梅过去做登记。登记的时候，列车长问我：“同志，你是干啥的？反应这么快，还会擒拿。”我说：“我刚从新疆退伍，当过三年边防兵。”列车长竖起大拇指，说：“怪不得！退伍军人就是不一样，有担当！”

登记完，我和苏玉梅回到座位上。车厢里的人都围过来，夸我：“小伙子，好样的！”“多亏了你，不然这女同志的东西就丢了。”苏玉梅擦了擦眼泪，从包里掏出十块钱，递过来，说：“陈同志（她刚才登记的时候知道了我的名字），这十块钱你拿着，算是我谢谢你，你别嫌少。”

我赶紧摆手，说：“苏同志，这钱我不能要。我是退伍军人，抓小偷是应该的，咋能要你的钱呢？”苏玉梅又把钱往我手里塞，说：“你拿着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你看你追小偷的时候，帆布包都磨破了。”我低头一看，帆布包的角确实磨破了，里面的军被露出来一点，但我还是把钱推了回去，说：“真不用，包破了没事，回家缝缝就行。”

苏玉梅见我执意不要钱，有点着急，说：“那咋整啊？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总不能啥都不做吧。”她想了想，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又找列车员要了支笔，在本子上撕了一张纸，低头写了起来。写好后，她把纸条递给我，说：“陈同志，这是我的地址和单位，还有厂里的电话。你到了洛阳要是有啥困难，就去找我，或者给我打电话，我肯定帮你。你要是有空，也去我家里吃饭，我给你做洛阳水席。”

我接过纸条，叠好，放进了退伍证的夹子里，说：“好，苏同志，我记住了。要是真有困难，我再找你。”苏玉梅这才放心，又从包里掏出几个红枣，塞给我，说：“这是济宁亲戚给的，甜得很，你拿着吃。”这次我没推辞，接过红枣，说：“谢谢苏同志。”

接下来的路程，苏玉梅跟我聊了很多洛阳的事，说洛阳有龙门石窟、白马寺，还有洛阳棉纺厂，是洛阳的大厂，有几千个工人，她在厂里当会计，丈夫王建国是厂里的技术员，还有个女儿，叫王婷婷，今年六岁，在上小学。她说：“陈同志，你到了洛阳，要是没地方住，就去我家，我家是棉纺厂的家属院，两室一厅，有空房间。”我说：“不用，我去看我战友，他在洛阳机床厂上班，应该有地方住。”

火车到洛阳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1985年的洛阳站，比济宁站大，广场上亮着路灯，昏黄的光，照在地上。我和苏玉梅一起下车，苏玉梅说：“陈同志，你战友在哪个机床厂啊？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找？”我说：“不用，他跟我说过，是洛阳第一机床厂，在西工区，我打听一下就能找到。”苏玉梅又跟我说：“那你要是找不到，就给我打电话，电话我写在纸条上了。”我说：“好，苏同志，你路上小心点。”

跟苏玉梅告别后，我拎着帆布包，在广场上找了个大爷，打听第一机床厂的位置。大爷说：“第一机床厂在西工区，离这儿有点远，你坐10路公交车，就能到，公交车晚上八点半收车，你赶紧去。”我谢过大爷，赶紧去公交站，正好赶上最后一班10路公交车。公交车是那种老式的，没有空调，车票一毛钱。我上车后，找了个座位坐下，看着车窗外的洛阳——路边有卖烤红薯的，有挂着“洛阳水席”招牌的饭馆，还有骑自行车的人，车把上挂着菜篮子，里面装着青菜，很热闹。

公交车到第一机床厂站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多了。机床厂的大门关着，门口有个保安室，里面坐着个大爷，在看报纸。我走过去，跟大爷说：“大爷，您好，我找李国庆，他是厂里的工人，您认识吗？”大爷抬头看了看我，说：“李国庆啊，认识，他在金工车间上班，住厂里的宿舍，3号楼201室。你跟我来，我带你去。”

我跟着大爷进了厂，厂里很安静，只有几盏路灯亮着。宿舍是红砖楼，三层，3号楼在最里面。大爷把我带到201室门口，敲了敲门，喊：“国庆，有人找你。”门很快就开了，开门的是个穿背心的青年，个子跟我差不多高，皮肤黝黑，正是李国庆。

国庆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一下子抱住我，说：“建军！你可来了！我等你好几个月了！”我也很激动，说：“国庆，我退伍了，第一时间就来看你。”国庆把我拉进屋里，屋里很小，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衣柜，还有个小煤炉，炉上坐着个铝壶，正冒着热气。

国庆的媳妇，叫刘桂兰，是厂里的纺织工，听见动静，从里屋走出来，怀里抱着个孩子，说：“这就是建军哥吧？国庆天天跟我说你，快坐。”我跟桂兰嫂子打了个招呼，说：“嫂子，您好，我是陈建军。”桂兰嫂子把孩子递给国庆，说：“建军哥，你坐，我去给你煮面条，加两个鸡蛋。”我说：“嫂子，不用麻烦，我吃点馒头就行。”桂兰嫂子说：“不麻烦，家里有面条，你刚下火车，肯定饿了。”

国庆抱着孩子，跟我聊部队的事，说：“建军，你走了之后，连长还总念叨你，说你站岗最认真，冬天的时候，你一个人站在哨位上，一动不动，冻得手都肿了，还说没事。”我笑了笑，说：“你不也一样？那次我们去帮老乡修水渠，你掉进冰窟窿里，冻得发烧，还硬撑着干活。”孩子在国庆怀里，睁着大眼睛看我，国庆说：“这是我儿子，叫李向阳，今年一岁了，跟你一样，以后也让他去当兵。”

桂兰嫂子很快就煮好了面条，端了过来，碗里卧着两个鸡蛋，还放了点青菜。我接过面条，吃了一口，热乎乎的，心里也暖暖的。在新疆的时候，很少吃到这么香的面条，冬天都是吃大锅饭，馒头硬得像石头，菜就是白菜汤，没油没盐。

吃完面条，国庆给我烧了壶热水，让我洗脸、泡脚。他说：“建军，你在我家住几天，咱哥俩好好聊聊。你退伍安置下来了吗？回山东还是在洛阳？”我说：“安置还没下来，部队说要等一个月，我先回山东老家，看看爹娘，再等通知。”国庆说：“那你在我家住一个星期，我带你去洛阳逛逛，看看龙门石窟、白马寺，再去喝杜康酒。”我说：“好，正好我也想逛逛洛阳。”

接下来的几天，国庆每天上班，桂兰嫂子在家带孩子，我有时候帮桂兰嫂子看孩子，有时候去厂里的院子里逛逛。机床厂很大，有好几个车间，金工车间里有很多机床，工人穿着蓝色的工装，在干活，机器“轰隆隆”地响。有一次，国庆带我去车间，车间主任看见我，问国庆：“这是你朋友？”国庆说：“是我战友，刚从新疆退伍，当过边防兵。”主任说：“边防兵好啊，能吃苦，你要是想在洛阳找工作，跟我说，厂里正好缺个搬运工，临时的，管饭，一个月35块。”我说：“谢谢主任，我先等安置，要是安置不好，再找您。”

周末的时候，国庆休息，带我去逛洛阳。我们先去了龙门石窟，1985年的龙门石窟，门票五毛钱，里面有很多佛像，很大，我和国庆站在佛像前，都看呆了。国庆说：“建军，你看这佛像，都几百年了，真壮观。”我说：“是啊，比新疆的石头山好看多了。”然后我们又去了白马寺，门票三毛钱，里面有很多和尚，在念经，很安静。

中午的时候，国庆带我去吃洛阳水席，找了个小饭馆，点了牡丹燕菜、洛阳肉片，还有两碗米饭。洛阳水席的菜，都是汤汤水水的，很鲜。国庆给我倒了杯杜康酒，说：“建军，咱哥俩今天喝个痛快，庆祝你退伍，也庆祝咱哥俩重逢。”我跟国庆碰了碰杯，喝了一口杜康酒，辣乎乎的，却很过瘾。我们聊起在新疆的日子，聊起一起站岗的夜晚，聊起一起吃过的苦，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就在我在洛阳待了第五天的时候，出了点事——我把钱包丢了。钱包里装着剩下的300多块退伍费，还有身份证、退伍证。那天早上，我跟国庆去菜市场，想给桂兰嫂子买点菜，菜市场人多，挤得很，我买完菜，就发现钱包不见了。我当时就慌了，跟国庆说：“国庆，我钱包丢了，里面有退伍费、身份证、退伍证。”国庆也急了，说：“咱赶紧找，菜市场人多，说不定能找到。”

我和国庆在菜市场里找了半天，问了卖菜的、买菜的，都没人看见。国庆说：“建军，别慌，身份证和退伍证丢了，能补办，退伍费丢了，咱再想办法。你先别跟桂兰嫂子说，省得她担心。”我说：“可补办身份证和退伍证，得回山东老家，我现在没多少钱，连车票都买不起。”国庆说：“我这儿有50块钱，你先拿着，不够我再跟同事借。”我说：“不用，你家也不容易，你一个月工资才42块，还要养孩子。”

我突然想起苏玉梅给我的那张纸条，心里犹豫了——我不想麻烦别人，尤其是刚认识的苏玉梅，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国庆看出我的心思，说：“建军，你是不是认识啥人啊？要是认识，就去找人家帮忙，别客气。”我跟国庆说：“我在火车上抓了个小偷，失主是洛阳棉纺厂的会计，叫苏玉梅，她给了我一张纸条，让我有困难找她。”国庆说：“那你赶紧找她啊！人家真心给你纸条，就是想帮你，你别不好意思。”

我想了想，还是决定找苏玉梅帮忙。我从退伍证的夹子里拿出那张纸条，上面写着：“苏玉梅，洛阳棉纺厂会计科，电话：3821567，地址：洛阳棉纺厂家属院3号楼102室。”我跟国庆说：“我先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在不在。”

我们去了机床厂门口的小卖部，小卖部有公用电话，打电话一毛钱一分钟。我拨通了3821567，电话响了三声，就有人接了，是个女同志的声音，说：“您好，棉纺厂会计科。”我说：“您好，我找苏玉梅同志。”过了一会儿，苏玉梅的声音传来：“您好，我是苏玉梅，请问您是哪位？”我说：“苏同志，您好，我是陈建军，就是火车上抓小偷的那个退伍军人。”苏玉梅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说：“陈同志，您好！你找我有啥事儿吗？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我跟苏玉梅说：“苏同志，我钱包丢了，里面有退伍费、身份证、退伍证，现在没多少钱，也没法补办证件，想跟你借点钱，等我回家补办了证件，安置下来，就还你。”苏玉梅说：“陈同志，你别着急，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找你，或者你来找我。”我说：“我在洛阳第一机床厂门口。”苏玉梅说：“好，我现在就过去，你在那儿等我。”

挂了电话，我跟国庆说：“苏同志说她过来找我。”国庆说：“这同志真是热心肠。”大概过了二十分钟，苏玉梅骑着一辆自行车过来了，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包。她看见我，赶紧下车，说：“陈同志，你没事吧？钱包咋丢的？”我跟她说了在菜市场丢钱包的经过，苏玉梅说：“你别着急，身份证和退伍证能补办，钱的事，我帮你解决。”

苏玉梅从布包里掏出200块钱，递过来，说：“陈同志，这200块钱你拿着，先买回家的车票，再留着补办证件，不够你再跟我说。”我赶紧摆手，说：“苏同志，太多了，我只要50块钱买车票就行，补办证件花不了多少钱。”苏玉梅说：“不多，你回家补办证件，还要来回跑，肯定要花钱，你拿着，别客气。”我又说：“那我给你写个借条。”苏玉梅说：“不用写借条，我信得过你，你是退伍军人，肯定说话算话。”

我没办法，只能接过钱，说：“苏同志，谢谢你，等我安置下来，一定把钱还你。”苏玉梅又说：“你身份证丢了，买火车票可能麻烦，我给你开个证明，我是棉纺厂的会计，厂里的证明管用。”我说：“不用，我有退伍证，虽然丢了，但我记得退伍证号，跟售票员说说，应该能买。”苏玉梅说：“那你路上小心点，要是遇到啥困难，就给我打电话。”

跟苏玉梅告别后，我跟国庆说：“国庆，我明天就回山东，安置下来，我再来看你。”国庆说：“这么快就走啊？不再待几天？”我说：“不了，钱包丢了，得赶紧回家补办证件，不然安置耽误了。”国庆说：“那行，我明天送你去火车站。”

第二天早上，国庆送我去洛阳站。我买了去郓城的火车票，还是硬坐，12块5。火车开的时候，国庆在站台上跟我挥手，说：“建军，你回家后，给我写信！”我说：“好，国庆，你照顾好自己和嫂子、孩子！”

火车开了，我坐在座位上，从退伍证夹子里拿出苏玉梅给的纸条，摸了摸，心里暖暖的。我想起在火车上抓小偷的事，想起苏玉梅的热心，觉得1985年的冬天，虽然冷，但人心很暖。

回到陈家庄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爹娘看见我，都哭了，娘拉着我的手，说：“建军，你可回来了，这三年，娘天天想你。”爹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在新疆没受啥罪吧？”我说：“没受啥罪，爹娘，你们放心。”

我跟爹娘说了钱包丢了的事，还有苏玉梅帮我的事。娘说：“这女同志真是好人，以后你一定要把钱还人家，再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我说：“知道了，娘。”

接下来的几天，我去镇上的派出所补办身份证，去县民政局补办退伍证。1985年补办证件，有点麻烦，要开证明，还要等半个月。我趁这半个月，帮爹娘干农活——家里种着三亩小麦，深秋的时候，要给小麦浇冬水，我每天早上起来，推着水车去浇地，累得满头大汗，但心里踏实。

半个月后，我拿到了补办的身份证和退伍证。县民政局的同志跟我说：“陈建军，你的安置下来了，是去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属于集体编制，下个月1号上班，一个月工资38块。”我听了，很高兴——供销社是镇上的好单位，卖日用百货，不用干农活，还管饭。

上班前一天，我跟爹娘说：“娘，我明天去镇上上班，先去洛阳一趟，把钱还给苏同志，再买点东西去看她和国庆。”娘说：“好，你去，娘给你准备点咱家里的花生和红枣，你给人家带去。”爹说：“你再去镇上买两瓶杜康酒，给国庆带去，他爱喝两口。”

我点点头，第二天早上，先去镇上买了两瓶杜康酒（15块钱一瓶），再拎着娘准备的花生和红枣，去了郓城汽车站，坐汽车去济宁，再转火车去洛阳。

到洛阳的时候，还是晚上。我先去了苏玉梅家，棉纺厂家属院3号楼102室，我敲了敲门，苏玉梅开门，看见我，很惊讶，说：“陈同志，你咋来了？安置下来了？”我说：“苏同志，我安置下来了，去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今天来给你还钱，还带了点咱家里的花生和红枣，你别嫌弃。”

苏玉梅赶紧让我进屋，屋里很暖和，煤炉上坐着铝壶，王建国正在看报纸，王婷婷在写作业。王建国看见我，站起来，说：“你就是陈同志吧？玉梅跟我说过你，抓小偷的英雄，快坐。”我说：“叔，您别这么说，抓小偷是应该的。”

我把200块钱递给苏玉梅，说：“苏同志，这钱你拿着，谢谢你上次帮我。”苏玉梅说：“你咋还带钱来了？我都说了，不用急。”我说：“必须还，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苏玉梅没办法，只能接过钱。我又把花生和红枣递给她，说：“这是咱家里种的，没打农药，你尝尝。”苏玉梅说：“谢谢你，陈同志，你太客气了。”

桂兰嫂子给我倒了杯热水，说：“陈同志，你吃饭了吗？没吃我给你煮面条。”我说：“吃了，在火车上吃了馒头。”王婷婷跑到我面前，仰着小脸问：“叔叔，你是解放军叔叔吗？我长大了也想当解放军。”我说：“是啊，婷婷真乖，以后当解放军，保家卫国。”

我跟苏玉梅、王建国聊了会儿我的安置情况，说：“我去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以后好好干，争取当个组长。”王建国说：“供销社是好单位，镇上的人都去供销社买东西，好好干，肯定有出息。”

跟苏玉梅一家告别后，我去了国庆家。国庆看见我，很高兴，说：“建军，你咋来了？安置下来了？”我说：“安置下来了，去镇上的供销社当售货员，今天来给你送两瓶杜康酒，你爱喝。”国庆说：“你咋还带东西来？你刚上班，钱不多，别乱花钱。”我说：“没事，这是我爹让我给你带的，你拿着。”

我在国庆家待了两天，跟他说我要回山东上班了。国庆说：“那你以后有空常来洛阳，咱哥俩再喝顿酒。”我说：“好，你也有空去山东，我带你去看咱老家的黄河。”

回到陈家庄后，我就去镇上的供销社上班了。1985年的镇供销社，是镇上最大的商店，卖日用百货、粮油、布匹，还有农具。供销社的主任姓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跟我说：“建军，你是退伍军人，踏实肯干，好好干，供销社以后就靠你们年轻人了。”我点点头，说：“刘主任，您放心，我肯定好好干。”

我在供销社当售货员，主要负责卖日用百货，比如肥皂、牙膏、毛巾、搪瓷缸。每天早上八点上班，先把货摆好，然后就有人来买东西。来买东西的，大多是镇上的村民，有的用现金，有的用粮票换——比如一块肥皂，五毛钱，或者一斤粮票。我每天都很认真，记账、收钱、找零，从来没出过错。刘主任经常夸我：“建军，你这小伙子，真能干，比老售货员还熟练。”

上班一个月后，我发了第一次工资，38块钱。我先给爹娘买了点东西，给娘买了块布（当时布要布票，我攒了一个月的布票），给爹买了两包烟，然后剩下的钱，存了起来，打算下次去洛阳，给苏玉梅家的婷婷买个玩具。

我跟苏玉梅、国庆一直保持着联系，主要靠写信。我每个月都给他们写一封信，跟他们说我在供销社的事，说镇上的事；他们也给我回信，苏玉梅跟我说婷婷的学习情况，说棉纺厂的事；国庆跟我说机床厂的事，说向阳长大了，会走路了。有时候，我还会给婷婷寄点小东西，比如铅笔、橡皮，婷婷收到后，会让苏玉梅给我写信，说：“陈叔叔，谢谢你的铅笔，我写字很认真。”

1986年夏天，供销社要选组长，刘主任推荐了我，说：“建军，你踏实肯干，人缘也好，当组长合适。”供销社的同事也都同意，我就这样当上了日用百货组的组长，工资涨到了45块钱。当上组长后，我更忙了，不仅要卖东西，还要负责进货、盘点货物，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很有干劲。

1987年春天，我去洛阳出差——供销社要去洛阳的批发市场进货，刘主任让我去，说：“建军，你去过洛阳，认识人，去进货放心。”我很高兴，这是我安置下来后，第一次去洛阳。

我先去了国庆家，国庆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说：“建军，你可来了！我跟桂兰都想你了。”桂兰嫂子给我做了一桌子菜，有炒土豆丝、炖肉、西红柿炒鸡蛋，都是我爱吃的。向阳已经两岁了，会喊“叔叔”了，抱着我的腿，说：“叔叔，抱。”我抱起向阳，心里暖暖的。

跟国庆告别后，我去了苏玉梅家。苏玉梅看见我，说：“陈同志，你咋来了？是不是来进货？”我说：“是啊，苏同志，来洛阳进货，顺便来看看你和婷婷。”我从包里掏出一个布娃娃，递给婷婷，说：“婷婷，这是叔叔给你买的玩具，你喜欢吗？”婷婷接过布娃娃，高兴得跳了起来，说：“喜欢，谢谢陈叔叔！”

苏玉梅留我在家吃饭，做了洛阳水席，有牡丹燕菜、连汤肉片、焦炸丸，很好吃。王建国跟我说：“陈同志，你现在是供销社的组长了，真有出息！”我说：“都是刘主任照顾，我只是好好干而已。”

我在洛阳进货的时候，苏玉梅还帮了我——她认识洛阳批发市场的老板，跟老板说：“这是我朋友，退伍军人，老实人，你给个优惠价。”老板看在苏玉梅的面子上，给我便宜了5%的价钱，省了不少钱。我跟苏玉梅说：“苏同志，谢谢你，又帮了我。”苏玉梅说：“不用谢，咱都是朋友，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从洛阳回来后，刘主任问我进货的情况，我说：“刘主任，进了不少货，还省了不少钱，多亏了我认识的朋友帮忙。”刘主任说：“好，好，以后进货，还让你去。”

1988年，我结婚了。媳妇是邻村的张桂兰，跟国庆的媳妇同名，人很贤惠，会做饭，还会缝衣服。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相处了半年，觉得合适，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我请了国庆和苏玉梅一家来山东，国庆和桂兰嫂子带着向阳来了，苏玉梅和王建国带着婷婷也来了。娘给他们做了山东的家常菜，比如红烧肉、炒青菜、玉米粥，他们都说好吃。婷婷跟我说：“陈叔叔，山东的玉米粥真甜，我还想喝。”我说：“好，婷婷想喝，叔叔让奶奶给你做。”

结婚后，我和桂兰住在供销社的宿舍里，一间小平房，虽然小，但很温馨。1989年，桂兰给我生了个儿子，我给儿子取名陈卫国，希望他以后能像我一样，保卫国家。

1990年，供销社开始改革，允许职工承包门市部。刘主任跟我说：“建军，你踏实能干，人缘好，承包一个门市部吧，肯定能赚钱。”我跟桂兰商量，桂兰说：“你想承包就承包，我支持你。”我就承包了供销社的一个门市部，卖日用百货和农资，比如化肥、农药、种子。

承包门市部后，我更忙了，每天早上六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桂兰也来帮忙，卖东西、记账。因为我实在，不缺斤少两，价钱也公道，来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生意很好。第一年，就赚了5000块钱，比上班的时候多得多。我给爹娘买了台电视机（14寸的黑白电视，当时很稀罕），给国庆和苏玉梅家也各买了台电风扇。

1995年，洛阳第一机床厂效益不好，国庆下岗了。国庆给我写信，说他很迷茫，不知道该干啥。我收到信后，赶紧给国庆打电话，说：“国庆，你别迷茫，来山东找我，咱哥俩一起做买卖，我承包了门市部，生意很好，你来了，咱再开个五金店。”国庆说：“真的吗？建军，我去了，会不会给你添麻烦？”我说：“咱是战友，啥麻烦不麻烦的，你赶紧来。”

没过多久，国庆就带着桂兰嫂子和向阳来山东了。我给他们找了个房子，就在门市部旁边，然后跟国庆一起，在镇上开了个五金店，卖水龙头、电线、水管、螺丝。国庆在机床厂干了十几年，懂五金，进货、修东西都很熟练。我们俩分工合作，我管日用百货门市部，国庆管五金店，生意都很好。

苏玉梅一家也经常来山东看我们，婷婷已经上初中了，学习很好，说以后要考山东的大学。王建国还是棉纺厂的技术员，棉纺厂效益很好，他们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

2000年以后，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日用百货门市部开成了超市，五金店也开了分店。我和国庆都买了房子，在镇上的小区里，两室一厅，比以前的小平房好多了。陈卫国和李向阳都上了高中，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跟亲兄弟一样，说以后要一起去当兵，像我和国庆一样。

2010年，陈卫国真的去当兵了，去了新疆军区，跟我当年一样，守边疆。我送他去火车站的时候，跟他说：“卫国，到了部队，要好好干，别丢咱陈家的脸，要像个军人的样子。”卫国说：“爹，您放心，我肯定好好干，跟您一样，保卫国家。”

2020年，我和国庆都退休了。退休后，我们俩经常一起去钓鱼、下棋，有时候还会带着老伴，一起去洛阳，看苏玉梅一家。婷婷已经结婚了，在洛阳的中学当老师，有个儿子，叫张浩宇，今年五岁，会喊我“陈爷爷”。苏玉梅和王建国也退休了，在家带孙子，日子过得很悠闲。

2025年的深秋，我、国庆，还有苏玉梅、王建国，一起回到了洛阳站。现在的洛阳站，已经不是1985年的样子了，广场上有高楼，有大屏幕，还有很多小汽车，但我们还是找到了当年的10路公交车站，只是公交车已经换成了空调车，车票两块钱。

我们还去了当年的绿皮火车站——现在改成了洛阳铁路博物馆，里面陈列着1985年的绿皮火车，跟我当年坐的那辆一模一样。我站在火车旁边，想起了1985年的深秋，我退伍来洛阳看国庆，路上抓了小偷，苏玉梅给我一张纸条的事。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纸条——就是1985年苏玉梅给我的那张，这么多年，我一直保存着，从退伍证的夹子里，到后来的钱包里，再到现在的小盒子里，从来没丢过。

苏玉梅看着纸条，笑了，说：“陈同志，没想到你还保存着这张纸条，都四十年了。”我说：“当然保存着，这张纸条，是咱四家情谊的见证，要是没有这张纸条，我当年丢了钱包，都不知道该咋办。”国庆说：“是啊，当年要是没有苏同志帮忙，建军说不定还回不了山东呢。”王建国说：“都是缘分，1985年的一次偶遇，换来了四十年的情谊，不容易啊。”

夕阳照在博物馆的院子里，金色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看着身边的国庆、苏玉梅、王建国，想起了1985年的冬天，想起了火车上的苹果，想起了洛阳的杜康酒，想起了供销社的日子，想起了一起奋斗的岁月。

四十年前，一张小小的纸条，连接起了我们四家的情谊；四十年后，我们都老了，但情谊没变，还是像当年一样，真诚、淳朴。我知道，这张纸条，我会一直保存着，传给陈卫国，再传给陈卫国的孩子，让他们知道，1985年的那个深秋，有一个退伍军人，在路上抓了个小偷，有一个热心的女失主，给了他一张纸条，然后，有了四十年的温暖情谊。

这就是1985年的故事，一个关于退伍军人、战友、陌生人互助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却充满了人间烟火，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温暖，这温暖，一直延续到了四十年后，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来源：高贵海燕XZW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