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再道的生活轨迹没有多少拐弯。1927年的黄麻起义，他站队很快，干得很猛。此后几十年，川陕苏区、抗战、解放，关键节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人们记得他手里那根指挥棒，也记得他和陈毅元帅的“再道之勇”一说，多少人觉得他那一身铁骨，能砸碎一切阻碍。将门虎子多了，但陈东平

陈再道的生活轨迹没有多少拐弯。1927年的黄麻起义，他站队很快，干得很猛。此后几十年，川陕苏区、抗战、解放，关键节点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人们记得他手里那根指挥棒，也记得他和陈毅元帅的“再道之勇”一说，多少人觉得他那一身铁骨，能砸碎一切阻碍。将门虎子多了，但陈东平偏生张牙舞爪，活成了让人头疼的例子。到底是命里注定，还是教育失位，谁也说不清。

其实不公平。家里只有陈再道和妻子，军务缠身，少有片刻团聚，陈东平自幼被送延安保育院。见不到父母也不算太稀奇，可这孩子从小被宠得过了头。陈再道为弥补陪伴亏欠，对长子格外宽容。什么都依着，规矩反倒成了摆设。习惯了要风得风的生活，陈东平很少受过正规的鞭策。他在大院没啥威信，小时候就是捣蛋鬼。

“别人不敢说，学校也没个实在的主张管教。”职务、身份、资源，全都成了他的护身符。其实，最常见的错就是家长没时间，再加上溺爱，教育就乱套。奇怪么？倒也说不上，见过太多比他顽劣的孩子，但陈东平的走偏，有着自己的逻辑。他这类高干后代，既享受着权力的庇护，又渴望刺激。但有刺激没底线，很直接就滑向了深渊。

1950年代末，他被塞进哈军工。名校众多高干子弟扎堆，气氛本已紧张，谁也不敢轻易踩红线。刚入校那阵子，他也收敛几天，课也听，早操也跑。可时间一长，又憋不住惹事。逃课外出，拉帮结派，纵容自身欲望。他那句口头禅：我爸是谁你知道吧？周遭的人碍于身份，只认倒霉。

年轻人找新鲜感是正常，也不全是高干子弟的锅。可一直没人给他踩刹车，问题就大了。因为快感堆积会彻底掩盖住羞耻心。当时主任们提议送他“劳改”，但上面总有人说情，结果拖拖拉拉成了“劝导、帮扶”。哈军工对纪律要求极高，可顶不住家事关系网的拉扯。

其实，这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家族传承里的一个小注脚，个体表现和家风、社会环境杂糅，每一环都起作用。有专家复盘哈军工史料，发现高干子弟表现两极分化严重。绝大多数都很自律，陈东平是极端案例——他怎么就一根筋地钻牛角尖？旁人说是基因里带着的“破坏性”，也怪不得父母。可是，基因说扯得太玄，有时候教育和环境才是主因。

1962年事情发生了转变，他以身体不好为理由休学回家。高干子弟回家很容易，也没人细验病历真假。回家后，广播成了他打发时间的新途径。彼时对岸台湾对大陆“统战攻势”正急，电波里全是描绘台湾天堂的说法，谁被灌耳毒难免想法多。陈东平既不喜欢哈军工的管束，对父母也不买账，看到外面世界的诱惑，“叛逃”台岛的念头开始冒头。

他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查阅1960年代高干子弟管理案例，的确不少类似情况。可陈东平顶着导弹工程系学员身份，主动联络对方，卷宗一旦立案就是“叛国”。落点很重，不容情面。到这时已不是家庭私事，连毛主席都亲自发火，在毛远新面前直言“阶级斗争无处不在”。陈东平和毛远新上下铺，这事儿传得很广。哈军工立刻采取措施，团籍、学籍、军籍全废，送去劳动改造。这个处理，可以算开了后续严管高干子弟的先河。

劳动改造本意是给人改错机会，陈东平短暂表现尚可，被放出来进了河南外贸局。“表现好”，到底啥标准？没人能查证到具体细节。更多人倒记得那个高干子弟脾气依旧，拉关系、走后门。真正让他身败名裂的，还不是早年间那点离经叛道，而是后来在河南恶行暴露。

1980年代初，“严打”浪潮席卷全国。河南公安发现，他以承诺转正、安排工作的名义，诱骗妇女达25人，其中有未成年。“犬子”，这两字用在他身上，一点都不夸张。高干身份这回成了彻底的负资产。群众举报、案件移交、中央批示。从河南洛阳到北京中南海，全都关注。

案情起底那一刻，陈再道已泣无言。他上书中央：法不容情。要求依法办事，毫不包庇。他这个决定很难，却没啥可选择。不但他，后来的类似案件里，开国少将熊应堂两个儿子，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之子，朱德元帅的孙子朱国华，都遇到了法外无路可走的结局。

**身份特权终究难敌法治底线！**陈东平1984年被枪决，公开处决现场，百姓鼓掌。此事频上报纸，舆情一度高涨。那几年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词被拉出来反复用，但冷静看，按中国刑法那套从快从重的处置原则，多少让人嗅到反腐定力的锋芒。

不过此事真能说明“高干子弟不可管”？未见得。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法治研究团队做过统计，1979-1985年间全国被判处极刑的高干后裔，合计40余起，比例极低。大多数高干子弟只是普通过日子，不舞刀弄枪，也不仗势作恶。只是极端个例放大了观感，与制度焦虑搅和在一起，让外界一度形成片面印象。

满口权威的舆论之外，实地警方当年也反复权衡：查案时干部家庭阻力很大，但一旦中央定调，没人能抗得了。“一视同仁”，纸面上说来容易，执行却真的不易。高干家属内部甚至出现自肃压力——有些人私下说，宁可子女做农民，也不能出陈东平这样的祸害。

或许有另一种解读。陈东平成长过程里，缺席的不光是纪律，更是被刻意遮蔽的问题处理渠道。体制内保护链让很多家庭麻痹，以为权力能永远兜底。可一旦出事，法律的回击就变本加厉。个体无助，家国情怀失色。父母和孩子谁都不是胜利者。

但是话又说回来，有的将军后裔一样优秀，比如粟裕的后人，淡出军界，却能自食其力，处世低调。环境塑造人，命运也未必有统一模板。有人愿意相信遗传决定一切，但真要归咎于早年红色家庭环境，可能没那么确凿。

查今天发布的政法委公告，“依法用权、公正司法”这类话不绝于耳，法治社会的目标说得很明白，高干子弟特殊照顾的余地越来越小。可个案重复出现，是不是管理漏洞一直补不上？都说世袭难免有漏洞，实际上是管理与权力博弈从来没有停止。

翻回头再说陈东平，他不一定是典型。他的结局也没能替谁背锅。法律面前没有永远的护身符，溺爱、放纵、政系资源，这些东西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家人。网传的“铁血军魂”故事背后，具体的人、具体的悲剧，往往没有宏大叙事里的咆哮力度，剩下的多只是无可奈何。

所以，英雄也会落泪，子女也会误入歧途，传奇故事不停电。三言两语，说不起全貌，只能捡几段再还原。余下的，真真假假，谁也说不出全对还是全错。

这事搁到现在来看，无非人性、制度、家庭各出一分力，权力背后的人依然是人，不全是符号。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