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足利义满，生前，他是世界文化遗产金阁寺的主建者，武家里好风雅擅文艺的仪礼达人，将刺头宗教势力化为己用的能人，时隔70余年再度统一日本的强人，繁荣的“室町时代”的缔造者，大明天子亲封的日本恭献王，与明成祖朱棣、朝鲜太祖李成桂并立东亚的政治豪杰；死后，他是被其子请

▼戴着历史的重重面具，足利义满是谁？

足利义满，生前，他是世界文化遗产金阁寺的主建者，武家里好风雅擅文艺的仪礼达人，将刺头宗教势力化为己用的能人，时隔70余年再度统一日本的强人，繁荣的“室町时代”的缔造者，大明天子亲封的日本恭献王，与明成祖朱棣、朝鲜太祖李成桂并立东亚的政治豪杰；死后，他是被其子请辞尊号的“太上天皇”，被贴上逆贼标签枭首的木像，京都时代祭里不被邀请的缺席者，《聪明的一休》里不太聪明的背景板将军，皇国史观中向明朝摇尾乞怜的卖国贼，日本主流史里的影子与幽灵。

——“在近代的历史叙述中，足利义满被又一次枭首，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反复地枭首。实在是何其可悲的事！”

▼揭开足利义满的重重面具，勾连风起云涌的东亚史，梳理东亚朝贡贸易的根本逻辑

1374—1419年的东亚，中国燕王朱棣起兵废建文帝登基；朝鲜半岛将领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

——为何唯有足利义满一人在历史中“面目可憎”？

——然而，足利义满真是僭越的“卖国者”？抑或有其自身的洞见和智慧？

足利义满的出现，对处于以大明为核心的东亚世界中的室町日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日本文久三年（1863）二月二十二日，近代史上著名的“黑船叩关”事件已经过去十年了。这一天夜里，京都三条河原的贺茂川边发生了一件怪事。三颗黑漆漆的脑袋不知被何人给放置在了一个木头架子上示众，看起来十分可怖。走近一看，原来并不是真人的首级，而是三座木像的头部。木头的下面还挂着三块牌位，大概分别属于三颗脑袋的主人。后面类似告示的文书上写明了三人的身份：逆贼足利尊氏、义诠、义满。

三位被称作“逆贼”的人物，实际上分别是室町幕府的第一代至第三代将军。木像原本安放在京都西北郊的禅宗寺院等持院中，里面有座叫作灵光殿的建筑，至今仍供奉着室町幕府十五代将军（从足利尊氏到足利义昭）的木像。当时的日本列岛正处在“尊王攘夷”的紧张气氛中，德川幕府的权威摇摇欲坠，来自全国各地的浪士们涌入京都，人心浮动，情势严峻。前代幕府将军的“首级”被人砍了下来示众，还被唤作“逆贼”，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是对当代幕府德川将军的挑衅。于是，时任京都守护职的松平容保毫不手软，很快就将一帮肇事者逮捕，并且在八月将他们处斩。这就是在很多有关幕末的电视剧、文学作品中都会登场的“足利三代木像枭首事件”。

本书的主角，就是被称作“逆贼”的将军中的一位：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在笔者的前作《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的最后部分，足利义满已经出场。他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形象，大概是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那位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将军。但足利义满实际上是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他是结束南北朝动乱（1336—1392），重新统一日本者，也是结束外交上长期的相对孤立状态，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秩序的关键人物；他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凭借这个身份与朝鲜王朝通使；他还是京都的世界文化遗产金阁寺的修建者。但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十分厉害的将军，在近代日本史上却有着很负面的形象。他被看成一个试图颠覆天皇权力、试图谋朝篡位的“逆贼”，一个违背日本传统，向明朝摇尾乞怜的“卖国者”。这种关于足利义满的“逆贼”评价，在后来为侵略战争鼓吹的“皇国史观”里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所谓“皇国史观”，是一种神化日本民族、天皇和日本宗教文化的历史观，这种观念将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置于核心，以“尊皇”为基准来书写日本的历史，实际上成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资源。在这种观念下，室町幕府的将军们整体都被描述成用来衬托“南朝忠臣”的“乱臣贼子”，足利义满挟持北朝天皇吞并南朝、接受明朝册封的史事更是成为洗不清的罪过。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43年，由军国主义政府下的文部省编写、内阁印刷局出版的《国史概说》就是这样评价足利义满的：

足利义满成长以后，忘却了源赖朝以来幕府传统的质朴风气，转而追求缙绅式的公卿生活，足利氏逐步公卿化……应永元年辞去征夷大将军一职，同时任以平清盛以来不曾授予武家的太政大臣之职。次年辞官出家，号天山道义，搬到洛北的北山第居住，但仍继续干预朝廷和幕府的政治。作为公卿已极尽荣华的义满，多有僭越之举，崇尚奢侈之风，耽于享乐。

……足利氏仅仅为了利益的目的，开始了对明朝的外交和贸易。足利义满于应永八年向明朝派出使节寻求通商。次年使节随同明使回国，带来了明惠帝的国书，内容极为无礼。足利义满受理了这一国书，但并未向朝廷上奏。而且此后在无天皇敕裁的情况下肆意派遣多次使节，单单为了谋求贸易之利，就罔顾大义。

就像这样，对足利义满的公家化、僭越、对明朝贡，这部《国史概说》都采取了攻击和几近全盘否定的态度。足利义满在简短的文字里被描述成一位骄奢淫逸、见利忘义的小人。类似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日本文部省教学局编写了一本叫作《国体本义》的小册子，里面说足利义满“对内忘却大义名分，对外对明朝毁损国威”（《国体本义》第二）；再者，20世纪“皇国史观”的代表人物、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平泉澄更是说“在一百八十二年的室町时代，发自于私利私欲的纷争不断，人们既没有理想，也忘却了道义……吉野的忠烈精神默默消失了，足利氏权倾一世，这样的室町时代……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言说” （《物语日本史》）。不只是足利义满本人，连整个室町时代都被从根本上否定了。可以说在近代的历史叙述中，足利义满被又一次“枭首”，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反复地“枭首”。实在是何其可悲的事。

“二战”以后，“皇国史观”从历史教育和历史叙述中被强制清除，平泉澄等鼓吹者也被开除了公职。关于足利义满及室町政权的研究在战后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重燃，特别是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当代的历史学的立场之上，从东亚的视角重新开启对足利义满的思考。本书的主旨正在于此。“皇国史观”这种陈腐的观念看上去已经被扫进了垃圾堆，然而实际上，在今天的日本仍然能够看到很多顽固的残留。比方说，由平安神宫（京都府京都市）主办的京都三大节庆活动之一的时代祭，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古装巡游活动，每年十月都会吸引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观看。时代祭的队列，按照从明治维新到平安时代的倒叙方式排列，2000多名古装演员需要扮演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比如丰臣秀吉、织田信长这样的名人。但很少为游人所知的是，在2007年以前，京都时代祭里面一直都没有室町时代的队列。反而是带着浓厚“皇国史观”色彩的“吉野时代”赫然在列。即便后来加入了室町时代，队列中登场的人物也仅以“足利将军”的模糊称谓指代，里面并没有出现任何一位室町幕府将军的名字，当然，也没有出现足利义满的形象。至少在时代祭呈现出的观念中，足利义满仍然没有洗清“逆贼”的嫌疑，仍然是一个需要从历史叙述中抹杀的存在。

最后，我想再讨论一个问题：放在中世日本的历史长河中，接受明朝册封，成为“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中世是一个先例主义的时代，人们更倾向于按部就班地做事。在公家或武家社会中，每当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查询先例——这时候，中世流行的日记史料就发挥了作用——活动应该几时开始？应该安排多少人参加？每个参与者应该安排什么角色？无一不需要查询先例。在众多的先例中，有的是备受好评的“佳例”，有的虽未必不佳，但因为后来发生过不祥的事情，便被连带着认为“不吉”，是应当回避的先例。比方说，当足利义持之后的室町殿足利义教试图恢复对明朝贡时，册封仪式该如何搞，将军应该如何向明朝的国书行礼，就需要参考义满时期的先例。对先例的了解，成为中世贵族社会最重要的知识。甚至，对制度、服饰、官职、仪式的传统进行考证的工作孕育了中世社会一项极为重要的学问：有职故实。在这样一个更喜欢因循守旧的时代，打破先例，突破常规，是十分困难的。这在对外交往的领域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明朝对朝贡体制下国家间外交的坚持，是“人臣无外交”。也就是说，为人臣者，若无君主之命，不得与外国交往，不得对外交涉，并且，具有朝贡天子资格者，也应该是一国之君主。一开始与明朝通使的足利义满试图回避这一点，选择与中书省或丞相通信，而这使得他与明朝的外交摸索屡遭挫折。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些难以理解。我们或多或少能够理解明朝对“人臣无外交”的坚持，却不能理解足利义满为何要回避这一点。

实际上，自平安时代中期以来，日本对外交往的原则，也是“人臣无外交”，但这和明朝所坚持的截然相反——在日本自己眼中，日本的天皇同样是天子，因而外国的陪臣不得私自与日本的地方政府朝廷通使，外国的国书也不能有损天皇尊严。但这一套在实际的对外交往中经常是行不通的。毕竟，周边国家的使节并不会认日本的天皇为天子。于是，我们看到日本的统治者事实上贯彻了另一套准则，或者说需要因循的先例：“人臣外交”。平安时代的公家朝廷曾经多次与高丽王朝、宋朝通使，大多采取了不让朝廷自己站在外交前台，更不让天皇在外交文书中出场的原则。站在外交前台的是九州的地方管理机构大宰府。比方说，延久四年（1072）京都大云寺的僧侣成寻入宋巡礼，朝拜五台山的夙愿达成后，他命他的弟子五人回国，并将宋神宗赐予的礼品和皇帝御笔书信一并带回日本。日本的朝廷通过讨论，决定向宋朝答谢，最终，持“日本国太（大）宰府牒”的宋商（使节）出现在了中国的史料里（《续资治通鉴长编》）。也就是说，虽然显然是官方的答复，日本朝廷仍然回避了直接与宋朝打交道，而是让属下的大宰府出面。宋徽宗时期，徽宗也曾给日本送来国书，日本朝廷还是照例让大宰府出面回信。同理，平安王朝与高丽的通信，也采用“日本国大宰府牒”的形式。在平安时代中期，宋朝明州（宁波）官府曾多次与大宰府通信，二者均为地方政府，形式上倒是比较合理，但为什么面对宋朝皇帝的国书，日本方面还是坚持让大宰府回信呢？渡边诚在《王朝贵族与外交》一书中指出，日方之所以如此行事，就是为了让天皇不参与与中国皇帝交往的礼仪秩序。

当时的日本人，就像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一样，将自己想象成世界的中心。而在中世以来的僧侣和贵族们的世界观中，这个世界中心的核心，就是天皇。虽然无法建立一个对等的国际秩序，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书》）的观念早已存在，你是皇帝，我也是皇帝，日本的贵族们当然希望中国的皇帝能将日本对等视之。然而在实际的朝贡体制下，这一愿望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天皇远离东亚世界的国际政治，将日本自己的“皇帝”排除在外交场合之外，于是，也就避免了“有辱国格”的问题。这就是日本一再坚持“人臣外交”的原因。

那么，足利义满放弃“人臣外交”了吗？从表面上看，日本与明朝的外交是“日本国王”与皇帝的外交，是按照明朝设定的朝贡体制规则开展的国家间交往活动。但读了本书的各位读者朋友可以很快戳穿这个“谎言”。作为“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并不是日本的君主。他的身份是日本国内政治秩序里的一位“人臣”。一开始对建文帝通使时，义满使用的“日本准三后”这个身份，正显露了他的“人臣身份”。因此，足利义满对明朝的外交，包装虽然是朝贡体制的，但内核，还是中世“人臣外交”的惯例。

足利义满去世后，继任者足利义持很快就放弃了对朝鲜的外交文书中使用“日本国王”称号的做法。后来恢复朝贡的足利义教，也没有在对朝鲜、琉球的外交中把“日本国王”的称号捡回来，而是自称“日本国源某”。当然，他在向明朝上表时只能自称“日本国王”，否则外交无法开展。可一旦有施展“人臣外交”的机会，室町幕府的执政者们就会立即退回中世的惯例上去。顽固的中世惯例，即便是足利义满也改变不了。

如前所述，室町政权的执政者们，仍然面临着“天皇地位问题”。室町幕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北朝的天皇，足利义持这样的执政者自视为“天皇家的执事”。即便是看上去跳脱出了中世的常规，扮演近乎“法皇”角色的足利义满也不曾有过颠覆天皇制的想法。天皇在中世国家中仍然是真正的国王，是中世国家统合性的象征，足利义满不曾破坏这条中世国家的最高原则。因此，足利义满是中世对外交往传统的颠覆者吗？恰恰相反，他是中世传统的维护者，只不过，他在朝贡体制的框架下，以柔和的方式，仿佛太极推手一般，绕开了中世传统与朝贡体制原则的冲突，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已。

因此，本书的标题“皇帝与国王”实际上有着三重含义。其一自然是明朝皇帝（建文与永乐）与被册封“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足利义持；其二是普遍意义上的朝贡体制内的皇帝与外国蕃王的君臣关系（也包括“朝鲜国王”）；其三则是存在于日本国内政治秩序中的“皇帝”（天皇）与“日本国王”足利义满、足利义持。这三个关系在我们理解近代以前的东亚国际关系及日本的角色时不可忽视。只有理解了“皇帝”与“国王”的微妙关系，才能真正弄清楚朝贡体制下的日本，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状态。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