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辛亥年的秋风吹过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了沉寂的夜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种迅速点燃了神州大地。短短一个多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份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黄龙旗在东南
当辛亥年的秋风吹过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了沉寂的夜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火种迅速点燃了神州大地。短短一个多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份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清廷统治。黄龙旗在东南各省纷纷坠落，象征共和的五色旗迎风飘扬。城市的街道上挤满了剪掉辫子的人群，学堂里传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似乎不可阻挡。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北地区——陕西、甘肃、新疆和蒙古，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大清龙旗依然在官衙上空飘扬，官员们依旧戴着红顶花翎，士兵们脑后拖着长辫。西北的军政大员们不仅拒绝响应革命，反而加紧整军备战，誓言要“捍卫皇统，再造王室”。
为何在同一片国土上，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西北地区为何成为清廷最后的堡垒？
孤岛西北：革命浪潮中的“异度空间”
1911年11月的西安城，呈现出一幅与南方革命城市截然不同的景象。当东南各省纷纷成立军政府之时，陕甘总督长庚却下令紧闭西安城门，在全城实施宵禁。城墙上增加了巡逻的士兵，城门处增设了检查岗哨，对进出人员严加盘查。长庚还下令收缴全城所有的电报收发设备，切断与东南各省的电报通讯，试图将西北变成一座信息的孤岛。
在兰州，陕甘总督衙门连日召开紧急会议。长庚召集了甘肃布政使俞明震、宁夏将军台布、西宁办事大臣庆恕、陕西巡抚允升等西北重要官员，商讨应对之策。这些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们达成共识：西北地区必须坚守对清室的忠诚，不惜一切代价镇压任何革命活动。
长庚甚至拟定了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组织一支强大的西北联军，东出陕西，南下四川，最后顺长江东下，“剿灭叛军，收复东南”。这个计划得到了陕甘两地清军将领的支持，其中包括甘肃提督张行志、固原提督张绍先、甘肃陆军司令黄钺等实力派人物。
与此同时，长庚还致电新疆巡抚袁大化、伊犁将军志锐，要求他们稳定新疆局势，防止革命思想传播。在蒙古地区，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也加强了对蒙古各旗的控制，严防革命党人的渗透活动。
为什么西北地区对清王朝如此忠诚？
这与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西北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新的思想观念难以传播。同时，西北地区民族构成复杂，汉、回、蒙、藏等多民族杂居，清王朝长期以来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各民族之间相互制衡，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清力量。
更重要的是，西北地区自1860年代以来，历经回民起义和左宗棠平定西北的战争，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廷通过军事手段重新确立了对西北的统治，并在之后几十年中，刻意培养当地官员和将领对清室的忠诚。许多西北军政要员都是世代受清廷恩惠的旗人，或者是在平定西北过程中获得功名的汉人官员，他们的利益与清王朝紧密相连。
铁血督抚：西北军政大佬的保皇决心
在西北地区，有一批坚决保皇的军政大员，他们成为抵抗革命的中坚力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允升和新疆巡抚袁大化。
长庚，字继仙，满洲正黄旗人，出身官宦世家。他历任伊犁副都统、西藏办事大臣等要职，1909年被任命为陕甘总督。长庚是清王朝的忠实臣子，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对革命深恶痛绝。武昌起义消息传到西北后，他立即表示：“臣受国厚恩，当此危难之时，唯有效死力争，保全西北，以待王师。”
允升更是保皇派中的极端分子。他是蒙古镶黄旗人，曾任陕西布政使，1911年升任陕西巡抚。允升对革命党人极为仇视，在陕西境内大肆搜捕革命分子，镇压任何可疑活动。他甚至组织了一支特殊的“剿匪队”，专门对付革命党人。
新疆巡抚袁大化也是坚定的保皇派。他出身汉军旗，早年追随左宗棠平定新疆，在西北经营多年。袁大化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立即通电全疆，宣称：“新疆地处边陲，民族杂处，一旦发生变动，后果不堪设想。各级官员务必恪尽职守，维持地方稳定。”
这些西北大员们不仅口头表态，还积极采取行动巩固清廷在西北的统治。长庚重新调整了西北的军事部署，将最可靠的部队部署在战略要地；允升在陕西境内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加强人口控制；袁大化则加强了对新疆边境的管控，防止革命思想从境外传入。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北大员之间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专门的驿道传递消息，互相通报情况，协调行动。长庚作为陕甘总督，实际上成为了西北保皇力量的协调中心。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得西北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保皇阵营。
军事布局：西北清军的战略部署与准备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革命浪潮，西北军政当局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长庚等人清楚地知道，要保住西北这块最后的堡垒，必须依靠军事力量。
首先，长庚重新整编了西北地区的清军。他将部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线是新军，装备较好，训练有素；第二线是巡防营，负责地方治安；第三线是八旗兵和绿营兵，作为后备力量。其中，最具战斗力的是由甘肃陆军司令黄钺指挥的新军第二标，这支部队装备了德国制造的步枪和火炮，是西北清军的精锐。
其次，长庚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巩固甘肃和新疆的防务，确保西北大后方的安全；第二步是平定陕西可能出现的革命活动；第三步是待时机成熟时，东出潼关，配合北洋军收复东南各省。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长庚进行了具体的兵力部署：令甘肃提督张行志率部驻守平凉，控制陕甘要道；令固原提督张绍先驻守固原，防止革命势力向北扩散；令西宁镇总兵官马安良率领回军驻守西宁，稳定青海地区；令宁夏将军台布加强宁夏防务；令新疆巡抚袁大化确保新疆稳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庚对回族军事力量的运用。西北地区回族人口众多，且多有尚武传统。长庚刻意笼络回族上层人物，任命一些回族将领担任要职。如马安良、马麒等回族将领都被授予兵权，成为保皇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策略有效地利用了西北地区的民族特点，增强了清军的实力。
此外，长庚还注重后勤保障。他在兰州设立了总粮台，负责筹集和调配军粮；在平凉、固原等地设立分粮台，确保部队供给。同时，他还派人到天津购买武器装备，通过驼队经蒙古草原秘密运往西北。
通过这些军事准备，西北清军建立起一道坚实的防线，准备应对任何挑战。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西北保皇势力的美梦很快就将被现实打破。
革命星火：西北地区的反抗力量
尽管西北军政当局极力压制，革命的火种还是在西北地区悄然传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新军军官和会党成员秘密组织起来，准备响应东南的革命浪潮。
在陕西，革命活动尤为活跃。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井岳秀兄弟早在1908年就开始在西安发展革命力量。他们秘密联络新军中的进步军官、哥老会成员和青年学生，组建了一支地下革命力量。1911年10月22日，就在武昌起义后12天，陕西革命党人率先在西北发动起义，攻占西安满城，成立陕西军政府，推举张凤翙为都督。
陕西的独立对西北保皇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长庚立即调集甘肃清军，由固原提督张绍先和甘肃提督张行志分别率领，从东西两路向陕西进攻。同时，允升也组织残余清军进行反扑。陕西革命军与清军在潼关、长武等地展开激战，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在新疆，革命活动也在秘密进行。伊犁是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攻占惠远城，成立伊犁临时政府。新疆巡抚袁大化立即调集军队镇压，双方在精河、沙泉子等地展开激战。
甘肃的革命活动相对较弱，但也并非毫无动静。1912年3月，甘肃秦州（今天水）发生起义，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虽然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但它表明革命思想已经在西北地区传播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东南各省不同，西北革命力量中，会党组织（如哥老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会党组织网络广泛，成员复杂，既有底层民众，也有士绅和军官。革命党人巧妙地利用这些现成的组织网络，快速动员起反抗力量。
此外，西北革命还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在回族聚居区，一些进步的回族知识分子和开明阿訇也同情革命，他们传播新思想，动员回族群众支持革命。这使得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呈现出多民族参与的特点。
尽管西北革命力量相对弱小，但他们的存在和活动，打破了西北保皇势力的一统天下，为最终西北转向共和创造了条件。
大势所趋：西北保皇梦的破灭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一消息传到西北，在保皇派阵营中引起了巨大震动。
面对全国大势，西北保皇势力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认识到，继续坚持保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给西北人民带来不必要的战争苦难。甘肃布政使俞明震、甘肃劝业道彭英甲等人开始主张顺应时势，接受共和。
然而，以长庚、允升为首的强硬派仍然拒绝接受现实。允升甚至宣称：“皇上退位必非本意，乃是受袁世凯胁迫所致。我等作为臣子，当起兵讨逆，迎复圣驾。”2月13日，允升自任“陕西都督”，继续指挥清军与陕西革命军作战。
长庚的态度则较为矛盾。作为西北最高军政长官，他深知继续战争的困难：军心已经开始动摇，粮饷筹措日益困难，士兵厌战情绪蔓延。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背负“武臣”的骂名，内心十分挣扎。
2月20日，袁世凯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要求西北各地接受共和。这一任命打破了西北的僵局。赵惟熙立即通电甘肃各地，要求停止战斗，接受共和。长庚见大势已去，于2月24日宣布交出政权，离开兰州。
允升成为最后的顽固派。他拒绝接受任何调解，坚持与革命军作战。3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下令全国停止军事行动。但允升仍不罢休，率部退往甘肃，企图继续抵抗。最后在部下的劝说下，才不得不接受现实，经蒙古流亡俄国。
新疆的袁大化也经历了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他坚持保皇立场，镇压伊犁起义。但在全国大势和内部压力下，最终于4月25日宣布接受共和，交出政权。
西北保皇梦的破灭，标志着清王朝在中国统治的彻底终结。尽管西北地区对革命的反应迟于东南各省，但最终仍然顺应了历史潮流，避免了更大的战争灾难。
历史沉思：西北特殊性的深层原因
西北地区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表现，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原因。
从地理环境来看，西北地区深处内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时，西北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速度较慢，社会变革的动力相对不足。
从历史背景来看，西北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清王朝视西北为“根本之地”，给予特别关注。自乾隆时期平定准噶尔后，清廷在西北建立了完善的军政管理体系。左宗棠平定回民起义后，进一步强化了清廷对西北的控制。这种历史传统使得西北地区对清王朝的向心力较强。
从社会结构来看，西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之间的隔阂较深。清王朝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刻意制造和利用民族矛盾，使得西北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清力量。特别是回汉之间的矛盾，常常被官府利用来维持统治。
从经济基础来看，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新兴社会力量较弱。东南地区的革命运动得到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等新兴社会力量的支持，而这些力量在西北地区相对薄弱。
从军事布局来看，清王朝在西北驻扎了大量军队，军事控制力较强。这些部队中的许多军官都是旗人或者受清廷特别恩宠的汉人，他们对清王朝的忠诚度较高。
此外，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也是重要因素。西北与俄国接壤，边境安全问题突出。当地官员常常以“维稳边防”为理由，压制任何变革要求。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西北地区成为辛亥革命中的“特殊区域”，呈现出与东南各省不同的历史景象。然而，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任何地区最终都无法抗拒时代的大潮流。西北地区虽然反应迟缓，但最终还是融入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进程。
1911年辛亥革命中的西北故事，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展示了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不同地区因应时代变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然而，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向前进的。西北地区最终接受了共和制度。
来源：清風明月逍遥客一点号