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阴历八月十号左右，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那一天特别冷，单刘两家，删烦削简，去重就轻，一大早便准备了手推车，正待出发之际，富海茶社的人匆匆赶来，说有急事，让父亲和刘玉庆马上去一趟，究竟什么事，来人没说。为了尽快摆脱一切麻烦，父亲没有细问，便与来人一同去了。临走

阴历八月十号左右，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那一天特别冷，单刘两家，删烦削简，去重就轻，一大早便准备了手推车，正待出发之际，富海茶社的人匆匆赶来，说有急事，让父亲和刘玉庆马上去一趟，究竟什么事，来人没说。为了尽快摆脱一切麻烦，父亲没有细问，便与来人一同去了。临走时他向家人交待说，等一会他回来，就立即出发。

说是一会儿，这一会儿可不短，两家人左等右等，都到半晌午了，也不见人影儿。

母亲感到不对，打发我到富海茶社去看个究竟，到富海茶社一看，吓了一跳。见刘玉庆靠锅炉站着，父亲在刘玉庆相反方向的墙角处站着，有两个一眼就能看出是便衣的冷面人，正在一对一地审问他们。我一分析，不是什么好事儿，可什么事儿呢？冷不丁，我想到了买枪的事儿，天哪！要真是买枪的事儿露了可坏了，不仅两家人一个也走不脱，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怎么办？焦急中，我忽然想到了派出所的王所长，王所长叫王一，一个两个的一，原来是国民党宪兵队的，后来阴差阳错，当了派出所所长，别看吃的是国民党的饭，但吃国民党饭的不一定都是坏人。在他的辖区内，他没有利用职权，无故伤害过哪一个人…….

我找到他，说明情况后，他二话没说，跟着我就来到了富海茶社。他把两个便衣找到了一起，谈了半天，究竟谈了些什么，我没有听到，总之是化险为夷了。其实两个小子没想把事做绝，只不过是想敲敲竹杠，勒勒大脖子而已，结果，一顿酒饭，一两黄金就把他们打发了。

他们走后，王所长推心置腹地对父亲说："要走赶快走，免得夜长梦多，现在已经有两个局外人知道了，谁敢保证他们还会不会跟别人说，有道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两家人对王一非常感激，真就没敢耽误，上午说完，下午就出发了。一行十四口人，推着车，直接来到了事先约好的地点-﹣东大桥。我们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位高个子的方连长在桥头上站着，他身后的卡子，圈着蜘蛛网一样的刺儿鬼，几个荷枪实弹，戴着钢盔的国民党兵，横眉立目地戳在那里，像几根木头撅子。

方连长见他的主顾到了，不知对身旁的国民党兵说了几句什么，就见那国民党兵转身去后不长时间，那用刺槐编织的卡子门便打开了。第一批通过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群体。当两家十四口人，从桥的这头，走到桥的那头的时候，就见方连长像变魔术似的，从桥下边拎上一个口袋来，打开一看，是四支枪，四支破烂不堪的大枪。破到什么程度，没法形容，反正，没有比它再破的了。那枪托子要不是用铁片儿包着，铁钩子钩着，恐怕往起一拿就得散花。

父亲很不高兴地对刘玉庆叨叨："咱们明明买的是两支短枪，一支是德国十个响的镜面匣子，一支是小日本出的王八盒子，怎么变成这四支破烂不堪的大枪了？"

方连长解释道："这四支大枪的价值不但不低于那两支，还要比那两支高得多，你看，你们那两支换出十四口人，这四支可以换出二十口人……，按实说，我也不愿意给你们带这四支破玩意，是因为那两支短枪不好往出带，万一遇上麻烦，你们出不去不说，连我也要受到牵连，那时可就两败俱伤了……"

父亲听方连长这么一说，没再言语，赶紧把装枪的口袋放到了手推车上，我们下了桥，按着方连长的指引，慢慢向八路军的防地靠拢……

此时，正是八月末，九月初，按时令而论，该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纷呈的季节；但这张美丽的图画，已经让战争的罪恶之笔给强行涂改了，它用铅灰色和血色加在一起的阴沉的调子，取代了亮丽红火的组合，改变了金秋九月的原始初衷，过早地把一幅露冷霜寒、花残柳败的苍凉与凄楚，痛苦与悲哀的秋暮挽幛推了出来，给残酷的战争做了一个恰到好处、相辅相成的衬托。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我们这廖廖十几个人，多像是送葬的。看，从圈内到圈外的那大段开阔地的两旁，一具又一具腐烂变臭的尸体，哪一个不是我们的苦难同胞？哪一个不是被战争置于死地的无辜者？这一切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阴影，使我对战争有着无法改变的恐怖感与憎恶感。

没有走过那段苦难历程的人，他们不相信，也没法相信那是事实，当你对他讲起那段历史的时候，他们竟像听梦人说语一样；遇上一个风声鹤唳的偏激者，还会说你是道听途说造谣诽谤，故意渲染战争的恐怖……，可那血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而且不仅是我，凡是在那个环境下步出死亡之谷的，而今还和我一样健在的同龄人，哪一个不是忠实的见证人。

单刘两家十四口人，在尸臭冲天，令人窒息的那段开阔地上，走了近半个时辰，才接近了八路军所管辖的外卡子口。

这时候，外卡子口那儿，已经聚集了许多逃难的人了，他们正围着几个穿开花棉袄的战士，哀求把他们放出卡子。大家伙你争我抢地往前挤，都想说明原因后，博得对方的同情，使其网开一面，赐给一条生路。到这儿才知道，我们所听说的八路军已改成叫解放军了。

几个穿开花棉袄的解放军战士，你瞅我，我瞅你，看样儿，决定权不在他们那儿。就在人们你吵我嚷，一团混乱的时候，从卡子内走出一个穿军装挎盒子枪，看模样在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年轻人。不用问，瞧那牌谱，就知道他是个干部。果然不错，此人姓潘，虽然谁也没顾上问他是什么官职，但可以断定，他掌握着出进卡子口的生死大权。他一出现，逃难的人便众星捧月一般把他围上了，都想先和他接上头，说上话。父亲费了好大劲才算挤上去，他先叫先生，后叫长官，竟不知称呼人家什么好了。

父亲说："我们是通过六十军方连长的关系到这儿来找您的，没别的，为大军解放长春做点儿贡献"。说完送上那四支大枪…。

姓潘的解放军，接过装枪的口袋，打开一看，眉头立刻皱成了两个疙瘩。他拿起其中一支枪，拉了几下枪栓，硬是没拉动。他指着手里的枪，沉着脸说："这枪还能打仗，连当烧火棍都不够料。"说完不屑一顾地随手把抢扔在了地上。父亲赶紧抢前一步，用哀求的口吻说："潘长官，我们两家十四口人，已经断炊几天了，为了逃条活命，用所有的家当换了这四支枪，冲着我们对大军这点心意，求您放我们出去吧。"

他听了父亲的话，沉沉着脸，不加可否地扔过两个字"不行"。父亲见对方这样，心想两家人，为了今天的出逃，可以说，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耗尽了血本，已经到了拉弓没有回头箭的地步了。只成想杞已成舟，水到渠成；没料到，让他草草的两个字，就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部核销了，报废了。

像单刘这两家的情况，当时不在少数，但他一视同仁，对谁也不肯网开一面。两家人费尽口舌也没能出去，想把枪要回来，也未能如愿，坐在守城和围城之间的开阔地上，父亲和刘玉庆合计，得想办法返回去找那个姓方的；可国民党那边是放出不放进，进不去怎么找他呀？正在大家一筹莫展心急如焚的时候，从解放军的卡子那边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他在朝城里的方向骑，骑车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之后，不住地扭过头来看，最后兜了个圈子，绕到我们跟前。他指着母亲问："您是说大鼓的吗？"

母亲擦擦脸上的泪水问："你是……"

那骑车人莞尔一笑："我没少听你的书，可以说是你的忠实听众。"

在那死亡之谷里，人们都在与死神搏斗的时候，竟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者，实在与当时的调子有些格格不入。不过，能在完全处于绝望的时候，遇上一个熟人，也是非常难得的。你别说，那骑车人，拿现在讲，还真有点雷锋精神，听了父亲说明原因之后。毫不犹豫地说："先上我家，歇过之后，再慢慢商量……"走投无路的两家人被这意外惊呆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大家跟着骑车人，鱼贯着走出那片被死亡笼罩的空间地带，他的家，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国共双方都鞭长莫及的地方，那儿只有一栋日本式的房子。房里住着他们一大家人，有媳妇，有妹妹，那一派祥和的气氛，仿佛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园里。那骑车人是什么来头？大家都在猜测之中……

骑车人进院之后就吵吵"来客人了，赶快做饭……"天哪，那个时候，米比金子还贵，谁能供顿饭，比给一栋房子，一辆汽车还厉害。

他的媳妇和妹妹答应一声，一齐下手，不一会儿，煮好了一大锅黍米粥。这种黍米又称黍子，它在五谷杂粮之外，是一种草本植物，种子成熟后磨面可食，因它属粘性，所以人们大多用它来熬粥。

大家喝着黍米粥，就着自己带来的炒豆，饱餐了一顿。有道是：饿时甜如蜜，饱时蜜不甜，确实不假，这顿平素用来喂猪的黍子粥，此时此刻，比吃那山珍海味不知要香甜多少倍，这也叫，此一时，彼一时呀！

吃完饭之后，父亲把准备返回长春找姓方的算账的打算，对骑车人讲了。骑车人沉吟半晌，摇了摇头道："你们一行十四口人想都回城去不可能，回去一个两个还可以……"

父亲同刘玉庆以及十四个人中年龄比较大的几个人一合计，决定由他和刘玉庆先行一步，大家在原地坐待消息。

父亲和刘玉庆二人，带着两家十四口人的寄托，起身上路了……

头一天他们人没有回来，也没听到什么动静，第二天黑了，大家正等得心急火燎的时候，两个人回来了，他们一进屋，十几双眼睛便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似的全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虽然谁也没有问什么，但从每个人的神色里，可以体察出来大家盼的是什么，可以说，像沙漠苦旅盼望圣水那样，盼望他们能带回来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父亲理解大家的急切心情，谈起了他们返城的前后经过：

那位神秘的骑车人确实神秘，他没费任何口舌，便把父亲和刘玉庆送过了国民党的卡子。两个人进城又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为他们买枪的方连长。父亲一见到他，火忽地一下就上来了，他忍气压气地指着姓方的说："你可把我们坑苦了，你在枪上搞偷梁换柱不要紧，我们两家十四口人被你给推上了绝路。现在我们是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你说怎么办吧？如果你推手不管，我就毛驴子和牛顶架，豁出去了。咱们一同到你的司令部打官司，左右也是死，我买枪犯法，你卖枪更犯法，大不了到时候，咱们手拉手到闫王爷那报到去。"

那位方连长一看对方真急了，有道是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心想他们现在是面临绝境的时候，为了求生，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真要找司令部，他姓方的把自己的武器卖给敌人打自己，等于是猪八戒啃猪爪﹣﹣自残骨肉，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不至于把事情闹大，他不愠不火地安抚父亲道："说句真心话，我根本没想坑害你们，我认为你们凭那几条枪会顺利地通过解放军的卡子，虽知……咳！事已至此，什么也别说，我姓方的既然帮你们了，咱就帮到底。眼下东大桥走不了，那附近还有个口子，可那不是放难民的口子，是专门接待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的口子。不过，他们那儿也接待散兵游勇，我想把我身上带的这支蛇牌撸子给你们俩，再给你们俩弄两身国民党军装，你们穿上军装，背熟部队的番号，关键时刻只要不出任何破绽，他们就会按起义人员接待你们。只要他们出头接待，你们就百分之百地得救了。如果中间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你们再来找我，放心吧！我方某绝对送佛送上西天。"

说到这，父亲把方连长给的两套军装和那支蛇牌撸子，全部摆在众人面前，使大家总算得到了一点安慰。一夜无话，第二天，由骑车人一家帮忙，把我们两家十四口人送到了起义前哨，哨里的解放军一听是国民党兵起义投诚的，非常高兴，问清部队番号后，马上十分热情地把大家让进屋里，向我们大家交待了一下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然后告诉我们，接待处是第一关，还得往前走，但需要从这开路条，因为路上民兵、儿童团，很多很多，没有路条，是寸步难行的……，从这，大家总算看到了一线生命的曙光。谈完话，张罗吃饭，吃的是高粱米饭倭瓜汤，虽然那高粱米里有很多壳子；倭瓜汤连籽带皮一起熬，可饿急了的人们哪管那些，都吃得特别香。

起义部门专门有集训的地方，集训的地点在兴龙山，离我们所在的地方，大约在二十公里左右。第二天，解放军接待处给我们开了路条，十四口人的小小群体，步行了二十公里，来到了集训地……

起义投诚人员，被安排在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儿，我们一看，院里院外，炕上地下，那人像装豆包似的，一个挤一个，全是四面八方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官兵。十四口人，实在找不到一块容身的地方，最后只好在马棚里安营扎寨了。白天还能过得去，到晚上，那跳蚤、蚊子成群结队，简直都能把人吃了。

住下之后，一扫听，才知道，所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都要开拔到黑龙江省的密山去集训。父亲和刘玉庆，分别是两家的顶梁柱，顶梁柱没了，房子就得塌，为了一家人不至于分开，只好去坦白，可坦白的后果会什么样，不得而知。经过一宿的反复斗争，父亲决定铤而走险，按他的话说即便被认为有罪，是欺骗罪，欺骗的目的，也绝不会为了坑共产党，害解放军，无非是为了寻找一条后路而已，共产党总不至于把个犯欺骗罪的判成死刑吧……

父亲决定去坦白，胆小怕事的刘玉庆却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这份勇气来。第二天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解放军负责集训人员的办公室。一进屋，见屋里只有两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一个在炕上躺着，一个在地下站着。父亲毕恭毕敬地对站在地中间的战士说："我有事，想找负责人谈一下。"

那位战士看了看父亲，扔过一句话："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父亲故意低着头，带几分愧悔的表情说："我，我有罪。"

"你有罪？什么罪？"

"我不是起义投诚的。"

"你……"

"我是说书的艺人，为了逃出长春，寻找生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听说所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都去密山集训，可我不是军人，万一去了……"

"你是说书的艺人？"炕上躺的那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坐了起来，似乎产生了兴趣，他指着父亲问："你说你是说书的艺人，有什么证明？"

父亲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他那副靠它维持三食温饱的，弹三弦用的牛角指角（甲）。

"看！这是我弹弦用的。"

那年轻的战士摇摇头道："这算什么证明，你会说书吗？"

父亲虽然是弹三弦的，可随着大哥和妻子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光凭耳濡目染，也会几部书。尤其是妻子最拿手的书目＜薛刚反唐》，父亲不敢说倒背如流，起码能记个八九不离十，他毫不犹豫地答到："我会！"

"你说一段给我们听听。"炕上的小战士往炕边儿挪了挪，地上站着的小战士也不再站着了，他和炕上那位小战士依偎在一起，两个人的脸像向日葵花盘跟着太阳似的，转向了父亲，看来，他们是在洗耳恭听。父亲抖擞精神，说了段薛刚大闹花灯，他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全撸的是母亲的叶子，把两个战士听得目瞪口呆，他总算蒙混过关了。

小战士拿出一张纸，让父亲在上边登上记。

父亲遗憾地摇摇头："对不起，我没读过书，不会写字。"

两个小战士表现得非常热情，主动为他代笔。登完记，对他说："你回去听信儿吧，我们研究完了通知你。"

从集训处办公室回到下处后，母亲急不可待地追问："你坦白了？"

"坦了。"

"他们什么态度。"

"态度挺好。"

"看样儿，能留下？"

"说研究后通知我。"

"也许……"

"嗯！"

第二天，集训处传下话，所有设诚的国民党官兵编成一大队；家属编成一大队，分两路进抵吉林市，到那里休整后，待命开拔。父亲满以为在开拔前能得到通知，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见动静，在母亲的催促下，他主动来找昨天为他登记的那两位小战士，小战士告诉他先和大家统一行动，到吉林以再说。到吉林会怎么样，实在不好预测，只能凭命由天了。

父亲因为随投诚人员一起行动，不能携带太多的东西，这样一来，他肩上的负荷就责无旁贷地都落在了母亲和我两个人的肩上了。眼下，摆在我们母子两个面前的是两个喘气的，和两个不喘气的；喘气的是我们的两个妹妹；不喘气的是我们出逃前几经筛选，决定带上的两包财产……

娘俩个经过协商之后，两包分成四个包，我和母亲不偏不依，一人两个，只是体积和重量上儿子照比母亲少了一点儿。两个小妹妹呢？也是平均分配，母亲负责四妹，我负责三妹。四个人，背上包袱，抱上孩子，跟着大队人马，顺着铁路线，朝着吉林的方向出发了。

当时我正闹痢疾，都道，好汉架不住三泡稀，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天不知要拉多少泡。没走上两个小时，已经拉过十几次了。别说是个孩子，就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可能也拉垮了。

此时此刻的我，除了肚子拧劲儿地疼而外，更甚者是由于肚子拉得太空了，四肢无力，头重脚轻，两眼发黑，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似的，到了力不能支，步履维艰的程度了。到一寸一分都挪动不了的时候，我终于放下小妹，依着包袱躺倒了。躺下之后我感到舒服极了，心想："这要是死了该有多好，可以老这么躺着不动……"

母亲正往前走着，听身后儿子的脚步声，由快到慢，由重到轻，渐渐由有到无了……她回头看："人没了，哪去了？该不是又拉去了吧？"她连叫了我几声，那四面大山把她的声音接收之后，又戏谑般地反馈给了她，好像鹦鹉学舌。这一来她可有些发毛了，赶紧抹回头，顺着原路往回走。她一边走，一边叫，除了她自己的声音在四面八方的山谷里相互撞击而外，没有一点杂音。

后来当她的声音像水面上的涟漪渐渐消失的时候，她隐隐约约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那声音很细很细，细得同游丝一样难以捕捉，最后还是让她捕捉到了："啊！小三儿？对，是小三儿…."

她牵着那细如游丝般的声音，索影觅踪，终于发现了我们。

她见到心爱的儿子，直挺挺地躺在乱草丛中，小脸蜡黄蜡黄的，说句难听的，蒙张纸都哭得过了。作为母亲，她知道儿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一个充其量才十三岁的孩子，能够做到自理就已经很不错了，让他携带这么多东西，走这么远的路？，儿子体力怎么能承受得了，更何况他还着重病啊！看到此，慈母之心受到了触动，不觉鼻酸眼辣，潸然泪下……

母亲狠了狠心，到底把赖着不走的儿子拉出了梦乡的大门。

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母亲从我身上卸下一个包袱，总算拉着大队人马的尾巴，来到了作为中转站的九台，准备在九台小住一宿，再取道吉林。

一到九台，气氛可就大不一样了，不用说进入街里，刚一接近九台边界，和长春相比，就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一样：一望无际的原野，像五彩纷呈的大花园。真个是玉米三胎、谷绣双穗儿、高梁如火、大豆摇金，好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九台当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五行八做，三教九流，应有尽有；酒店茶肆，市场商店，热闹红火。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解放区，确实与国民党的统治区有着天壤之别。

母亲领着孩子们住进了解放军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所里的难民实在太多，炕上地下全是人，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屋子里没地方呆，我们只好住露天地了。

安顿下之后，想买点吃的东西，大街上麻花、烧饼、包子、饺子，什么都有，也很便宜，可再便宜也干瞅着，兜里边一分钱没有。母亲把包袱拿过来，打开其中一个，从里边拿出一床花旗被里，还有一件她说书时穿的，起码有九成新的绣花旗袍，她指着手里的东西对我说道："你把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卖了，卖完马上回来，顺便买一些吃的东西。"

她耐心地告诉我："你到市场后，如果有人买你的东西，先给的那个价，你不要卖，添钱之后再卖……"

我记住了她的叮嘱，拿着母亲交给我的东西，打听好市场的位置。好在小镇不大，没走多远我就到了。这是一个私人的交易市场，叫买叫卖的很多，可以说五花八门，我刚一进市场门，便有几个买主围了上来，其中一个买主，拽着我手里的白花旗被里问："小孩，这东西卖吗？要多少钱？"

我当时以为人家要抢我的东西，死死拉着不放，那买主笑了："小孩，你不用怕，我是要买你的东西，不是要抢你的东西，你不是拿来卖的吗？"

我点点头。

"两样东西给你五万卖不卖"！那买主先报了价。

我尽管不知五万是多少，但牢记母亲的叮嘱，先报价多少也不卖，为此，我坚决地摇了摇头。

那买主拉起我的手，数着手指，用哑语计价的方式跟我使起；对搬手讨价这一招，我不得要领，总之我就本着一条：往下减不行，往上加不怕多，最后是十万零五千块钱成交的（当时的十万零伍千块钱相当于银元十块半）。

这十万零五千块钱分两种，有一沓儿窄票，全是一千的面额；还有一张大票，是五千的面额。我揣着钱，离开便民市场，来到了九台街里。街虽不长，街道两旁的店铺可不算少，尤其饭店，可以说是鳞次栉比，而且家家都是那么红火兴旺。我看看这家，又看看那家，一时不知买什么好了，最后进了一家煎饼铺。我从一沓子票子里抽出一张一千面额的递给煎饼铺掌柜的，掌柜接过钱后楞住了："你，全买煎饼？"听口气，他似乎有点疑问。

"全买！"我不折不扣地回答。

"好，你等一等。"掌柜的揣起钱，进工作间去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抱着有半尺厚的一摞煎饼出来了，他把煎饼放在案板上，对我说："拿去吧！这都是你的。"

我见一张小票买了那么大一摞煎饼，着实吓了一跳，往起一抱，好重，起码有十来斤。抱着煎饼，走出煎饼铺，一想，光有主食不行，还得来点副食，来点儿什么副食好呢？那边有个熏肉铺，透过玻璃窗，看见那一大块一大块的熏肉，直冒热气儿，好！就买熏肉，煎饼卷肉，吃起没够……

打定主意，我来到熏肉铺，又从那一沓子钱里抽出一张一千元面额的交给了肉铺掌柜的；肉铺掌柜的接过钱，和煎饼铺掌柜的神情一样："全买肉？"听！连口气都相同。

"全买！"我也像回答煎饼铺掌柜时的口吻，不折不扣。

肉铺掌柜的按着钱数秤完了肉，放在肉墩儿上，悬腕飞刀，切了半天，切了好大一堆，足足包了两三大包子。从长春出来，一直靠吃炒豆赖以求生的我，哪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不知是拉空的肚子急待补充给养，还是因为肚子里，一直吃不到油水而绝食了几天的馋虫，嗅到了肉香，从拉肚子那天开始就厌恶食物的我，此刻突然来了食欲，不，是食欲大振。我真想先饱餐一顿，慰劳慰劳肚子里的各个部门之后，再回去。可一想起比谁都辛苦的母亲和那两个饿得像小瘦猴似的妹妹，我打消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念头，毅然地夹上煎饼，抱起熏肉，以力所能及的速度跑回了收容所，放下煎饼和熏肉，一边像拉风箱似的喘着粗气，一边说："妈，你看，那两件东西卖了这么多钱，我只从中拿了两张窄票就买了这些好吃的。"母亲见我小小的年纪这么能干，非常高兴，她后来说："得亏有这么个小助手。不然就她自己领这么两个撒不开手的孩子，外加这些扔不掉的东西。哪也去不了，只有坐以待毙。"难怪人们都说，走一步，踢一脚，还是有个懂事的孩子好。平常淘气的时候，恨得牙根儿直痒，那时候怎么瞧他这么乖，真想抱过来亲他两口……母亲当时是这么想的，可作为她那种一向不苟言笑，典型内向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笑而已。

娘儿几个饱餐了一顿煎饼卷肉。

母亲说："你爸他们也开过来了，听说在铁道线儿那边，你去找找，顺便给他们带点吃的，找到后告诉他，我们平安地过来了，让他不用惦念。"

别看平素父亲母亲对我管教得很严，但对于二老恩中有威，威中有恩，恩威并举的施教方式，我已经习惯了，甚至父亲不打我，母亲不骂我，有时还感到有些乏味，就像烧菜时忘放了哪一种佐料似的。从长春出发到九台这几天的苦行僧生活，母亲的骂声没了，父亲的巴掌不见了，我觉得像失去了什么。母亲虽然没有骂声，毕竟人还在；父亲呢？我已经有两三天没有看见他的影子啦。经母亲这一提，我恨不得立刻见到父亲。

我离开难民收容所，按母亲的指引过了铁道线儿，经打听，我找到了国民党投诚人员所在的那栋大铁房子，看样儿是一家倒闭工厂的厂房……我进院儿之后，在几百个投诚人员中，一眼就看到了父亲和刘大伯。

父亲心中正七上八下惦念着他的妻子儿女，忽然发现了我，像长饥久渴的人见到了食物和水一样，一把拉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儿子，迫不及待地问："你妈妈他们哪？"

"都到了。"

"在哪里？"

"在铁道那边的难民收容所。"

"好！这我就放心了。"

父亲一块石头落了地之后，才发现我手里拿的东西："你拿的是……"

我见到父亲只顾高兴，把带的东西给忘了，经他一问，才恍然大悟："噢！这是母亲让我给你和刘大伯送的吃的，煎饼卷熏肉，可香了，你快吃吧！"

"你妈妈一分钱没有，这，这是从哪弄来的？"父亲不解其故地问？

我把母亲让我到市场去卖东西，以及卖完东西买煎饼和熏肉的前后经过，删烦就简地说了一遍。

父亲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脑袋，表扬道："好小子，真能干！"这句表扬虽然简单，对我来说可是十二三年来头一次听到，而且是面对面，不遮不掩，直截了当，实在是不可多得。

我像只受宠的小猫小狗似的亲昵地依偎在父亲身边。

父亲告诉我，说他和刘大伯已吃过了，是用身上穿的那件古铜色的绒衣换的，大约有二斤多重的大麻花。两个人一顿没吃了，还剩了少半截。说完还把剩的那半截麻花拿给我看看。末了，他对我说："告诉你妈，我这没事儿，让她放心，到吉林后再联系……"

简短捷说。国民党军投诚大队，和其投诚人员的家属大队，经历了多少磨难自不必说，最后总算是到了吉林。两个大队会师在吉林火车站，虽然我们各在一方，不能进言，遥遥相望，但，彼此看得到也就踏实了。

半夜里投诚人员列队集合，准备登车北上，母亲望着站在队伍之中的丈夫，暗暗祷告："望神佛保佑，千万可别让他离开我们一家人啊！"就在这悬念叠起的时候，奇迹发生了，眼见那位负责人，从二三百投诚队伍中，唯独把父亲叫了出来。不大一会儿，见父亲像获了特赦似的，连跑带颠地向我们奔来了。

"怎么回事？"母亲急不可待地追问。

"我被解放了！"

"解放了？"

"我说我是说书的艺人，他们说，没你的事儿了，你去吧，我就回来了。"一家人可乐坏了。是呀，一家之主没有失去，顶梁柱还在，能不乐吗？

我们这一家团聚了，老刘家一家老小可难受了。尤其刘玉庆的老婆和她那两个同我不相上下的孩子，全都哭了。父亲安慰她道："大嫂，你不用难过，别说我哥说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们，就是他不说，咱们两家一起逃出了长春，属于同生死，共患难，到任何时候都是一家人。你放心，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只要我们不饿着，你们就不会饿着；另外，听说大哥他们到那儿学习一段后就会回来，我估计，最多也就个八月……"

都道有了人就有了一切，这话一点儿不假，我们一家摆脱劫难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着手解决生计问题了。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来源：玫瑰香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