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刨子贴着木纹滑过去，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空气里浮动着柏木独有的、清冽的香气，混着松节油的味道，很好闻。

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一截新到的木料刨光。

刨子贴着木纹滑过去，发出「沙沙」的轻响，像春蚕在啃食桑叶。空气里浮动着柏木独有的、清冽的香气，混着松节油的味道，很好闻。

手机在沾满木屑的旧工作台上震动，嗡嗡的声音，像一只被困在蛛网里的飞虫。

我停下手里的活，吹了吹指尖的木粉，划开屏幕。

是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上海。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接了。

「喂？」

「请问，是李川先生吗？」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小心翼翼的，带着点试探。普通话很标准，不像我们这儿的人。

「我是。」我回答，声音有些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似乎在组织语言。

「我是……我是周静的女儿，我叫林晓。」

周静。

这个名字像一颗被遗忘在角落里很久的石子，突然被谁踢了一脚，滚到了我脚边，冰凉坚硬。

我的手下意识地握紧了刨子，温润的木柄硌着掌心。

「我不认识。」我说。

说完，我就想挂掉电话。

「请等一下！」她急切地喊道，「李川先生，我妈妈……她病了，很重。她想见您一面。」

我没说话，只是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压抑着的呼吸声。

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叶子被午后的太阳晒得有些卷边，蝉鸣声一阵高过一阵，搅得人心烦。

「她时间不多了。」那个叫林晓的女人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恳求。

我轻笑了一声，声音很轻，不知道她听见没有。

时间不多了。

三十年，很长的时间。长到足够让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长大，长到足够让一个青壮的男人弓下脊梁，长到足够让一段记忆蒙上厚厚的灰尘。

现在，她告诉我，时间不多了。

「见我做什么？」我问，语气平淡得像在问今天的天气，「我们不熟。」

「她……她很想您。」

「想我？」我重复着这两个字，觉得有些荒唐。像是在听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

「是的，」她肯定地回答，「三十年了，她一直……」

我打断了她。

「让她拿五十万来。」

我说。

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一字一顿。

「五十万。拿到钱，我就去见她。不然，就当我死了。」

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音。

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电流的「滋滋」声，像无数细小的虫子在啃噬着连接我们两端的那根无形的线。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挂断了。

「您……您说什么？」她的声音在发颤。

「五十万。」我又说了一遍，拿起一块砂纸，慢慢打磨着手里的木料，「一分不能少。」

然后，我挂了电话。

手机被我扔回工作台，屏幕暗下去，像一只闭上的眼睛。

刨光的那块柏木，纹理清晰，像山川的脉络。我用指腹抚摸过去，光滑，温润。

这是要给邻居张婶家的小孙子做的摇马。

张婶说，她孙子属马，做个木马，图个吉利。

我爹活着的时候，是十里八乡最好的木匠。

他做的柜子，接缝处严丝合缝，连一张纸都塞不进去。他做的椅子，坐上去稳当，能传好几代人。

我的手艺，是他手把手教的。

从辨认木料的纹理，到使用刨子、凿子的力道，再到画墨线的技巧。

他说，做木匠，心要静，手要稳。木头是有生命的，你得懂它，顺着它的性子来，才能把它做成一件好东西。

我的心，很静。

静得能听到院墙外，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和风吹过槐树叶子的「沙沙」声。

爹留下的这间木工房，不大，但朝阳。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把飞扬的木屑染成金色的尘埃，它们在光束里缓缓升降，像一场无声的舞蹈。

墙上挂着他的工具，刨子、锯子、凿子、墨斗……每一件都泛着陈旧的、温和的光泽，握柄处被磨得油光发亮，那是时间和汗水留下的印记。

我记得爹的手。

那是一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手指粗壮，指节变形，像老树的根。

就是这双手，在我发高烧的夜里，一遍遍地用浸了凉水的毛巾给我敷额头。

就是这双手，把一碗碗滚烫的药汤吹温，一口一口喂给我。

就是这双手，扛着一百多斤的木料，在泥泞的山路上走上几十里地，只为了给我换回几本崭新的练习册。

小时候，我不懂。

我不懂为什么别家的孩子都有妈，我没有。

我问爹，我妈去哪儿了？

他总是沉默。

他会停下手里的活，走到院子里，点上一支烟，蹲在老槐树下，一抽就是半天。

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有烟头在忽明忽暗，像他心里那点不愿被人看见的火星。

村里的人，会在背后指指点点。

那些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总是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看，就是那家的孩子，他妈是城里来的知青，嫌这儿穷，跑了。」

「可不是嘛，听说长得可俊了，心也狠，孩子男人都不要了。」

「造孽哦，苦了这父子俩。」

我学会了打架。

谁说我没妈，我就用拳头让他闭嘴。

每次打完架，鼻青脸肿地回到家，爹从不骂我。

他只是默默地从药箱里拿出红药水，用棉签沾了，小心翼翼地帮我擦拭伤口。

药水刺得伤口生疼，我咬着牙，一声不吭。

「疼吗？」他问，声音沙哑。

我摇头。

他叹了口气，手上的力道更轻了。

「川儿，以后别打了。」他说，「嘴长在别人身上，随他们说去。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我点点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打过架。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跟爹学手艺上。

我得争气，得让他过上好日子。

那个叫周静的女人，她存在于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里。

照片藏在爹的那个旧木箱子最底下，压在一堆旧衣服下面。

是我有一次偷偷翻出来的。

照片上的她，很年轻，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穿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布褂子，笑得很灿烂。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

那时候的爹，也很年轻，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她身边，笑得有些拘谨，但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欢喜。

他们身后，是这间老屋，和那棵还没现在这么粗壮的槐树。

我看着照片，心里没有任何波澜。

她就像一个画里的人，一个故事里的人物，与我无关。

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回原处，再也没有去看过第二眼。

几天后，那个叫林晓的女人又打来了电话。

「李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我们……我们能见一面吗？我想跟您当面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我说，手里的刻刀正在一块樟木上雕琢一朵莲花的花瓣，「条件我已经说了。」

「我知道，」她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这个要求很冒昧。但是，五十万……我们家现在，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手里的刀顿了一下，在花瓣上留下了一道极浅的划痕。

拿不出？

我记得村里的老人说过，她当年是哭着喊着要回城的。说她的父母在上海给她找好了工作，说她不能一辈子待在这穷山沟里。

她走的那天，下着很大的雨。

我爹抱着我，站在村口那棵大榕树下，一直站着，直到那辆开往县城的班车，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雨幕里。

我当时还小，不懂发生了什么。

我只记得，爹的怀抱很温暖，但他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打湿了，冰凉刺骨。

他一声没吭，抱着我，一步一步走回家。

那条泥泞的路，他走得异常艰难。

后来我才知道，她走的时候，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那是爹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扛回来，一件家具一件家具打出来，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下来的钱。

爹想给她做嫁妆的钱。

她用这笔钱，买了回城的车票，给自己置办了体面的行头，然后，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再也没有回来。

「那是你们的事。」我对着电话，冷冷地说。

「李先生，我妈妈她……她真的很后悔。」林晓的声音带着哭腔，「她这些年，过得也并不好。」

不好？

我几乎要笑出声。

是住在几十平米的老破小里不好，还是每天为了几毛钱的菜价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不好？

是挤着早晚高峰的地铁不好，还是为了孩子的学费焦头烂额不好？

这些，我爹都经历过。

我爹为了供我上学，白天给人家做工，晚上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给自己家的地编竹筐，编到深夜。

他的背，就是在那几年里，一点一点驼下去的。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滴水成冰。

爹得了很重的肺炎，躺在床上一连烧了好几天，咳得撕心裂肺。

村里的赤脚医生说，得去县医院，要用好药。

可是家里，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

爹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气若游丝地说：「川儿，爹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

我看着他烧得通红的脸，和干裂起皮的嘴唇，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跑遍了全村，挨家挨户地磕头，求他们借钱。

东家凑五块，西家凑十块，我捧着那一堆皱巴巴的、带着各种味道的零钱，租了一辆村里唯一的手扶拖拉机，把爹送到了县医院。

医生说，再晚来一天，人就没了。

爹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那半个多月，我白天在学校上课，下午就跑到医院去照顾他。

给他喂饭，擦身，端屎端尿。

同病房的人都夸我孝顺，说我爹有福气。

爹只是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

出院那天，我们欠了医院一笔钱，也欠了全村人一笔债。

爹的身体，从那以后，就垮了。

他不能再扛重物，不能再熬夜。

他把所有的手艺，都教给了我。

他说：「川儿，学好这门手艺，到哪儿都饿不着。」

「我妈妈她……」电话那头的林晓还在说着什么，但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那些陈年的往事，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幕一幕地在我脑海里闪过。

每一个画面，都像一把凿子，在我的心上，一下一下地凿着。

「李先生，您还在听吗？」

「在。」我回过神来，「还是那句话，五十万。不然，免谈。」

「为什么……为什么一定是五十万？」她不解地问。

为什么？

我放下手里的刻刀，走到窗边。

阳光正好，照在院子里晾晒的那些木料上，反射出温暖的光。

五十万。

这是我算过的。

爹这些年吃过的药，住过的院，花的钱，零零总总加起来，差不多是二十万。

为了还清当年欠下的债，我高中毕业就没再继续读书，跟着爹当了木匠，那些年我少挣的钱，错过的机会，算十万。

还有这三十年，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他所承受的孤单，我所经历的白眼，这些精神上的折磨，难道不值二十万吗？

这五十万，不是我要的。

是我替我爹要的。

是她欠我们父子俩的。

「没有为什么。」我对着电话说，「这是我的条件。」

这一次，林晓没有再坚持。

她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明白了」，然后挂了电话。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那个女人，在听到五十万这个数字之后，大概会选择放弃吧。

就像三十年前，她放弃我们一样。

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我每天起床，吃饭，做木工，吃饭，睡觉。

日子像木工房里那台老旧的座钟，钟摆一下一下，规律，单调，不知疲倦。

张婶孙子的摇马做好了。

我给它刷上了清漆，木马在阳光下，油光锃亮。

张婶抱着孙子来取，孩子一看到木马，就高兴得手舞足蹈。

张婶一个劲儿地夸我手艺好，非要多塞给我一些钱。

我没要。

「张婶，当年要不是您借我二十块钱，我爹那条命，可能就没了。」我说，「这个木马，算我报恩了。」

张婶愣了一下，眼圈红了。

她摸了摸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一样。

「好孩子，你是个好孩子。」

送走张婶，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边的晚霞。

晚霞的颜色很漂亮，从橘红到绯紫，一层一层地渲染开来，像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爹最喜欢看晚霞。

他说，看着天边的云，一天干活的疲惫，就都消散了。

他去世的前一天，也是这样一个有晚霞的傍晚。

他躺在床上，已经很虚弱了。

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川儿，爹要走了。」

我握紧他的手，说不出话。

「别怪她。」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她……也有她的苦衷。」他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那个年代，谁都不容易。回城，是她唯一的出路。」

我看着他，他的脸颊深陷，颧骨高耸，一双眼睛却异常明亮。

「我不怪她。」我说。

我说的是实话。

我不是不怪，是已经没有力气去怪了。

恨一个人，是需要力气的。

而我的所有力气，都用来和生活搏斗了。

「那就好，那就好。」他笑了，脸上露出欣慰的神情。

「爹走了以后，你要好好过日子。娶个媳逼，生个娃，别像爹一样，一辈子孤孤单单的。」

「爹，」我哽咽着，「您不会有事的。」

他摇摇头，目光投向窗外。

「今天的晚霞，真好看啊。」

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凉了。

我没有哭。

我只是按照村里的习俗，给他穿上寿衣，给他烧纸，守灵。

把他安葬在他早就选好的那块山坡上。

那里，可以看见我们家的屋顶，可以看见村口的炊烟，也可以看见每天的日出和晚霞。

从那天起，这间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一个从上海寄来的包裹。

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地址。

我拆开包裹，里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盒子。

打开盒子，一股樟木的香气扑面而来。

盒子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

我拿出来，数了数。

不多不少，正好五十万。

钱的下面，压着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就是我小时候在爹的木箱里看到的那张。

信，是林晓写的。

信上说，钱是她把上海的房子卖了凑的。那是她们母女俩唯一的住处。

她说，她妈妈知道自己错了，错得离谱。这笔钱，是她应该还的债。

她说，她妈妈的病，是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在走之前，能亲口对我说一声「对不起」。

信的最后，她留下了一个地址。

是上海的一家医院。

我拿着那封信，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风吹过，信纸在我的手里簌簌作响。

那五十万，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发痛。

我从没想过，她们真的会把钱凑齐。

我以为，这只是我用来拒绝她们的一个借口，一个壁垒。

我以为，她们会知难而退。

可她们没有。

她们用一种我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击碎了我坚硬的外壳。

我去了上海。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

火车上人很多，空气很混浊，充满了各种食物和汗水的味道。

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景物飞速后退。

田野，村庄，城市……

一切都变得模糊。

就像我的记忆。

到了上海，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医院。

这是一座很大很现代化的医院，来来往往的人都行色匆匆，表情凝重。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闻着让人心里发慌。

我找到了那间病房。

站在门口，我迟疑了。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那个给了我生命，却又抛弃了我的女人。

我甚至不知道，我该叫她什么。

门，从里面打开了。

是林晓。

她比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更年轻一些，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

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很瘦，脸色有些苍白。

看到我，她愣了一下，随即眼睛就红了。

「您……您是李川先生？」

我点点头。

「快请进。」她把我让进病房，然后轻轻地带上了门。

病房是单人间，很安静。

窗帘拉着，光线有些昏暗。

病床上，躺着一个女人。

她就是周静。

我记忆中那个梳着麻花辫，笑得一脸灿烂的姑娘，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的老人。

她的头发花白，稀疏地贴在头皮上。脸上布满了皱纹，皮肤蜡黄，没有一丝血色。

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

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连接着床边的仪器，发出「滴滴」的、有规律的声响。

那声音，像是在为她的生命倒计时。

「她刚睡着。」林晓轻声说，「化疗的反应很大，她一直睡不好。」

我走到病床边，静静地看着她。

这就是我的母亲。

一个我恨了半辈子，也想了半辈子的女人。

她似乎感觉到了有人在看她，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一下，然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浑浊，黯淡，充满了疲惫和痛苦。

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那双眼睛里，突然迸发出了一丝光亮。

她的嘴唇蠕动着，似乎想说什么。

「妈，您醒了。」林晓赶紧走过去，扶着她，想让她坐起来一点。

「川儿……」

她开口了，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一样。

只有这一个字。

但这个字，却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掉了下来。

三十多年了，我以为自己早就心硬如铁。

我以为自己可以很平静地面对这一切。

可是在听到她叫出我名字的那一刻，我所有的防备，所有的伪装，都瞬间崩塌了。

原来，我还是渴望的。

渴望被她叫一声「儿子」。

「是我。」我开口，声音也哽咽了。

她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顺着她眼角的皱纹，滑落，浸湿了枕巾。

「对不起……」她说，「川儿，对不起……」

她挣扎着，想伸出手来摸我。

我下意识地，把手伸了过去，握住了她那只干瘦得只剩下骨头的手。

她的手，冰凉，没有一丝温度。

「是我……对不起你……和你爸……」

她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压抑的哭声。

那天，我们在病房里待了很久。

她跟我讲了她这些年的事。

她说，她回到上海后，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

父母给她安排了工作，后来又嫁了人，生了林晓。

她丈夫，是林晓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工厂干部，对她很好。

她说，她以为自己可以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重新开始。

可是她做不到。

她说，她每天晚上都会做梦，梦见我，梦见我爹，梦见我们那个贫穷却温暖的家。

梦里，我还是那个跟在她身后，奶声奶气地叫她「妈妈」的小不点。

我爹还是那个会憨憨地笑着，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留给她的男人。

每次从梦里醒来，她都会发现，枕头湿了一大片。

她说，她想过回来找我们。

可是她没有勇气。

她怕我爹不原谅她，更怕我，不认她这个妈。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三十年就过去了。

直到她查出这个病。

她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她不能再等了。

她必须回来，亲口跟我们说一声「对不起」。

「你爸……他还好吗？」她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的心，又是一阵抽痛。

我摇了摇头。

「他走了。」我说，「五年前走的。」

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瘫软在床上。

「走了……」她喃喃自语，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是我……是我对不起他……我没脸去见他……」

她开始剧烈地咳嗽，咳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林晓赶紧给她拍背，喂她喝水。

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

那一刻，我心里的恨，好像突然就消散了。

只剩下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她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了丈夫和儿子。

但她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被愧疚和思念折磨了半辈子。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无奈的选择和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在上海待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去医院陪她。

给她讲我这些年的生活，讲我和爹是怎么相依为命的。

讲我怎么学会了木工，怎么靠着这门手艺，把日子一天天过起来。

我讲得很平淡，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渲染我们的苦难。

但她听着，总是会流泪。

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昏睡。

清醒的时候，她就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叫我的名字。

「川儿，川儿……」

好像要把这三十年欠下的，都补回来。

那五十万，我退给了林晓。

我说：「这钱，你们留着给她治病吧。我爹如果还在，他也不会要的。」

林晓看着我，哭了。

她说：「谢谢你，哥。」

那一声「哥」，叫得我心里五味杂陈。

周静是在一个清晨走的。

走的时候，很安详。

我握着她的手，她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她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但我想，她应该是没有遗憾了。

我带着她的骨灰，回到了老家。

把她安葬在了我爹的旁边。

墓碑，是我亲手刻的。

上面没有刻她的名字，只刻了一行字：

「慈母周静之墓」。

下面，是我的名字。

立碑人，李川。

做完这一切，我站在两座坟前，站了很久。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我想，爹应该不会怪我吧。

他是一个善良的男人。

他临走前都还在惦记着她，希望她过得好。

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虽然是以这样一种方式。

回到家，我把那张黑白照片，拿了出来。

用一块干净的布，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

然后，我做了一个相框。

用的是最好的金丝楠木。

我把照片放进相框，摆在了堂屋最显眼的位置。

照片上，年轻的他们，依然笑得那么灿烂。

阳光照在相框上，反射出温暖的光。

生活，还要继续。

木工房里的活，还有很多。

日子，还会像从前一样，平淡，安静。

只是，我的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那块空了三十多年的地方，似乎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不全是温暖，也不全是悲伤。

是一种很复杂，很厚重的情感。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和解吧。

与过去的和解，与自己的和解。

那天下午，我又接到了林晓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说，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木盒子。

盒子里，是一沓沓的信。

都是周静写给我们，却从未寄出的信。

从她离开的第一年，一直写到她病倒。

整整三十年，上千封信。

信里，她记录了她每天的生活，她的思念，她的忏悔。

林晓问我，要不要把这些信寄给我。

我说：「不用了，烧了吧。」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人，总要往前看。

挂了电话，我走进木工房，拿起工具，开始干活。

刨子划过木料的声音，清脆，悦耳。

窗外，阳光正好。

院子里的老槐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我知道，我的人生，也该有新的开始了。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