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四五年，时局越发紧张起来，不记得那段历史，或者对那段历史淡忘和模糊的人，不妨翻开二战启示录看一看，当时正是盟军发起全面进攻的阶段。战争狂人希特勒死了，莫索里尼彻底完蛋了，唯剩一个靠武士道精神支撑着的，但也已近苟延残喘的小日本儿了。
一九四五年，时局越发紧张起来，不记得那段历史，或者对那段历史淡忘和模糊的人，不妨翻开二战启示录看一看，当时正是盟军发起全面进攻的阶段。战争狂人希特勒死了，莫索里尼彻底完蛋了，唯剩一个靠武士道精神支撑着的，但也已近苟延残喘的小日本儿了。
为把日本法西斯的残余势力从中国的领土上彻底驱逐出去，强大的苏维埃联盟出兵一百五十多万，分五路进军，长驱直入东北三省。八路军举起了抗战的旗帜，国民党也被迫喊出了抗战口号，在中国这块神圣的土地上，日本法西斯成了瓮中之鳖，不，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更为确切。"轰隆"一声巨响，连地球都颤抖了，是什么地方发生了强烈地震，不，是科技先进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有史以来杀伤力最大的万物之克星﹣﹣原子弹，使广岛上的生灵，在几分钟之内便化为乌有。吓得日本天皇跌下宝座，叫苦不迭，吓得那些主战派们目瞪口呆，真魂出壳。为了使他们那弹丸之地的岛国不至于从地球上被彻底消灭，他们只好无条件地放下屠刀，举起了那沾满血腥的双手。
那次是在沈阳，晚上打住书后，我们一家人刚刚吃罢夜宵，防空警报器响了。一听有空袭，赶紧关门闭户，放下黑色窗帘儿，遮好黑色灯罩。这是规定，这个期间，如果发现哪一家透出一丝亮光，那怕是个一闪即逝的烟头，那如狼似虎的棒子队和日本宪兵队就会闯进来，不容分说把你拉去，重则定你个通敌罪可能当场就被弄死，轻则也免不了一顿酷刑拷打。所以我家听到警报响之后，不敢怠慢，所有的防范措施一项没拉，全都按着规定做了。刚刚做完，不料日本宪兵和棒子队突然闯进门来，硬说从我们家里透出了亮光，拽过父亲，啪啪啪就是几个"协和式"的大嘴巴子。打完还把人拉到了被人们叫做小衙门的日本派出所。我母亲可吓坏了，她知道，被拉进那里的人，等于进了闫王殿，不死也扒层皮，怎么办？无助中，她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个人就是经常到书馆去捧她场的棒子队的谢大队长，尽管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过密的交往，但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只能有病乱投医了。
谢大队长叫谢羚羽，虽然在为日本人当走狗，但他还没有完全丧尽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知，甚至有时他还利用职权，保护过那些无辜受害的同胞兄弟。因此，同样是棒子队，他还是棒子队队长，竟没有多大民愤，不是这样，我母亲也不会找他。
我按母亲的吩咐，一口气跑到谢家，把正待出门的谢羚羽拉到了我的家，他听母亲说完事情的经过之后，不以为然地一挥手说："别害怕，没事儿，我到派出所去和他们说说，让他们马上放人。"
你别说，他还真不是吹，到派出所不一会儿，父亲就被放回来了。
就是无缘无故地挨了那几个"协和"嘴巴子之故，使父亲对那些蛮横无理，不讲人道，可以随时置你于死地的日本法西斯，时时谨慎，处处小心，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们。
所以，当我对父亲说日本人搬家的消息时，父亲非常震惊，忙捂住儿子的嘴，像怕身边有人窃听似的，小声说：你听谁说日本人搬家了。
"我，我亲眼看到的。"
"别瞎说，日本人好模样的，搬什么家？"
父亲嘴上虽然这么说，可心里也在犯嘀咕：难道这局势，真像夜里偷听广播里说的那样变化了……
说到偷听广播，不妨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作为满洲国的东北三省人民，虽然受着日本法西斯的奴化教育，表面上不敢说，不敢动，像土拨鼠一样小心翼翼地打发着日子，实际暗地里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忧着心，都在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和变化。
父亲虽然是个说书人，可他也和那些暗地里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一样，经常和一些要好的朋友，在家里关上门，偷听来自重庆方面的广播。每次听完后便悄悄议论，议论的时候，都不准我在场。小孩子好奇，我说走不走，躲在门外偷听，什么老美、老法、老米联合出兵，小日本是秋后蚂蚱等等……老美、老法，我听说过，可是老米是什么，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是英国，因为英国的国旗标志是米字，至于小日本是秋后蚂蚱该怎么解释，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发现日本人搬家是八月十二三号。事过不久，记不清是八月十七号还是十八号，天下着小雨，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门哗地一声开了，那劲头像被强大的气流冲击的一样，随之撞进一个人来，一看原来是本家亲戚刘四麻子，我叫他刘四叔。这位刘四叔脖筋蹦起多老高，像要爆裂了似地，脸上的麻子都跳起来了，他发狂似地吼叫着："二哥呀！日本鬼子投降了。"
父亲闻听，像屁股底下坐了弹簧，腾地一声站了起来，"你，你说什么？"
"日本鬼子投降了！"刘四麻子又以同样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啊！这是真的。"父亲一扫往日的沉稳，眼睛瞪得溜圆，脸胀得通红，说话也异声了。那声音，打我懂事那天开始，从来也没听到过，竟把我吓呆了。
刘四麻子指着门外："二哥，你快到街上看看吧，全城都开锅了。"
父亲啪地一下，把手中的饭碗摔在地上，嗷嗷叫着，像在疯人院里禁固了好多年的疯子，突然挣脱了令他窒息的樊笼一样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家门……
被惊呆的我，当时还不理解投降那个词的含意，但看到大人们一个个若疯若狂的样子，知道不是什么坏事，是好事，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好事，为此我也随着大人嗷嗷叫着，跑出了家门。
到街上一看，可不得了啦，整个长春城真同开锅了似的，大街小巷人声鼎沸，所有的人都和父亲、刘四叔一样，全疯了。每个人都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地呼喊着："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那声音不是娇柔造作的喊口号，完完全全是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声音，像地心里沸腾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岩浆，终于找到了喷发的机会一样，以冲垮一切的力量喷射出来。
日本鬼子投降了，伪满洲国垮台了，一直冰封雪盖的关东大地，在感召万物的春风中复苏了。被长期奴役的东北三省人民，摆脱了桎梏，冲出了地狱之门，吐出了多年积压在胸中的污浊之气……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出于报复和宣泄性的，对掠夺者讨回公道的，规模空前的大洗劫。
就在这场大洗劫的前夜，也就是正当人们酝酿和观望，准备采取行动之前的一天晚上，父亲的一个给一家日本株式会社当翻译的朋友叫王风山的偷偷跑到了我家。这位日本商务翻译的主子叫宾地，地道的大和种，是日本在长春军商两界的要人。过去的王翻译官，可远不是今天这副寒酸相，过去是戴一副金丝边儿眼镜，穿一身日本黄呢子军装，没膝高的大皮靴，落地有声，不细看，你无法分清他是真洋鬼子，还是假洋鬼子。此刻，他一扫往日的威风，那身打扮，走在大街上，和一个要饭花子没什么两样。
他是化了装，从宾地的府里逃出来的，他怕那些抓鬼子的残留，抓红了眼的人们，也把他和鬼子物以类聚。逃出后，他不敢回家，是特意来我家避风的。
他告诉父亲，说他的日本主子宾地，因为某种原因，迟了一．步，知道走脱不了，全家自杀了，他是用战刀先劈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再用枪击毙了他的妻子，而后自己才跪下来剖腹自杀的。
王翻译说宾地这些年来开株式会社所捞下的万贯家财，全部留在了这里，没人看，没人管，让父亲组织一些人，去拉他的东西……父亲听罢，不住摇头，是他被日本鬼子吓破胆了吗？不，这样的评价，对他不够公平，应该说是大汉民族的忠厚善良的本性所决定，他没有因钱财所惑，当然也不乏有其古板和懦弱的一面。
然而，就在王翻译离开我家的第三天，宾地家的门窗被砸开了。义愤填膺的穷苦百姓，抱着物归原主的思想，闯进了宾地的家，除了把宾地以及他妻儿四口血肉模糊的尸体留下而外，所有东西一掠而空。
宾地家引爆之后，整个长春城便全面开花了，日本人在长春星罗棋布的大小银行、株式会社、粮库、油库、军械库，无一例外，最后连满洲国国库都给搬空了。
我和其它小伙伴儿也在拾人牙烩，什么铅笔啊、小刀啊、本子啊。虽然都是些别人看不上眼儿的小玩意，不过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却正好是物尽其用。
在拾东西的时候，我无意中捡到了一件全身都绣着金线的官服，回家后经过几个懂得世故的大人鉴定，说是满国的皇帝溥仪穿的衣服。父母把我捡的官服，送到了洋服店，巧手的裁缝，根据布料，量体裁衣，给我改了一件时尚的呢子大衣。我穿上那件呢子大衣之后，邻居们开我的玩笑。说我穿的是龙衣，将来必定出人头地。对于幼小的我来说，什么龙衣、凤衣，什么出人头地，都没想，我只觉得比我常穿的那件家做的土布褂子要好看得多。
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防空洞里玩捉迷藏的时候，捡到了两个装得满满登登的手提包，打开手提包在一大堆不值钱的女式服装中，觅到了一个小巧玲珑的手饰盒。手饰盒里的手饰，大多是些廉价的假货，扫兴中偶然发现一块钻石，其重量，按现在说，也有两克拉以上。别看是块比米粒儿大不多少的亮石头，论其价值，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相当昂贵的，起码一克拉要价值几万元人民币。经过行家鉴定，确定是珍品之后，一家人为这笔意外飞来之财乐坏了，父亲因为我发现钻石有功，不仅对我一扫往日的冷峻，还破天荒地给我发了五毛钱的奖金。
那块钻石，被我母亲镶在了戒指上，一直戴着，后来怕招风惹浪，引上麻烦，母亲不敢戴了。出于稳妥起见，她把戒指取下来藏在了棉袄衿儿里，一直到解放，才把它取了出来，后来那枚戒指丢掉了，究竟怎么丢掉的，直到如今还是个谜。
同年十一月份，刚煞冷的时候，听说国军来了（国军指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让老百姓到车站去迎接国军，结果到车站一看，哪是什么国军，一色是些高大威猛，大鼻子灰眼睛的苏联人。头一回见到外国军队，大家开始有些害怕，后来见他们主动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还把一些胆大好奇的中国人，拉到他们的坦克车上去坐，大家的紧张情绪才有所缓和。
从此后，隔三差五，就到车站去迎接一回，回回迎接的都是苏联军队。
苏联红军在长春驻守了一年左右，国民党的军队到了。但他们没有直接开进长春，而是先到二道河子，城内的老百姓都赶到二道河子去欢迎他们，这回是名副其实的"国军"了。编号是新一军、新七军、三十八师，一色的美式装备……
各路军汇齐，准备进驻长春的时候，苏军与国军在进驻与反进驻上展开了一场激战。爆豆似的枪声，足足响了七天七夜……据当时老百姓传言，苏军想把长春交给中国共产党，可八路军没有及时赶到，被国民党抢先一马，因为苏军不愿把长春交给国民党，所以两下话不投机才打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后，不知双方是怎么讲的，苏军退，国军接管了长春。
国民党军队接管了长春一年后，街上又响起了枪声。枪声停后，我上街买菜，见满街都是些持枪人，经打听说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来了。
苏联红军印发的钱收回了，国民党时使用的通币作废了，带毛主席头像的，红的、绿的钱票，取代了上述种种。因为共产党八路军的组合，大多是穷苦百姓，所以两下之间，倍感亲切，老百姓对他们的关系，比对以往任何一种军队都好。
有一次我的姨夫刘启魁酒后闹事，被押在解放军的司令部，司令部下通知，让其家属前去领人。因为当时家里大人都在外忙着，只好由十二三岁的我代表家属。我进了司令部的大门一看，所有人穿着都是一样，分不清哪个是官，哪个是兵，大家对我都非常客气。告诉我，我的亲戚喝醉了，让我把他领回去，并嘱附我，待亲戚酒醒后，好好劝劝他，让他今后少喝酒，酒喝太多了爱闹事儿不说，对身体也是有害无益的。我连连应诺，没费任何口舌就把人领了回去。这是我和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第一次接触。
起初，八路军刚一进城的时候，到处搞宣传，维持秩序。但一直不知道朱、毛是谁？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个什么党，八路军是什么军。国民党在时宣传说：蒋介石是正统，八路军属旁门左道……你说三七，他说二十一，弄不清谁对谁错。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相比之下，朱毛所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给我的印象最好……
八路军在长春驻守了有一个多月，国民党军队又打回来了，当国民党军队再度进入长春的时候，同原来可大不一样了。他们在十字路口修碉堡、高楼底下修工事，显见形势又紧张起来了。说话到了第二年三月份，八路军围上了长春，有部电影叫《兵临城下》，还有部书，叫《雪白雪红》正是那个时候的真实写照。
当时长春国民党军最高的统帅是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叫郑洞国，接下来是新七军军长李宏，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还有一支"铁式部队"，所谓"铁式部队"是满洲国军队改编的，听说之所以称之为"铁式"，是夸耀他们的战斗力强，这些乌合之众划楼在一起也不过万八千人。八路军的包围圈不断在缩小，套在国民党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顶到冬至，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了。老百姓一年一度的春节，谁也没有过好，虽然也放了点儿鞭炮，对对付付吃了顿饺子，那不过是应应景而已。
从长春被围那天开始，交通就时断时续，等春节一过，交通就全部被切断了。别说人出不来进不去，连书信都不通了。那个情形，正像古书上所说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当时的长春，虽然城域照今天的长春小得多，但人口的总和，也在八九十万之多。粮食进不来，试想，靠城内囤积的那一点点，能够维持几天？不用说寻常百姓，就连驻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一个个都惶惶不可终日。尽管他们的主子不时地给他们空投一点儿粮食，可那一点儿粮食等于上厕所吃瓜籽儿﹣﹣入不抵出，这还不说，有时还帮倒忙。人们经常看到飞机空投时出现的奇景：一个降落伞，带六百斤大米，飞机一过，它的屁股后边像马拉粪似的，拉出了一串降落伞。不赶上刮风，他们多多少少还能接到一些，要赶上刮风，特别是够级别的风，那可就热闹了，眼见着那一嘟噜一串的降落伞，飘到城外，直接慰劳了八路军。就是落到城里的降落伞，他们也很难全数得到，因为那降落伞没长眼睛，也不能遥控，经常误落到老百姓的居住区，等国民党兵去找的时候，天上掉下来的大米，早让那些饥肠漉漉的人们给分掉了。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粮源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保障也就没有了，要想活下来，首先一条就要解决粮食问题。那些有钱人，开始不惜血本地在粮食上大作起文章来了。这样一来粮价自然要增，而且是与日俱增，人们眼看着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的不值钱了。
我们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如果一天天地坐吃山空，很快就会到捉衿见肘的地步。父亲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议论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活命，首先一条是疏散人口，只有设法逃出这座孤城，才能有生的希望。但十几口人一次都出去，那是办不到的。商量的结果是分期分批地出去。首先，被列入第一批疏散对象的是高龄的奶奶和两个年幼的妹妹，目标是去沈阳，投奔我三叔﹣﹣单永槐。
当时进出长春，有好几个卡子口，我记得的就有两个，一个是红旗街（就是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带）；二是东大桥。卡子的里圈是国民党军队看着；外圈由八路军设防；那卡子不是总开，也不是定时定点的开，什么时候开，谁也不知道，得经常打听着。赶上卡子口一开，你看吧！那些求生的人们，拖儿带女，背包罗伞，像赶庙会似的，形成了一股涌动的人流。不过，光里边卡子开了不行，还要看外围的卡子开不开，如果里边开了外边不开，那就坏了，因为国民党一方是放出不放进，出去可以，想回来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违例，开枪就打。
我家的第一批疏散人员定好后，接着就是筹备工作了，定下同他们一起走的还有姓绿的一家，那姓绿的是茶社的伙计，和我父母处得不错，另外还有常年为单家做饭的小刘，让他先行一步的目的，是因为他会赶大车。单、绿两家共同出资买了一辆花轱辘车，还有一匹骡子，一匹马。那年头，买这些东西，钱不能细了，估计花了不少金子。
为了多装东西，给车的四周钉上了框子，把要放的东西，装在麻袋里一一码好，中间的空地铺上被褥，为遮风挡雨，头上还支了个小棚……
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等啊，盼啊！可一下盼得卡子开口了，两家子十几口人，坐上大车，随着像蚂蚁泛蛋似的人流，向城外涌动。大街两旁站着很多观望的人，从每个人的面目表情上看，他们似乎对走与不走，在犹豫，在彷徨，对能不能走出去，既疑虑又迷茫。如果此番走出去了，上述的思想包袱可能就会放下，或减轻一些。问题是，能否真的一帆风顺？这种担心，别说观望的人存在，就连当事者的我们一家，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你别说，这一次还真的赶上了内外卡子对开，那些逃难的人，包括单绿两家第一批疏散的成员，全都顺利地出去了。就从那次之后，卡子口再也不开了，直到第二年也没有开过一次。城内的粮食越来越恐慌了，饥饿开始严重地威协着几十万人民的生命，市内的大街小巷已经随处可见被饿死的尸体了。当时我还在念书，可在课堂上，老师们饿得连讲课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奈，只有像叫花子一样，向学生们乞求一把米，一把盐。
那天午间，我回家吃午饭，妈妈端给我一盆黄乎乎的东西，我乍闻挺香，细一看，是用葱花和油炒的，从猪嘴里和牛马嘴里夺来的饲料﹣﹣豆饼。虽然闻着香，看着好看，然而，那毕竟不是人吃的东西。我吃了一口，又干又硬。卡在嗓子眼儿老半天没有下去。像我们这个小康人家都开始吃豆饼了，可见那些穷人会怎么样，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了，阴沟、厕所，到处都是死尸。首先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乞丐，随之是穷苦百姓。开始国民党军队还用车把死尸拉走，后来顾不上就不拉了。那些死尸，经过风吹日晒雨水浸泡很快就腐烂了，弄得满大街都是难闻的臭味儿。我认识一个姓杜的，是茶社的伙计，头几天在街上见到过他，我见他脸色又黑又亮，走路两脚无跟儿，东摇西晃，像无脚风筝似的，没过几天，听说他死了……有人说当时用一个金锱子换了一个窝窝头；那时用一个窝窝头换一个媳妇也并不为怪。求生是人的本能，只要有一线生机，相信，谁也不会放过。诚然，受饥饿折磨的不仅是普通老百姓，国民党兵也不例外，用降落伞空投不解决问题，一是大多随风飘到了城外，二是经常误入城内的居民区，这样层层拔毛，到他们那里就所剩无几了。
后来国民党主子改变了招数，取消了降落伞，六百斤的东西，从上千米的天空，直接往下扔，扔的虽然是粮食，可有时竟像陨石雨一样厉害。砸房房塌，砸人人死，不少民房都成了它的牺牲品。再则那空投的准确性也没有保证，有时掉到大街上，袋子摔碎了，饿急了的老百姓，见着那雪花似的大米，能不豁出命地抢吗？为了活命，别说你拿枪打呀！你就是用炮轰，他们也不怕，因为左右也是死，怎么死也比活活饿死好受一些。
大概是四八年六七月份，我们一家，靠仅存的那一点积蓄，已经不能维持三食温饱了，也就是说再不想法从致命的死沼里拔出腿来，连豆饼都没得吃了。正在一筹莫展的父亲，有一天遇到了他的一个朋友，那朋友姓刘，叫刘玉庆，是搞绣的。由于他手艺好，且经营有方，几年来有点积蓄，算得上殷实人家。他见到父亲之后，悄悄对他说："要想逃出去，眼下有个办法。"困顿中的父亲一听有办法逃出去，眼睛一亮，迫不及待得地追问："快说，有什么办法？"刘玉庆前后左右环顾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八路军那儿缺枪枝弹药，听说有个规定，一支大枪，不管是七九，还是三八大盖儿，可换出去五个人；一支手枪，可换出去三个人；一把枪牌或是马牌撸子，也可换出五个人，如果是一支德国净面匣子，那就多了，能换出七个人。
父亲想：如果真是那样，砸锅卖铁也得买枪，可砸锅卖铁好说，枪上哪儿买去？再说，从国民党手里买枪，卖给共产党，老虎拉车﹣﹣谁敢（赶），哎，你别说，还真有吃了熊心豹子胆的，谁呀！羊毛出在羊身上，卖枪的主儿，就出在国民党内部。此人姓方，是国民党六十军的一个连长……父亲和刺绣庄的刘玉庆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硬是把他秘密地挖到了。他们先请方连长吃饭，然后送礼，那姓方的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答应想办法帮他们弄枪。
事隔不长时间，我见第一次来我家的那个穿一身国民党军装的高个子连长，再来的时候竟换了一身便装……来后，父亲和老刘便把他偷偷地领到了楼上。看他们一个个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我就知道有事儿，而且是件不宜声张的事儿。大人不让我听，我躲在门外偷听。但他们的声音很小，嘀嘀咕咕的，听不清都说些什么。事隔不久，有一天我上楼取东西，一开门，把屋里的几个人吓了一跳，一看，又是那天和爸爸秘密谈话的大个子连长，他们见我是本家小孩，也没有在乎，照样办他们的事儿，我见大个子连长，打开手里的拎包，拿出两支枪来。当时我不认识是什么枪，后来根据听到见到的，回忆对比，一把是日本的王八盒子，还有一把是十个响的镜面儿匣子。那日本的王八盒子，非常厉害，可以掐折铁道。但，都是旧枪，枪身上那深蓝色的漆皮都已经剥落了。不过还是可以用的，按规定，两支枪，能换出十四口人；说也巧，恰好刘单两家合起来，正是十四口人，也许是天意吧！事后大家议论时，父亲指着我，十分严厉地说："这是犯法的事儿，小孩子千万不能出去乱说，要是让国民党知道是要抓去枪毙的。"
方连长只是让买主看看现货，没有把货留下，他说："这枪你们拿着有险无益，到时候，我会想办法交到你们手里。我们前哨的卡子和八路军的卡子相互都认识，这种事儿，当中是要有人牵线儿的……"。两支枪花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不过，在那段非常时期，估计是便宜不了。后来听说，纸票子人家还不要，专要黄金，那就更无法估价了。
不管用什么，总算抓到了一线生机。两家十四口人的命，都拴在这唯一一条生命线上了。方连长告诉大家从东大桥的卡子口出去，说到时候，他提前去打点，保证安排我们安全通过……
有了这个谱，两家人都在为冒险出逃做起准备工作。首先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路上吃的；粮食没了，生豆饼不能吃，刘玉庆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黄豆拿了出来，于是妇女们手缝口袋，男人们动手炒黄豆，准备到时候一个人背上一个装着炒豆的口袋，作为我们关键时刻的救命口粮。
两家人出去的目标也定了，上次奶奶他们的目标是沈阳，这次，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
来源：玫瑰香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