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蹲在院里，拿个小锤子敲打着一根弯了的锄头柄，想把它给弄直了。听到她喊，我手里的锤子停在半空，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卫国，信！县里来的！”

我媳妇秀兰的声音隔着院墙就传了过来，那调子高得像是要飞起来。

我正蹲在院里，拿个小锤子敲打着一根弯了的锄头柄，想把它给弄直了。听到她喊，我手里的锤子停在半空，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在部队待了八年，通讯兵，耳朵好使，手也稳。现在，转业通知下来了，人还没回去，消息先一步到了我们李家庄。

秀兰一阵风似的冲进院子，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都让她给攥得湿了。

“快，快拆开看看！”她把信塞我手里，眼睛亮得像两盏小灯笼，在这昏暗的院子里，比我头顶那盏十五瓦的灯泡都亮。

我放下锤子，在裤腿上使劲擦了擦手上的铁锈，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信。

信封上，“县人事局”几个红头大字，板板正正。

我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薄薄的一张纸，上面是打印的宋体字，闻着还有一股油墨味儿。

我的目光直接落在了最关键的那一行上。

“分配至县供销社，任采购员。”

我把这几个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咋样？是供销社不？”秀兰凑过来，脑袋都快挨着我的下巴了。

我点点头，把信纸递给她。

她不识多少字，但“供销社”这三个字，她认得比自己的名字都熟。她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嘴里还小声念叨着，像是怕看错了。

确认无误后，她猛地一拍大腿，那一下，清脆响亮。

“老天爷开眼了！咱家祖坟冒青烟了！”

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不是难受，是那种压在心口好几年的大石头终于搬开的轻松。

“卫国，你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吃商品粮了！”

她抓着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摇，“咱娃以后也是城里娃了！再也不用天天下地，晒得跟个黑炭似的！”

我爹娘也闻声从屋里出来了，我爹拄着拐杖，我娘跟在后头，俩人脸上都是一样的表情，想笑，又不敢笑得太大声，怕把这好福气给笑跑了。

“供销社好啊，铁饭碗。”我爹咳嗽了两声，浑浊的眼睛里透出光来，“以后家里买布、买盐、买火柴，都不用求人了。”

我娘在一旁抹着眼角，嘴里念叨着：“我儿有出息了，有出息了。”

整个晚上，我们家都沉浸在一种不真实的喜悦里。

秀兰把那封信看了又看，最后用一块红布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压在了箱子底。

她坐在炕边，掰着手指头算计。

“到了供销社，一个月工资得有三十多块吧？转了户口，咱就能分房子。不用大，一间屋就行。到时候把娃也接过去上学，城里的老师教得好。”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眼睛里全是未来的光景。

我听着，心里也热乎乎的。在部队待了八年，风里来雨里去，图的不就是这个吗？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让媳妇孩子挺直腰杆。

供销社采购员，多体面。走东家串西家，手里管着东西，谁见了不得客客气气地喊一声“李干事”。

我也觉得，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这就像一个梦，一个做了好多年，终于要成真的梦。

可我没想到，这个梦，第二天就被人给敲出了一道裂缝。

第二天下午，我正准备去村头找人，把家里的屋顶漏雨的地方给拾掇拾掇，老支书拄着根棍子，慢悠悠地踱进了我家院子。

老支书姓张，村里人都喊他张老蔫儿，因为他平时话不多，可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快二十年了，李家庄大大小小的事，没一件能瞒过他的眼睛。

“卫国回来啦。”他眯着眼睛，冲我笑了笑，脸上的褶子像风干的橘子皮。

“张叔。”我赶紧迎上去，给他搬了个凳子，“您咋来了？快坐。”

秀兰也从屋里端了碗水出来，搁在老支书手边。

老支书没喝水，他从兜里摸出他的烟袋锅子，装上烟丝，吧嗒吧嗒地抽了两口，吐出的烟圈在空气里慢慢散开。

“听说，分到供销社了？”他问。

“是，张叔，运气好。”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嗯，好地方。”老支书点点头，又抽了口烟，然后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

他沉默了半天，院子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我心里有点犯嘀咕，觉得老支书今天来，不像只是为了道贺这么简单。

果然，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深。

“卫国，你在部队是干啥的？”

“通讯兵，兼着文书。”

“那脑子肯定好使，账目也清。”老支书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我听。

他叹了口气，那口气里，有股说不出的沉重。

“村里的账，乱了。”

他说得很慢，“前任会计，你王大伯，你也知道，眼神不好了，算盘珠子都拨不清楚。这几年的工分、欠款、粮库的出入，一塌糊涂。”

“队里为这点事，三天两头吵。东家说西家多领了化肥，西家说东家少交了公粮。人心都散了。”

我静静地听着，没插话。我知道，这些事都是村里的老大难问题。

“我老了，干不动了。”老支书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这村支书的位子，也该让给年轻人了。可你看村里这帮后生，要么是愣头青，要么是滑头。没一个能压得住阵，也没一个能让大伙儿都服气的。”

他说到这，停住了，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预感浮了上来。

“卫国，你在部队待过，见过世面，又是党员，人也正派。村里人都高看你一眼。”

“张叔……”我刚想开口。

他摆了摆手，打断了我。

“我知道供销社是好去处，清闲，体面，旱涝保收。我今天来，是开不了这个口。可我琢磨了一晚上，除了你，我想不出第二个人。”

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声音压得很低。

“村里想让你留下来，当个副支书，先管着账。等我退了，这个摊子，就交给你。”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砸中了。

留下来？当村干部？

我看着脚下这片熟悉的黄土地，看着院墙上斑驳的泥印，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一边是城里的红砖楼房，是媳妇孩子热切的期盼，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

另一边，是村里这本烂账，是乡里乡亲的鸡毛蒜皮，是永远也拔不掉的穷根。

这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题。

这是一个天平，一头是金子，一头是石头。

老支书见我没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知道这事委屈你。可李家庄是你的根啊，卫国。你爹你爷，祖祖辈辈都埋在这儿。你就忍心看着它一天天烂下去？”

他的话像一根针，不疼，但扎得很深。

我一晚上没睡着。

炕的这边，是秀兰均匀的呼吸声，她睡得很香，嘴角还带着笑，估计是梦见城里的好日子了。

炕的那边，是窗外黑漆漆的夜。

我脑子里，一边是老支书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一边是秀兰亮晶晶的眼睛。

一边是“村里的根”，一边是“一家人的前程”。

翻来覆去，天快亮的时候，我心里有了个模糊的影子。

第二天，我跟秀兰说了。

我尽量把话说得婉转，我说村里现在确实困难，老支书年纪大了，需要个年轻人帮衬。我说我先干两年，等村里顺当了，再想办法调动。

秀兰正在给我缝补一件旧军装的袖口，听我说完，她手里的针停住了。

她没抬头，就那么低着头，看着手里的针线活。

过了好久，她才轻轻地问了一句：“供销社那边呢？”

“我……我打算去县里说说，把名额让给别人。”

屋里一下子就静了，静得能听见窗户纸被风吹动的声音。

“啪嗒。”

是她手里的顶针掉在了炕上，滚了两圈，停住了。

她还是没抬头，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起伏。

“卫国，你是不是在部队待傻了？”

“咱家什么光景，你不知道？两个娃要吃饭，要上学。爹娘年纪大了，身子骨不好，哪天不得用钱？”

“供销社的工作，那是多少人打破头都抢不到的。你拱手让人？”

“就为了村里那点破事？那账算不清，跟咱家有啥关系？谁当干部，不都一样种地吃饭？”

她一句一句地说着，像是在跟我算账，也像是在自言自语。

说到最后，她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

“李卫国，我跟了你，没图你大富大贵。可我不想让我的娃，以后还跟我一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

“你对得起村里人，你对得起张叔，你对得起谁都行。”

“可你对得起我，对得起你这两个娃吗？”

她说完，把手里的军装往炕上一扔，扭过头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又湿又重。

我知道她说得都对，每一个字都对。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反驳。

可我一闭上眼，就是老支书那双浑浊又充满期盼的眼睛。

最终，我还是去了县里。

人事局的干事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听了我的来意，惊讶地张大了嘴。

“同志，你没搞错吧？多少人为了进供销社跑断了腿，你主动放弃？”

我点点头：“我想回村里。”

他大概是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最后才一脸惋惜地给我办了手续。

从县城回村里的路上，天阴沉沉的。

我心里空落落的，像是揣着个大窟窿，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

回到家，秀兰没跟我说话。晚饭她做了，但没上桌吃。我跟爹娘还有两个孩子，四个人对着一桌子菜，谁都没什么胃口。

晚上，她背对着我躺着，离我远远的。

我知道，这个家，因为我的一个决定，天平已经歪了。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清账。

村里的账本，与其说是账本，不如说是一堆废纸。皱巴巴的纸上，用各种颜色的笔迹记录着一些数字，有的记得是哪天，有的连个日子都没有。

我把自己关在村委会那间漏风的办公室里，整整半个月。

我把所有的条子都铺在地上，一张一张地对。谁家借了队里的种子，谁家赊了农药，谁家交了多少提留款。

算盘珠子被我拨得噼啪响，煤油灯的灯芯剪了一次又一次。

半个月后，一本新账理出来了。

欠账最多的，是村东头的李老四。他家仗着兄弟多，人横，这些年从队里拿了不少东西，从来没还过。

我拿着账本，第一个就找上了他家。

李老四正光着膀子在院里吃饭，见我进去，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把账本摊开，指着上面的条目，一笔一笔地跟他算。

他听完，把饭碗往桌上重重一放，碗里的汤都溅了出来。

“李卫国，你当了两天干部，翅膀硬了？跑我这儿要账来了？”

他斜着眼看我，“我拿队里点东西怎么了？我给队里出的力少了？”

“四哥，一码归一码。队里的东西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拿了，就得还，不然别人家怎么看？”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

“我就是不还，你能怎么着？”他脖子一梗，站了起来，比我高了半个头。

他几个兄弟也从屋里出来，围在我身边，一个个都面色不善。

那天，我没要回钱。

我走的时候，李老四在背后啐了一口：“什么玩意儿，放着城里的福不享，跑回村里来充大头蒜！”

这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回到家，秀兰正在喂猪。她看见我一脸灰败的样子，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把猪食瓢舀得更响了。

晚上，她跟我说：“村西头的王建军，你知道吧？跟你一起退伍的，分到县纺织厂了。人家前两天托人带话回来，说厂里分了宿舍，准备把他媳妇孩子都接过去呢。”

我“嗯”了一声。

“人家那才叫过日子。”她说完，翻了个身，又留给我一个背影。

那一刻，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我选的这条路，脚下踩的不是平地，是碎玻璃碴子。

每走一步，都扎得生疼。

疼的不仅是我的脚，还有我身边最亲的人的心。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清账的事，在李老四那里碰了壁，其他欠账的人家也都有样学样，跟我打起了太极。

我去要账，他们就哭穷。说家里孩子多，老人病了，实在是拿不出钱。

我没办法，总不能真的去搬他们家的东西。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以前是尊敬，现在多了些别的，有看热闹的，有疏远的，还有在背后指指点点的。

“看，那就是那个傻子，放着供销社不要，回来管咱们这摊子烂事。”

这些话，像蚊子一样，总是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家里的气氛也越来越沉闷。

秀兰跟我说的话越来越少，除了“吃饭了”、“该睡了”，几乎没有别的交流。

她不再跟我抱怨，也不再跟我吵。这种沉默，比吵架更让我难受。

我知道，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她对我有多失望。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很大。

村里的灌溉渠因为年久失修，被冰雪和泥沙堵死了。开春要春灌，渠不通，全村的地都得渴死。

老支书把我叫去，指着村西头那条跟死蛇一样盘踞着的干渠，说：“卫国，这事，得你来。”

组织人修渠，要钱，要粮，要人。

钱和粮，队里账上空空如也。

人，一到冬天，大家都在家猫冬，谁愿意出来受这个罪。

我挨家挨户地去动员。

我说，这渠是咱们村的命脉，渠修好了，水引进来，来年收成才能有指望。

我说，现在辛苦一个月，换来年一年的饱饭，值。

说得口干舌燥，应承下来的人却没几个。

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凭什么我出工，他不出工？修好了渠，大家的地都受益，我不是亏了？

我没办法，只好带头干。

我叫上我爹，还有我两个堂弟，四个人，扛着铁锹和镐头，第一个下了渠。

那渠底，全是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的淤泥，一镐头下去，只一个白点，震得虎口发麻。

我们就这么干着。

第一天，没人来。

第二天，有几个老党员，看着过意不去，也扛着工具来了。

第三天，陆陆续-续又来了十几个人。

人还是太少。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两条胳膊累得都抬不起来，吃饭的时候，筷子都拿不稳。

秀兰给我端来一盆热水，让我泡脚。

水很热，烫得我一激灵，但很快，一股暖流就从脚底板升了起来，浑身的疲惫都好像减轻了些。

她蹲在我面前，给我搓着脚上的泥。

“你这是何苦呢？”她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总得有人干。”我说。

她没再说话，只是手上的力道重了些。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被一阵响动吵醒。

我睁开眼，看见秀兰正穿着厚棉袄，准备出门。

“你干啥去？”我问。

“去给你做饭。”她说。

我愣住了。

等我到了渠边，才发现，渠坝上生起了一堆火，火上架着一口大锅，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玉米糊糊。

秀兰正拿着个大勺子，在锅里搅动。

村里的几个妇女，也在旁边帮忙。

那些还在观望的村民，看到这场景，都有些不好意思。

有人小声说：“连李书记家的婆娘都来了，咱们大老爷们还在家缩着，像话吗？”

那天，村里能下地的劳力，几乎都来了。

人多力量大，原本要一个多月的工程，二十天就干完了。

引水那天，闸门一开，清水顺着新修的渠道哗哗地流淌，流过每一块干涸的田地。

村民们站在渠边，看着那清亮的水，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老支书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亮晶晶的。

“卫国，好样的。”

那一刻，我看着欢呼的人群，看着奔流的渠水，心里那块被压了很久的石头，好像松动了一点。

我好像有点明白，老支书说的“根”是什么意思了。

它不是让你飞黄腾达，而是让你站在这片土地上，能感觉到自己的脚下是踏实的。

晚上回家，秀兰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

这是我们家过年才有的待遇。

她看着我吃，脸上有了些笑意。

“村里人都说你好。”她说。

我没说话，只是觉得那碗面，从胃里一直暖到了心里。

我开始意识到，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动地去解决问题，去承受压力。

我得主动去做点什么，让这个村子，让我的家，真正地好起来。

我不再只盯着那本烂账，我开始琢磨着怎么给村里找个来钱的路子。

我们村南边有座山，土质好，适合烧砖。我动了心思，想办个砖窑。

我把这个想法跟老支书一说，他立马就赞成了。

但办砖窑，需要启动资金。买设备，请师傅，哪样都要钱。

村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我跑了好几趟县里，找信用社贷款。

人家一听我们村的情况，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我们村底子薄，没抵押，风险太大。

我磨破了嘴皮子，人家就是不松口。

那段时间，我天天往县里跑，有时候回不来，就在县城的亲戚家挤一宿。

秀兰看我天天愁眉苦脸的，也没再说什么风凉话。

她只是默默地把我的干粮准备好，把我的水壶灌满。

有一天，我从县里回来，又是无功而返。

一进家门，就看见王建军坐在我家堂屋里。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脚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

他正跟秀-兰说着话，看见我进来，站了起来。

“卫国，回来了。”他笑着，递给我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

我摆了摆手，说我不会。

他也不介意，自己点上，吸了一口。

“听说你在为村里砖窑的事跑贷款？”他问。

我点点头。

“我跟信用社的王主任熟，上个礼拜还一起喝过酒。你要是需要，我帮你搭个线。”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这就是差距。我在人家眼里是天大的难事，在他那里，可能就是一顿饭的功夫。

秀兰在一旁听着，眼睛里闪着光。

“建军，那可太谢谢你了。我们家卫国为了这事，鞋底都快磨穿了。”

“嫂子，客气啥。我跟卫国是老战友了，他的事就是我的事。”王建军说得很大方。

那天，王建军在我家吃了晚饭。

饭桌上，他讲着厂里的新鲜事，讲着城里的生活。

他说厂里发了尼龙袜子，说他家买了台收音机，晚上能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我的两个孩子，听得眼睛都直了。

秀兰一个劲儿地给他夹菜，脸上的笑容，是我很久都没见过的灿烂。

我坐在旁边，默默地喝着闷酒。

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插不进他们的话题。

王建军走后，秀兰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你看人家建军，这才叫本事。在城里混得开，到哪儿都有面子。”

“你呢？当个村干部，求爷爷告奶奶，连个贷款都跑不下来。”

“当初你要是去了供销社，现在不比他差。”

她的话，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

我没法反驳。

因为她说的是事实。

我开始怀疑自己。

我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选择留在村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那句虚无缥缈的“根”？为了村民们偶尔的一句夸赞？

可这些，能换来我媳妇孩子过上好日子吗？能让我像王建军一样，在人前挺直腰杆吗？

我好像，真的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大。

连着下了一个多星期，村里的河水猛涨。

一天夜里，我被外面的锣声和呼喊声惊醒。

“发大水了！河堤要决口了！”

我心里一沉，衣服都来不及穿好，抓起一件雨衣就往外冲。

外面的雨下得跟瓢泼一样，风刮得人站都站不稳。

我跑到河堤上一看，心凉了半截。

河水已经漫上了河堤，浑浊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地拍打着脆弱的土坝，好几处都出现了管涌，正汩汩地往外冒着水。

再这么下去，不出一个小时，河堤肯定要垮。

一旦决口，下游的几百亩良田和半个村子，都得被淹。

“快！拿麻袋！装土！堵口子！”我扯着嗓子喊。

老支书也来了，他组织村民们分头行动。

男人们脱了上衣，跳进冰冷的泥水里，筑人墙，堵缺口。

女人们在后面装土，传递麻袋。

雨越下越大，河水也越来越急。

一个浪头打过来，把一个年轻后生卷倒了。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硬是把他从水里拖了回来。

我们就在这风雨里，跟洪水搏斗。

我不知道自己扛了多少个麻袋，不知道在泥水里摔了多少跤。

我只知道，我不能退。我身后，是全村人的家当和性命。

天快亮的时候，雨势终于小了。

河水也慢慢退了下去。

河堤，保住了。

所有人都瘫倒在泥地里，一个个都成了泥猴，分不清谁是谁。

我累得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靠在河堤上，大口地喘着气。

这时候，我看见秀兰提着一个篮子，深一脚浅一脚地从村里走过来。

她走到我跟前，从篮子里拿出一个搪瓷缸子，递给我。

“喝点姜汤，暖暖身子。”

我接过来，缸子还是温的。我一口气喝了下去，一股热流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驱散了不少寒意。

她又从篮子里拿出几个热乎乎的白面馒头，分给旁边的村民。

“快吃点吧，都辛苦了。”

大家接过馒头，狼吞虎咽地吃着。

有个大娘，一边吃一边说：“多亏了卫国书记啊，要不是他反应快，组织得好，咱们的家就都完了。”

“是啊是啊，卫-国书记真是咱们村的救星。”

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着。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没什么波澜。

因为这场洪水，虽然保住了村子，但地里的庄稼，还是淹了不少。

这意味着，今年又要减产，大家的日子，会更难过。

我这个书记，当得还是失败。

过了几天，王建军又回村了。

这次，他是开着厂里的吉普车回来的。

车子停在村口，引来了全村人的围观。

他从车上下来，还是那身笔挺的中山装，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他这次回来，是来接他爹娘去城里享福的。

他家办了酒席，请了全村人。

酒席上，他意气风发，跟这个碰杯，跟那个说笑。

他说，厂里效益好，他上个月光奖金就拿了二十块。

他说，城里通了自来水，一拧开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流，不像村里，还得去井里挑。

他说，他准备买台黑白电视机，以后在家就能看电影了。

村民们听着，眼睛里都是羡慕。

秀兰也带着孩子去了。

她坐在角落里，看着满桌的鸡鸭鱼肉，看着神采飞扬的王建-军，一句话也没说。

我没去。

我一个人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对着那本永远也算不平的账本发呆。

晚上，秀兰回来了。

她身上带着一股酒气。

她一进门，就把门给拴上了。

“李卫国。”她连名带姓地喊我。

我抬起头。

“我们离婚吧。”

她说得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了。

疼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受够了。”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种死灰般的平静。

“我不想再过这种一眼望不到头的苦日子了。”

“我不想我的娃，以后跟我一样，连件新衣服都穿不上，看着城里来的车，羡慕得直流口水。”

“你是个好人，李卫国。你是个好干部。你对得起全村人。”

“可你唯独对不起我。”

“我不想再跟着你受罪了。你守着你的村子，守着你的‘根’，过一辈子吧。”

她说完，就回了里屋，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感觉自己被掏空了。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努力，只要我为村里做事，总有一天，日子会好起来，秀兰也会理解我。

可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

我所有的努力，在她看来，都只是一个笑话。

我所谓的理想和责任，在现实的柴米油盐面前，一文不值。

我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我失去了我最珍视的东西，我让我的妻子和孩子，对我彻底失望。

我到底图什么？

我坐在冰冷的板凳上，问了自己一夜。

没有答案。

第二天一早，秀兰带着孩子，提着一个包袱，准备回娘家。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

我们之间，隔着几步远的距离，却像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走了。”她说。

我点点头，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拉着孩子，走出了院门。

我没有去送。

我怕我一动，就会忍不住跪下来求她别走。

可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院门“吱呀”一声关上了，也关上了我心里最后的一点光。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太阳升起，照在身上，也没有一丝暖意。

秀兰走后的日子，我像是丢了魂。

白天，我照常去村委会，处理村里的事务。但脑子里总是一片空白，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晚上，回到那个冷清清的家，看着空荡荡的炕，心里就像被挖掉了一块。

村里人也看出了我的不对劲，但没人敢多问。

只有老支书，来找过我一次。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陪我坐了半天，抽了半袋烟。

临走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卫国，家里的事，是叔对不住你。可村里的事，离不开你。”

我苦笑了一下，没说话。

离不开我？

可我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我还能干成什么？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闭上眼，就是秀兰那双失望的眼睛，就是孩子们怯生生的目光。

我甚至开始想，如果当初我选择了供销社，现在会是什么样？

也许，我现在也像王建军一样，住在城里的楼房里，穿着干净的衣服，每天陪着老婆孩子，过着安稳的日子。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里外不是人，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件事发生了。

村东头的李老四，那个欠账最多的钉子户，他家的小儿子，半夜突发急病，上吐下泻，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说是急性肠炎，得赶紧送县医院，晚了就危险了。

可那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雨，村里通往外面的土路，早就被冲得坑坑洼洼，泥泞不堪。

拖拉机根本没法走。

李老四急得团团转，抱着孩子，挨家挨户地敲门，想找人帮忙。

可天黑雨大，路又难走，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险。

他最后找到了我这里。

他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哭着说：“卫国书记，我求求你，救救我娃！以前是我不对，我混蛋，我对不起你。可娃是无辜的，你救救他！”

我看着他怀里那个脸色发青、气息微弱的孩子，心一下子就揪紧了。

我什么也没说，转身从屋里推出了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

我让李老四把孩子用绳子绑在我背上，用雨衣裹好。

“你放心，我一定把娃送到医院。”

我对他说。

然后，我推着车，一头扎进了风雨里。

那条十几里的土路，我感觉自己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自行车在泥地里，根本没法骑。我只能推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

好几次，我都连人带车摔倒在泥坑里，爬起来，继续走。

我背上的孩子，开始还有微弱的呻吟，后来，就没声音了。

我心里发慌，不停地跟他说话，让他别睡着。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县城的灯光。

当我满身是泥地冲进医院急诊室的时候，医生和护士都吓了一跳。

孩子被立刻送去抢救。

我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感觉全身的骨头都散了架。

过了一会儿，李老四和他老婆也赶到了。

医生从急诊室出来，说孩子送来得还算及时，已经脱离危险了。

李老四夫妇俩，对着我，又要下跪。

我赶紧把他们扶了起来。

“快去看看孩子吧。”我说。

我没在医院多待，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了医院。

外面的雨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了一抹鱼肚白。

空气里，是雨后泥土的清新味道。

我走在县城的街道上，看着早起的人们，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救了一个孩子。

这个念头，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我心里那片黑暗的角落。

我没有去想秀兰，没有去想王建军，也没有去想我失去的那些东西。

我只是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回到村里，我睡了一天一夜。

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床头放着一个篮子。

篮子里，是十几个热乎乎的煮鸡蛋，还有一小袋白面。

我走出屋子，看见李老四正蹲在我家院门口。

看见我出来，他站起来，搓着手，一脸的局促。

“卫国书记，我……我不知道该说啥。这点东西，你别嫌弃。”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递给我。

“这是我这些年欠队里的钱，我还上了。以后，我李老四要是再干混蛋事，你抽我！”

我没有接他的钱。

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回去吧，好好照顾孩子。”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选择留下来，不是为了当多大的官，也不是为了得到谁的夸赞。

我只是想，让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因为我的存在，能变得好一点点。

哪怕只是修好一条渠，哪怕只是救回一个孩子。

这种价值，是供销社的工资和城里的房子，给不了我的。

我的“铁饭碗”，不是县里文件上的那几个字。

而是像李老四这样的人，他们心里对我的那份认可和信赖。

这个饭碗，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比任何铁饭碗都坚固。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豁然开朗。

我不再纠结，不再迷茫。

我给秀兰写了一封信。

信里，我没有求她回来，也没有为自己辩解。

我只是告诉她，我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会一直做下去。

如果她愿意，可以随时回来看看。如果她觉得在娘家更好，我也尊重她的选择。

我把信寄了出去，然后，就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村里的工作上。

我重新启动了砖窑的计划。

没有贷款，我就发动村民集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我还把自家的两间准备给儿子将来娶媳-妇用的新房，作价抵押给了村里，作为我的投资。

村民们看到我连家底都掏出来了，也都纷纷响应。

东家凑一百，西家凑八十，很快，启动资金就有了着落。

我们请来了老师傅，建起了砖窑。

第一窑砖烧出来的时候，全村人都跑去看。

那红彤彤的砖块，在大家眼里，比金子还宝贵。

砖窑的生意很好，十里八乡盖房子，都来我们村买砖。

村集体第一次有了收入。

年底分红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几十块钱。

虽然不多，但这是大家靠自己双手挣来的，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

那年过年，是我们村这些年来最热闹的一个年。

家家户户都贴了新对联，孩子们也穿上了新衣服。

除夕夜，我一个人在家，包了饺子。

正准备吃，院门被敲响了。

我打开门，看见秀兰站在门口，旁边是我们的两个孩子。

她手里提着一个包袱，眼睛红红地看着我。

“我……我看到你的信了。”她声音有些哽咽，“村里砖窑的事，我爹也跟我说了。”

我没说话，只是侧过身，让她进来。

孩子们一进屋，就欢呼着扑到我怀里。

“爹，我们想你了！”

我抱着他们，感觉心里被填得满满的。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围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的饺子。

秀兰看着我，说：“卫国，以前，是我错了。我只想着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没看到你心里的那片天。”

我摇摇头：“你没错。是我想得太简单，做得太少。”

我们相视一笑，所有的隔阂和埋怨，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

从那以后，我的路，越走越宽。

砖窑的成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带着村民们，又搞起了果园，养起了长毛兔。

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我也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乡里的干部，后来又到了县里，区里。

我的职位在变，但我心里那杆秤，一直没变。

我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

我从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

去年，我从副处级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退休后，我没有留在城里。

我和秀兰，又回到了李家庄。

村子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泥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路两旁盖起了一排排漂亮的小楼房，家家户户都开上了小汽车。

当年的砖窑，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建材公司。

村西头那条我们当年拼了命保住的河堤，也已经修成了坚固的石坝，上面建成了公园。

我和秀兰，每天晚饭后，都会去公园里散步。

看着村里祥和安宁的景象，看着孩子们在广场上开心地奔跑，我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有一天，秀兰问我：“老头子，这辈子，你后悔过吗？当初要是去了供销社，现在肯定也是个大老板了。”

我笑了笑，握住她那双已经不再光滑的手。

“不后悔。”

我说，“老板能挣很多钱，但钱买不来这个。”

我指了指眼前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指了指那些迎面走来，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的乡亲们的笑脸。

“我这辈子，没挣到什么大钱，也没当上什么大官。”

“但我用我的大半辈子，换来了这个村子的新生，换来了乡亲们的安居乐业。”

“我觉得，值了。”

秀兰看着我，眼睛里，是和几十年前那个夜晚一样的光。

只是这一次，那光里，没有了对未来的期盼，而是对过往岁月的满足和温柔。

我知道，我选对了。

那条路，虽然开始的时候布满荆棘，但路的尽头，是满园春色。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