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谁也没料到，这个亲手交出大清军政大权的“末代摄政王”，后来会硬刚日本，拒领日本万元月钱，还劝溥仪别去当那个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要守住自己的良心。

1911年冬，28岁的载沣从紫禁城出来时，手里攥着刚获批的辞呈，雪粒子落在他的朝珠上，他却脚步轻快。

回到醇王府，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妻子说：“往后再也不用管那些个糟心事，我能在家抱孩子、看星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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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料到，这个亲手交出大清军政大权的“末代摄政王”，后来会硬刚日本，拒领日本万元月钱，还劝溥仪别去当那个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要守住自己的良心。

世人骂他“窝囊”，可细看他的一生才懂：在王朝崩塌的乱世里，守住本心比硬撑掌权，难得多。

载沣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绑在大清的“棺材”上。

1908年，光绪、慈禧接连去世，3岁的溥仪被推上龙椅，25岁的载沣以“监国摄政王”之名，成了大清实际上的掌权者。那时候，朝堂上的老臣都觉得他“年轻可塑”，可载沣自己心里清楚：这江山早就是个空架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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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没挣扎过。他想练新军加强兵权，可袁世凯在背后使绊子；想搞新政挽回民心，可各省督抚阳奉阴违；连派军舰去南海维权，都被列强嘲讽“自不量力”。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载沣看着奏折上“十几个省宣布独立”的字眼，突然就累了——他手里的权力，像一捧漏沙，越攥越空。

辞职那天，隆裕太后哭着问他：“你走了，这大清怎么办？”载沣却平静地说：“臣撑不住了，再撑下去，连醇王府都要搭进去。”没人知道，他回到王府后，把摄政王印玺锁进箱子，转身就去书房翻出了尘封的天文书籍——比起朝堂上的尔虞我诈，他更想念年轻时，自己对着星空认星座的日子。

3个月后，清帝退位的诏书传遍全国，有人哭着骂载沣“亡国罪人”，他却在日记里写：“今日始得自在，可喜可贺。”从多尔衮定鼎燕京，到载沣退位，两个摄政王，一头一尾，像是命运的玩笑。

载沣和孩子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载沣不在乎，他把书房的对联改成“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他把“名”换成了“书”，算是和过去彻底和解。

卸任后的载沣，更是活成了晚清遗老里的“异类”。

别的王公还在穿长袍马褂、留辫子，他却早早剪了辫子，换上西装；别人忙着联络军阀搞“复辟”，他却天天泡在院子里摆弄天文望远镜。

他跟弟弟载涛借了日晷，又托人从国外买了星球仪、地球仪，每天清晨都要对着太阳测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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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赶上日食，他还会提前把孩子们叫到院子里，用墨汁涂在玻璃片上，教他们怎么看才不伤眼睛；夏夜乘凉时，他指着天上的亮星，给孩子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还会在日记里记下“哈雷彗星过境”“五星连珠”的细节，就像个认真的学生。

家里的老仆劝他：“王爷，您这要是让外人看见了，该说您不务正业了。”载沣却笑：“都民国了，哪还有什么王爷？我就是个普通百姓，喜欢看星星罢了。”

后来他干脆把这份“不务正业”做到了极致——1939年从天津回北平后，他没住进醇王府正宅，反而把王府花园改成了小学，校址就设在净业寺旧址。

他当董事长，小儿子溥任当校长，七女儿金志坚当老师，附近平民家的孩子都能来上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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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疯了”，把祖宗的家业拿来给“穷孩子”用，载沣却反驳：“祖宗的家业，不如让孩子们多认几个字实在。”

那段时间，王府花园里满是孩子的笑声，载沣常坐在教室外的老槐树下，听里面传来“人之初，性本善”的读书声，嘴角会不自觉露出笑意。

而载沣这辈子，最硬气的一次，是跟日本人叫板。

1934年，溥仪在长春当了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多次写信让载沣带着全家去东北，还说“日本人会帮咱们复辟大清”。载沣却迟迟不动——他早就从报纸上看出了门道：日本人要的不是复辟，是把溥仪当傀儡，把东北当殖民地。

溥仪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实在架不住溥仪的再三催促，载沣还是带着儿子溥任去了长春。可一见到溥仪，他就心凉了：儿子穿的“龙袍”是日本人缝制的，身边全是日本保镖，连说句话都要被监听。

载沣赶紧拉着溥仪的手，压低声音劝：“你赶紧跟我回天津，这伪皇帝就是个陷阱！”可溥仪早已被“复辟”的美梦冲昏了头，反而劝载沣：“爹，您就留下吧，日本人会给咱们好处的。”

很快，关东军找上门，说要给载沣一个“参议”的闲职，每月给发一万元车马费——当时一万元能买七千袋面粉，足够一家人锦衣玉食。

可载沣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是中国人，绝不会替日本人做事。”日本人不死心，溥仪也在旁边帮腔，载沣干脆绝食抗议：“你们要是再逼我，我就饿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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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怕闹出人命，只能让载沣回天津。临走前，载沣看着溥仪，叹了口气：“你好自为之，别到最后连祖宗都不认了。”而这一转身，就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溥仪被苏联俘虏，载沣再也没见过他。

有人问他后悔吗？载沣摇摇头：“我没本事保大清，可至少能保住自己的良心，不给祖宗丢脸。”

1949年北平解放后，载沣的日子越过越清贫。

民国的优待费早就没了，家里的古玩字画、田产也变卖得差不多了，可他却没抱怨过一句。

每天清晨，他会自己煮一锅玉米渣粥，配着烧饼吃；中午大多是面条，顶多炒两个青菜；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去天福号买点点炉肉、丸子，给孩子们改善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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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看中了醇王府，想租来当办公地，载沣没犹豫：“新社会了，这王府也该为国家做点贡献。”1950年，他干脆把王府卖给了国立高级工业学校，卖了九十万斤小米。他把一半的钱用来在利薄营买了个小院子，另一半分给了八个子女，自己搬去了那个只有几间房的小院里。

房子小了，家具也简单了，可载沣的心情却更敞亮了。冬天的时候，弟弟载涛请他去吃“菊花火锅”，一家人围在一起说说笑笑，载沣还会喝两杯小酒，感慨：“这辈子啊，还是现在最踏实，不用想朝堂的事，不用怕日本人，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多好。”

晚年的载沣得了糖尿病，却不怎么愿意吃药，总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医生让他少吃甜食，可他偶尔还是会偷偷吃块点心，像个任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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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3日，68岁的载沣因为糖尿病转尿毒症去世，葬在西郊福田公墓，墓碑上只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简单得像个普通老人。

有人说载沣“一生平庸，没什么作为”，可细想下来，他才是乱世里的“清醒者”：该退的时候不硬撑，该守的时候不妥协，不贪权、不恋财，守住了良心，也护住了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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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那些为了复辟不择手段的遗老，比起当了傀儡的溥仪，载沣的“平庸”，其实是最大的智慧——在王朝崩塌的乱世里，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注：本文内容根据《载沣日记》、溥任回忆录及晚清民国史料整理，聚焦载沣的人生选择与时代背景，旨在呈现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物命运，不涉及敏感导向。若与其他权威解读存在差异，敬请以官方史料为准。

来源：莫愁莫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