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太祖立业开始,多年来契丹诸部听从皇帝调遣,南征北战,从未停歇,大家都已经厌战了,不想打仗了,所以这次跟随世宗出征,他们的内心就是不情不愿的。
(南征中原 耶律阮)
天禄五年,公元951年。
北汉的刘崇求援辽朝世宗耶律阮,希望契丹可以出兵帮助,共同攻打后周。
世宗想要建功立业,这样的机会他唯恐不够多,但这位辽朝皇帝没有考虑到辽朝贵族集团和军事集团,以及百姓们的感受。
从太祖立业开始,多年来契丹诸部听从皇帝调遣,南征北战,从未停歇,大家都已经厌战了,不想打仗了,所以这次跟随世宗出征,他们的内心就是不情不愿的。
在大家普遍反感的情况下率领大军南下也就算了,而且还是给汉人助拳,这也就算了,按说打仗行军,兵贵神速,既然决定了,就不应该再耽搁,世宗偏不,他行军到了火神淀,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宣化往西那一片的时候,他不走了,他大摆筵席,搞了一个祭祀仪式,纪念他那客死他乡的父亲东丹王耶律倍,而且在祭祀期间,他还喝多了。
那这个时候,辽朝一个叫做耶律察割的宗室大臣,他原来就心怀异志,此时他抓住了军营中将士们普遍反战,抵抗开战的情绪,纠集众人,发动了兵变,直接就把世宗给杀掉了。
古人有云,创业容易,守业艰难,这句话在世宗的身上可以完美的得到印证。
世宗继承皇位本来就不容易,好不容易掌握大权,却不懂得趁着天下归心的时机,收敛军事上的威势,而是选择了主动挑起战争,要再度让黄河流域生灵涂炭。
他自以为用强权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伟业并无不妥,但他不知道各部族已经是离心离德...
一个封建帝王,如世宗这样的,他接班之后,最容易犯的,是三种错误。
第一种,是路径依赖。
什么叫路径依赖,就是说世宗之前的皇帝,都是靠武力来刷军功,来提高权威,来维持统治的,过去别人靠什么成功,现在世宗就只会,只愿意用这一招,把一时的成功经验当成了永远正确的万能药。
第二种,是自我认知脱离了实际,对自己的状态和当前的形势出现了严重的偏差,骄傲自大,听不进劝,看不到民意,更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您想想整个世宗即位之后,契丹内部的谋反兵变,那就和家常便饭一样,加上全民反战,抗拒战争的这个形态,前者世宗不在乎,后者世宗不了解,他根本就是处于盲目的状态,完全是被刘崇给怂恿了。
这第二种错误,还可以引申出第三种错误,那就是忽视内部治理和团队凝聚力的建设。
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即位,世宗最应该做的,是把精力和资源从对外扩张,转移到对内管理上,要关心各个阶级成员的感受,首要维护政权的稳定。
说到底,打天下和坐天下虽然只差了一个字,但却完全是两码事,生逢乱世之际,开创基业可能要靠个人英雄主义,但守成之时,必须要依靠大家的力量。
某种角度下,封建时代皇帝是最强人,他的确可以办成所有的事情,但所有事情,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办的。
关于耶律阮之死,还有一个事情要提一下。
(甄氏)
后唐年间的宫里,有个叫做甄氏的宫女,长得非常好看,她一直生活到了五代晚期,辽太宗南下灭亡后晋的时候,耶律阮随军,偶尔见到甄氏,他就相中了甄氏。
甄氏已经四十多岁,年纪很大了,但林下风致,璎珞矜严,还是很有气质,一下子就把耶律阮给迷住了。
不顾年龄上的跨度,耶律阮当即把甄氏纳为了妃子,到耶律阮即位之后,耶律阮对甄氏宠爱更甚,直接把甄氏就立为了皇后。
甄氏毕竟是汉人,一个契丹皇帝立了一个汉人皇后,这让契丹统治内部颇有微词,为了平息这种声音,耶律阮又把老太后述律平的侄女萧撒葛只立为皇后,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奇观,契丹一时间出现了两位皇后。
这两位皇后的命也不好,后来都死于火神淀的这场兵变之中,其中的甄氏也由此成为了辽朝历史上唯一一个汉人皇后。
在辽世宗执政时期,契丹还彻底的确立了南北面官的制度,也就是在辽朝设置了两套不同的官制,北面是契丹官制,契丹人管理契丹人,南面是汉人官制,让汉人去管理汉人。
在一个基本统一北方的政权里,出现了两套截然不同却同时执行的管理制度,这可以说是契丹政权在政治管理中独有的特色了。
世宗被杀之时,只有三十四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无限的壮年时期,可惜功业未竟,草草收场,这眼看契丹又要陷入内乱,这个时候又是耶律屋质站了出来。
危急时刻,他联合耶律璟起兵,诛灭了造反的耶律察割等人,平定内乱,接着又拥立了耶律璟为辽朝的新帝,也就是辽穆宗。
辽穆宗,辽朝的第四位皇帝,辽太宗的长子。
穆宗即位之后,对后周和北汉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可以说,穆宗基本延续了之前几位皇帝南下图谋中原的方针,但是和太宗,世宗相比,穆宗明显保守了许多。
前人的血腥下场就在眼前,穆宗虽然也南下,但是他不再率领全军南下,也不投入过量的军事力量出兵后周了,以前北汉契丹攻打后周,契丹扮演了主力的角色,经穆宗调整,现在北汉契丹攻打后周,契丹主要是协助北汉,仅此而已。
(后周皇帝 郭威)
这对后周,对郭威来说,的确算是好消息,可也不是那种足可欢欣雀跃的好消息。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行为之所以不断的遭人诟病,留下永久的骂名,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
原本,中原王朝,至少从唐朝开始,北部的防线是凭借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向一堵墙一样扼守住华北平原,山海关啊,居庸关啊,都是这条防线上的要隘。
燕云十六州拱手让人之后,这道天险没有了,辽朝的骑兵可以从华北平原的北部毫无阻碍的南下,一马平川,直接威胁黄河。
原来的防线没有了,那么后周的防线就要被迫向南移动,移动到河北中部,沧州,定州,易州这些地方,熟悉地理或者实地探访过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些地方无险可守,要守,只能靠固有的城池和军队硬抗,这么一来,国防上的成本和压力陡然攀升。
想一下,燕云地区落入低手,那么河东地区,尤其是山西中部的战略地位可就上来了,怎么说呢,河东在当时就像一根楔子矗立在北方,谁控制了河东,谁就能从侧翼威胁辽朝,或者阻断对东西两线的联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舞台上的三位玩家,均面临不同的处境。
中原玩家后周,是个谨慎的务实主义者。
后周刚刚开国,这个时候有些河北地区的藩镇还没有彻底臣服,郭威很难有勇气主动挑起战争,但是郭威也不愿意像石敬瑭那样做儿皇帝,他采取的手段是合谈,给点钱之类的,我们可以视为一种战略性贿赂,目的是用一笔小钱稳住最强的敌人,为自己争取整顿内务,巩固权力的宝贵时间。
草原玩家辽朝,他是机会主义的操盘手,无论中原政权是哪个,皇帝是哪个,无论是石敬瑭,刘知远,还是现在的郭威,契丹人都希望中原皇帝可以称臣,因为只要称臣了,契丹就能用最小的成本控制中原。
他们当然也试图自己去占据中原,可是太宗的失败说明,以契丹政权当前的发展和社会形态,他们是无法接手一个相对更加成熟的中原社会环境的,他们只能通过扶持傀儡的方式来遥控。
(燕云之地)
当后周郭威的态度并不明朗的时候,契丹人果断的找到了北汉,那通过扶持北汉,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让北汉去和后周打消耗战,自己坐收渔利。
第二,北汉所在的山西地形易守难攻,可以作为辽朝南下的跳板和防御后周的屏障。
河东玩家北汉,则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一个失控玩家。
刘崇一直认为,自己继承了后汉的正统,在法理上比篡位而来的后周更有号召力,出于自保也好,出于复仇也罢,出于各种叵测的居心也无所谓,反正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和后周敌对,何况郭威还杀了他的儿子,为了消灭后周,他可是完全接受石敬瑭模式,直接对辽朝称臣,甘为人下,还充当辽朝进入中原的“带路党”,他的存在,彻底打破了后周花钱买和平的想法。
说到底,还是这牵动人心的燕云十六州。
幽云十六州的归属,直接决定了此后四百年间宋辽,宋金对峙的基本格局。
没有天然屏障的中原王朝,注定要在防守上投入无穷无尽的资源,并始终处于战略被动。
我记得诸葛亮的《隆中对》里有一句话: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这是诸葛亮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战略构想,它体现出了拥有稳固的战略根据地(益州)和出击方向(秦川宛洛)的重要性。
反观北宋,正是因为失去了幽云十六州这个重要区域,它后来整个北伐的战略都变得异常艰难,永远处于“以己之下攻敌之上”的窘境。
孙子有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读史到此,更不禁让人感叹,公元1368年,当徐达的大军攻克了元大都,朱元璋当时当刻,完成了多少人未能完成的壮举,造就了几代人都心心念念的功业...
来源:左右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